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陈剑敏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政治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陈剑敏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主体推动的结果。当时，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两个内在动因：一是回应反对者的攻击，争取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斗争胜利的需要；二是争取自身独立自主地位，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因

关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原因，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参见余品华：《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原因和契机》；王莉：《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富文、赵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因初探》等。。这些成果主要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内外各种主客观条件形成等方面，说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本文则主要从中共自身发展角度，探讨其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语境，分析其具体动因。

一、动因之一：争取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斗争胜利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加速了传播，而且开始实践运用。一方面，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学理研究发展为一场影响巨大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展，非共、反共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也在加强，他们不断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疑其在中国的可行性。尤其是夺得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确立自身的唯一正统地位。因此，国共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1927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专门创办《中央半月刊》党刊，在创刊词中明确表示，三民主义“比起现世界什么党的主义，什么党的政策，都比较优良”，他们创刊的目的就是要使“异说皆息”，使国民党人“不至于再喊共产党口号”。②《中央半月刊》创刊词，1927年第1期。此后，《中央半月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论，批判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竭力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刊物也不时刊出反马克思主义言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共两党暂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但彼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因共产党再度获得合法地位变得更加激烈。国民党更加起劲地攻击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希冀他们能“最后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接受三民主义”③伍重光：《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山月刊》1940年第4期。。国民党及其支持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理由有三条：

第一，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思想，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外来思想身份一直是国民党及其支持者攻击共产党的口实。1927年，留美心理学博士郭任远曾在《中央半月刊》连载长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吗》，指责中国共产党人贩卖的是“来路货”，是在误导“求新求奇”的广大青年，表示“学问是要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才能算是新的。自己没有独立的系统，就不能算是自己的学问。不但古代的学问不能当做新学问，即是从西洋介绍来的也没有一样可以当做新的”；“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智识，要自己组织过，变成自己的系统，才算是自己的学问……要是只能代他人做舌人，天天宣传别人的学问，书本上得到多少货色，就照原货卖给别的人；西洋圣人这样地教训，我们就这样地信仰，洋代表怎样地说，我们就怎样地主张，这是造成留声机器片的妙法”。①郭任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吗》，《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5-6期。这里，郭任远虽然表面上是敬告青年怎样作学问，养成独立思想，实际上却是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思想，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在简单贩卖马克思、苏共的思想。郭任远的观点在当时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中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有“说服力”。每一种思想都有其生存的特定历史文化土壤，简单移植过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这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以，国民党人士认为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并援引孙中山的讲话，“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之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我们如果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干，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有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干，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②赵德全：《共产主义之荒谬与三民主义之伟大》，《青海评论》1935年第68期。，攻击中共脱离了中国的社会情形。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外来思想身份的指责和是否适合中国的种种质疑，要求中共必须完成对这一思想的本土化、民族化改造，使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符合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状况。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广泛认同和接纳。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并不适合于中国，即中国不能共产主义化。除了极端的反共人士外，多数反对派（包括部分国民党人士）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之风靡全世界，“自有其理论之根据，科学之立场，绝非空洞之幻想所能同日而语”③黄平凡：《读“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后》，《独立评论》1933年第62期。，对共产主义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认同，认为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不都是错误的，大部分原则是真理。但同时认为，“按中国的实际情形，则共产主义与中国的事实大都不相适合”，并列出了如下六个理由：一，中国生产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二，财富不均与贫富阶级之悬隔皆不鲜明；三，劳资阶级刚萌芽，尚未发达成熟，缺乏阶级意识；四，阶级斗争不适宜于中国革命，因政治上的支配者是军阀而非资本家，无产阶级既无夺取政权的阶级自觉，亦无单独力量以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之可能；五，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行不通（一因农工缺乏教育，二因农工无政治训练，三因马克思所说的劳工专政的先决条件无一具备）；六，共产主义与中国之固有文化不相适合（中国民族是尚伦理、重感情、好和平的，而共产党之精神则反是）。④宜衣：《共产主义与中国》，《清华周刊》1934年第11-12期。反对派罗列的这些事实是存在的，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形，和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语境描述有很大出入。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严重背离的情况，当然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对它进行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阐释与发展，以为其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并在实践中证明它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事实有效性，以回应反对派的质疑。

