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认识及其实践

梁家贵

邓恩铭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认识及其实践

梁家贵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邓恩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他关于中国工人运动认识的形成不仅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家庭教育影响，也与山东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有着密切联系。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认识经历初步形成、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三个阶段。邓恩铭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认识和实践具有四个特征：争取对象方面，紧紧依靠广大基层工人；组织建设方面，重视在工人中成立党、团、工会和职校等各级各类组织机构；团结对象方面，发挥工人中原有的行帮组织的作用，并积极加以改造；斗争策略方面，注重社会调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工作策略和重点。邓恩铭开展工人运动遇到了诸多困难，反映了工人运动之艰巨性、复杂性，也充分体现了邓恩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信念不畏艰辛、敢于拼搏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风范。

邓恩铭；工人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水族

邓恩铭（1901-1931），贵州省荔波人，水族，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山东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出席中共一大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关于他那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目前学术界已有一些传记著作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对于邓恩铭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他跟工人运动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目前只有寥寥数篇论文，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2013年4月，中共贵州省荔波县委党史办公室等单位编写的《邓恩铭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全面地收入了邓恩铭的家书、信函、文选和诗抄等文献，共计55件，真实地记录了邓恩铭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战斗一生，是深入研究邓恩铭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本文拟根据邓恩铭遗留的文献及相关档案资料，就其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与实践作一全面梳理，以期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为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工人运动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

邓恩铭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有一个从初步形成到不断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

1.初步形成阶段（1915年6月-1921年春）

少年时期的邓恩铭即对黑暗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写下了“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的歌谣，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的雄心壮志[1]。他对下层民众尤其是灾民寄予了深切同情，并试图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甚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赈救法？光赈救目前吗？还是赈救将来呢？灾民的觉悟？”他还设计了团体方面、个人方面、事实方面的解救方案，但是自己也承认“没有好法子替同胞们打算……还得望大慈善家的指教！”[2]

1917年，邓恩铭到山东济南，不久考入山东省立一中。随着对社会黑暗现状之本质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入，邓恩铭开始意识到工人运动的意义，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11月，邓恩铭和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并编辑发行《励志》半月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们起来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权力；号召工人中的先觉者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3]。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积极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电灯公司等工厂，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

2.不断发展阶段（1921年春-1923年底）

这一阶段邓恩铭对工人运动的认识，是与建党及成立党的各级各类地方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22年3月，邓恩铭受组织委派，来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他利用其二叔黄泽沛当时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解淄博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淄博工人的状况。经过艰辛的努力，很快在淄博矿区成立了矿工自己的组织——矿业研究所，进而成立了“矿业工会淄博部”，被称为“中国劳动运动中之曙光”“山东劳动界中空前之盛举”[4]。在经历和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后，邓恩铭深刻认识到开展工人运动的关键方面，不仅要注重宣传，开展党的活动，成立工人组织，更要“置身其中不可”[5]31-32。在这种认识指导下，邓恩铭深入到青岛四方机厂、纺织厂、火柴厂、油厂……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具有行会性质的自发组织——圣诞会被成功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工会性质的政治组织，其首领郭恒祥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由此表明，邓恩铭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已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3.日臻完善阶段（1924年1月-1928年底）

这一时期是邓恩铭全面、深入开展工人运动时期。在继续建立党的各级各类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邓恩铭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工人运动的导向和工作重点。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邓恩铭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呼吁“被压迫的兄弟们，努力团结啊！我们要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后才能与资本家抗争啊”[6]90；号召“国人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之谊，奋起救援，借解数万工界同胞之倒悬”[7]。这一时期，他先后领导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和青岛各纱厂等工人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形成。

大革命失败之后，邓恩铭被派往青岛，后转淄博开展工作。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被铺，虽组织两次越狱斗争，均告失败，于1931年4月5日壮烈牺牲，年仅30岁。

二

根据邓恩铭遗留的文献及相关档案资料，结合他的斗争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邓恩铭有关工人运动的认识和实践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在争取对象方面，紧紧依靠广大基层工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极为困苦。邓恩铭曾深入工厂调查，深切同情和高度重视这一群体。然而，当时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思想产生了误区，他们在发展工人力量时习惯于吸收工资较高的工人。邓恩铭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尽力予以纠正。例如，在领导青岛电话公司工程股职员罢工时，邓恩铭集中发动最基层的工人、司机（全女生）罢工，“结果工人和司机都得到加碳、加薪的胜利”[8]219。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主持山东省委工作，在制定的《山东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今后的工人运动，“无论党的发展或工会的发展，都以工资低的工人为标准，把党和工人都作成斗争的组织……现有的工人中的组织，都立刻把不勇敢的工资高的工人清出去，而使勇敢的生活痛苦的加入到党里来”[8]220。

2.在组织建设方面，重视在工人中成立党、团、工会和职校等各级各类组织机构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邓恩铭参与、领导了济南、青岛、淄博等地党团组织的成立与建设，并逐步建立工厂企业的支部组织，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注重建章立制。邓恩铭到达青岛后，随即向中央负责人索取“S.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及通告等”，以及“关于工人组织法章程”[5]31-32。在得知上海的S.Y.成员有团员证之后，他马上致函负责人，询问该团证“系中央所发，亦系上地自制，何种样式？很急用”[9]。这就确保了山东的各级各类组织与中央能够保持高度一致，能够得到规范的发展。

