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

刘正刚，王熳丽（暨南大学古籍所，广东广州510632）



汉唐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

刘正刚，王熳丽
（暨南大学古籍所，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汉武帝开辟了以徐闻、合浦等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岭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汇地。魏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由以交州为中心逐渐向以广州为中心转移。从汉代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的佛教，最先在交州传播，魏晋以后广州成为佛教弘法的中心。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抱合在一起。

关键词：晋唐时期；岭南；海上丝绸之路；佛教

岭南从秦汉开始，就被中原王朝纳入到统治版图，设郡县进行管理。宋代之前，岭南一直被中原士人视为南蛮烟瘴之地，是王朝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正史记录中以负面形象居多。但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又使其以海洋珍宝闻名遐迩，自西汉开始，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就被官府确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东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有明确记载，这是我国正式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之始。晋代之后，广州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佛教也随着海洋贸易而传入岭南。印度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时间应在两汉交替时，最先传入交州、广州，再因此进入内地［1］。

一、汉唐开辟的岭南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五岭以南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中说：“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岭南早期居民主要以舟楫为生，《广东新语》卷14《食语》说：“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这些记载，说明海洋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要特色。魏晋时期，今佛山仍然是汪洋大海中的沙洲，但水上居民已开始陆居生活，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2《寺观·经堂》记载说：“经堂，古塔坡寺，原在耆老铺塔坡冈上。东晋时有西域僧到此结茅讲经，时此地犹海洲也。隆安二年（398）戊戌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尊者因讲经始建经堂，堂后有冈。”所谓“海洲”就是海中岛屿。东晋时，佛山民众以舟楫为生，但已经在海洲上听西域僧人弘扬佛法。这个西域高僧就是罽宾国的昙摩耶舍［2］。

汉武帝时，不断开拓边疆，关注与周边的经济文化交流，主动在岭南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现今最早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史记载，就是成书于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卷28《地理志》，其内容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由官方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稀见史料。从中可以推断，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南方，而且是在今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西汉徐闻港的出现与繁荣已经得以证实，其在南海丝绸之路中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从汉代的行政区划看，日南、徐闻、合浦皆属交州刺史所辖。据研究，黄支国即南印度的古国拔罗婆朝的首都建志补罗，航行路线是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可见，自汉武帝以来，黄支国就与广东有着海洋贸易往来，而且这些航海者多是黄门译长，属于官方性质［3］。也就是说，汉代交州和印度的海洋贸易较活跃，因此之故，印度的佛教也随海船最先传入交州，范晔《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记载：

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这里再次强调交州是印度向中国贡献的重要通道。汉代域外僧人已在交州居住，东汉时在交州避乱的牟融撰《理惑论》序说：“（东汉）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4］1时交趾刺史为苍梧人士燮，对儒家学术颇推崇，《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说他“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士燮对佛教也不排斥，他每次出入，均有疑似佛教徒的“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在交趾郡治所赢喽（今越南河内市）佛教相当流行，据越南《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喽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5］这里的康僧会等最早在交趾活动，不仅懂梵文，且“博览六经，精通天文图谶”，显示他精通儒家文化，也说明外国僧人和中国士人有联系，牟子《理惑论》或许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后来康僧会抵建业，与皇室有了接触［6］440。

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较为顺畅，商人与僧侣通过海洋贸易路线各取所需，南朝多部佛经记载天竺高僧求那毗地在南朝齐时抵达中国，就与南海商人有密切关系，“外国僧众，万里归集，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赠往来，岁时不绝。”［7］这说明一方面有更多的外国僧众来到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僧众与南海商人有密切关系。南海商人是典型的海商，他们之所以要“宗事供赠”外国僧侣，是为了保佑航海安全。这在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2中有反映，“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难，祷之，则见于空中，无不获济。……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宋人所说的“番僧”、“住唐”等名词，是在岭南长期海外贸易中逐渐形成的。

饶宗颐先生认为，自三国以后，海路交通发达，王室及官吏，掌握特殊的权利，从事这种厚利的海外贸易，《晋书》卷37《宗室》记载，东晋义阳成王司马望的孙奇，“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到了唐代，昆仑舶成为广州海面常见的船只。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也是一个重要据点。交广二地往来密切［8］。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通过中外早期文献证明，西汉时中国已由海路通印度，带去的商品是中国丝织品，买回的是碧琉璃。这一海路在汉以后一直保持着。中国和尚到印度去求法，最初多经陆路，唐以前几乎没有走海路的。法显是泛海回国的，这在当时很稀见。到了唐代，有了很大变化，从海路到印度去的多了起来。这表明海路是中印海上交通的重要道路，唐代在安南通印度的海路上，交州是重要的海口，中国丝很可能先运到交州，再由此运往印度［9］。季先生说唐代之前中国和尚去印度求法很少走海路，但这不代表海路不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实际上，早期传入佛教的主要是西域僧人，而这些僧人主要是由海路进入岭南，并始终与海商联系在一起。

