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五四”启蒙与左翼文学的承继与发展——以沈从文小说《萧萧》为例

杨 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沈从文与“五四”启蒙精英批判国民性、左翼文学批判阶级压迫不同，最终却以一个“敬谨的和平主义者而知名”［1］。他没有“鼓吹‘进步’思想，而是返身回顾，致力书写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人物风俗。他没有发出礼教吃人的呐喊……相反的，他却在大变革的前夕召唤对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1］280。这种判断看似比较公允，其实并没有顾及到作者“那背后隐伏的悲痛”［2］4。其实，作者既鼓吹进步又批判吃人，不过比较委婉或者反讽而已。以《萧萧》为例，主人公萧萧在做童养媳的过程中，虽然没遭遇启蒙文学中的各种虐待，偷情怀孕之后也没遭遇左翼文学中的沉潭酷刑，但作者显然对反映村民愚昧以及弱势群体个人权利丧失的各种陋俗，怀有切肤之痛和深切怜悯。沈从文没有直接控诉愚昧风俗的血腥与残暴，却纵笔描写那些即使是暂时逃脱惩罚的弱者，也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3］，虽然侥幸避开各种血光之灾，但最终也无法逃脱被强者任意摆布的命运。同时，由于那些惨痛灾难仅仅是因为侥幸才得以幸免，这就暗示出在她们生活的那个时空中，还有众多芸芸众生对苦难命运在劫难逃。在作者笔下，萧萧等人的故事虽然不是生活悲剧，然而却是时代命运悲剧的一部分，她永远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无法成为“女学生”，从小到大她一直都只能逆来顺受，完全失去做人的主体性，各种致命性的苦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其身。以此观之，沈从文的作品在继承社会批判传统方面，不仅更加深刻和细腻，而且在表达方式方面，更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第三种”即田园牧歌情调新风貌，使之大大增强艺术感染力，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田园牧歌”表象反衬真实“悲剧”命运

沈从文在表现“童养媳”等主人公生活的时候，虽然一反“五四”以来控诉社会罪孽的痛苦描写，乐于刻画他们的幸福和微笑以及自然甜蜜的日常生活，使文章颇有乐天知命、随顺自然的田园风情，但主人公背后隐含的悲剧命运，却与“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一脉相承。比如萧萧在十二岁懵懂无知的年纪就来到夫家，伺候一个三岁男孩，等他长大圆房结婚。由于丈夫还小，而萧萧已经长大成人，十五岁时，她经不住工人“花狗”三番五次的引诱，便失身并怀孕。按照民间风俗，本来要遭受“沉潭”或“发卖”惩罚，结果在长者犹豫之间，萧萧在十六岁那年生下儿子牛儿。并且由于生下的是男孩，所以受到夫家原谅,萧萧终于化险为夷，继续在夫家过着太平日子。后来在二十六岁时按民间风俗与丈夫圆房,正式取得名分。小说讲述童养媳的故事，按照本来阅读习惯，读者会预期产生催泪断肠效果，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却看不到一般情况下对于“封建”“落后观念”的批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是与同时代作品相比的独异之处。萧萧初做媳妇时，只有十二岁，照现在来看，至多是儿童期与青春期的交界。在这个年龄就嫁出去，按理说在当时的“女学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在沈从文的叙述中：“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4］149。在一开头，就说明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萧萧并非个例。与“这些小女人”大多在出嫁时“荷荷大哭”不同，萧萧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她“不哭”，其次是夫妻年龄都小，还要等丈夫成人之后再圆房。然而这一切在乡民看来早已见惯不怪，所以作者以乡民视角观之，行文波澜不惊。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在惯常视角下看来“不合理”的事情自然化了，实际上也是一种反向的“陌生化”，这种“陌生化”打开了读者新视野，进而引起读者思考其所以“自然”的原因。于是萧萧在“自然而然”地嫁出去之后，并不像启蒙者认为痛不欲生，她依然自然而然地做着儿童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在面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4］150。那种安然自得，如在襁褓、受到家庭长辈庇护的心理，是只有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才有的，因为她尚不需要担心生存，而生活的苦恼也未降临。

