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建设的文化品质

陈永良

（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论文化建设的文化品质

陈永良

（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文化建设包含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等诸多文化品质；只有具备了一系列文化品质，文化建设的目标才能最终达成。文化反思和批判是把自身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现实三者之间相互对照的结果，它推动文化自觉深入发展。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相互联结在一起，它们具有内在统一性。文化自觉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行为，个人的文化自觉从属于社会。在现代，科技发展和人的发展成为文化自觉的原动力；文化开拓创新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开拓创新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点，在文化建设中其意义十分重大。

文化品质；文化反思；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开拓创新

文化建设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等诸多文化精神和文化品质，正是经由文化反思到文化批判再到文化自信中见自觉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建设的目标才能最终达成。显然，这些文化品质在文化建设中既渐次递进，同时它们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一、文化反思

所谓文化反思，就是对文化起源、文化发展和文化意义的探索、评价和批判等的一系列文化思维和文化诠释性的活动。一般地，文化反思只有通过社会集结形成了一股文化思潮，才能发挥其变革社会的作用。文化反思的文化思潮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的，而是社会发展临近变革之际才会出现。其实，在传统社会，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文化规范的力量，发挥着文化绝对权威的作用，对个人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一个人只有被这种文化观念同化了以后，才成为一个成熟的、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一员，他就完成了从单一的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文化规范赋予了已集体化的人群共同体以权力，任何对集体的无视和反叛，都是不可接受的，都被视为对集体精神的背叛，从而遭受谴责甚或失去集体身份。由于这种遭遇的存在，个人在外在的集体精神和自我意志的冲突中几乎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只得服从集体的要求。所以在长期的归化性教育中，人们被迫剔除个性化的原始成分，只能忠实于集体文化精神，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个人意志和自决的能力，紧紧怀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使自己深陷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在一个社会制度仍处于稳定亦或上升阶段的时候，社会存在看起来一切都是合理的，思维的习惯和定势很少有人会去反思文化存在和文化问题。因而一个民族越是沉浸在其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就越少有人对文化进行反思，这种状况是导致文化活力不足、文化僵化以及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观念意识的高度同质化和行为的一致性并非是永恒不变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它会成为通向新世界的障碍，其价值主体精神终究会被抛弃，正如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思想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句话的时候，进一步指出，随着合理性的丧失，“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都给社会现实以新内容，它给了文化反思的历史契机。社会变迁和转型开始总是表现为许多不同寻常的新事物接二连三的出现，在此过程中它们不断挑战社会流行观念和社会正常秩序，不断引起社会现实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起初必然会在人民大众的意识中大量地以感性认识的方式做出反应，随后逐步形成普遍的社会变革心理，进而一种对社会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和新的文化表达最终会通过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不是观念改变了人，而是社会变革的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变化改造了人本身。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2］112；社会变革触发了人的思维批判精神的觉醒，“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2］110，是外部（即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那些事实，它才是人们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社会现实具有彻底说服人的品质。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以文化批判者自居，他们也同时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文化反思逐渐成了社会化了的意识。没有新的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民众诉求，就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浪潮，批判的武器更不可能变成一股革命的力量。

文化反思和批判往往是把自身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现实等三者之间相互对照的结果。当把新的事实同原有的文化观念进行对照时，往往以事实牵强观念，文化反思依然囿于旧的文化传统；当把已发生的事件与外来文化对照时，文化反思又往往失去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照；只有把一种事实与另一种事实对照，这种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才能进入到现实的层面，对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文化建设才有现实意义。基于传统与新的现实语境相交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文化反思是从近代社会转型开始出现的。尽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在近代没有自发地形成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但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化反思遂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先是固守传统的士大夫维护道统的文化反思，而后就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发起文化启蒙的文化反思，再后来就是新文化运动前期倡导文化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到现在就是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全面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的文化反思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的文化反思到文化的全面变革，即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从浅层到深层的文化反思过程，这遵循了文化诠释学的文化反思路径，即先是以中国文化诠释西方文化，再以西方文化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就是中西文化互相诠释。总之，社会转型带来了空前的文化反思，从而进一步提升到推动全面文化建设的高度，促使中国文化发展发生变迁。