唐代随着海洋贸易的发达，佛教在广州的传播更为活跃，据《旧唐书》卷8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十二月，“时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这里突出了市舶使与“波斯僧”的关系，显示海洋贸易与佛教的关系。当时，通过海洋到达安南和广州的外国船只，以狮子国的船舶最大，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狮子国海舶”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狮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藉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这里的“纳舶脚”即是征收外国商船的下碇税；而“禁珍异”则是指检查外国船只有无违禁之珍奇异物。至于安南市舶使的情况，唐代陆贽的《陆宣公集》卷18《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则说：“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此上奏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中使”是由宦官担任的市舶使，“外使”是由朝官担任的市舶使。可见，唐代设有两套管理征收海外贸易的官员。从“进奉事大，实惧阙供”看，市舶使主要目的是为了进奉海外珍品，以满足宫廷及上层社会的奢侈之需［10］。另据黄楼对《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撰写者考证，此表大约出现在开元中后期，作者为市舶使宦官韦光闰，而非《全唐文》题为唐德宗时人王虔休。开元十年（722）以后，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赏赐无度，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量巨大，韦光闰即在此背景下出任岭南市舶使。在他之后，宦官出任市舶使已由临时差遣发展为常置之职，成为惯例［11］。

二、汉晋南朝域外僧侣在岭南弘法

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至少在汉代已经开始。东汉末题为苍梧太守牟融撰的《理惑论》中就记载交州有“沙门”活动，他们“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4］4。胡适将《理惑论》中的“沙门”解释为包括从海道来的僧侣与印度商人［12］。也就是说，印度僧侣和海洋商人一起来到交州。于此可见，佛教经海路传入在时间上和陆路差不多。

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记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时孙权已控江左，而佛教未行。……（僧会）以吴赤乌十年（247）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由是江左大法遂兴。”［13］14-15康僧会随其经商的父亲在交趾长大，待父母离世后而出家，由交趾北上建邺传教，时交州、广州均属吴国范围，也就是说，他主要成长在岭南地区。此时广州已出现制止寺等佛教场所，乾隆《光孝寺志》卷1《建置》说：南越国赵建德王府，“三国吴虞翻谪徙居此，辟为苑囿，多植苹波苛子，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苛林。翻卒，后人施其宅为寺，匾曰制止。”可见东吴时番禺已有佛教活动。又有天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涉交广”弘法［13］364-365。

南朝刘宋时，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至王园寺创戒坛，立制止道场，乾隆《光孝寺志》卷2对此记载说：“初，师至，以指苛子树，谓众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并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梁永明年间“奉诏译五百本经”。梁武帝天监年间梵僧智药三藏从“西竺国携菩树航海而来”，至诃林，“植于坛前”，并预言：“吾过后一百七十年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梁武帝普通年间，达摩初祖也自天竺来到诃林，“时武帝崇信佛法。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与语不契。祖遂渡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陈武帝永定年间，西印度优禅尼国波罗末陀三藏陈言真谛以海路至广州，居诃林译经。唐武则天神龙年间西域般刺密谛三藏于此译《楞严经》。罗香林认为，自汉至西晋，佛教自海洋传入今柬埔寨与越南中北部及两粤等地，此区域之佛教重心初为交趾；自东晋以后，其苍梧广信之佛教重心已转到广州［14］11。著名海上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说：“自汉迄晋佛法盛行，其通道要不外乎西域、南海两道。当时译经广州或建业之外国沙门疑多由海道至中国。”［15］

南朝时期，岭南的佛寺在广州和粤北不断增多，唐代王勃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记载，梁大同三年（537）“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在今广州的宝庄严寺建舍利塔［16］524。这说明宝庄严寺在此之前已经建立，时间可能在南朝刘宋，王勃在文中说：“此寺乃曩在宋朝，早筵题目。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因缘盛力，人以子来。”［16］530康熙《广东通志》卷25《寺观》记载，清远广庆寺“即清远峡飞来寺，梁普通间，真俊禅师建，赐额至德。”刘宋时期，始兴县也有佛寺建立，道光《广东通志》卷328引嘉靖黄佐《广东通志》记载：“求那跋摩累世为王，……元嘉初，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勅州郡合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于是在始兴虎市山建灵鹫寺，当地“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自画罗汉像，乃作定光。”曲江的宝林寺建于南朝梁，天竺僧智药禅师于“梁天监元年（502）自西土泛舶来汉，上至韶州曹溪水口……开山立石宝林。预记一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来此演法。至唐六祖传衣钵于曹溪之上，果符其说，即南华寺也。”［17］梁时，罗浮山有南楼寺建立，《罗浮山志会编》卷5《释》记载:“景泰禅师，头陀僧也，不知何许人。来罗浮，薙草为室居焉。始至山中，其徒以无水难之。”禅师开卓锡泉，广州刺史“因建寺于庵所，题曰南楼寺”。

