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的伦理观察

陈嘉铭

（新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453000）

从文学伦理视角看，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娱乐需要，更是为了以娱乐的方式教诲人类、启迪人生、理解生命等，文学审美和文学伦理总是相互交织的，文学的教诲功能的实现是文学审美的结果。只有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与伦理价值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启迪意义。《活着》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余华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崇高，在冷静的叙事中赞扬了生命的激情和自由的价值，表达了崇高的伦理关怀和无尽的生命拷问。因之我们可以从伦理观察的视角审视余华《活着》的故事情节、审美意蕴等，分析作品所内蕴的生命哲思、生活启示和伦理价值等。

一、内心与现实的冲突：《活着》的伦理生成

从伦理学视角看，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伦理的表现形式，文学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学的伦理功能和教诲功能予以表现。从伦理生成维度看，在人类产生伦理意识后就形成了善恶、美丑、对错等价值观念，并依靠这些价值观念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而文学就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和善恶评价的重要形式。从作家的视角看，文学作品的矛盾冲突和伦理价值都源于内心与现实的冲突，正是因为内心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才使文学作品拥有了伦理价值、生命意义和生活启迪。

（一）文学的伦理价值源于内心与现实的冲突

文学源于理想与现实、肉体与灵魂之间无法和解的冲突，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是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碰撞后的产物，作家的使命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之间探索一条和谐共处的道路，为读者的生活方式、生存困境、存在问题等提供伦理启示和哲学启迪。当然也有许多作家宣称，写作只是为了表现内心世界，描绘生命追求和生命意义等，但是不管如何作家是无法摆脱现实与内心冲突这个二维命题的，也无法脱离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这两个话语场景的，只不过不同的作家在内心和现实的和解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观点和看法。在文学的伦理世界中，当现实和内心的平衡被打破后，就会从整体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方向和思想维度。正是因为现实世界是残缺的、模糊不清的，所以伦理价值、生命意义、善恶之分等才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小说就以琐碎的、具体的生活事件为个体的伦理存在提供了价值和依据。就20世纪中国而言，那是一个社会变革、文化转型、传统解构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同时也是个体伦理摆脱集体伦理禁锢的时代，在这个漫长的马拉松式的个体伦理成长中，余华以独特的民间话语、启蒙视角等展现了个体自由伦理成长之艰难，以平实的叙事、荒诞的情节等展现了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并为个体的生命意义提供了崭新的伦理思考［1］。

（二）《活着》中的内心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活着》是一部令读者内心感动和精神震撼的小说，该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不幸遭遇和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揭示了命运的无奈、生活的不可捉摸等。在《活着》中叙述人“我”到乡间采集民谣时遇到了福贵老人，福贵老人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生活经历，将他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全盘托出：福贵曾是家里拥有许多良田的富家子弟，但是由于父母对他宠爱过度，所以他在年少时总是放浪不羁，整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游荡于妓院和赌场，后来在赌博中输光了所有的家当，他父亲被他不争气的行为活活气死，在父亲去世的时候福贵决定重新做人，但是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等他从部队逃回家以后，母亲早已经离开人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福贵决定安心过日子，可是他妻子却得了重病，只能长期卧床，儿子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而抽血致死，女儿凤霞因难产而死，妻子家珍因悲伤过度死去，女婿二喜因意外事故丢了性命，孙子苦根因贪吃而被撑死；在所有的亲人都接踵而至地死去后，福贵只能与家中的老牛共度余生。在《活着》中福贵常常遭到命运的捉弄，而且这种捉弄还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福贵并没有因为命运的捉弄而堕落和萎靡，而是在不幸的生活和多舛的命运下获得了一种超脱和自由，同时作家也借福贵命运多舛的一生展现了一种超越历史、价值和时代的平静。小说中福贵最终只能与老牛相依相伴，这种相伴是“平静”的相伴，是包容了厄运和困难的相伴。在当代小说中作家热衷于描写个体与命运、人物与时代的矛盾，展现个体对命运和时代的抗争，以此礼赞生命的高贵、存在的价值等，然而《活着》却以温和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命运的态度，以美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幸福与不幸、宽容与理解等相互兼容的方式呈现了生命的伦理价值，实现了对道德、人生和时代的超越，并在超越中表达了一种平静和悲悯的情感。