有鉴于此，既往评论大多认为，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不再是罪孽深重的摧残，而是还原成为了轻松的民俗描写，但其实任何人都明白，假如是自己或自己的妹妹、女儿陷入此情此景，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一个创伤事件，即使她本人不以为苦。难道沈从文真的不知道萧萧内心的痛苦吗？事实上，这些描写看似自然而然，试图用田园牧歌情调冲淡贫困艰苦的悲哀，但任何一个人都能从反躬自省中，发现萧萧自甘忍受，甚至乐于接受欢欣背后的苍凉。故事之所以化悲为喜，并非作家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使通常“有违人性”的事情写得美而自然，而是它恰恰蕴含了这样一种方法和角度：站在真正“事件参与者”的立场，一切“看似不合理”的现象于他们都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与其反抗之后得到更加糟糕的结果，还不如万事随缘，苟且偷生。沈从文之所以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人们了解这“少部分人”的命运与生活，正是因为在沈从文的叙事话语中，萧萧的故事不再以“童养媳”一词这样的刻板印象所符号化。与以往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单调叙事不同，萧萧以其自身的“呈现”获得了对“童养媳”一词的实际所指并重新加以定义的权利。她不再是“被叙述者”，而是重新定义“叙述话语”本身的“人”。这样一来，就颠覆了以往由“主流世界”去观看“边缘世界”的视角，在“主流世界”看来“病态的”“不合理的”现象，都因这种话语权力上的反置而获得了一种全新定位。这种边缘—中心转换的方法已成为当今重新审视女性、非裔黑人、殖民地文学等一系列弱势群体的主要方式，而以“他们的视角”来叙述，却早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以展现，《萧萧》便是一个很好个例。这样，除了能够更为真实地还原“主体”所见之外，更能帮助我们在“主体”作为“客体”被审视时，究竟有哪些观点是错误和荒谬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对于被启蒙者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从她们的经历看，不管是否乐意，她们别无选择，她们的深层悲剧并非启蒙者所谓 “愚昧”，而是在于命运的无处可逃，除非苦中作乐。比如萧萧的“童养媳”命运，看似自然而然，实在是无以为生的无奈之举，在乡民看来，这习俗原是为生计之所必须，别人的谴责对他们并无丝毫帮助。对于她们的命运来讲，思想启蒙远不如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关怀重要，因为失去后者，前者就不会被乡民所接受，而后者却可以直接给她们带来切身利益和命运好转。沈从文的轻松描写很容易被误读为田园牧歌情调，其实作者在用反讽手法，表达对陋俗以及弱者无助窘境的深恶痛绝，这种思想从他的结尾改写可以看出端倪，作者于1923年离开湘西，《萧萧》第一稿完成于 1929年，沈从文曾于1934年重返老家，他发现乡民各种陋俗并未改善，于是在1936年重新改写原作，在小说中增加萧萧为儿子迎娶“童养媳”的结尾，以此表达深切同情。由此可见，沈从文对待“童养媳”之类习俗的态度，与启蒙精英批判愚昧以及左翼文学批判阶级压迫的态度并非对立，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选择的叙事方式不同而已，难道描写一个人苦中作乐，就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在抨击“苦”吗？

这种看似充满田园牧歌的风情，沈从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大量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和心酸，隐藏在他们每天的欢声笑语背后，却掩盖不住他们遭受上层社会残酷压迫的凄凉命运，他们由于看不到任何改变命运的希望，只好苦中作乐，随遇而安，这种带有反讽情调的控诉，无疑为“五四”启蒙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批判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第三种新形式。这种欣赏浪漫情调背后的良心发现，与启蒙、革命精英的振臂高呼，其实并无不同，而是异曲同工。

二、对“女学生”的欣羡与“嘲讽”隐含着对“田园”的不满与对理想的绝望

田园牧歌一般与城市文明相对举，方能显示出浪漫舒缓的返本归真情调，如果说萧萧的生活代表田园风貌，那么“女学生”就代表着受到现代思想启蒙的青年人，在启蒙文学与左翼文学中无疑代表着先进方向，然而汪曾祺先生却认为：“沈先生对女学生的描述是颇为不敬的。这也难怪，脱离农村的现实，脱离经济基础，高喊进步的口号，是没有用的。沈先生在小说中说及这些人时，永远是嘲讽的态度。”［5］这种认识影响甚广，却与20世纪的启蒙思潮充满逻辑矛盾，沈先生为何要“嘲讽”“女学生”，难道她们还不如不读书的村姑可爱？究竟是“女学生”之错，还是更有他因，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剖析。然而单从作品细节看，萧萧无疑是想做“女学生”而不得，只能沿袭自己的命运，与其说乐天知命，不如说苦于别无良策而已，他们虽然欣羡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新生活，但对改变命运的绝望，却难以掩饰自得其乐背后的致命苦楚。

