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政治哲学的宇宙论建构

孙旭鹏



论老子政治哲学的宇宙论建构

孙旭鹏

（西安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老子是道家的开创者，老子的思想以“道”为核心而展开，老子的政治哲学同样也是以“道”为根基的。老子的“道”采用了一种宇宙论的建构模式，然而老子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宇宙生成的方式，他更关注的是社会和人生，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合理性问题。老子将“道”采取一种宇宙论的方式来进行构建，为其政治哲学寻找到了一种最终的理论基础，并为现实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依据。同时，老子以宇宙论为构建方式的“道”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政治哲学；宇宙论建构

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道”被老子赋予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特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便是以“道”为核心展开的，同样，老子的政治哲学也是以“道”为理论基础。学界目前对老子政治哲学的具体内容探讨较多，而对老子政治哲学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构建则探讨不多。老子政治哲学为什么要以“道”为基础来进行建构，并且采用宇宙论“道”的建构模式？这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老子面对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战争不断，社会秩序混乱，需要建立一套理论来指导和稳定社会秩序，于是老子就构建了至上性的“道”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老子本人具有高超的哲学思维，老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了“道”一种宇宙生成论的建构方式，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因为在老子之前以及与老子同时代的哲人中，没有一位思想家将社会问题自觉地放在一个宇宙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构建，只有老子自觉地将“道”采用了一种宇宙论的建构模式，从而为其政治哲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一、宇宙论建构之原因

首先，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自始至终都有以一种“天人合一”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很多关于“天”的记载，然而在使用“天”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指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之天，而是与人类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具有一种价值判断的意味，冯友兰这样总结“天”的意义：“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曰运命之天……曰主宰之天……曰自然之天……曰义理之天……”[1]35然而归结起来，“天”的意义不外乎两种：那就是物质之天和价值之天。物质之天是纯自然的宇宙之天，价值之天是人文化之后的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之天。可以这样认为，“天”在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时候被赋予了一种人文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天”同时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之天，而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天”更多是一种人文价值的“天”，而非纯自然之“天”，如在《周书·康诰》中就有关于“天”的记载：“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2]166这说明即使是攻伐别国的战争，也会将其寄托于“天”，以获得一种道义上的合理性。在老子之前，可以说物质之天与价值之天的意义同时存在，但是又没有将两者同时构建在一起，而老子的“道”却是将物质之天与价值之天创造性地融合在了一起。然而在老子那里突出的是一种价值之天的意义，在这种价值追寻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政治生活的合理性问题，为了给政治生活合理性构建一个坚固的理论基础，老子创造性地开发了物质之天的宇宙生成论意义，用宇宙论的模式为人间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寻求一种最终的依据，老子的这种努力最终无疑是成功的，“道”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尤其在政治哲学领域，“道”的这种宇宙论建构模式为需求合理的政治治理方式找到了最终的依据。虽然在老子之后，“道”的概念在不断的诠释中赋于更多的内容，但是始终将“道”作为一种至上性的依据，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提供解答和指引，这一切得益于老子用宇宙论建构方式来阐释“道”，老子创造性地将价值之天与物质之天合二为一，用一种宇宙建构的方式来加以融合。

可以说老子采用一种宇宙论的方式来建构“道”，为其政治哲学思想寻求理论依据，不是偶然为之的事情，是一种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在老子之前关于“天”的讨论已经趋于成熟，只不过物质之天与价值之天常常分开来用，而老子做的就是一种对“天”的意义的重新建构，将价值之天合理地融入物质宇宙之天的框架，以求为现实政治找到合理的出路。总之，老子政治哲学之所以以“道”为依托，采取一种宇宙论的建构方式，是一种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老子之所以采用宇宙论的模式来构建“道”，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老子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原有的社会礼乐制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老子大致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也同样表达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以及对周代礼乐制度的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65面对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终生在做的就是通过恢复礼乐制度来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老子哲学的目标同样也是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老子较之孔子思考得更为深远，老子想要找到建构合理社会秩序的一种最终依据，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寻求终极依据便成为老子关注的重点所在。

从根本上来讲，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最终是人自身的一种行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从根本上来讲，也就等同于人类在宇宙中的最终依据，于是老子很自然地选择了一种宇宙论的建构模式，将人类放在整个宇宙大化的视角来加以审视，老子这样描述人在这个宇宙演化过程中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69既然人在宇宙空间中占据其一，并且人、地、天最终都要效法于“道”，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便有了一个最终的寄托所在，那便是“道”，而“道”的本性是“自然”。这样，老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开出的药方便是回归到“道”，因为“道”是社会政治是否合理的最终依据，老子这样描述回归“道”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4]134老子认为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有回复到“道”，才是一种“常”，才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政治生活。老子之所以采用一种宇宙论的模式来建构“道”，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社会处于一种混乱不安定的局面，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回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基于宇宙论的建构恰恰能够很好地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并给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一个终极的理论支撑。

老子的“道”选择以一种宇宙论的方式来进行阐发，一方面与他之前的文化传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便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另一方面与老子面对的社会环境有关，老子选择这种宇宙论的方式来构建“道”，是对当时政治生活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