二、从紧张到狂欢：《活着》的伦理叙事

从总体上看，文学作品都以虚构道德人物、叙述道德事件、进行道德评判、阐述生命意义等为重要使命，都记载了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德经验，都发挥着启迪人生、净化灵魂、帮助人择善弃恶等伦理功能，《活着》中作家以冷静的笔触和朴实的语言叙写了生活的紧张和压抑，表达了存在的荒诞和内心的狂欢。

（一）外在的紧张

学者雷德菲尔德认为，传统文化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类，小传统就是根植于日常生活的、通俗的、民间的传统。在中国社会中民间伦理就是“小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间观念中“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多数人的人生信条和行为准则，也是小说《活着》极力推崇的伦理观念。《活着》以极端的方式将主人公福贵推到了生存的边缘：家道败落后他一贫如洗，家中七个亲人相继离他而去，只有瘦弱不堪的老牛与他相依为命。但是面对厄运和苦难，福贵始终坚韧地活着，并在家庭变故、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展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无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动诠释。为了活着而活着，这看上去多少有些犬儒哲学的意味，但它却恰恰展现了民间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应对苦难的人生智慧，表达了生命对苦难、无聊、无奈、厄运、平庸的忍受。从伦理叙事视角看，《活着》是以福贵的亲人的非正常死亡推动故事情节的，以福贵对亲人离去的态度及生活的态度表达了作家对生活、人生和命运的理解。小说展现了余华内心的愤怒和冷漠，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可忍受，他总是以一种“莫须有”的愤怒对待现实，并在冷静的叙事中制造一种“紧张”的伦理氛围，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无奈和愤怒，同时这种“紧张”中还带有一种荒诞和无奈。《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在接踵而来的厄运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但是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时福贵并没有麻木不仁、萎靡不振，而是饱含深情和无比快乐，将生活中的幸福、厄运、苦难、无奈等看作命运的恩赐，以最虔诚、最真诚的态度对待生命的经历，享受生命的紧张和狂欢、压抑和自由［2］。

（二）内在的狂欢

巴赫金以中世纪欧洲的狂欢生活为基础，建构了狂欢化理论。如今狂欢已经成为作家批判、讽刺和戏谑化的重要武器。在狂欢的世界里，小丑、傻瓜等往往是故事主角，他们以胡言乱语的方式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丑陋和可笑，表达自己的世界、人生、命运和存在的真知灼见。中国文学史上的《高祖还乡》《西游记》等作品中都不乏民间狂欢的描写，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今天，人们进入众声喧哗、肆意狂欢的生活场景，因而狂欢也成为作家建构艺术形象、拷问生命价值、追寻伦理意义的重要方式。余华是一位具有狂欢精神的作家，在《活着》中余华以冷静、平实的笔触展现了一种内在的狂欢，在芸芸众生的狂欢中平凡的小人物不再卑微和渺小，而变得异常的坚韧和倔强、勇敢和安祥，表现出一种近乎平淡的悲悯、宽容和慈爱。总体上看，《活着》中的狂欢是内在的，对于这种狂欢余华是这样认为的，当描写粗俗肮脏的事物时，语言应当也是粗俗不堪的，因为粗俗是生命欲望和原始本能的体现。同时，这种狂欢不仅表现为粗俗的人物语言、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上，还表现在离奇荒诞的生活故事上。比如在福贵的父亲、母亲、妻子、外甥的非正常死亡中感受到一种戏谑、荒诞、嘲讽和狂欢的意味，如福贵的爹是从粪坑上摔下来，被摔死的；福贵的外甥苦根是吃东西太多，被撑死的，这些无疑让读者感到滑稽可笑。其实，就连福贵的名字“福贵”也是可笑的，因为他的一辈子既没有福也没有贵，有的只是不幸、苦难和厄运。此外，在《活着》中福贵的话语也带有几分“幽默”，如他对老牛吆喝时讲道，“有庆不要偷懒”“家珍耕得好”“我多叫几个名字，老牛就以为别的牛也在耕田”等等。这种非正常的死亡、平淡的幽默大大冲淡了小说的悲剧性，增加了小说的戏谑和狂欢意味，也将小说对人生、伦理和命运的思考上升到了普遍意义的高度［3］。