毫无疑问，中国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文化议题的完整提出是持续文化反思的必然文化结果，是对前期文化反思的总结和前瞻性的文化发展布局。这是因为，尽管从社会“五位一体”的构造来看，是为了彼此协调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改革开放和时代发展的渐进性和节奏感。但是，文化建设问题的提出对前段文化反思也明显具有继承性，没有经历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反思，就不可能冀出全面文化建设的文化议题；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启对文化反思和文化现代性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化反思进入到现阶段以后，它既不是要用中方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更不是第二个反思阶段要求的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方文化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中西方交往平台上和在中西方文化审慎对比中，经过全面反思而把文化建设问题适时提了出来。这次反思明显别开了“体”“用”之争，更加理性，更加正视传统文化问题所在，也更加看到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显然，第一次文化反思不可能冀出文化建设的议题，第二、三次文化反思是文化的梦魇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第四次文化反思才真正可能在实践中对文化建设进行可行性尝试。在这种更自觉的文化反思过程中，以文化先进性总体叙事的方式使文化建设进入更为现实的层面，这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袪魅，是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就给文化反思所注入的新活力，是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文化回应，它有利于廓清诸多的文化建设问题，有利于明确文化建设的文化总体方向、发展趋势和最终目标。无疑，这次文化反思有利于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的现代转型深入进行。

二、自信中见自觉

随着文化反思的不断深入，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必然激发人们对文化变革的文化新思维和文化自强的意志，在此基础上便会凝结成一股变革文化的巨大社会力量。这是因为，在持续的文化反思中，只要文化反思越彻底，它就越接近现实；只要文化反思越与现实相符合，就越能掌握文化建设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精神的批判终究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它推动了以文化自觉为主导的文化建设现实化进程。关于文化自觉，它指的是在正确把握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对文化存在、文化发展、文化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刻认识，从而积极推动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担当精神。文化自觉着手突破不合时宜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规范，着力实现文化的更新换代和文化转型。文化自觉在文化建设中是以付诸行动为标志的，如果说文化反思还处在文化建设的文化批判阶段，那么文化自觉就开始进入到文化建设的全面实施和作为阶段。由于文化自觉在文化建设的语境中常常带有方向性和开拓性的文化意蕴，而且只有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创造，文化建设才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但是任何文化的发展和转型都具有继承性，文化自觉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自觉也只能在文化自信中才能最终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相互联结，相互促进。一方面，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偏好和自强的文化心理，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品质，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都没有自信，也很难自立。没有自身的文化根基，仅仅空凭所谓的自觉，必然会失去民族文化特色和民族自我，失去自我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这样的文化自觉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当然不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傲慢与偏见，不是搞自我欣赏和自我封闭，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优秀文化精神，并进行必要的时代转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自强的目标，这跟文化自觉是一致的。实际上，在新旧时代的交汇点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必然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对建设先进文化都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文化姿态，在文化自信中见自觉，在文化自觉中更显自信；在自觉中提高，在自信中增强力量，它们统一于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

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行为，它包含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战略之中，常常对有益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有利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可接受的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给予肯定、认可和实施，那些消极的、有危害的、具有负价值的文化都会受到国家法律和民族文化政策的抵制和取消，不可能成为文化自觉的对象。在正常情况下，尽管个人的文化自觉是社会文化自觉的表现和组成部分，但是个人的文化行为也带有特殊性，一般地它只对个人负责，是从个人的文化情趣、文化选择和文化利益出发；个人的文化思想和行为不一定都反映公共的文化需要，甚至与公共的文化需要是背离的；毒品是少数的极端个人需要，由于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吸毒贩毒都是各个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成为人们公共的文化自觉的一部分。文化自觉的公共性、社会性排除了个人文化行为中对国家和集体利益不一致的方面和环节，一种积极向上的、先进的文化才会成为文化自觉的文化发展取向，反之都是不可取的。

