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话语走向世界——评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叶清清（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320）

中国翻译话语走向世界
——评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叶清清
（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320）

自翻译学科建设以来，中国传统译论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张佩瑶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挖掘中国传统译论的精髓，采用“丰厚翻译”新策略系统地重溯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发展历程，并以新的“话语”视角重构传统译论，建构新的翻译话语体系，使之与西方译论进行对话，力推中国翻译话语走向世界。

对话；翻译；丰厚翻译；话语

较之于西方系统的翻译理论，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较为零散，以致许多国内学者更倾向于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横向引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这必将导致自身的身份危机，患上“失语症”。一直致力于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张佩瑶教授深刻地意识到发展中国传统译论的重要性。她认为中国翻译学只有根植于中国传统译学思想，并使之与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相融合，形成中西对话，才能发展壮大。

张佩瑶教授于2006年在英国圣杰罗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以下简称《选集》），全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翻译话语从早期到佛典翻译时期的发展历程。大陆版《选集》于2010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自《选集》在西方出版之后，引起了重大反响。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教授称，《选集》是“二十五年来最具突破性贡献的翻译研究著作……在英语世界开启了有关中西方译学思想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对话。”［1］xv著名翻译家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认为《选集》“比任何史书都更有效地证实了一个彻底的谬论：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之国。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铁证如山的证据。在近约一千年的庞大的佛典翻译工程中，创新思想与智慧无处不在。”［1］xv白立平教授认为“《选集》则是香港学者向海外介绍中国翻译话语的译著，这是中国翻译话语进入国际翻译研究舞台的重要里程碑。”［1］ii

《选集》分为两部分，共计82个条目。第一部分共计25个条目，主要为间接式翻译话语，介绍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思想源泉。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儒家道家先贤们的思想，虽然这部分并非直接与翻译话语相关，但先贤们的语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佛典译者的语言观、翻译观，是中国翻译话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为直接式翻译话语，共计57个条目，探讨了从最早期到12世纪中国翻译话语的发展历程。全书采用“丰厚翻译”策略重溯了中国传统译论，利用选、译、评、注策略解读中国翻译话语。同时，还以“话语”视角重新勾勒了独特而系统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此外，张教授参与翻译了绝大部分的历史摘录文献，她严谨的翻译实践彰显了中国翻译话语的文化精神。

一、“丰厚翻译”重溯传统译论

中国自建设翻译学科以来，大量西方翻译理论

涌入国内。然而，涉及本国的传统译论的系统研究甚少。陈福康教授提出“译论的发展，是有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2］在横向引进西方译论的同时，还需要纵向继承，挖掘中国传统译论的精髓，使中国翻译话语走向世界。

然而，鉴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性，将中国传统译论介绍出去的时候必须选用适合的策略。西方思维方式自古以来就注重形式逻辑，擅长于演绎法；近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后，又注重归纳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使西方产生无数的理论体系，大大地促进西方科学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经验的、直觉的归纳，也有“唯圣式”的演绎推理，但形式逻辑不发达，较少产生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擅长于“点评式”的译论和“语录式”的言论［3］。因此，若将中国传统译论直接编撰成英文书，难为西方学者所理解。考虑到其间存在文化隔阂和思维差异，张佩瑶教授提出了解决“失语”困境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利用翻译实践，为展开中西译论的对话创造起码的条件。策略是以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为大原则，从历代文献中挑选与翻译理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文章翻译为英文，编成选集，并辅以注释、评语及前言［4］37。

张教授的丰厚翻译源自于赫曼斯借用阿皮亚的“thick translation”。赫曼斯认为，丰厚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翻译研究的一种形式，亦是值得深究的一个方向。丰厚翻译能够摆脱翻译行业的一些缺点，诸如术语过于单调与简单、结构主义传统。相反，它能促进翻译词汇的多元化。譬如伊拉兹马斯翻译的《新约》中包含大量的脚注、注解、阐释、题外话，体现了源语文本的丰富性［5］。