二、宇宙论建构之方式

老子政治哲学宇宙论建构模式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宇宙的起源并不是某一种物质，而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境界。老子对“道”的建构方式虽然采取了一种宇宙论的建构模式，如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33在这里老子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由“道”演化生成，然而老子的“道”又不是某种物质的存在。老子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寻找自然界最终起源的物质，这与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有很大差别。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源，认为宇宙有一个本源物质，那就是“火”，世界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宇宙中的其他物质都是由火转化而来，把宇宙的起源归结于“火”这一具体的物质之上；老子的“道”与之有很大的差别，老子宇宙论的起源并没有归结于某种具体物质，而是一种恍恍惚惚的存在状态，好似无但是又不是真无，是一种有，但是这种有又不能用具体的语言来加以描述，总之老子宇宙论的起源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物质，然而这种起源却能够产生出其他一切物质。

老子这样描述宇宙的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大’。”[4]169我们知道在老子之前，“天”被认为是宇宙中最高的存在，然而在老子这里，“道”是比“天”更高的存在，“道”先于天地而生，当然不是时间上的先，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先，这样“道”就给了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因为作为物质的“天”我们还尚可理解，而比“天”更高的“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们就很难用语言去加以描述，就连老子自己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4]73老子也认为“道”是不可以用语言来加以描述的，就连“道”本身的名字也是勉强给予的。“道”注定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存在，因为“道’一旦具有具体的形体，就成为某一种物质存在，某一种具体的物质存在是不可能超越于“天”之上的，一旦“道”成为某一种物质形态，就没有那种至上性的意义。虽然“道”不可言说，但是又不是完全不可以说，完全不可以说就会堕落为彻底的虚空，而“道”并不是虚空，老子也用一种近乎勉强的口吻为我们描述了“道”的存在状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156正是“道”这种恍惚无形但又不是空虚的状态，才具有了化育万物的潜质。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通过一种宇宙论的建构，将天、地、人三者的根源都归结为“道”，于是“道”便有了一种至上性的地位。然而老子对“道”的宇宙论建构的目的不仅限于此，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老子的宇宙论建构只是一种方式，一种为其政治哲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方式。

老子之所以要构建这样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道”，终极目的是要为其政治哲学寻求合理的依据，老子的视野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老子的“道”虽然看似高远，但是其内容却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领域。可以说老子的“道”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老子采取了一种宇宙论的方式来建构“道”，然而却给“道”的内容注入了人文的价值，陈鼓应先生曾这样评价老子之学：“老子之学继承了史官的文化传统，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提出道的学说，以为其入世的依据。史官因其特殊的职业背景，对于社会政治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老子思想主要关心的是治道。”[5]5确实是这样，“天道’只是老子的一种建构方式，“人事”才是其关注的重心，老子的智慧之处恰恰就在于将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容注入“道”的宇宙论框架，从而使得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具有了浓厚的人文气息，现实政治生活就具有了一种是否合理的评判标准：顺应“道”的政治生活就是合理的；违背“道”的政治生活就是不合理的。老子通过宇宙论构建“道”的目的就在于此：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寻求一种价值的尺度。

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就要遵循“道”的“无为”本性，但是这种“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遵循事物的规律而做，采取一种不妄为的态度。老子是这样阐述“无为”的特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250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法自然”一样，不管是“自然”还是“无为”都是属于“道”的本性，但是老子的“自然”和“无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对客观自然的描述，而是赋予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标准于其中，“道”便具有了一种人文的视域，来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指导。

“道”是现实政治生活是否合理的评判标准。“道”是化育万物的主宰，具有一种宇宙生成意义上的合法地位，“道”被赋予了人类的价值维度之后，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道”是宇宙万物的源头，但是又处于一种“长而不宰”的状态，老子这样描述“道”和万物的关系：“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4]260“道”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状态反映在现实政治层面便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状态，老子看到了当时社会混乱的状态，他认为这都是统治者过度有为造成的恶果，造成了国家之间战争绵延不断，人民生活处于极端悲惨的境地。统治者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发动战争，而根本不考虑百姓的生活境遇，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出当时战争的频繁程度：“四年春，齐候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6]38齐桓公打败蔡国之后，又接着攻打楚国，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情景，这显然是与“道”的和谐状态相背离的。老子希望统治者能够遵循“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本性，不要盲目地发动战争，使人民处于一种安定的状态。战争显然是有悖于“道”的，老子这样说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4]245当社会遵循“道”的要求时，马匹就会被老百姓用来耕地；当社会不遵循“道”的要求时，马匹就会被拉到战场上用作战马。显然老子认为当时战乱的社会是一个无“道”的社会，他对“道”的构建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为宇宙寻找最终的根源，而是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老子通过宇宙论方式构建的“道”，一方面具有一种对现实政治生活合法的至上性地位，另一方面老子的“道”又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律性，至上性与规律性同时包含在“道”之中。如果说“道”对社会至上性的指导意义还有些高远之感的话，那么“道”的规律性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作用则完全是直接的。因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客观的规律性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老子的“道”又具有一种实践论的意义，老子这样形容掌握了“道”之后的状态：“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4]248很多学者往往将老子的这段话理解为一种自我精神上的内观，这当然没有错，然而这段话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恰恰在于老子“道”的实践层面，老子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只有遵循了“道”的规律性，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这是“道”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具体操作层面的应用。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老子“道”的构建方式。老子用一种宇宙生成论的方式使“道”取得了至上性的合法地位，并使赋予了“道”更为浓厚的人文价值意蕴，最终使“道”成为老子社会政治哲学的最终理论依据，同时老子的“道”又具有浓重的实践意味，老子十分强调“道”的规律性，这又为现实政治生活层面的具体操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老子通过对“道”的宇宙论建构方式，使现实政治生活既获得了理论依据，也获得了方法论的依据。

