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基于集体力量的华西村社区的治理结构与启示

时间:2024-07-06

谢丽娴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0)

基于集体力量的华西村社区的治理结构与启示

谢丽娴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0)

华西村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群团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等完善的治理主体,“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一村两制”背后的集体经济和“村中城”的文化生态,展示了独具华西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为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

华西村: 社区治理; 集体记忆: 社会转型

1978年后,“去集体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但华西村却在坚持集体化。当华西村变成一个“没有一亩耕地,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却拥有上万打工者的城镇工业社会”时,它仍维持三个基本不变,即村落人口主体不变,政治权威人物和权力结构基本不变,集体所有制不变,保有村落的集体文化、集体秩序,社区治理彰显着集体的力量。本文主要考察基于华西村集体力量的社区治理结构,以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为切入点,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提供启示。

一、行动者:基于华西村社区治理主体的考察

华西村的成功,有赖于华西村系列功能完善的治理主体。首先,村书记吴仁宝功不可没。自1969年起,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华西人在芦苇荡里悄悄办起五金加工厂,后又陆续办起了农具厂、编织厂等七八个小厂。虽然如今吴仁宝已经去世,但吴仁宝的领袖魅力目前还无人可及。村民们甚至传说,吴仁宝家的房顶上都不落树叶。这种对老书记的人格认同、崇拜,是从法理的权威走向家长式的权威。法理权威来自于他是党的干部,家长式的权威来自于多年与村民同舟共济,带领集体走向富裕。

(一)社区党组织

华西村社区党组织自 1957年成立以来,不断壮大。1985 年,华西村党支部经上级批准设立党总支,下设 5个党支部,保证了党组织在社区的领导力[1];1989年,华西村党员超过百名,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到几十家,为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华西村当年申请并成功建立了江苏省首个村级党委,下设5个党支部、10个党小组,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区组织体系,共同领导社区村民。据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社区党组织下辖 2个党总支,45个党支部,共有2 000多名党员。其中19 名正副书记,21名常委,33名委员,12名后备委员。社区党组织在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村级组织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对社区事务全面负责。为维护党组织在社区的领导地位,党组织手册专门规定:

党组织在工作过程中需负责带领村里的自治组织、集团企业、志愿团体等组织的发展,并对组织内人员定期进行测评。

在进行村里建设规划、集体经济发展等重大事务时,必须经过党组织同意方可实行。

党组织要做好决策,尤其是村内外、个人与群体、民主与集中的三种关系。

为实现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有效管理,华西村针对党员实施定期测评制度,包括党内测评和全民测评,每季度、每半年分别进行一次考核,年底进行总评,以鼓励先进、惩罚后进。这些工作细则一方面加强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党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二)社区自治组织

华西村社区自治组织有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村委会是社区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由于华西村社区独特的“三位一体”的体制,即党、政、企一套领导班子,村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价值没有特别凸显,它在党组织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下主要负责财政、后勤服务,村委会实行民主选举,同时村委会的人员调整和换届还会受到党组织的指导,以推荐主要候选人等方式对村委会的选举施加影响。村委会也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处理权,比如在村内居民外出办厂和外来工是否可以入华西村户口等方面。

村内人员在获得村委会批准并完善相关手续后,方可外出开厂经营。外出前需缴纳个人的建村费,如果属于更换单位情况,村委会有权分情况做出处罚决定①处罚决定包括劝退全家户口迁出华西;收转 10 年中所享受的一切集体福利待遇; 集体培养的技术人员,还应收转培训期或学徒期的培训费用;厂在股金在,人在(村)股金在,人不在(村),股金作自动放弃;人不在(亡故),股金的继承权属配偶一方或子女等直系亲属。。

外来打工者通过买户口的政策加入华西户籍时,需要经过村委会的筛选。具体步骤包括提出个人申请、经村委会筛选、按每户10万元缴费入村。

村民代表大会是华西社区另一个重要自治组织,每周例行的村民大会中,村民代表可就近期的政务情况发表看法,村民代表的发言使呼声较高的政务问题可得到村领导及时关注,村民关注的问题会在会议上被商议决策,决策后的重大决定、解决方法以及相关预算会发布在村里的公告栏中[2]。由于我国村民自治不够完善,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经常在社区公共事务中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功能,甚至有时会形同虚设,华西村社区的自治组织相当程度上也存在此类问题。