“丰厚翻译”在《选集》中表现为三个具体的操作方法。第一，《选集》的每个条目都备以注释提供背景描述，介绍作者生平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局势、意识形态等辅助理解的资料。第二，《选集》的中文序言详细介绍了书中内容，英文前言则为英语读者提供了详细的背景知识。每个条目还附有源语文本出处，正文翻译，参考资料，对于作者以及关键的翻译话语概念附有中文拼音以供读者深入研究。第三，为了显示传统译论虽是出自前所未有的佛籍译论，却非无根之本、无水之源，而是与传统文化的语言观以及君子立身处世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选集》收录了二十多篇中国经典中的有关文章，以做深层铺垫之用［4］119。在每个条目之后都附有编者评语，评语中采用了左顾右盼的阅读策略，结合中西方的当代理论思想，古今结合，中西贯通，使中西译论互相阐释、互相对话。

二、“话语”视角重构传统译论

解决“失语”困境，促进中西译论对话的方法之二就是分别用中英文发表文章，倡议重读传统译论，策略是使用福柯的的话语概念及其标示的认知模式。福柯认为，语言文字并不是中性的，语言文字与意识形态互为表里，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语言，互相角力、对话和争权。因此语言与权力关系密切。而语言文学既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自然不是传达或表述知识的透明工具；相反，它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改变甚至主宰人的认知模式与思想倾向。而福柯就是用“discours”（话语）一次突显这些现实［4］131。在《选集》中“话语”既包括了直接表达想法的摘录选段，还包括了任何对传统译论有间接影响的思想。张佩瑶在《选集》中勾勒了翻译话语系统，如图1所示［6］：

图1 翻译方法系统

间接式翻译话语主要体现在《选集》第一部分，间接式翻译话语又包含了潜藏型与外露型。潜藏型指并没有提及翻译但与翻译有密切思想关系的文章，翻译作品及所有被视为“翻译”的作品。例如，《选集》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的语言思想，他们的言论并未直接涉及翻译话语，但其思想影响了后世译者的语言观、翻译观。譬如，《道德经》八十一章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虽非针对翻译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涵盖了两个重要翻译概念“信”与“美”。又如《论语》的《雍也篇》第十六则，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篇》第四十一则，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孔子的言论亦非针对翻译活动，然而他的语言观对之后的“文质之争”影响深远，是提倡忠于原文、不以华丽辞藻美饰译本的“质”派的有力支持。外露型指各种与翻译有关的记载，例如：译场组织，各个时代译官职衔的名称及职责，以介绍个别作品的内容、翻译缘起及过程等为主的文章，译者的传记、生平资料等。比如，《选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最早的翻译员“舌人”以及最早的译员职衔“寄”“象”“狄鞮”“译”等，这些间接的翻译话语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的背景。虽然这部分并未直接涉及翻译活动，却对后来的佛典译者影响深远。

直接式翻译话语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是《选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共收入57个条目，详细介绍了从最早期到12世纪的佛典翻译情况，涵盖的是翻译的内部问题。赞宁定义翻译“译之言易也”。姚兴邀请鸠摩罗什作为主译者，曾组织八百多人的译场进行佛经翻译，赞助人姚兴要求译本文而不野，简而不晦涩，对译本的产出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鸠摩罗什作为译场之首，德高望重、权利重大，对佛经译本的产出影响更是显而易见，这体现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武则天为保帝位推动佛经翻译活动，支持《华严经》翻译，并为《大云经》作序，则体现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道安倡导“质”译，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意识到全译的重要性，论翻译之难。彦琮探讨译者能力要求，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八备”之说。玄奘专门提出了音译准则“五不翻”。《选集》中关于中国翻译话语的第一场论战“文质之争”，收集了各个时期不同佛典译者的观点。在中国翻译话语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 “信”、“达”、“本”、“格义”、“雅”等核心概念。

这一部分收入了大量的文献史料，翻译话语系统作为一个知识架构有助于我们重新整理和认识过去的翻译材料和文献。与此同时，还可以从话语的角度，分析各个时期的翻译作品，探讨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与文化磨合等问题［4］153。张教授的《选集》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使国内外学者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译论，发现其中的研究材料，进行现代诠释，古今结合，中西贯通，使传统译论走进现代，走向世界。