三、从压抑到自由：《活着》的伦理状态

从社会价值视角看，伦理价值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情感和道德信仰。鲍姆加登就说过，在阅读文学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获得娱乐、精神放松，还能够获得情感升华和道德升华。然而，文学伦理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理想和现实、精神和肉体、幸运和厄运的冲突，同时也只有这种伦理冲突才能更好地展现文学的伦理价值，《活着》就以生活的压抑与精神的自由冲突，表达了作家对人生、生命和意义的伦理思考。

（一）生活的压抑

在《活着》中余华以冷静的笔触叙写了福贵从纨绔子弟到家道败落、厄运缠身、亲人死去的苦难人生，这种曲折动人的人生转变与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遥相呼应，带给读者一种紧张和压抑，让读者感到血脉贲张、思想压抑，内心涟漪不断，感受到了生命的温纯和幸福，体会到了现实的喧嚣、混乱和疯狂。在《活着》中福贵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先后离他而去，父亲、母亲、家珍、有庆、二喜、苦根等这些亲人都接踵而至地死去，他痛苦过、无奈过、悲伤过，甚至变得麻木不仁，像动物一样本能地活着。在普通人看来，福贵的生活是坎坷不幸的，死亡的幽灵始终徘徊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将他的亲人夺走，一个个亲人的离去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然而，这种生活的不幸和命运的坎坷却让福贵获得了一种超越命运和死亡的超脱与自由，拥有了从紧张到狂欢、压抑到自由的人生豁达，小说中福贵反复提及的话语就是“活着”“只要人活得高兴，就不怕穷”“可要好好活”“老子死也要活着”，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活着”这一话题的沉重，也想像到了一幕幕死亡来临时福贵的痛苦和无奈，感受到生命的悲剧和活着的艰难，但却感受不到生命的崇高和抗争的伟大。此外，从生命的厄运看《活着》中的福贵、家珍、二喜、春生等人物的人生经历和生命历程，那原本让人窒息和难以承受的苦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价值，感受存在的意义，感激生命旅程中的困难、压抑、紧张、厄运等［4］。

（二）精神的自由

在《活着》的开篇之处余华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概意思为：我年轻时就拥有了写作这种游手好闲的职业，四处奔波在乡下收集各种民谣，就像麻雀在田野和村舍间游荡。这些轻松的叙述不仅表现了作家悠闲自在的心情，也表达了作家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对生命和生活的真切体验。小说中福贵在压抑、苦难和不幸中艰难地活着，但是在经历了种种不幸和厄运之后，福贵渐渐变得憣然醒悟，变得自由和超脱。正如在妻子家珍死去时福贵所说的，“家珍死得很好”“一点是非都没留下”［5］，生离死别是生命的必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宿命时最好的应对方式莫过于放弃对生命的执着和无谓的紧张，以超脱和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生命。活着不是为了悼念亡者、忍受悲伤，而是为了幸福、快乐、成长，为了更好地彰显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小说最后，福贵轻松自由地在田地里劳作，他吆喝着那头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牛，喊着“友庆”“家珍”等亲人的名字，好像那些死去的亲人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进行对话。显然，福贵与那些死去的亲人一样，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紧张和压抑，获得了自由、安宁和祥和。“活着”成了生命最真实的体验，也成为考察生命价值的重要维度［6］。

文学不仅是为了审美和娱乐而存在的，还为了社会教诲、思想启迪和灵魂净化等而存在，文学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伦理，只有从社会伦理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蕴和审美理想等。《活着》以“活着”为主题展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苦难、贫困、没落等，揭示了社会急剧转型的年代个体的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