与之同时，不经现实社会发展的过渡和必要转换而把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新式文化和旧文化直接嫁接起来，文化自觉也不会发生。在人类社会早期，当人们“感到自己完全被周围力量所控制着，此时还没有能力把自己同环境和包围他们的东西区别开来”［3］，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们受外在对象支配的时候，神话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要使处在蒙昧和野蛮时代的人们对文明时代的文化自觉地接受并表现着，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早期人类仅凭感觉所得到的对象意识，还仅仅停留在对感觉的机械反馈状态，缺乏文明时代理性思维能力，这样的人类群体对文明时代的文化对接和文化自觉不仅缺乏情景的依托和思维的必要支撑，而且会引起心理错乱和思维停顿，就像现代在地球上还残留的原始部落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一样，现代文明的内容和秩序对他们而言意味着疯癫和逃避，无异于对牛弹琴。同样，把一种现代性新文化强行移植到已有的旧文化传统之中，也必然出现两者互不相融的解释性困惑。传统社会文化精神把个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集体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文化精神促成了人们对国家和共同体的依赖。道德的或宗教信仰的人格类型不同于现代崇尚科学的人格类型，传统社会把人的本质道德理想化或外化为宗教的本质，使个人不能掌控自己，屈服于虚构的集体精神或上帝，自由意志在追求至高理想和超验的精神必然受到压抑而不可能出现。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人格独立及其象征个体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发展系列和不同性质的文化；单纯地、不加区分地把两种不相容的文化混合在一起，必然招致两种文化主体相互龃龉和相互冲突。在近现代历史上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遭遇在一起时，彼此对抗表现的不仅仅是两种文化敌视，更重要的是代表各自文化的国家和民族生存状态——殖民和被殖民化，落后文化的载体（即落后国家和民族）在受歧视和受外来侵犯时，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落后国家和民族为了自保，最初总是指责、嘲讽和妖魔化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与科学，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自我绝缘和封闭。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和观念上的文化抗争是与文化自觉反其道而行之的。

然而，正是在为实现强国之梦而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心的驱动下，在追赶发达国家中，落后国家积极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已经形成全面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个时候，文化自觉也随之出现。首先，不断兴起的科技革命具有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意义，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存在的态势，发展——世界近现代化以来的社会主题——已成世界潮流而不可逆转。技术是人的无机器官，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现代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要引进和吸收，它是文化自觉的最初尝试；其次，文化自觉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器用”的层次上，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首先是以个人满足和个人自我实现为前提的，自我——特别是人类的个体——成为文化发展设计的中心，它导致了人们对个体自我的体认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要归功于科学意识的启蒙作用以及技术应用和发展的个体化倾向。正是社会历史进入到人的个体化充分发展的时代，越来越使人们意识到了个体生命需要的真实性和不可辩驳性，并促使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把个人利益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确定下来，它申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种不受干涉的权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承认个体功能的发挥和利益的不可剥夺才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无数个人的发展及其财富增长的相加才是社会和国家总体的强盛；可以说个人利益合理满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文化自觉的关键一步，它从根本上把传统社会的极端化禁欲给予了彻底否定，让每个个体进入到市场经济交易中去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价值评价问题上，民众的合理之“私”就不再是“恶”，而是推进社会发展和实现国家和民族富强的重要杠杆。最后，文化自觉的表现就是进一步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作为现代文化要义的文化精神——鲜明地提出来，并把它作为先进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候文化自觉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进入到了更加理性自觉和实践推进阶段。推进先进性文化建设的要求是以担负历史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需要的，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和人民的意志。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就是要把先进性的文化要求转变为现实的文化运动，把物质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始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不断推动文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现代性也建构了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高度分化的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日益脱离集中化的制度。”［4］现代性虽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发展而来，但绝对不能把文化的现代性同西方现代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在社会流动、社会交往和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性的文化精神会成为不同社会的共享价值而被广泛接受并通过制度化建构起来。

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文化自觉就是积极推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巨大改善，同时改善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在多元的文化状态和普遍的社会交往中，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加强给予他们参与社会各项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人际关系又束缚了他们。家族观念、圈子文化和权力本位意识在现实的社会层面还很流行，这就使他们对社会难以适应，因此以变革文化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三、文化开拓与创新

