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云南币制演变的历史梳理

徐 涛，董 明

清末云南币制演变的历史梳理

徐 涛，董 明

（阜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在研究清末以前云南货币流通历史状况的基础上，梳理出清末云南货币制度演变的过程和原因，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外国货币对近代云南币制发展的消极影响。结合云南货币制度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点，总结出货币制度发挥有效作用的必要条件，以及研究货币及货币制度的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云南；币制演变

中国有四千多年的货币历史，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和制造货币的国家之一。因为货币的较早流通，中国也成为最早形成货币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货币制度。货币制度的形成在最初大多为自发性质的，即一定区域内的人们根据各自需要建立的非强迫性体例。货币制度到了近代才有了比较规范的模式，一般来说，它包括了货币金属、货币单位，货币的铸造或印刷、发行、流通和储备等各项制度要素。概括地说，货币制度就是用什么作为货币和货币的单位，以及硬币的铸造，纸币的发行、流通等的制度。货币制度依据其作用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国家货币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和区域性货币制度。文章以整理古代云南货币流通的状况为切入点，梳理清末云南在货币制度方面的发展情况，并结合其对其后时期的影响总结出货币制度的重要作用。

一、 古代云南货币流通状况

云南在古代就与中原地区有着政治、经济的联系，自元朝之后关系更是越来越紧密，共同性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它的历史发展又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轨迹，保持着许多明显的特殊性。云南历史上货币及其制度的演变就是其中最为重要和特别的部分之一。云南的历史货币源远流长，但在漫长的古代货币历史中，占主要地位的货币大体只有三种：贝币、制钱和银两。

（一） 贝币的使用

云南古代货币中情况最为罕见的非贝币莫属。贝是在云南古代使用过的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货币，它们最初是由东南亚国家流入，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述，当时哈剌章(今大理)的人们所使用的海贝“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据考古学界对云南出土的贝币研究，也得出它们多数是来自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和越南东南圻外的昆仑岛的结论。贝币在云南作为货币流通的时间长度上大概与中原地区差不多，但晚了一千多年，也就是说，它在云南结束的历史也比在中原地区晚了一千多年。云南在春秋时期可能就已经开始使用贝作为货币。到了唐代，贝币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币制也有了规范和计算单位，在《新唐书·南诏》中就有记载：“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明代后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贝币已不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中央王朝的官方货币开始逐渐在云南流通。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云南开始铸造制钱——方孔圆钱。明天启六年（1626年），滇铸方孔圆钱开始在商品交换中逐渐取代贝币上升至主币地位，清顺治四年（1647年）大西农民政权入滇，实行“废贝行钱”，彻底地取消了贝币充当货币的资格，贝币退出了流通领域。

（二） 制钱的流通

随着封建中央政权对云南控制力的大大加强，制钱作为明清两朝的法定货币，成为云南的主要流通货币是必然的事情。制钱最早进入云南流通领域是在西汉时期，但在西汉至南宋期间，因中央封建王朝与云南地方之间的联系减弱，制钱处于通货边缘，有些时候甚至算不上通货。元朝虽然较以往对云南的控制力空前加强，但它推行的主要是纸币，因此制钱也未大量流通。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曾以盐课银2万两为本，在云南开炉鼓铸制钱，这是滇制钱的开始，当年“铸钱三万余千”。钱面文为“嘉靖通宝”，直径为2.8厘米，厚0.13厘米，重4.5克，所铸钱大部分调往京师，少部分在云南使用[1]。1647年，孙可望等人率领大西农民政权余部占领了云南全省，其间他们进行了一次成功废贝行钱的币制改革，也为以后的制钱推行大大开辟了道路。顺治十七年（1647年），清政府在云南设局制钱，清中期是制钱在云南流通最繁荣的时期，而且滇产制钱成为清朝制钱制度的支柱。制钱制度在云南的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结束了云南长期使用古老贝币的历史，增强了云南与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制钱毕竟是低值铸币，不可能适应日益发展的近代商品交换的要求。清末由于种种原因，机制铜元取代了制钱，银元制度也取代了制钱制度。