第三，谴责中共受俄国共产党指挥，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令。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人谴责“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所指挥的，而第三国际就是列宁主义的国际，也就是俄国的共产党的国际”，所以“中国哪里有共产主义？舶来品罢了。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俄国的雇奴罢了”。⑤刘霆：《列宁主义的弱点之暴露》，《中央半月刊》1927年第1期。包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这样认为。1933年，丁文江撰文指出，中共就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傀儡，完全受其摆布，“但革命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莫斯科以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为天经地义，强把不相符的事实来凑合他们的教旨”⑥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1933年第51期。，自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为此，丁文江语重心长地劝告中国共产党员，“要建设中国共产政府不是靠莫斯科所能成功的，还一定要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首领……单靠莫斯科发下来的小册子，跟着人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懂我们国情的固守马克思列宁教旨的第三国际的牺牲品！”①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1933年第51期。国民党和其他反对者对共产国际指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否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怀疑，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②《“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中共要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自己外来党、外来思想的身份标签。

正是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这些质疑和攻击，要求中共必须对此作出回应。这是延安时期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语境，也是动因之一。

二、动因之二：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的需要

尽管中共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在中国社会内部找到它的根源，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使得中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符合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实际上是为苏联利益）制定的基本战略策略和方针路线的要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客观现实的需要，这就使得中共党内事实上长期存在两条路线。一条路线主张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一切“以俄为师”，即所谓“国际路线”；另一条路线则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即所谓“中国路线”。自中共成立之日起，两条路线一直在进行明里暗里的斗争。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掌握的程度有限，再加上缺乏具体的革命实践，前者在斗争中往往占了上风，成为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曾有过积极影响，曾经给予中共重要的财政支持和理论指导，对中共的建立及保证其马克思主义性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干涉中国革命却又推卸责任，无情打击不同意见者，影响了中共党内团结。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如何和国民党合作问题，陈独秀等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本来主张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则主张实行“党内合作”，并最终迫使陈独秀等人服从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但是，党内有人始终对此存有异议，认为“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去”③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51-252、311页。，一些早期的优秀党员甚至因此退党，如李达、李汉俊就是这样退党的，杨明斋也是因此离开中央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又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对陈独秀有失公允地指责和处理，“给予陈独秀政治思想立场和政治生涯在日后的重大变化的影响极为重大，至少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在思想情绪方面因受他所意料不到的刺激，而埋下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的根子”④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51-252、311页。。陈独秀在被解除领导职务后，既对共产国际推卸责任表示不满，又对其在中国推行的“左倾”政策不能理解，最终在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了中共党内的反对派，结果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客观地说，陈独秀的“托派”言论并非都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不加区分地对陈独秀言论一概加以否定，将他彻底推上了反对派的道路。连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争论分歧是共产党内部问题，他们的目的都是打倒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⑤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251-252、311页。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给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戴上了“反革命”和“外国间谍”的帽子，指责其“不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使“托派”从此蒙受难以消除的“汉奸”之冤，中共党内一大批重要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托派”，遭到残酷打击和杀戮。⑥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和“托派”的无端诬陷甚至连党外人士都不能理解，“陈氏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首领，现在中共干部许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绍入党并提拔训练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汉奸，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人靠得住吗？”⑦吴国璋：《陈独秀，汉奸？托派？》，《民意周刊》1937年第15期。显然，共产国际简单粗暴地处理不同意见者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党内矛盾，造成中共党内的分裂，而且也损害了中共的政治声誉。

第二，干涉中共人事任免，扶持服从其指挥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造成中共革命的巨大损失。在推倒陈独秀后，共产国际曾先后扶持瞿秋白、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但这两人也并没有绝对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命令，先后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此后，共产国际便不再相信没有经过他们严格教诲的中共干部，决心扶持完全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冒险到中国改组中共中央，最终将王明、博古等留苏青年学生推上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位置，也开启了“左倾”教条主义长期统治中共中央的序幕。王明等留苏学生虽然在苏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并没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也不了解中国国情，由他们担任党的领导者，不能不引起老党员的不满。“这些年轻人不用说都是没有革命功劳的青年学生，当我们革命时，他们还在吃奶呢……这些就他们的革命背景来说还是个婴儿的人，如今回国后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①本杰明·Ⅰ·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57-158页。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因拒绝接受王明等年轻留苏学生操控的新中央委员会，另组“非常委员会”而被驱逐出党，导致党内再度发生分裂，党组织受到极大削弱。1931年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在王明离开前，共产国际已提议组成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王明、博古等人统治中共中央期间，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差点葬送了整个中国革命。虽然王明、博古等人的上台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长期统治中央，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造成的，是尚处于婴儿期的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认识还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但是，共产国际对此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莫斯科，当时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是，要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个地方将那些威信来自自身而非来自斯大林本人认可的人全都从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②本杰明·Ⅰ·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57-158页。王明等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共产国际推上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