南禅宗初祖达摩也在南朝时由海路抵达广州，康熙《广东通志》卷25《寺观》记载，菩提达摩为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心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527）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已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后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达摩弟弟达奚司空也来到广州而未回国，“祀之南海庙内，至今犹存。隋时封助利侯，共有六侯，皆着灵应于海上者。”达摩抵达中国带来了释迦的衣钵，成为之后禅宗的法器，五代编纂的《旧唐书》卷191《列传·神秀》记载：“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

晋代佛教在珠三角地区的活跃，还出现了因佛教而命名地名的情况。佛山得名就源于晋代域外高僧昙摩耶舍讲经地发现的三尊佛像。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域志》记载：“佛山向名季华乡，不知始自何时？至唐贞观二年（628）居人见塔坡冈夜辄有光，因掘地得铜佛三，奉于经堂，即塔坡寺，遂以佛山名乡。”佛山得名于佛教，这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对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公元四世纪以前，似乎还没有中国人了解任何梵语知识［6］2-3。佛经的早期翻译是靠大师或有翻译所用的原本，往往是大师口头翻译（口授），通过通晓两种语言的中间人翻译，或由中国助手或居士记下译文（笔受），之后再进行校订［6］45。晋朝陈寿《三国志》卷46《吴书一·孙策传》记载，孙策欲斩道士于吉，诸将劝阻，孙策说：“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这事发生在交州，“邪俗道书”应包括佛经在内。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广州海岸边发现一尊阿育王时代的佛像，地方长官陶侃把佛像运到武昌寒溪寺内。不久，寒溪寺大火，佛像却安好无损。陶侃弃官后想携带佛像归隐，但装载佛像的船却沉没于水，无人能拉起。最终慧远成功打捞了这尊佛像，并把它运到庐山东林寺，这事可能发生在四世纪末［6］461。

这一时期，随着女性信佛者的增多，还出现了专门为女信徒翻译的佛经，据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记载，东晋时西域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白沙寺弘法，“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谘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唐代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3明确记载昙摩耶舍译《差摩经》，“为清信女张普明出此。”陈寅恪说：“《差摩经》既为清信女张普明而译，则当与女子有关。”［18］

有学者认为，清信女是带发长期居住寺院修行的女性［19］。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清信女也可能是女尼，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2载：

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这里将颜法弘、张普明等均列入“诸尼”中，且极可能在广州活动。时昙摩耶舍在广州大小乘并举，弟子法度则“专学小乘”。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第五》记载说：

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后得入道为昙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土。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乃令诸尼作镇肩衣，似尼师坛，缝之为囊，恒着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萨悔过，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东境尼众亦时染此风。

刘宋元嘉间（424-453），法度父亲竺婆勒一直在广州至南康之间从事贸易，法度生于南康，“貌虽外国”，兼通“汉言”和“胡语”，以弘扬小乘为己任。他将女尼定期集会时的“胡跪”改为“伏地相向”，且很快被其他地区女尼接受。

南朝齐时，珠三角地区弘法仍以海外僧侣为主，南朝梁释宝唱的《比丘尼传》记载的东莞仑法缘、仑法彩姐妹就多次参与西域僧的弘法，并回家建尼寺修行，其记载为：

法缘，本姓仑，东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432），年十岁，妹法彩年九岁，未识经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经三日而归。说至净土天宫见佛，佛为开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还，便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见西域人言谑，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复失去。……经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发而归，……大名法缘，小曰法彩。……缘等还家，即毁神座，缮立精庐，昼夜讲诵。［20］118-119

