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魏俊丽,尹光义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现代化标识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转变的发生往往是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化模式鼓吹为普世价值,从而力图构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总书记多次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崭新图景,处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实现了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现代化模式弊端的整体性超越。为此,进一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深刻价值,对于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华优秀民本思想

***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1]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中蕴含着“仁者爱人”“无为而治”“兼爱”“非攻”“信赏必罚”等各家学派的优秀民本思想。可以说,优秀民本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提供有益的思想基石。所谓民本,其核心内容终归离不开君与民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君与民单一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先秦时期,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在君民关系中强调“民”的重要性,提出了“爱民”“富民”“教民”的思想主张。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为政者要实行德政,体察民情,善用民力,方能像北极星一样身居中央,为民爱戴。孟子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的观点,强调人民的安好与否关系着君主的命运。基于此,孟子提出为政者要实行仁政,通过制民恒产、教民以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爱民”,但这种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君主在国家治理中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存在。相比儒家的民本思想而言,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打破了封建的等级限制和传统的亲疏关系,从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民本思想。墨子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在他看来,如果每个人能够平等而广泛的爱护彼此,维护彼此利益,那么社会中的所有祸患都将被消除,整个社会将会安定和谐。同时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为政者不顾百姓安危,不顾民生疾苦进行连年征战。与儒家、墨家主张的民本思想不同的是,法家侧重于“君本主义”。然而民众力量的强大让重视军队建设的法家提出“圣人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的思想主张,虽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动民力,但法家也意识到民心是提升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为更好地调动民众农耕参战的积极性,法家主张信赏必罚的措施来约束民众的行为,最终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状态。

先秦时期各家学派的民本思想虽各有侧重,但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爱民、重民、富民、顺民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仅是古代先哲智慧的集中体现,而且蕴含着与现代社会相连接的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正是植根于中华优秀民本思想的理论富矿,坚持把爱民、重民作为行动的价值准则,体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新时代下,***总书记多次引经据典,以中华优秀民本思想中所内含的智慧来警醒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4]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丰硕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党对中华优秀民本思想的坚守,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践行。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5]传统民本思想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孕育出来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和阶级局限性,儒家、墨家和法家主张的民本思想个性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共性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绝不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全盘承袭,而是在追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实现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君本到民本的地位转换。先秦时期各家学派虽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民本思想,但他们的民本思想更多体现的是上层统治者应对下层百姓实行仁政,百姓仍处于被统治和服从的一个地位。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的民本思想虽然跨越了血缘和等级制度的限制,但他们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落到实处。总的来说,传统民本思想始终无法改变君与民的本质关系,民本的最终归旨则是君本。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基本框架下,人民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表达诉求、行使权力和保障权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民本思想中君与民的严格等级关系,人民不再是被统治的对象,而是成为国家的主人。二是从用民到为民的思维转换。中国古代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得百姓长期以来负担着沉重的徭役赋税。为使农民能够安于现状,专心生产,为政者往往借助封建意识形态来麻痹百姓的思想,进而维护统治。传统民本思想中倡导的“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6]其实质不是为了人民,而是“得民”以达“用民”、“治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皆是为了人民,实现了从要民服务到为民服务的发展和超越。