（三） 银两的流通

银两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巩固的货币之一，在云南的流通也非常早，“两”本是计算重量的名称，后来则演变为计算货币的单位。在汉代时，产于云南昭通地区的朱提银就已经誉满全国了。南诏国时期，由于唐中央王朝的大力扶持，皮罗阁统一了洱海地区，在先进汉文化的促进下，强化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政权和制度。公元8世纪时，南诏势力强大，所辖领土范围广阔，与西藏、四川、贵州、广西以及东南亚、大秦、波斯等地区和国家均有交往，银两成为云南与上述各处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支付手段。明朝嘉靖年间，政府规定白银为法定货币，人民纳粮完税，市场交易的大宗支付已多数使用银锭。清代沿袭了明朝的银钱并行本位制度，银钱相辅流通，银两的流通范围更加广泛。云南的白银来源复杂，种类繁多，名称各异，据当时的商会估计约有170多种[2]27，加上它们的成色也不统一，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十分繁琐，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批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场自铸银元，近代中国由此开始了正式铸造新式银元。作为中国的通货，银元的流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银元制度的初期阶段。当银元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之后，银两制度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911年，辛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云南不久即全省光复，军都督府宣布“改两用元”，银两制度在云南彻底崩溃，白银也逐渐被银元逐出流通领域。

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云南就与中原地区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从古代到近代整体上看，云南的商品经济发展要比中原地区缓慢。而且云南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并驾齐驱，而是极不协调的。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必然会在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与其相适应的商品交换形式和货币形式。由于云南的社会经济模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层次，因此云南的历史货币也呈现了多元化的形式。而且，这一显著的特点几乎贯穿于云南货币历史的整个过程，当某一段时期内主要使用某一种货币的同时，总是有其它种类的货币伴随着，例如缯帛、盐币和金币等等,虽然它们在流通过程中大多不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当然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分布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地理位置、民族分布以及政治原因等诸因素，古代云南的货币体系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这也是云南古代特殊的金融货币背景和复杂的通货流通状况的具体体现，集中表现为:这一货币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统一于中央政权后在受到中原地区影响的同时,又受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此这个体系的发展一直是多种货币形态共存发展。

综上所述，古代云南各个时期的主要货币和货币制度，它们都有着非常明显的阶段性，虽然发展缓慢，但还是遵循着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客观规律。

二、 清末云南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 银两制向银元制演变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急速发展而来的状况之一，是外国机制银元的大量流入。云南由于与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地相邻，更是首当其冲，法国、英国、越南和墨西哥的银元以及印度的卢比等源源不断地涌入。由于清代的银两种类非常多，成色又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没能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严格的银两制度，这使得银两在实际使用中极为不便，人们在商贸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中都必须对其进行相当繁复的折算。银两制度的这个致命缺陷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外国机制银元却相对简明，它们的重量和成色大多比较标准，且以枚为计算单位，使用方便，因此很快便被人们所接受。外国银元在市面上的广泛流通，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在云南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朝野上下都在强烈地要求改革币制，实行自铸银元。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获准在广东首先设厂自造银元，这也是中国制造新式银元的开始[3]。此次铸造的银元，按大小重量和成色高低共分为五种：1号一元银元，2号二开五角银元，3号五开两角银元，4号十开一角银元，5号二十开五分银元。其中1号银元重库平7.2钱，含银量达到九成，五种银元的库平由七钱二分依次递减至三分六厘，含银量由九成依次递减至八成，这也成为近代中国后来银元铸造的标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户部造币总厂在天津设立，云南昆明获准设立分厂，锻造“光绪元宝”和“大清银币”。云南分厂于1907年11月建成投产，机器由德国进口，技工由四川调拨，祖模由总厂配发，云南自铸机制银元的历史由此开始。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清廷颁布《国币则例》，银元本位制度正式确立，规定货币单位为元，以一元银币为主币，重库平(1)七钱二分，含纯银四分八厘。次年，清政府又尝试着统一银币形式，铸“大清银币”。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云南共铸造一元银元2891539枚，半开银币5432274枚，二角银币74304枚，市面流通的本省银币共15个版式[4]68-71。虽然在此后一定时期内，银两仍然在交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云南毕竟完成了从银两制向银元制的转变，进入了银元制度初期阶段。