从表面看，作品从祖父的视角来观察“女学生”，正是体现了 “身份对调”，嘲讽语气之所以溢于言表，因为在祖父看来，“女学生”们“穿衣不管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道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假如由“女学生”来看萧萧的出嫁是“不可理喻”的话，那么由祖父和萧萧看来，“女学生的生活”才是真正“不可理喻”的。“正经事”对于“女学生”来说也许就是“唱歌打球，读洋书”，可对于萧萧和祖父来说，“农作”才是“正经事”。至于相对于“早出嫁”一样不可理喻的，是“女学生”们的“自由”：“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以这种方式来“解读”“女学生”的“自由”，耐人寻味，大概所有站在“女学生”所代表的“现代文明”视角下的观察者都未这么想过。“我们”看到的是萧萧出嫁的 “随意”，可反过来，萧萧与祖父看到的是“启蒙者”所标榜的“自由”的“随意”。也许会有人立即感到这种“解读”的“不公平”，或下意识地对此报以哂笑。可是反过来讲，“我们”对于“萧萧和祖父”的“解读”又何尝是“公平”的呢？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最好的选择就是使自己活得更好，童养媳既让萧萧摆脱孤儿的贫困，又让夫家赚得一个廉价劳动力，何乐而不为？从实用主义活命哲学来看，难道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对于启蒙者的嘲笑和批判，他们无法理解。而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想要获得一种平等的认知，几乎永远不可能。然而这种处处所体现出的“身份对调”的可贵之处，不单在于它使我们发现了启蒙者自身的谬误，更在于它说明了，恰恰通过这种“身份的对调”，我们才有了正确（或有效）理解“他者”的可能性。后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调换视角，创建“萧萧和祖父”作为“主体”的痕迹：“乡下里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4］154这几句话依然是针对 “女学生”而发，可它们并非只是为了产生一种讽刺效果，更能够使“世界上人”不安地发现，自己所标榜的生活很有可能同样是“荒诞不经”的。身为“世界上人”而仍感到骄傲的，何尝不愿意认为他们也是在“吝惜”日子。可是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糟蹋”—“吝惜”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没有哪一方是在绝对地“糟蹋”或“吝惜”日子，而只有哪一方作为“主体”在此处出现。很显然，小说里的“主体”是“萧萧一类人”。由是，我们才能完全代入萧萧的视角。因为阅读本身便是一种“作者视角”的观察，“叙述者”就像一架摄像机，引领我们去看他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而在萧萧作为“主体”被建构以后，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不能被简单化、符号化，而这些都是我们在以往的“视角”中所难以做到的。

以上这些以萧萧和爷爷为主体视角的描写，通常被解读为与城市文明不同，是乡民自得其乐的田园牧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女学生”们究竟是否代表新文化，以及作者借“爷爷”之口嘲讽“女学生”，是否代表爷爷真心的观点和作者本人的态度，这种判断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沈从文与其他文学流派关系的判断。事实上，“女学生”对自由、民主、科学的接受，当然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比如她们可以自由恋爱，接受教育，懂得用法律维权：“她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4］153。试想，如果萧萧能够受到社会资助去读书学习，工作挣钱，她一定会果断抛弃目前这种所谓“自然乐观”的田园生活，难怪她“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4］153。并且还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做媳妇！”［4］162关于爷爷的观点，虽然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讲述女学生各种形状，但他对乡下生活的艰苦与对城里人幸福生活的向往，其实处处溢于言表，比如“因为有这样一段经过，祖父从此喊萧萧不喊‘小丫头’，不喊‘萧萧’，却唤作‘女学生’”，此处显然应该没有诅咒的意思，而是一个愉快的打趣，“女学生”褒义的运用，流露出他潜意识中对现代文明生活的羡慕之情。所以，萧萧对“女学生”的命运只能羡慕而已，她却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命运的缠缚，虽然她也能自得其乐，但我们不能以此认为，她很享受自己的田园生活，并且排斥现代文明，那种以此为论据，证明作者嘲讽启蒙文学所鼓吹现代文明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其实岂但萧萧如此，沈从文笔下众多在欢声笑语中默默承担命运悲惨重担的众生们，他们在对现实生活不满又对现代文明生活向往与绝望之余，只能自得其乐，打发毫无希望的苦日子，这种形象在底层社会中比比皆是。但是，难道作者真的认同这种悲剧命运吗？其实作者在暗线中对她孤苦无依、贫穷无助的悲惨遭遇，以及无可奈何接受命运摆布的伏笔，早已暗示出深切关怀与特别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人之常情，沈从文只不过把它按下不表，而是聚精会神地描写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及时行乐”的行状而已，所以便婉转地表现出别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其实在这些风情故事展开的间隙，底层人民在接纳痛苦与绝望的同时，也经常从字缝中偶或透漏出隐约但却很扎心的哽咽声。

