时间:2024-07-06
程波涛,檀梓萱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风俗通·祀典》记述: “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1]传统文化中, “虎”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王者指代,驱瘟逐疫的俗信附会,还是承载着求吉纳祥的符令等,都与传统民俗信仰有着内在关联。尤其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虎兼具驱除火灾、失窃、邪恶等护佑功能,而这些也是打开人们认识民间节俗中诸如悬虎图像于门、做面虎、布老虎等行为的密钥。
自古以来,虎在人们心目中作为百兽之王的地位一直没有更易过。从隐喻层面来看,虎被视为 “威” “神” “力” 的象征。虎以猛兽为害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诸子的言论中。 “《老子》中两次提到虎,均与兕并称,‘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兕即犀牛,力大而性情暴烈。兕虎并称,显示其对人的巨大危险性。”[1]在生存环境险恶的原始社会,先民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产方式,几乎没有能力抵抗老虎这种庞大而凶残的猛兽。在生存都缺乏基本保障的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祈求祷告有法力的神祇以寻求护佑,故而人们经常将一些美好的企盼寄托在兼具 “神” “威” “力” 功能的 “虎” 身上。
虎图像作为一种民俗符号,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旨趣和文化意义,具有质朴而丰厚的文化内蕴,也承载着特殊岁月里人们心理与精神上的某些寄托。虎图像通常是以隐喻、象征等手法,来传达国人驱邪求吉的心理与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虎图像最初关联的是单向的原始图腾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虎图像视觉符号内涵在被强化的同时,也在多向度展开,而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其民俗意涵也在扩充和延展,在一定程度上抚慰着民众的精神需求。本文通过民俗空间视阈的选择,旁参以艺术学、宗教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虎图像的文化属性、民俗功能与应用意义进行多维度释读。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虎图像作为典型的民间美术形象,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与象征意义。在原始时代,虎图像就已作为图腾符号之一。经过长期发展,其内涵意指在不同的物品结构中体现出不同的含义。具体而言,虎图像的民俗文化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虎图像代表的是 “威” ,即威严与权威。作为百兽之王,虎是神秘而不可冒犯的;人们对虎如同对待威严与权威,怀有一种畏惧感。虎头前额上的纹路与 “王” 字相类,由此便被附会出王者的身份,成为权威的代表。其次,虎图像也代表着 “神” ,即神勇和神威。《周易·乾经》云: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2]这种神异功能和神秘感应是其他动物所难以具备的。与群居类动物不同的是,虎独来独往,有着自己的专属领地,这种极强的生存能力结合其凶猛的本性和迅速、果断的行为,更为虎图像关注和描绘,意在着力突显其神勇的仪态和神异功能。最后,作为民间信仰的崇拜,虎图像还具有 “力” 的意指。 “力” 即力量与能力。在民间故事中,虎更被赋予强大的力量和特殊的神威,经常杀戮或吞食那些令人惧怕的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早在东汉时期的南阳画像石中,就有刻画虎食鬼魅的场面。民间常见的虎门神、虎头鞋、虎符等,都是由虎文化母题所延伸出来的美术样式。
民间美术作为通俗的艺术形式之一,体现着大众心理的符号形式。 “个体对符号形式的共同欣赏,这些形象有助于将个体联合到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之中。”[3]传统艺术图像中的虎元素作为图像化的载体,主要利用线条、色彩、构图等显性符号,通过象征或喻义的方式,无声地传达着人们的信仰和寄托。不同时代的人们,通过不同的传承方式和传播渠道,借助虎图像被赋予的俗信功能,力图达成心中的祈愿与诉求。例如,人们在传统木版年画中运用虎图像,将虎的模样置于年画的图式之中,将年画贴在门上,期望借助虎威来镇宅和守家护院。正是基于虎所蕴含的丰富内蕴,人们常以虎图像为元素进行创作,通过虎虎生威的图式,展现虎的本性与神威,以此驱邪,体现了传统社会人们某些内在的民俗观念和生存意愿。