（二） 制钱制向铜元制演变

清中后期，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严重的银贵钱贱，而制钱本身的质量也是在不断下降。这些都使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制钱，不能够保持其固定的价值，不能够体现其应该具有的价值尺度职能，当然也就不能够成为稳定的商品交换媒介。因此，清末各省都不得不纷纷停止铸造制钱，但停铸制钱又导致了市面上的辅币短缺，这就必然使得早已被提出的“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不足”[5]651的建议得到实施。1906年，云南也停止了制钱的铸造，在昆明设立了造币分厂以铸造铜元，其“大清铜币”的祖模由户部领回，机器还是从德国进口，技师仍是从四川请来。次年正月，该厂开始制造铜元，八月即进入市面开始流通。云南机制铜元的材料为紫铜，造型为户部规定的版式，正面中间铸有阴文“云”或“滇”字标志，都有当十和当二十两种，并规定制钱10枚折合铜元一元，当十“大清铜币”100枚折合银元一元。宣统二年（1910年）时，清政府为统一币制废除了阴文“云”字铜元，规定只准许“滇”字一种继续发行。从1907年开始至1911年辛亥昆明起义爆发前，云南造币分厂共铸造当十“大清铜币”167万枚，当二十“大清铜币”50万枚[2]41。因为后造铜元的款式一致，轻重大小也标准，并且精巧细致，所以一发行就受到了商人和百姓的支持。以传统方式制造的方孔圆钱也因此迅速地被机制铜元代替了，且成为了被当时社会最经常使用的货币之一，以致云南辛亥起义成功后，军政府依然沿用旧的模版继续发行铜元。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清政府度支部颁发的《国币则例》中，正式规定了以银元作为本位货币，以铜元作为辅币，这是在法律上正式确立铜元的辅币地位。清末建立的铜元制度是一种吸收了近代西方货币制度中的合理因素的比较先进的新型辅币制度，它的建立巩固了以七钱二分银元为本位货币的中国近代货币制度，体现的是一种进步的向上的发展趋势。这种以银元为本位币，以铜元为辅币的货币制度，大大推进了云南从古代金融进化为近代金融的步伐。

（三） 新式纸币出现

纸币是政府强制发行和流通的货币符号。中国早在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即有四川地方政府发行的本地区法定货币——交子，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政府纸币，也是最早的地方纸币。元代时中央政府明令禁止铜钱流通，实行纯纸币制度，因此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纸币空前盛行的时期，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元年秋七月丙子，诏造中统元宝钞，冬十月癸丑，初行中统宝钞。”纸币自此成为法定货币。大德元年（1305年）“以钞万锭给云南行省，命以贝参用”。至顺三年（1332年）“大理、中庆等路大饥，赈钞十万锭”。这是云南使用政府纸币的最早记载。其后的明清两朝，虽也发行过法定纸币，但皆因云南路途遥远艰险，而配发的数额不大，纸币也因此通行范围不广。至清后期，云南布政使司在中央政府推行纸币的政策下，于咸丰五年（1855年）印制和发行滇藩司钞，云南也开始了自己印制和发行地方纸币的历史。最初的纸钞面额在200文至2000文不等，后又增至5000文、20000文、50000文和100000文。滇藩司钞在发行过程中，由限制性兑现（兑现时大钱和制钱各一半）发展为不兑现的纸币，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停止发行和使用。

大清银行云南分行于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12月即正式运营，发行可兑现的大清地钞，分为银元票和银两票。银元票有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票面印有云南大清分银行字样。银两票分1两、5两、10两、50两和100两五种。截至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闰六月，共发行银元票332492元，银两票214901两。大清地钞是云南近代史上第一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2]42。此外，随着云南自然经济的解体，地方上的票号、银钱庄也发行了自己的银票，他们在官方的批准下进入了流通领域，与法定纸钞相辅而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式纸币对发展云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民国以前，在云南流通的纸币虽然形形色色，但它们总的趋势是向着统一和近代化发展。纸币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性质的货币，是与云南社会的近代化相关联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云南不断发展所生出的必然产物，它们的发行和流通顺应了货币发展演变规律的要求。