仑氏姐妹就多次参与外国僧人的弘法活动，并“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最后“出家，披著法服”，在家中“毁神座，缮立精庐，昼夜讲诵”。唐代《法苑珠林》卷5《六道篇第四》记载仑氏姐妹“除鬼坐，立精舍”。时外国僧侣在中国弘法多用胡语，南北朝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5《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第五》说：“法度善娴汉言，至授戒先作胡语。”正因弘法说胡语，所以仑法缘姐妹很快会说外国话。她们所建“精庐”又称“精舍”，其实就是尼寺。表明此时珠三角已有独立尼庵［21］。但这些尼寺多由住家改造，而非公共建筑。刘宋元嘉中，会稽尼僧敬抵广州，“遇见外国铁萨罗尼等”，遂“更从受戒”。她“留滞岭南三十余载”弘法，获得信众“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为立寺于潮亭，名曰众造”［20］124-125。这既显示外国僧侣在当地的活跃，也显示尼寺仍是民众捐施园宅而共建。

三、唐代岭南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期，岭南佛教继续保持发展势头，隋朝统治短暂，佛教高僧在岭南的活动中心从南海郡转移到龙川郡，但唐代又回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唐初仅六祖惠能家乡新州就有一批佛教寺院兴起，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22］。唐以后，珠三角地区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尼寺”，据成化《广州志》卷24《寺观志》记载，国庆尼寺在郡城西，唐天授元年（690）尼妙觉建；又有开善尼寺在郡北，唐天授元年尼妙净建。这一现象意味着唐代男僧和女尼已分开修行。

唐代佛教经籍在岭南已经较为普及，而且一些女尼也能阅读佛经，唐人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25《碑铭》收录有《能禅师碑》，清代引《传灯录》对之笺注说，六祖慧能北上黄梅求法，途经韶州，与女尼无尽藏交往即是例证：

慧能大师……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诵《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体。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缉俾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唐咸亨二年（671）也。［23］

这一说法在慧能《坛经》中有记载：慧能“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无尽藏能与慧能讨论佛法，说明佛教在当地颇为流行。无尽藏“执卷问字”中的“卷”应是佛教典籍。

唐代广州仍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交汇地，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1《译经篇》记载，开元七年（719），南印度高僧金刚智泛海来广州。他少年时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求学，又到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后自海上泛舶东来，遍历南海二十余国，“达于广府”，不久赴长安。金刚智“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诫，建曼拏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这说明他入华的首站是番禺。域外高僧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抵达广州，也促生了广州佛教信仰热。唐代广州的梵寺不断增多，据日本僧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时广州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卅万贯钱，欲将往天竺。采访使刘巨麟奏状，敕留开元寺供养。……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岁如山，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这里的婆罗门寺即指印度佛教寺庙。王向荣作注说：婆罗门指今印度一带，波斯指波斯湾一带的阿拉伯国家，昆仑指东南亚一带的国家；狮子国指今斯里兰卡，大石国指今阿拉伯国家；骨唐国，不详；白蛮指今欧洲人；赤蛮指今非洲人［24］73-75。

唐代的佛寺遍布岭南各地，岭南佛教与中原佛教存在着差异。潮州大颠禅师与韩愈交往颇有意义。唐宪宗时韩愈上《论佛骨表》，反对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奉，被贬潮州，与惠能嫡裔大颠禅师相遇。韩愈在《与孟尚书书》言：“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索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25］至于世传的韩愈《与大颠三书》及《别传》，据饶宗颐先生考证是“好事者所为，不足为据”［26］。韩、颠的交往可理解为禅宗在广东势力之大，使韩愈不得不入乡随俗。此时，六祖惠能在岭南创立禅宗，已经完成了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革命性转变［27］。惠能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这与儒家的人皆可为尧舜相吻合，禅宗在人性问题上与儒家思想具有一致性［28］。惠能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中国佛教革命的首领人物，他提倡的教义就是“顿悟”。

岭南还是中国高僧赴海外求法的出发地，义净法师在15岁时就仰慕法显、玄奘等高僧，“欲游西域”，但他选择从海路出发。唐高宗咸亨二年（671），37岁的义净“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他“奋励孤行，备历艰险，……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带回大量的梵本经书［29］。义净通过海路西行求法，与广州海洋贸易繁荣有关。在这期间，义净曾从室利佛逝返回过广州，他在《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附《重归南海传》说：“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689）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回到广州的义净在制旨寺大约停留了三个月，于永昌元年十一月，又从广州搭乘商船出发，“广府法俗，悉赠资粮”。十二月抵达室利佛逝。长寿二年（693）夏，又从室利佛逝回到广州，停留了一年多，于证圣元年（695）五月回到洛阳［30］。