传统木版年画中虎图式的显性因素主要是动态感的线条。从视觉层面来审视,虎的造型方式和表现手法,会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以虎图像本身含有的 “威” “神” “力” 的象征意义为基础,使人们在面对虎图像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敬畏的感受。这种威严的形体感,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并非来源于观者自身,而是取决于虎图像意义的建构和功能的营造。当虎图像的这些象征意义和俗信功能重叠、附加或不断被渗透到木版年画之类的民间美术中时,就传达出人们的情感与意愿,那就是希望兼具 “神” “勇” “力” 的虎,充分发挥其镇凶、辟邪、去疾之类的功用。
木版年画中的虎图像多是夸张或变形的,常选取的形态有:疾驰如风,缓步前行,憨态可掬,准备捕食……这些具有动势感和威仪感的图像,常常使虎的威猛感和震慑力聚拢到木版年画之中。为了更好地表现虎的 “动” “势” 与 “威” ,画工制版时经常在线条运用上下功夫。用来描绘虎图像的线条,通常都极具饱满的力量感。这不仅仅在于单纯的粗细程度,例如,粗线或细线的结合使用,强调一种整体的圆润流畅、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视觉效果。比如虎身,为了体现皮毛的质感,身体边缘的勾勒型线条往往是被弱化的,在弱化身体边缘线的基础上,突出虎身的虎纹与额角处的 “王” 字。换个角度说,对粗硬的虎纹和额头上的 “王” 字的着重表现与细弱的皮毛形成强烈对比,使虎的王霸地位得以充分凸显。传统木版年画中常利用虎图像所独有的意象元素,通过线条的搭配和色彩对比,将虎的威严、凶猛、不怒自威的王者风范,传达给观者。
在传统木版年画与虎相关的作品中,虎图像往往呈现出居中的特点,这种中堂画式偏对称的构图因为元素较少,更能凸显出等级、地位的重要性。虎图像位于画面正中,形象较为高大、饱满,能够占据画面的大片空间,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一种单纯的仪式感。这种表现手法从心理上给人带来一种肃穆、庄重的感受。
木版年画中虎图像的构图方式,与另一种常见题材《老鼠嫁女图》构图产生了鲜明对比。与纯平面化的虎图像题材不同,老鼠嫁女这类题材的木版年画常常体现出较为立体的观感。在 “老鼠嫁女” 的图像中,主体较多,构图以 “Z” 字形为主,有前后秩序感,呈现出一种有秩序的空间感。这不仅仅与老鼠行走时的动作有关,也表现出艺人们对老鼠和虎的不同态度与认知。成群结队的老鼠,目的在于凸显老鼠的生存特性与群居状态;单独行动的虎,意在使其 “威” “神” “力” 得以聚焦与彰显。而虎头鞋、虎头帽等工艺也重在夸张虎的类似威力,像北方面塑中的面虎塑造,主要突出虎头和锐利的虎牙,这样不仅具有装饰性,而且更彰显了老虎威猛的本性。
虎文化及相关风俗历经数千年时间,由先前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再经世俗化转变为一种独特的风俗。这种虎崇拜心理,最终演变为镌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虎图像所承载的文化意涵是为了适应和满足人们精神与生活的诉求。当人们不满足于基本的镇辟功用时,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护佑功用。
除虎图像外,人们还创造了各类与虎图像相关的纹饰图案。潜明兹在《中国神话学》中写道: “至西周初,龙、凤与虎的纹样逐渐增多……经汉、唐至宋,由于龙凤的贵族化,虎的神秘色彩依次减弱,广泛深入到民间而世俗化,才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母题之一。”[4]其实,任何一个民俗图像,都有其生成的 “原境” 和意义的集聚。透过民俗图像及其 “原境” ,我们能够看到潜涵其中的信仰和意愿。虎图像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人们对虎图像功用认知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借助虎图像来达到趋利避害、护佑生命的功用。这种带有护佑色彩的心理感受可分布在具体的空间中,包括木版年画、面塑、刺绣、民间绘画等作品中。
色彩明亮鲜艳,手法夸张,对比强烈,富有装饰效果是虎图像作品的直观反映。具体来说,虎图像作品的色彩搭配往往具有很强的民俗意味和观念色彩。从民俗学的视角来分析,虎图像的色彩搭配是在极力传达其特定的护佑意味。在此类民间美术作品中,譬如面塑、泥塑等,设色上多是大胆、夸张、夺目的。传统的虎图像常常使用黄、红、黑、青等颜色来描绘不同部位。明度较高的颜色排列组合到一起时,往往会有强烈的对比效果,单纯明亮的颜色更能凸显出老虎的生机和活力。鲜亮明艳色彩的广泛使用,不仅出于美观的考虑,更具丰富的象征寓意。通过黄、红、黑等非常单纯和极具象征意味的色彩,来营造一种简单、鲜活的民俗艺术氛围。在这些色彩的暗示下,人们希求虎图像发挥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在帮助人们躲避一些危险事物的时候能护佑生命安稳平顺,迎接吉祥福禄和美好生活。