二是注重循序渐进。邓恩铭在青岛的组织建设是从零开始的。他采用扎实的工作方式，从深入工人方面入手，逐步开展工作，建立组织、发展力量的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至1928年12月，青岛四方机厂、大康纱厂、华新纱厂、车站、邮局等均建立了支部，就连过去无组织的市内码头夫（万余人，主要为运货人车等）也有了组织[10]。

三是注重对工人的教育。近代中国工人受小农意识影响较大，反抗意识、权益意识均有一定的局限。邓恩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一有机会就深入工友当中进行交谈，在工人中分发《向导》《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先驱》等进步刊物，努力提高工人的认识水平。他还充分利用职业学校这一平台，教育青年学生，宣传党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邓恩铭任书记。

3.在团结对象方面，充分发挥工人中原有行帮组织的作用，并积极加以改造

近代中国工人当中普遍存在着行帮现象，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着组织方式，……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11]。

山东工厂的行帮现象也很突出。据邓恩铭调查，青岛四方、铁路机厂、港工等均有行帮组织，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圣诞会。邓恩铭曾经和王尽美一起，跟路厂、港都的行帮首领作过两次五小时的详谈，使其深受启发，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以此为基础还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

4.在斗争策略方面，注重社会调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工作策略和重点

据载，邓恩铭“穿的是粗布短裤衫，态度谦逊，使自己成为一个朴朴实实的地道的工人”[12]。在斗争性质上，邓恩铭坚持以经济斗争为主，适时进行政治斗争，同时鲜明地开展民族斗争。在斗争方式上，邓恩铭根据劳资双方以及工人与地方政府力量对比，以及工人的生活状况、情绪和斗争情况等，分别采用“怠工”“罢工”等方式。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邓恩铭科学的斗争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三

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的一位工人运动领袖，邓恩铭开展工人运动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从他的信函中可以明显体现出来。

首先，创始阶段的中共力量单薄，所领导的工人组织基本上是从无到有，所领导的工人力量也是从小甚至从零到大。邓恩铭在淄博、青岛等地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基本上也是属于开创性质，缺乏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其次，经费极度紧张。邓恩铭到青岛后，慨叹：“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5]31

第三，工作中的分歧甚至误解。成立初期的中共在山东没有形成统一的党组织，最初新建的地方党组织与中共济南地委联系甚少，而是各自与中央保持着联系。由于距离遥远、通讯不畅通，这种状况容易导致山东地方与中央之间工作方面的分歧甚至误解。

最后，个人生活问题。邓恩铭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这从他给父母的信函中明显体现出来：他牵挂远在贵州的父母还有其他长辈的健康，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情感，并从山东寄去特产和滋补品；他牵挂弟弟妹妹们的成长，叮嘱他们“千万莫要太过去贪玩，要发奋用功”[13]，并寄去书籍；他还牵挂未过门的妻子，“不忍辜负云仙情谊”[18]，要求母亲妥善安排她的生活。

上述诸多困难的存在，并未影响邓恩铭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也体现了邓恩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信念不畏艰辛、敢于拼搏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风范。

结 语

邓恩铭在中共初创阶段开展的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早期的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邓恩铭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和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重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紧紧依靠广大基层工人，重视在工人中成立党、团、工会和职校等各级各类组织机构，发挥工人中原有的行帮组织的作用并积极加以改造，注重社会调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工作策略和重点，等等。这些实践和经验，不仅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艰巨性，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宏大变迁具有见微知著的意义。

[1]邓恩铭.民谣,述志,前途[M]//邓恩铭文集•诗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3-134.

[2]邓恩铭.灾民的我见，1920年10月10日[M]//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13.（以下凡《邓恩铭文集》析出文献，不再注明出版信息）

[3]吕荣斌.尽善尽美 光照千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生平[C]//济南党史研究——纪念建党89周年专辑.2010（第1辑）:70.

[4]尽美.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志盛[J].山东劳动周刊,创刊号（1922年7月9日）//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70.

[5]邓恩铭.关于青岛情形及今后工作意见致仲澥（即邓中夏——笔者注）信[M]//邓恩铭文集.

[6]邓恩铭.青岛劳动概况，1924年6月[M]//邓恩铭文集:90.

[7]邓恩铭.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1925年8月15日[M]//邓恩铭文集:112.

[8]山东工作计划，1927年[G]//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9]邓恩铭.关于四方工潮及经费等问题致仁静信，1924年3月27日[M]//邓恩铭文集：76.

[10]山东组织工作计划[G]//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448.

[11]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M]//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4-426.

[12]邓恩铭.致弟弟，1925年9月20日[M]//邓恩铭文集:115.

[13]邓恩铭.致母亲，1930年12月5日[M]//邓恩铭文集:129.

Ideas and Practices: Deng En-ming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LIANG Jia-gui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Deng En-ming i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leaders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of China. Not only was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 affected b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and his family education, but also had a close relevance to the booming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well. The forming process of his understanding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preliminary one,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ne,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ne.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his understandings and practices: On winning over the movement participants, he relies firmly on the broad masses of grassroots workers;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he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teams in the workers and of various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the labour union and the vocational schools at all levels; on rallying the movement participants, he gives full play to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gangs which are actively being reformed; on the struggling tactics, he stresses social investigations, making timely adjustment of focus with a clear mind and a flexible strategy.

Deng En-ming; Workers’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Shui Nationality

2018-06-02

梁家贵（1968- ），男，山东省茌平人，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教学与研究。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25

K26

A

1004-4310（2018）04-01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