(三)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华西集团于 1994 年创立,是华西社区的重要经济组织,是我国大型乡镇企业之一。初建时该经济组织拥有58 家企业、固定资产 21亿[3],2013 年底发展到123 家企业、2.5 万职工。该组织拥有 90%的集体股,掌控着社区的集体资金,它的盈利情况和村民的公共服务、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经济支撑,华西集团在社区规划建设、村民福利保障等重大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集体经济组织虽不是我国农村社区特有的组织机构,但在实现了工业现代化的华西村,它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认同,是社区的基本组织形式,并且在对外贸易中,正逐步取代“村委会”。由于华西社区各组织人员交叉任职,华西集团的高层精英也是社区其他组织的权力掌控者。比如现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同时也是华西村委会主任和华西村党委书记。所以,华西集团的权力拥有者,在工作细则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比如《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中规定总经理具有重大合同决策权和投资权。

华西集团既是社区重要的经济载体,又与社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它的参与使社区治理呈现出自治与企业化管理的双重特点。在进行并村并努力实现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难免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土地产权模糊、集体资产分配与监管等,所以如何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监督管理是该社区一直关注的问题。另外如何利用集体经济发达的企业资源,使其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治理方式的合理建构也是社区发展应该关注的方面。

(四)社区群团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

华西村社区群团组织包括工会、妇联、团组织,都是在党委主导下成立的官方社会群团。工会和妇联在华西村社区成立较早,其中工会在社区企业的运行中可以代表工人表达诉求,维护社区成员的利益;妇联主要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提升妇女的工作技能,另外在开展计划生育方面也发挥一些作用。总体来讲,作为基层社区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辅助性组织,群团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党委会或者村委会成员兼任,在日常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大多只是每年例行公事地开展几次活动。

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群体或个人在社区共同体地域内单独或共同创办的、在社区内开展活动项目的、能够促进社区居民互动,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的自发性非盈利性组织[4]。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在由“国家——市场”两大体系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大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随着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进一步推动,政府开始从社区事务中抽离出来,社区社会组织逐步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从而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目前华西村在社区层面积极鼓励倡导成立相关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服务队、文艺宣传队等,组织种类主要集中在娱乐休闲方面,参与人员呈现单一性,老人居多,组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影响,社会组织整体成长缓慢,培育力度不足,华西村社区较其他农村社区而言,社会组织虽然更有活力,但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组织网络。成熟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居民不同的利益诉求、增加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华西村社区具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支持社会组织的创建和成长,推动社区的治理进程。

二、治理方式:集体的力量

华西村实行对外三套班子,对内一套人马的集中管理模式:村行政班子、企业行政班子统一接受华西村党委领导,党委成员兼集团公司、村委职务。而集团公司下属一切单位的方方面面均由集团公司统一管辖。华西村依然执行着“党政企一体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模式,并彰显出集体力量。

(一)“三位一体”下的政治治理:权力的整合与制衡

华西社区的行政属性,一直由党委会和村委会组成,在经历过社区工业化、企业规模化的过程后,华西集团建立并成为社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和载体,因此形成了“党组织+华西集团+村委会”共同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在三大组织中,社区党组织在社区组织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首先要经过党支部书记提议、召开书记会议、委员会议,华西集团的佣金使用和分配制度都由村党委决定。华西集团在组织运行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经理监督制、工人代表商议制,对于员工也有明确的竞争奖惩机制①员工实行首位高工资、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自华西集团建立和社区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以来,村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逐渐弱化,在对外贸易中,村民甚至更认同以华西集团代替村委会。

社区的“三位一体”主要是指治理主体在不同组织间的交叉任职,比如现任华西集团董事长的吴协恩同样是社区村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在党委会担任副书记的周丽等人同样在村委会和华西集团中担任重要职务,这便是该社区特有的党政企一体的治理组织体系。这种三个行政招牌一批人马的治理模式,一方面使社区治理更加高效,便于组织间的协调一致和权力的整合;另一方面,当权力掌控者同时拥有社区的政治、经济多方面资源导致权力高度集中时,便需要完善的民主监督配合,平衡权力资源的分配,这恰恰是华西社区在治理过程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二)“一村两制”下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社区的经济运行逻辑