唐代岭南佛教的兴盛，可以从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被飓风吹到岭南所目睹状况得到证实。唐天宝七年（745）6月，61岁的鉴真从扬州登船第五次东渡日本，在海上遭遇飓风，被漂流到振州（海南崖县），时别驾冯崇债遣兵400余人将其迎入州城设斋供养，后入州大云寺安置。一年后，鉴真抵万安州，州首冯若芳请住其家，供养三日。后再抵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至开元寺，“官寮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当鉴真和尚渡海抵雷州半岛，经梧州、桂州等地，时始安郡（即桂州，今桂林一带）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到城外，“引入开元寺”，城中僧徒擎幡、烧香、唱梵，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日夜不绝。鉴真和尚在桂州住一年，天宝九年（750）至端州龙兴寺，太守将他送至广州，广州太守卢奂“督率诸道俗出迎城外”，引入大云寺，“四事供养，登坛受戒”。后鉴真由广州北上韶州，在韶州禅居寺、法泉寺、灵鹫寺、广果寺等“登坛受戒”［24］67-74。鉴真住锡广州大云寺即为光孝寺。武则天临朝后，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时广州乾明法性寺遵制改为大云寺［14］29-30。从真人元开的著述中可知，唐代佛教在华南地区每一个行政区域都有寺庙建立。另据罗香林研究，唐代除了广州梵僧特多外，在清远的峡山寺和博罗罗浮山各佛寺，都有梵僧居住［14］13。粤西雷州半岛海康县则有天宁寺，据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古迹略》记载，海康县在唐大历五年（770）建立佛寺，时名报恩寺，宋代改名为天宁寺，苏轼被谪雷州，常到该寺游览，并书“万山第一”悬挂在天宁寺大门。

纵观全文可知，汉唐域外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汉代以来岭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密切相关。中外商人彼此接触交流，域外僧侣也跟随商船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可能最先在商人群体中传播，并因此又影响到与商人经常接触的民众。汉代以来，由国家指定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均在岭南的徐闻、合浦和日南等地，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也最先在岭南开始。可以说，海路传入的佛教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抱合在一起。我国新史学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31］13-14他还说，欧洲人把印度佛教分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31］18-19总之，在梁启超心目中，佛教最早由海路传入中国。我们认为，梁氏之言是可信的。

参考文献：

［1］对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时间及路线的再考察［J］.史学集刊，2001（1）：16-21.

［2］刘正刚.佛教与佛山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5:46.

［3］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J］.历史研究，1995（2）:21-39.

［4］释僧祐.弘明集: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9.

［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M］.李四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7］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M］.苏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552.

［8］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M］//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400.

［9］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J］.历史研究，1955（4）:78-79.

［10］宁志新.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9-14.

［11］黄楼.《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撰者及制作年代考——兼论唐代市舶使职掌及其演变等相关问［J］.中山大学学报，2009 （2）:99-107.

［12］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247-248.

［13］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M］.香港：中国学社，1960.

［15］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21.

［16］王勃.王子安集注［M］.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7］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5［M］//续修四库全书:第7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7.

［18］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高僧传初集之部［M］.北京：三联书店，2001:28.

［19］陈珍珍.谈福建的“梵行清信女”［J］.法音，2000（1）:63-68.

［20］释宝唱.比丘尼传校注［M］.王孺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蔡鸿生.尼姑谭［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207.

［22］聂顺新.隋代的岭南佛教活动［J］.韶关学院学报，2009（2）:6-10.

［23］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49-450.

［24］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5］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350.

［26］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M］//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391.

［27］谭世宝.惠能开创的佛教革命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J］.韶关学院学报，2005（4）:1-5.

［28］谭世宝，胡孝忠.韩愈与大颠关系及成因新考［J］.韶关学院学报，2007（10）:69-74.

［29］赞宁.宋高僧传［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1.

［3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M］.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15-19.

［31］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M］//中国佛学研究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责任编辑：王焰安）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an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LIU Zheng-gang，WANG Man-li
（Institute of Ancient Writing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Guangdong，China）

Abstract:Emperor Wu Di of the Han Dynasty opened the Maritime Silk Road，which Rinan port included Xuwen port and Hepu port. It formed the major path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Lingnan area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junc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y，the center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gradually shifts to the Guangzhou，away from Jiaozhou. Since the Han dynasty，Buddhism in Lingnan spread by silk，which first appeared in Jiaozhou. After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Guangzhou became base camp for spreading Buddhism. Souther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not only did Guangzhou become the center of maritime Silk Road，but also it was the center of Buddhism spread. Han and Tang dynasties period，the spread of Buddhism always intertwined with the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Jin and Tang dynasty；Lingnan region；Maritime Silk Road；Buddhism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3-0001-07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刘正刚（1965-），男，安徽定远人，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