三、翻译再现传统文化

翻译是文化的再现。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翻译文章的过程中，译者作出各种考量与有意识的选择再现了“他者”的文化。《选集》不仅仅介绍了中国传统译论，同时传播了中国传统佛教文化，政治文化等。“翻译是文化再现的一种形式。概念翻译是文化表征中特别错综复杂的一个方面，因为概念根深于文化之中。”［7］

《选集》摘录大量源语选段，其中的大部分译文均是首次译为英文。因此，如何翻译一些核心的翻译概念决定了文化的传播效果。例如：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总所周知“雅”被译为“elegance”。实际上，严复的翻译三原则并非无根之源，它是从传统译论中发展起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荀子》第十四章“乐论”中提及“雅俗之乐”的“雅”，张佩瑶教授译为“elegant and proper”。而在《释名》第六章中“释典艺”中的“雅”，张教授借用林戊荪的译文，译为“standard”。“雅”作为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与“elegant”并非完全等效。“附带一个问题是‘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中的‘尔雅'。‘尔雅'的‘雅'，本为鸟名，假借为‘夏'，表示‘正确、规范'，如‘雅言'、‘雅道'，多用于指语言。……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要运用纯正的汉语进行写作和翻译，而今人对严复的‘雅'多有微词，因多有误解，恐因不详‘雅'的本义而曲解了严复的意图。”［8］然现今对传统译论中的“雅”多译为“elegant”与曲解了原意，传递的是错误的翻译话语。而张教授推本溯源，以严谨的翻译态度与翻译策略

体现了源语文本的真实含义。

此外，在佛典翻译中多次出现“译”与“出”这两个概念。之前几乎没有人作出专门的区别分析，而是将这两个概念视为同义词轮流使用。张教授对此作了细致的区分。“出”包含了对付诸于佛经收集以及传播的每一个人的肯定。因此，将佛经带入中国的僧人，将佛经记于脑海到中国之后诵经以便于翻译为中文的僧侣，都包含于“出”的过程中。同时，口头翻译的僧人，记录口头翻译的僧人，以及为了确保译本的精确性而从事校对的僧人都包含于其中。然而，“译”只包含了狭义的词语在“语际意义上的转移”［1］9。张教授的细致区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独特性。

中国翻译话语根植于中华文化。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使西方学者更易理解中国传统译论，张教授的译文评论采用了古今结合、中西贯通的方式，使中国翻译话语与世界对话。例如，“质”译是中国翻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教授使之与现代西方的直译相联系，分析两者的异同点。道安是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第一个翻译批评者，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国家分崩离析混乱不堪，人民在佛经中找寻精神庇所。这种对佛经译本的渴望可以用来解释多元论的观点，当在（社会政治）目标系统中出现了（精神）危机，翻译（宗教）文学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它会总次要位置提升为主要位置［1］76。“格义”是中国传统翻译话语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张教授阐述“格义”时将其与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归化”相比较，突出两者的共同点。

《选集》利用“丰厚翻译”策略以选、译、评、注的方式纪录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来龙去脉，深度发掘中国传统译论的精髓，并以新的“丰厚翻译”策略重读传统，以“话语”视角重溯传统译论，不仅展现了中国翻译话语系统的丰富内容，再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中西贯通将中国翻译话语与西方译论想结合，打破了中国翻译的“失语”困境，使之与西方对话走向世界。

［1］Cheung,Martha P Y.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Volume 1: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2］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

［3］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0-46.

［4］张佩瑶.传统与现在之间——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5］Theo,Hermans.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J］.Bulletin of SOAS,2003,66(3):380-389.

［6］张佩瑶.对传统译论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中国翻译,2004(5):3-9.

［7］张佩瑶.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J］.中国翻译,2007(6):36-41.

［8］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3003:101.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on Its Way to the World：Review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by Martha Chueng

YE Qing-q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Guangdong,China）

Sinc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inadequat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own traditional theories,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aphasia in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Chueng's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has explor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ies by applying “thick translation”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and“discourse”to rebuild a discourse system.Chueng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introduce Chinese discourses on translation to the world in a systemic manner,which makes them extricate from the aphasia plight and enables them t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conversation;translation;thick translation;discourse

H315.9

A

1007-5348（2015）01-0040-04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4-08-15

叶清清（1987-），女，广东南雄人，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