华西社区在“农业起家、工业发家、服务业兴家”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以集体经济制度治理社区经济,在20世纪 70 年代,华西社区冒着“资本主义”帽子的危险悄悄发展乡镇工业,为社区的资本积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 世纪 80年代,社区承受住外界压力,抵制分田到户坚持集体所有制,社区工业逐步规模化;20 世纪 90 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公转私的改革搞得热火朝天,而华西社区依然坚持原有经济制度,但村委会也顺势颁布了具有华西特色的“允许一村两制,不允许一家两制”的规定。该规定规定村民可以搞集体也可以自己办厂搞个体,但是干部家庭不可以搞个体,同一家庭和个人只能搞一种经济模式[5]②华西村《村规民约》第 7 条。。有研究者发现,该规定的颁布并没有增加村民搞私营经济的热情,社区经济依旧是以集体经济为主,究其原因,在于“一村两制”的可操作性。假设一个家庭中有个体经营者,那么这个家庭必须放弃集体经济中的所有股份,同时接受村规的相应处罚③家庭人员外出办厂、经营或劳力外流,应得到村委会同意,办妥有关手续方可外出,但必须负担本村的人均村建费,凡属跳槽的均由村委会作出处理决定。,衡量利弊村民更有意愿坚持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村两制”从运行机制上阻碍了干部在治理中以权谋私的行为,使社区的约束机制得到完善。

与“一村两制”机制相对应的是华西社区的分配制度,社区根据华西集团运行情况按照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和股份分红三种方式给村民发工资,并鼓励村民多为集体积累股金,少提现金。具体运行逻辑为:每月村民会收到工资的二分之一作为月薪,另一半和奖金一起年底发放,但年底只发放另一半工资和奖金总和的 20%,80%作为股金积累。此外村民每年会有部分股份分红,是股金的 5%,在村委会同意许可下,村民可提取股金另作他用。1980 至 2003年,华西集团每年如果超额盈利还会按照“二八开”和“一三三三”的原则进行再分配,2003年至今则改为“五五开和五五分成”的分配原则①“二八开”是指企业超额盈利的部分 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 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五五开和五五分”即可用资金的 50%上缴村里,50%归企业干部分成,其中企业所得的 50%作为总经理的当年奖金,其他企业干部均摊另一个50%。,这种分配机制有利于发挥集团精英的积极性,同时可以使社区公有制经济良好有序地运行。事实证明,社区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虽然没有从实质上带给村民自主权,但有效地巩固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集团精英的创造力和社区经济的活力。

(三)“村中城”的文化生态: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创新

华西村的人,从建村开始就已经习惯了聚集生活。他们的房子都集中在一起,建村时只有十二个小村落,村内建筑都是矮房、茅房、土坯房,如今这座拥有几万人口的“村中城”不但规划严密、景色宜人,而且设计合理、匠心独运,既蕴含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底蕴,也富有现代社会的技术魅力,给人以无限遐思的文化记忆。

彰显传统文化。从华西领导集体“亲政”、“为民”、“律己”的管理文化到华西群众“忠心”、“孝道”、“仁厚”的质朴民风;从华西企业管理者杜绝“三假”(说假话、定假价、售假货)、“三违”(违法、违约、违信誉)到华西普通群众所要的“五子”(家家要有票子、家家要有好车子、家家要有好房子、重点要培养好孩子、最终人人脸上要讲面子)[6],从华西金塔到24孝亭,从三国壁画到古代名人雕塑。华西人尊重、推崇民族传统文化。在华西人人讲文明、讲礼貌、讲诚信、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上下齐心,经济社会生活蒸蒸日上。华西的经验表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区经济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资源。