云南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毗邻，彼此之间自古就有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近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沦为英法殖民地，云南的河口、蛮允、蒙自、思茅和腾冲等地也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相继被开放为通商口岸，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随着国外商品的大量流入，外国的货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云南，云南的货币市场变得越发复杂和紊乱。1911年 9月26日，清朝云南省财政司因为造币厂暂时不能开铸，银行里所存的银元不多，一时不能周转，而发布了大清银行以前所发行的纸币一律通行的公告。这使得云南的货币流通规定大受破坏，各种中外新老钞票并行使用，加之民间私铸盛行，近代以来云南货币制度的混乱程度达到了巅峰。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民国后，还是因为积重难返，没有多大的好转。复杂的货币流通状况对后来的云南货币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危害最大的非外国货币的畅通无阻莫属，而在各种外国货币中又以法元、法纸、英制港元和印度卢比以及美元为甚。军政部虽然曾于1912年3月25日就已通告下令禁止外币在滇流通，但效果不大。以法元和法纸为例可以具体说明外币对云南货币制度危害问题。它们都是东方汇理银行所铸发行的货币，东方汇理银行成立于1875年，总行设在巴黎，在越南的河内及中国的上海、广州、汉口、北京和昆明、香港等地均设有分行，它在中国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云南。法元流入云南之初，大多在滇越铁路及沿线附近区域流通，而且1法元只值0.92元滇币。但随着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势力的加强，法元的身价也逐渐提高，到1929年时1法元已可兑换滇币14元了。法纸为东方汇理银行所发行的法元兑换准备纸币，在云南又被称为越币，分为1元、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六种。1912年发行的总额为0.8亿法郎，1933年底为9.6亿法郎，其中约一半流入中国，流入云南的又占中国总额的一半左右。据1929年云南金融研究会估计，当年在云南流通的法纸约值滇币1.4亿元，超过富滇银行同年纸币发行总额8 000万元的75%。1930年1月，越南实行金兑换本位制，规定原法纸等价于10个金法郎，法纸的价格也跟着金法郎的价格不断上涨，到1936年时法纸1元已可兑换新滇币4.4元，即旧滇币22元了，这比1929年时竟然多出了8元。另外东方汇理银行还与海关、邮政及外务稽核分所等政府机构勾结，并买通了一些中国买办作为爪牙，已在很大程度上或明或暗地操控了云南的金融市场[2]27。除了法元和法纸外，其它外国及殖民地货币也起着很大的破坏云南货币制度的消极作用。

民国时期在云南流通的货币形形色色，种类之多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仅富滇银行发行的旧滇币就有滇印、沪印和美印三种，其余的更是举不胜举。这些地方货币与外来货币一起流通使用所形成的合力导致了云南货币制度极度的混乱，也极大地危害了中国的国家铸币主权，这个问题直至解放后才彻底解决。

结语

清末云南货币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通过对云南货币制度演变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突出地彰显了货币制度有效功能发挥必须具备的条件。

首先是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有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才能保证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只有货币制度正常运行了，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强大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的货币制度就不可能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再加上割据军阀的各自为政，而且还有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控制，封建势力的破坏和31H31H31H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都让中央政权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制度，从而使中国在几乎整个近代始终不能够完全地改变滞后的货币金融制度，这也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混乱局面始终不能够被结束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是政府合理有效的控制。货币使商品交换更加流畅、方便并以此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功能，没有一个有效的货币制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有效的货币制度则必须要政府的有效控制。在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货币制度之后，合理性便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了。众所周知，货币制度的制定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过程，它牵扯到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和目标，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就是政府。因此，要使货币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就必须有效地控制货币制度，合理地制定货币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思认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自己的信念隐秘处讳莫如深，但对历史的教训则一贯表现出谦谦君子的大度，也许历史的教训仅仅在于，历史没有提供什么教训。就货币而论，这种谦谦君子的大度是要不得的。货币的历史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教训，或者是人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教训，而这些都使人们知道了对货币的认识，是不可能通过任何其它途径获得的，只能通过对货币历史的研究得出[6]2。前部分论述让人不能苟同，但后面的论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时也说过，在战争、政治、宗教、疯狂式娱乐、无偿虐待等一切职业中，制币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最小的。不论这句话适不适合今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只吸取对人们伤害最大的教训，而是要吸取一切使我们受到损害的历史教训，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健康。当今世界货币经济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更加重视对货币问题的研究。

注释：

（1）清政府收征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订立于康熙年间，1908年清廷度支部拟订统一度量制度，规定以库平为权衡标准。库平一两为37.301克。

[1]袁明祥.滇币产生与发展特殊性的探讨[J].云南金融,2001(9).

[2]汤国彦.云南历史货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3]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62.

[4]昆明市盘龙区政协.盘龙文史资料[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4.

[6]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思：货币简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018-05-06

阜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抗战时期民族文化自信思想研究”(2018FSSK12)。

徐涛（1979- ），男，安徽金寨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4.26

K249.3

A

1004-4310（2018）04-01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