三、宇宙论构建之意义

在谈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儒家和法家思想确实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为社会政治管理提供了更多的价值支撑，比如仁、义、礼等；法家为社会政治管理提供了更多的治理上的方法，比如法、术、势等。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家尤其是老子政治哲学的影响和意义，老子政治哲学通过宇宙论方式构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合法性的最终依据。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的政治思想，都必须取得一种合法性的地位，才能够对现实社会发生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老子的“道”便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依据。老子的“道”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至上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子采用了宇宙论的方式来建构“道”，一旦“道”取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之后，那么现实政治就很容易以“道”为基础，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

历史也证明，老子最初以宇宙论方式构建的“道”，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后很多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以“道”为核心来加以构建的。管子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道”的社会政治内涵，然而不变的是仍然以“道”为最高的本体，管子有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7]145管子认为义、礼、法都是由“道”产生的，“道”是义、礼、法的最终依据，从而明确地指出“道”在政治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即使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也充分地吸取了“道”的思想，为其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支撑，荀子有这样的话：“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也，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8]121荀子认为只有遵循了“道”，国家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违反了“道”，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用“道”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9]34韩非子强调的同样是要遵循“道”，国家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由此可见，老子以宇宙论为模式构建的“道”，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道”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生活，然而以“道”为政治生活的最终合理性依据却始终没有变化，这得益于老子对“道”以宇宙论的方式加以构建。

老子政治哲学采用宇宙论方式来构建“道”，有别于传统儒家采用“家—国”一体的方式，“家—国”一体的构建是基于血缘关系，而老子“道”的宇宙论构建则超越了这种血缘关系，将人类生活置于一种宇宙论的视角来加以审视，从而为现实政治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

在以“道”的宇宙论为建构模式之下，个体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认，这一点在之后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那里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庄子十分强调个体之间的自由与平等，他认为虽然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从“道”的角度看，这些差异又没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所有的个体都是依据“道”而产生的，最终都归于“道”，所以就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庄子这样评价万物之间的关系：“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10]75庄子认为万物在“道”的背景下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那些所谓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万物都是从“道”那里演化而来，所以庄子强调“齐物”，强调“道通为一”。其实老子的“道”已经蕴含了万物地位平等的意蕴，只不过在庄子那里，这种意蕴得到了更为清晰的阐发。

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老子“道”的宇宙论建构方式，确实是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建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老子的“道”通过一种宇宙论方式获得了一种更高的视角，来对现实政治生活加以审视，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构建方式则不具备这样一种超越性，更多地是一种伦理性内在的思维方式。在“道”的背景之下，显然就隐含着一种个体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追求，这同样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要义。所以老子“道”的宇宙论建构不仅提供了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念，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模式。在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在当今社会流行之际，或许有必要认真审视一下我们固有文化中与西方自由平等相接近之观念，老子以宇宙论方式构建的“道”便蕴含着这样一种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对老子“道”的宇宙论构建方法的阐发，或许能带给我们一点有益的思考。

结语

老子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是“道”，而老子的“道”是通过一种宇宙论的模式来加以建构的。老子通过一种宇宙论的方式为现实政治生活寻求合理之依据，与老子所处的战乱时代密切相关。老子对“道”的建构只是采用了一种宇宙论的方式，他关切的重心仍然是在人类现实政治生活，通过宇宙论的方式，“道”取得了合法至上性之地位，为当时混乱的社会政治寻求一种合理的出路。同时，老子以宇宙论方式构建的“道”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模式和丰富的政治理念。老子以宇宙论为构建方式的政治哲学还有待于继续加以发掘，以期为我们当今生活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左传[M].刘利，纪凌云，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7]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荀子[M].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On the Cosm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Lao Zi's Political Philosophy

SUN Xu-pe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Lao Zi is the founder of Taoism. His though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 centered on “Tao”, by constructing a model of cosmology. However, his focus of attention is surely not the universe, but the life and society, especially the rationality of political life. Lao Zi took a cosmological approach to construct “Tao”, and found a fin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rovided an evidence for real politic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Lao Zi's “Tao”,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cosmology,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ao”; political philosophy; cosmological construc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01

B223.1

A

1004-4310（2017）05-0001-06

2017-06-23

孙旭鹏（1981- ），男，山东海阳人，哲学博士，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道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