在历史长河中,以原始图腾崇拜为根本,随后衍生了 “神” 的看法,其相对而言似乎能更稳固地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比如《风尚通义·祀典》中就有 “画虎于门,鬼不敢入” , “虎为阳,百兽之长也,能执博挫锐,锉食鬼怪”[5]之类的记载。从中不难发现,民间这种崇虎、畏虎的观念,已经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渗透于人们思维之中了。就虎图像所营造的情境空间来看,虎不再是独立的个体,除镇辟功用外,其还具有护佑功能与象征意义。作为图腾崇拜和民俗信仰交互作用的视觉载体,传统木版年画中的虎图像和建筑物的吞口等,不仅在图式层面可以起到镇辟功用,当我们以一种 “整体观” 视角观看时,其 “护佑” 的功用也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事实上,在木版年画中,观者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被保护、被辟佑的安全感等心理幻觉。
“民间一旦确定了某种信念,对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是虔诚的,特别是对赋予了超自然能力的神物,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6]譬如说,我国西南地区有一个崇拜虎文化的民族——彝族,虎在彝族文化中被视为原始图腾的标志,且同样具有 “威” “神” “力” 的含意。久居于西南地域的彝族人经常会在家中的神龛上,供奉一些虎形的神灵物,在房屋大门上挂着类虎形的辟邪物,屋内墙壁上挂着虎图腾图案的壁挂,同时在村落部寨的路口专门设有形状似虎的石虎神。再如,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也有虎崇拜习俗,在不同民族崇虎、尚虎的行为背后,承载的是他们渴望得到虎的护佑的民俗心态。
虎在彝族被视为圣兽,在情境空间中通过各种物化的形态,更显示出虎的至高无上和通天神能,从而能够保佑百姓的神祇形象,因此长期被彝族人民所顶礼膜拜。在彝族文化中,他们视虎为神灵,并将虎神称为罗尼,在这种崇拜心理之下,彝族人民认为:虎神不仅可以镇慑鬼祟,消灾驱邪,还可以保佑他们得偿所愿、安好平宁。因此,他们会把自己包括家庭的幸福安康,都全心全意地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这种由崇拜而产生的俗信观念,不仅仅反映出人们自主地祈求虎图像的保护,并营造出一种处于虎的保护之下的情境,同时虎图像也给予民众内心护佑宅室、平安吉祥的渴望与慰藉。
随着文化背景的不断变迁,虎图像的生殖符号不断繁衍、组合排列,图式空间和情境空间在不断充实与丰富。关于虎图像的各类元素组合微略地改变了各自形象意蕴的发展轨迹,在虎文化的本体之上衍生出新的文化主题和现实民俗功能,使得虎图像原有的内涵意旨发生了扩充、延展,譬如来自社会空间的某些改变,使虎图像也投射出强烈的驱瘟防疫功用。而这种驱瘟防疫的功用,主要来源于社会不发达时期底层民众一种朴素、真实的群体性心理行为。
古人生产生活水平低下,医疗物资匮乏,防疫驱瘟尤为重要。传统民俗中有一系列不同形式的驱瘟消病活动。年节期间,燃放鞭炮、张贴传统的木版年画是年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民俗信仰影响的虎图像,不仅承载着人们渴望 “赐福” “禳灾” “祛病” 的朴素愿望,而且体现了人们在匮乏的条件下的民间智慧,以及渴望借助外力来战胜困难的希冀。
对于虎图像的崇拜根植于普通百姓的思想观念中,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原始崇拜与信仰,其背后更是体现了当时条件下人们朴素却又真实的生存意愿,由此不断衍生和丰富着民俗文化中 “虎” 的信仰。正如吕品田所言: “这些符号性质的事物表象和关于符号意义的‘说法’,在长期的辗转流传过程中已不同程度地模糊或丧失了它们的原始实践意义,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观念符号。作为观念性存在,这些符号通过集体意识的渗透作用深入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识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共同语汇。”[7]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始终崇信虎是极为有力的圣物异兽,并能驱除家庭的火情、盗窃、险恶等多种灾害与不祥。故此,以虎图像为主题的年画常常被挂在墙上并且正对着大门,意在使恶魔、鬼魅因惧怕而不敢妄入。事实上,虎图像与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功能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诚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言: “在讨论象征型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拜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8]