三、用幸免于难的惊悚故事反讽“沉潭”等恶俗的深重罪孽

萧萧偷情以及怀孕之后的惊恐不安，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实则正是“童养媳”这一陋俗的后遗症，也是她羡慕“女学生”拥有婚姻自主权想私奔的根本原因。萧萧虽然最终幸运逃脱了“沉潭”的惩罚，但只要文明进程不能制服野蛮风俗，诸如此类的各种野蛮家法，依然时刻都在对她闪着鬼眼，从她的“幸运”经历看，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有权的“施暴者”手中，那些“不幸者”只能忍受命运的摆布，并且萧萧在步步惊心的各种陋俗中生活，她以后化解命运难题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祖父、伯父们的“慈祥”上。弱势群体的命运悲剧，只有依靠幸运和别人的善心才能逢凶化吉，这种暗含泥潭步步惊心的“田园牧歌”，显然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然而在沈从文的描写中，这一切险恶都退隐成为远山丛林背景，萧萧与别人偷情，从享受其中乐趣的青年男女视角看，的确演绎成乡野浪漫爱情故事。萧萧已经长大成人，可小丈夫却还懵懂无知，萧萧被“花狗”所“诱”之时，已经十五岁，假如从“启蒙者”先入为主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这是“教育的缺失”或“风气的败坏”，而作者通过萧萧的视角，一反启蒙腔调，却描写萧萧在这“诱骗”中有着“自愿”的部分。恰恰这一点，是作者希望我们通过萧萧的视角所看到的：“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吮它，想起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作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4］158。对于一个十五岁的乡下少女来说，这确实只是“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这样轻描淡写的描述，甚至不需要被看作是作者对萧萧的有意辩解，而萧萧本身也没有对此表现出抗拒：“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终于有一天，萧萧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4］158。这段心理上的变化，丝毫不显得突兀，萧萧处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为一个成年男子所吸引，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从萧萧的视角来看，她一直都是无辜的，除非源自天性的对爱与欲的渴望也是一种罪恶。然而在萧萧的命运中，在她所生存的环境中，这种看似天然的爱情却是可以随时被处死的罪孽。在男子畏罪潜逃之后，萧萧曾想办法吃香灰、喝冷水，来打胎掩盖罪证，失败之后又想逃跑，结果还没有跑就被夫家发现了，被关押起来准备动用私刑予以惩罚：“沉潭”或“发卖”。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萧萧虽产生过“死”的想法，“悬梁、投水、吃毒药”［4］161，可她根本不愿意死：“仍然每天同丈夫在一处，她的心，想到的事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她常想，我现在死了，什么都好了。可是为什么要死？她还很高兴活下去，愿意活下去”［4］161。这一次拒绝“死”的想法，仍然是出自于本能和少年的天性。因为这些是萧萧唯一所受的关于人性的教育，我们无法对她苛责，甚至也不应该为她感到悲伤。因为在她本人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像“女学生的生活”一样正常，一样再自然不过。沈从文并没有包庇他笔下“边缘文化”的“自然性”，他从没有说“童养媳”式的婚嫁习俗是美好的，但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生活形态，为何会被当事人接受的自然的一面，这种表达耐心细致地引导读者，去体会当事人的生命温度，而反对启蒙者习惯性地对“异己的”“边缘的”人群或风俗进行妖魔化。当我们能够理解萧萧在其生存空间中的喜怒哀乐，实际上就已经把她放在了“女学生”一样的“人”的位置上，这才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形式，但我们内心的渴求，所有高尚和污秽，面对“人性”，我们受到的教育和拷问，都是一样的，这才是《萧萧》这部作品所要让我们看到的。如此这般的乡野浪漫爱情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但是，一旦这种浪漫爱情遇到挫折，如果没有萧萧那样幸运可以侥幸免于惩罚，各种残酷的恶俗就会立即让这些不经世事的年轻人死无葬身之地。如此这般的凄惨故事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在充满浪漫田园故事的字里行间，不管发生在任何环境下，都会让人读之悚然动容。这种种民间罪孽的罪魁祸首诸如族人专制、私刑泛滥、乡人愚昧、恶俗繁多等，本为启蒙者与革命者所共同谴责，却在阅读沈从文小说时容易被人忽略。其真正原因是沈从文习惯于把悲剧三言两语说完，隐藏在故事的角落里，然后用大量篇幅描写充满生机的田园风光和野趣横生的乡野民俗，并在当事人的视角下，描写他们之所以走向悲剧结局，所面临的各种神秘诱惑和迫不得已，甚至急不可耐。这种叙事手法使故事在大部分叙述过程中，充满着牧歌情调和走向诱惑的乐趣，殊不知各种吃人的力量却一直在暗中窥伺，稍不留神就会在瞬间吞噬掉这些生机勃勃的生命。即使作者经常描写诸如萧萧那样侥幸逃脱魔掌的惊悚，更加使故事充满惊心动魄和劫后余生的动人力量，但正如面临一个充满狼虫虎豹的原始森林一样，那些吃人的“恶魔”在猎物逃脱之后分明一个也没有少。而对治这一切凶险恶魔的力量，无疑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乡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沈从文笔下那些乡民各种梦魇一般的悲剧命运，才有希望得以好转。所以，沈从文与启蒙文学批判愚昧、左翼文学批判压迫不同，他通过创造“第三种”形式，将启蒙与左翼文学核心内容中对“人”的关怀，以一种极为温和、不夹杂任何主观批评态度的崭新方式展示出来。沈从文未必不曾想过如何改造他笔下人物的悲剧命运，只是他意识到并不能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运用某种概念去“批判”一切传统负担，而应该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认真理解“被启蒙者”的喜怒哀乐、欲望诱惑与生存困境，从被启蒙者自身的诉求出发，来进行一种温缓的、不违背天性的“革命”。