二、价值基点:浸润于服务人民执政宗旨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回答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上所形成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鲍威尔等人主张的历史是英雄反对群众过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阐明历史不过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第二,对鲍威尔等人鼓吹思想创造一切的观点进行了回击,提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了一切”。[7]第三,对鲍威尔等人否定群众主体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群众在促进历史发展以及解放人类事业中的创造作用。这些观点旗帜鲜明地阐释了群众史观,回答了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的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仅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桎梏。在无产者所创造的真正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可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回答了发展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确立为人民主体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石,当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列宁结合俄国发展实际实现了对群众史观的继承发展。列宁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只有少数贵族和资产阶级能够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创造之中,所以历史发展进程十分缓慢。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开始提高,“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9]在这里,列宁充分地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现代化发展的变革之中。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革命建设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力,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最终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群众路线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做出理论创新。新时代下,***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人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出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一词俨然已经成为党的历次大会报告中的高频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满足人民需要为价值追求的理念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将健全人民民主充实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确立为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方法启示和目标归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就是在群众史观的理论逻辑与无产阶级政党实践逻辑的双向互动中实现攀升。在群众史观的框架内,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帮助中国人民认清革命对象;团结带领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彻底粉碎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权;因时制宜的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最大限度地满足世代农民对于土地的期盼。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无形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最终推翻了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如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考题。为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党中央在继续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着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使广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指出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初步得到满足。由此让人民群众真切体会到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热情,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一方面实行对内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城市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和提升。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在惠及中国人民的同时也使世界各国人民获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中央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乡村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资金、人员和信息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攻克农业发展的难点,疏通农村经济的堵点,消除农民关注的痛点,连接城乡发展的断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针对发展不充分问题,党中央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致力于补齐制约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中的短板弱项,让改革发展成果可以惠及每一个人民群众。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11]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就是对百年来无产阶级政党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深化。

三、经验启示:借鉴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

西方国家福利制度萌芽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发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生产关系随之出现变化。在英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深化,为缓和这种矛盾,英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国、英国、美国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这时候,生产和资本愈发集中,形成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为维护阶级统治,英国、德国等国家开始进一步完善保障制度。英国的社会保障由救济穷人转向全社会,同时社会保障也逐渐被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职能之中。德国于1881年颁布了《黄金诏书》,为工人阶级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战后,人民生活贫穷,购买力低下,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出现过剩情况。即便如此,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也不愿将商品低价卖给人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美国、英国等国家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维护社会稳定,西方国家不得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陆续形成了由国家机器保障的福利制度。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进入到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的胡佛政府在国内推行保护大资本家的“放任政策”,这让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危机。在此存亡之际,罗斯福政府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通过扩大公共事业建设来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来让失业者、无劳动能力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后,各国为重建人民信心、恢复国家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各国开始进一步加大国家福利制度建设。英国在1948年颁布了《社会保险法》,任何人可以通过投保的方式来获得失业津贴,同时英国建立了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这种高度完善、高度统一的福利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福利制度也愈发走向成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使得美元贬值,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各国通货膨胀严重,货物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工人的失业率不断增加,西方国家的福利支出不断上升,甚至超过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因此,西方国家走向变革福利制度的道路。英国在1985年颁布的绿皮书,将保障范围从每个人缩小为贫困人口。德国1984年颁布了《关于提前退休的福利金资助法》,让更多的人提前退休,为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这在带给人们机遇的同时增加了人们的经济风险,弱化了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变革让民众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问题的遗留迫使西方国家再一次走向福利制度变革的道路。英国改变了原来单纯的失业救济,将失业救济与就业培训相结合,提升人们的就业技能,推行“从福利到工作”的新政。德国进行了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不再提倡人们提前退休,而是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成立“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鼓励创业。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低迷,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使福利制度再次面临挑战,西方国家纷纷降低福利水平,减少福利开支。总的来看,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过程之中,但始终重复着危机、发展、危机这一个怪圈,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探索仍需继续。

通过梳理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开展和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12]西方国家福利制度虽然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对全社会人给予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客观上也改善了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就要求我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新时代下,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3]人民生活得到了全方位改善。西方国家福利制度虽然对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借鉴意义,但西方国家福利制度面临的困境也让我国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对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更加引以为戒。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让在职人员与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矛盾,但却致使公平和效率之间严重失衡。在职人员开始不满高税收和低收入,工作积极性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待业在家,逐渐形成了一批寄生于福利制度的“食利者”阶层,社会蔓延着消极享乐的风气,也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高福利带来了高税收,高税收在业不得不尽量减少雇佣工人的数量来控制成本,这就让失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更多的人依赖福利制度生活,整个社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中央应该稳步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鼓励责任主体多元化,让企业、机构都能够与政府同向同行,在保障过程中要把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或特定人群中,对中等收入等以上群体给予社会保险项目,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在发展中要注意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公平和效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思想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进行的超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就是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借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