具体到以传统木版年画等为载体的民间美术中,基于图式层面虎图像的神秘内蕴和被赋予其中的民俗蕴意,当转化到社会空间中时,更强调的是其在社会情境中的文化应用。在民间,虎图像在驱瘟消病俗信活动中经常出现和反复被应用就是一种佐证。像传统木版年画本身和虎图像元素的运用,使得这种驱瘟辟邪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民俗心理相吻合,换句话说,更强化了传统民俗节日的礼俗氛围。每逢春夏之交,尤其是端午节前后易出现瘟疫,于是南方多地就有给孩童戴老虎索和虎食五毒肚兜的习俗,意在借助虎的力量来驱瘟辟邪。在古代社会,常会遭遇诸如疾病瘟疫之类的灾害与不祥,在生产力落后和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面对这些灾害难免会产生畏惧心理。对此除了运用有效的防疫方法之外,古人更注重心理层面的阻隔,希求借助宗教巫术的力量来驱逐灾异和战胜疾病,而剪出、绘制、缝制出虎的形象,便成为民俗应用空间中常见的形式。
民间崇虎的心理还更多地体现在生育习俗方面。在有新生儿出生的家庭,人们会提前准备好虎头帽、虎头鞋,目的是求子似虎,在虎的护佑下,邪祟、瘟疫和疾病都远离孩子,使婴孩健康成长。类似民俗至今在很多乡村地区仍流传不衰。虎图像所折射出的传统民俗观念是丰富和多元的,因此,传统木版年画中的虎图像以及面塑中的虎形象等,并非孤立的、静止的,而是打破了时间、空间、材质和表现形式的界限,被广泛传播。当然,护佑功能不仅局限于孩童范围,在寻常时日,人们也会将一些祈愿维系到 “虎” 的信仰上,较为典型的如 “贵人” “贵相” 多与虎相、虎威、虎运相关,又比如成语 “虎头虎脑” 形容年青人长得可爱、生气勃勃, “龙骧虎步” “气势如虎” 形容人威武、从容、稳重的行姿仪态,这些描绘均有虎的民俗文化心理的召唤。
木版年画中的 “虎” ,除了镇辟、护佑外,更重要的是虎图像辟邪消灾的神性功用。在多种民俗活动中我们都能见到 “虎” 的身影,包括各种岁时节令、人伦日常等,人们将所画、所书之虎置于特定的位置。正是受中国神话和俗信影响,虎被赋予能驱除家庭的火灾、失窃、邪祟的功能,因此,春节人们有在门上张贴虎画的习俗,意在镇辟邪祟,类似的还有做面虎、布老虎,以及孩子们戴虎帽、穿虎头鞋、睡虎枕;端午节孩子穿戴 “虎食五毒” 的刺绣肚兜之类的传统习俗,皆因作为百兽之王的虎被赋予非凡 “神” 性,其神威可以驱疫逐瘟、禳除不祥,也能保家护宅、护佑健康。
民俗信仰空间中的虎图像,并非以一种单纯艺术形态进入到民间艺术中,而以其特定的观念和意识留存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应用空间,不断重复着被赋予的 “镇辟” “护佑” “驱瘟” 等民俗文化功用。像有虎图腾崇拜习俗的土家族,经常将吞口作为辟邪和吸纳财富的神物,而这种带有特定意义与功能的虎图像,以其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之中,反过来也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当然,包括审美观念和心理诉求等。可见,对于虎图像的探讨,不但有民俗文化层面的意义,而且也有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审视,这对 “虎” 所承载的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应用和衍变,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民俗图像空间中,通过对线条、色彩、构图与主题的选择,我们不难感受到民俗信仰中 “虎” 的镇辟功能;在情境空间中,通过对整体情境的营造,则能审视 “虎” 护佑下的民众心态;在社会空间中,通过对虎图像的利用,民众从心理层面能够体味出驱疾消灾的文化暗示。 “虎” 本身并不是神兽,只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被人们赋予了一定的神异功能和文化蕴意。伴随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对虎崇拜的观念和心理日渐被消解。但是,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民俗文化现象,虎图像所承载的趋吉避害的心理,并未从民俗文化的沃壤之中完全剥离。当我们寻绎和释读虎图像的深层意蕴时,通过对传统木版年画中虎图像生成、流变的把握,以及对其民俗应用规律的剖析,不难发现潜涵其中的民俗心理和文化观念。当然,这些极具民族文化色彩的民俗现象和民间美术样式,无疑是值得深度关注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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