文化自觉是面对先进性文化发展要求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文化心态和文化变革行为，文化开拓和创新是它的集中体现。显然，文化开拓创新是文化建设中最具现实性的、最被人冀望和最有分量的部分，它在文化建设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文化开拓创新就是在新的、全面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确定的目标和需要创造性地提出和创建新颖的、开创性的、富有积极社会价值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产品的过程，它反映了我们不仅能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还能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纵观人类文化史，文化开拓创新与人类的实践发展和认识发展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它经历了从感性文化到理性文化发展的飞跃，亦即单纯从对象意识到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从依赖型人格到独立人格的发展历程。上古时代，社会发展极为落后，文化开拓是以感性的幻象意识为主要思维方式，这种主客物论的结果必然把人的意识幻化为物的意识，知觉意识的综合更带有想象、虚构的成分，它是神话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神话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文化形态。进入古代社会，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到以农耕为主和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时代，文化开拓创新以理性化或理念化为特征。当然，“至于宗教思想，它决不是必然地与理性的或哲学的思想相对立的，”［5］92虽然它是超自然、超理性的，但它绝不是“非理性的”。正是古代社会诉诸实践理性，逐渐形成了东西方较为稳定的文化传统。孔子、柏拉图等人致力于把文化认识从感性提升到理性，文化理性化——构成理念世界的文化开拓任务——成了古代社会文化开拓创新的主题。孔子超出了其本人“述而不作”［6］17的文化初衷，皆因社会“上失其道，民散久矣”［6］42而“礼坏乐崩”，他以“仁”释“礼”。“仁”并非事物的具体特征，“仁”是孔子对上古文化的提炼和创造［7］，是对当时家庭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一类抽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6］17，他的仁学思想摒弃了神学不可预知的神秘，以德报怨，运用理智来管控情欲；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把古代人们所能领悟的人道主义提升到足够的理性高度，一切都以合符实践理性来衡量和处理人事关系，从而奠定了东方传统社会文化基本规范和儒家传统的基本精神；同样，柏拉图也开创了西方理念论文化传统，他把理念看做是完全独立于个别可感事物而存在的、深藏于心灵中的并有待发掘的真理性原则。柏拉图是第一个试图从理念上来把握千姿百态、多种多样、多变世界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总之，作为文化开拓创新，古代社会文化理性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理性的抽象是它的缺点，但更是它的优点，只有理性才能限制感性欲望随意发泄，才能使人原先以感觉为主的机械钝性思维演变成概念化的逻辑思维过程，通过理解的方式从而使人的行为达到自觉；也只有如此，它才能消除感性文化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它囊括和包含了很大范围的、不同个体人的差异性，它就具备了凝聚更大人群共同体的文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的理性化运作和文化开拓，文化的自我体认使人类首次把人和自然区分开了，终于使人发现了人类自我，它说明了文化不是别的，它是人类自身特定存在方式的反映。但古代社会文化理性化或理念化的文化缺陷也在随后的文化发展中尽显无余。古代人越是把某一实用理性原则或某种理念本体化、绝对化，就越使人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追求所谓的“心性”至善或“灵魂”的超度，结果通过“灭利”和“禁欲”使人的肉体需要变成虚设，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就被抽象的所谓普遍本质所取代了。这样一来，在中西方传统社会，伦理本体化和理念绝对化的文化倾向越来越使文化发展僵化和教条化了。“仁”的这一文化理念和基本原则被泛化为天地之“心”，周公“以德配天”的文化主张却以文化预言的形式被后人利用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8］， “天人合一”置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在西方更把理念论宗教化为唯一的主宰即上帝，人的本质外化为上帝的本质。这样，传统社会越是强调“心”“性”统一性、“心”即“理”或心存上帝，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道德“求同”并谋求最大化，它就越看不到人的现实需要以及人的个体生活差异性和自然界固有的规律性，文化发展最终走进死胡同也是必然的，它预示着文化新的开拓和创新必将到来。