融合现代文化。华西人在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精髓,虽然华西人身处乡间,但他们能够放眼世界,及时捕捉现代文明信息,为华西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活力。华西人积极探索现代乡村管理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统”(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7];华西人以国际化视野积极寻求企业发展,将自己的矿产企业触角伸到美洲;华西人以现代城市的理念设计自己的工业区、生活区、生态农业区、休闲娱乐区、旅游风景区;华西人重视教育,将自己的子弟送往世界各地,接受先进的高等教育。华西人将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和对现代文化的接纳与包容有机结合起来,促使自身不断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建构乡土文化。在华西上,不仅有标准厂房、别墅、小轿车,爵士乐、伦巴舞等现代文化,也有二十四孝亭、三国故事彩绘雕塑、大型西游记系列浮雕等传统文化,更有建业窑、金塔群、大钟亭等创业文化,而这些文化赖以附着的根基则是“乡土”,乡土性是这些文化的共同特性。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在于它的“乡土化”、“特色化”,乡风、民风、家风是乡土特色文化的显现,是建立在乡土特色之上的文化生态建设。

三、集体力量下华西村社区治理结构的启示

华西社区因其自身的历史政治因素走出了一条集体力量的特色治理之路,它的成功不能完全复制,同时它在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华西村社区同其他社区一样也存在着治理结构需要转型的问题,因此社区治理出现的困境是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下必须要经历的正常阶段。治理理论认为,科学的社区治理模式需要建立多元共享的机制和协同共治的模式,这可以成为社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整合社区资源,推动社会进步。

(一)治理主体: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完善治理网络建设

在社区环境迅速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灵活性服务能够及时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切实满足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对社区治理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也需要社会组织的高度配合,这就要求社会组织要具有完善的体系和机制,从社会民间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政府的协同合作、良好的社会氛围、公民的高度认同几方面探讨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积极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将有效地避免社区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区治理社会化

华西社区在与市场经济对接的过程中,社区内的环境也被剧烈冲击着,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的细化、社区成员职业和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复杂的治理环境下,迫切需要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通过主体力量的合作实现社区整合。而治理过程本身是各种集体比如政府、社会组织、志愿团体等相互间的互动过程,单纯地依靠行政权力的下移无法实现真正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政府还需要转变自身职能,在治理过程中树立规划者、协调者等新的角色。政府应该由直接下放行政权力转变为分权于社区,把政府一元化的掌握和控制权力资源转变为多主体的共同分配和调试,形成纵横交错的健康治理结构。此外,随着社区成员异质性的增强、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政府应该积极结合当地情况,建立新的评估标准,合理地协调各组织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三)治理手段:挖掘传统社会资本,培育现代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代表着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的变化也密切影响着治理主体、结构和客体,它的积累有利于社区各主体的功能发挥和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等[8]。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社区结构分化和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因素使社会资本也面临转型的趋势,充分挖掘并有效利用存在于社区中的传统社会资本,将有效减少治理的代价,使治理目标更快实现。传统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传统社会规范思维方式下以血缘、地缘、亲缘等亲密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所谓认同、信任、网络关系,不同历史条件和背景、不同地域下的社会资本都各有差异。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社会资本在逐渐弱化但并没有消失,因为某些类型的传统社会资本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应努力挖掘这些有益的传统资本,通过对它们的重新利用,加强资本的积累,保持良好的社区记忆。

另外,积极培育和增加现代社会资本,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建立丰富的公民精神会使社区资本快速积累并及时适应传统资本弱化的变化。现代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结构分化、社区成员价值变迁、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等转型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个人群体之间新的互动形式和关系网络,它是建立在公民的义务和权力上的具有契约性和平等性的一种关系,增加公共精神,促进公民参与是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1]冯治.吴仁宝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2]赵晨曦.华西村农村公共供给产品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2.

[3]省委宣传部“华西经验”课题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江阴华西村的经验与启示[N].新华日报.2006-08-04(A02).

[4]郁建兴,金蕾.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4):157-168.

[5]刘世英,冯治.赢在华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267.

[6]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66.

[7]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 D 区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4(3):101-107.

[8]黄立敏.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Huaxi Village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XIE Li-xia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Teaching,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ight Industry, Guangzhou 510300, Guangdong, China)

Huaxi Village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system and structur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Huaxi Village, including "three-in-one" operation mechanism, one village“two systems” behind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village inside the city" cultural ecology highlights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show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and has the enlightenment function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Huaxi Village; community governance;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transformation

G93

A

1007-5348(2016)11-0074-05

(责任编辑:王焰安)

2016-10-08

2016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社会转型期广州社区道德重建研究”(2016GZYB34)

谢丽娴(1976-),女,广东韶关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