综上所述，同样描写“童养媳”和“偷情沉潭”事件，在“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中，人们通常在民主与科学精神感召下，通过文艺作品愤怒声讨各种陋俗“吃人”的反人道行径。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这一切悲剧却被作者巧妙化解，萧萧不再承担陋俗的痛苦折磨，反而处处逢凶化吉，生活愉快起来，以至于遭遇陋俗情境压迫的萧萧，甚至被解读为其“命运并不悲惨，简直是一个有点曲折的小小喜剧”［6］，她之所以屡屡化险为夷，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还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孔夫子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因此人情古朴，单纯厚道”［6］。不过，认真琢磨就会发现，这种幸运在大部分受害人身上非常不可靠，因为掌握施虐权者的“人情古朴，单纯厚道”，随时都有可能改变或消失，受害人的命运，无疑就象在无任何安全措施下走钢丝，时刻都有命悬一线的恐怖。难怪沈从文反复警告读者：“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那背后隐伏的悲痛”［2］4。作者所言之“悲痛”究竟是针对什么？其实就是这种毫无命运自主感的悲剧困境，只不过在别人选择血与火、挣扎与死亡的时候，沈从文却选择那些幸运避险并能苟且偷生的主角，用她们夹缝中求生的喜怒哀乐，来展示那个时代的诡异凄凉。所以作家笔下的萧萧虽然看起来比较幸运，但实际上却是不断侥幸化险为夷的虎口逃生，生命固然非常刺激，悲凉却从脚底直冲脑门，令人不寒而栗，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诚如作者所言：人类不应当“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7］，“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8］。沈从文对自由的向往与对悲剧命运的同情，渗透于其所有作品的血脉中，在“五四”精英标举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左翼文学提倡社会革命之际，沈从文从个体生命出发，提醒国民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关注一个更加具体的目标：帮助人民享受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以此观之，沈从文的文体风格自有独异之处，然而他对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渴望，以及对各种吃人陋俗的批判，正是对“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继承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