第三，置苏联的利益于中国国家利益之上，为中共招致出卖国家的骂名。共产国际不仅粗暴干涉中国革命及中共的人事任免，而且当苏联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往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维护苏联利益放在第一位。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为此组织群众示威。尽管陈独秀致信党中央，主张此时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会使广大“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③水如主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反而便利国民党借以欺骗群众，但是中共中央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准备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虽然这些主张最后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但是其影响还是非常恶劣的。1936年，梁实秋在阐述自己为什么反对中国共产党时，罗列的理由之一就是共产党“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他看到上海租界里电线杆上、墙壁上到处贴有“武装拥护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标语。他认为如果写这标语的人是用卢布雇来的倒也罢了，如果是自动干的，“可真是令人痛心”，当“外国的军队踏进了我们的领土，无论敌人是谁”，“中国人只有一心一力地对外，怎能说出‘反对进攻苏联’的话来？”为此，他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不是为国家民族而斗争。④梁实秋：《我为什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宇宙风》1936年第1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依然没有改变政策，反而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所以，1932年上海事变发生时，当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积极支持19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5军抗日时，中共中央却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将国民党各个派别，各级长官视为是一样货色，号召前线士兵发动兵变，乘机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中共中央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遭致各界人士不少的指责，甚至有人称其间接发挥了汉奸的作用。⑤许君武：《汉奸与中国共产党》，《青年公论》1936年第3期。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时，也要求毛泽东解释，中国如果苏维埃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受苏联控制，其内外政策要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的问题。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错误导向，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败坏了中共和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这种情况显然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共党内摆脱共产国际控制、自主决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特别是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党内外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共如果再把“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①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6页。，对于刚刚经历了长征剧痛的中共来说无疑是自取灭亡。严峻的生存处境要求中共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树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走自己的路，打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垄断，确立自己的理论话语地位，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三、余 论

马克思主义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是研究复杂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存在超越时空的普适原理。在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它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而具体怎样执行这些原则，实现这些原则，需要各国根据丰富的客观现实情况决定。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经历一个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指导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它一方面要随着实践对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扬弃旧的过时的部分，生发新的符合实际的内容，始终保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它要不断吸收借鉴其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不断使自己得到完善和发展，始终保持自身的前沿性和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能指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趋势，但不可以为所有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提供统一的一成不变的直接行动纲领和具体政策。这就需要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地决定自己的具体政策和行动纲领。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的时候，和俄国的社会实际结合，生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其进入中国后，同样需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思想，具有异域文化的身份，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它传入中国后，必然受到中国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惯性抵制，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发生某些冲突。因此，它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得到认同和传播，必须和当地社会生活及文化传统相结合，这也是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几个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实现中国民族化，但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中国化的，也是需要中国化的，而能否实现中国化，还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有意识地引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喜悦和痛苦后，深刻认识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为改造中国社会，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并巩固和壮大中共本身，争取革命最后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承担起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任，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现实语境下，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推动的结果。

Intrinsic Motives of CPC for Promoting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Yan'an Period

CHENJian-min
(College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Baoding Hebei 071002,China)

The Yan'an Period is the first historic leap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arx's sinicization.But during the period,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octrine was not spontaneous,but the result of the main body.At that time, the CPC promote the Marx doctrine China in the Yan'an Period,it has two intrinsic motives:one is to respond to the attacks of the opponents,and striv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the other is to strive for their own independent status,to get rid of the need for Moscow's control.

CPC;Marxism;Sinicization;motive

D231/D610.0

A

1674-3210（2017）02-0084-05

2017-03-18

2016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课题“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1603010107）最终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资助项目。

陈剑敏（197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及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