不可否认，近代历史以来人的主体性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在西方，“创造”已成为时尚，科学认识和技术创造活动异常活跃。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人们还不能发现人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根源，那么历史发展进入近代以后，科技的人性本质和人文意义终于被发现了。一方面，它为自身在社会文化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行了现实提升和有力辩护。科技作为文化表达和文化活动的一种方式早就在历史上存在了，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挤和打压，一直以来都没有在正统文化中取得登堂入室的机会。在古代社会科学认识和技术创造活动大都被贴上了“雕虫小技”的标签而不屑一顾。在古人看来，“创造”乃天地之事或上帝所为，总是已被准备的并可供人使用的自然或上帝的杰作，这样人们一切活动的真理性方面就没有置于探索之中，而唯者求“善”才是为人之本，这就完全没有看到在实践中求“真”的一面。实际上“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所在［9］。“一切人类知识都来源于人类本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在人的各种最基层的行为和反应中都表现出来”［5］4，这种求“真”的文化倾向通过漫长历史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到了近代历史以后，人类求知的倾向越发彰显而最终喷发了，人的“创造”本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越来越在社会上流行，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声带来了人类文化空前的伟大复兴，它简直是一种惩罚性的。它把一切事实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以事实胜于雄辩的科学认识活动对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检验和洗涤，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上帝从天上拉到地上，并把它放进了历史博物馆。尤其是科技发展发挥了它特有的创造功能，它把人们的实践水平渐次提高到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经历了社会近现代化之后完全改观了。虽然科技发展也屡屡遭受到对其正向价值的种种质疑，但它一直稳步地把社会生活不断推向进步。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占据了文化构成的中心位置。

另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的引领下，文化发展不再用外在的、虚幻的力量强加于其上，而是自由自在地、创造性的向人的本质回归。人的价值不仅仅以禁欲为文化创设的根据（适度的禁欲是需要的），而且谋求自己幸福更突出地成为自我价值实现以及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尺度。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社会“崇公抑私”或以忏悔的方式向上帝“赎罪”的文化越来越让人们看不到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文化承诺最终都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在存在利益对立的社会，“公”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提倡“兴公灭私”是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利益的道德幌子；一个社会只有“公”而没有“私”，“公”就必然失去其依存对象，结果“私”没有了，“公”也衰弱下去而难以独存；同样，一个人以忏悔方式向上帝赎罪就是直接否定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否定人的现世的意义，所谓来世幸福就是宗教给予人民的精神鸦片。越是自我否定，人就越失去了存在的内在根基，最终剩下了没有血肉的纯粹幽灵，现实的人就不存在了。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就是把人的创造赋予价值意义，并把它以价值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成了法律上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体现了人格的尊严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现代性的文化开拓创新就是要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评估和实现个体价值归位，它告诉人们生活本来就是自己的，创造才是人的生活本质和必要前提；而创造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值得倚重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就是对道德理想主义和宗教天国理想的彻底否定。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命运不单是由自身的民族文化历史来决定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经过了外部力量的否定，也经过内部革命的洗礼，几经漂白，历史一再证明传统的文化主体精神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只有通过文化变革，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诚然，在中国这样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文化开拓创新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定会表现为阶段性的特点。在传统的精神影响下，传统与现代总处于较量之中，传统是自己的，总是让人饱含深情，而现代是源自西方的，心理上总会带有偏见，因而民心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人们对现代性文化的接受会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它常常表现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心理承受能力难以把持。但不可否定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现代命运的走向，必须消除传统的超现实主义的文化幻想，实现文化总体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最高价值选择，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现代性的文化开拓和文化创新其根源在于现代化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开拓创新不是文化说教，它把现代性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了，文化开拓创新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了互动关系；文化开拓和创新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深入进行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总之，中国当代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它需要通过文化开拓创新来引领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任何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需要在现代化的价值上汇聚和集结起来，深入推进文化建设，以实现中国梦为总的价值依归而不断开拓进取。只有这样，在文化开拓创新的基础上，现代性的文化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随着现代性文化因素的增长和现代文明的对接而逐步实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冯·皮尔森 C A.文化战略［M］.刘利圭，蒋国田，李维善，译；苏晓离，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阿兰·斯威伍德.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M］.黄世权，桂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2.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孟子，等.四书五经［M］//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北京:中华书局，2009.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

［8］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43.

［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EN Yong-liang
（College of Marxism，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Guangdong, China）

Cultural reflection is the result which puts the own culture and oth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s, 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reality to contrast each other, and it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intersection, cultural awareness is connected wit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y have the inherent un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and individu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belongs to the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become a motive force of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point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shorten the time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y, and its meaning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quality; reflec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nnovation

G02

A

1007-5348（2017）07-0080-07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7-05-26

陈永良（1974-），男，江西抚州人，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