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视域下近代中英出使日记人物话语引语研究

刘 黎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 重庆 400031; 2.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清朝中后期,清廷奉行之“闭关锁国”政策不断受到挑战。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政府连续派出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Embassy)和阿美士德使团(Amherst Embassy)访华,企图打开中国大门;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国门被炮火轰开,被迫与世界列国对话。1866年(同治五年),总理衙门派出斌椿使团赴欧洲游历。此后近半个世纪,清廷多次遣使出洋,足迹踏遍英、美、法、德、俄、意、荷、瑞、日等多个国家。近代以降的中西交涉与互动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日记、报告、画册等记录文献和游历著作。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该使团留下的日记、传记、回忆录、报告、画册等文字图像资料达20余种。清朝后期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和专使也留下一大批游历著作,其中的出使日记多由使臣“排日记事”写就,既具历史现场感,又有记录者的个性流露和情感表现,极具历史价值。不过,“史料”似乎成为出使日记的唯一“标签”,其展现的历史面相常为人乐道,但自身的叙事特征或文体特点却鲜有人问津。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大文学”概念,并以此关照私人日记的文学性与社会文化意义[1-3]。若以此眼光比较性地看待近代中英使臣的两份日记——郭嵩焘使西日记和马戛尔尼访华日记,可发现两者在人物话语呈现方式上具有巨大差异:郭嵩焘日记多用直接引语,而马戛尔尼日记里几乎全为间接引语。这一巨大殊异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叙事方式的不同,它还关涉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

一、大文学观:出使日记研究的新视角

“大文学”乃针对“纯文学”而言。“纯文学”旨在捍卫文学的纯粹性,认为文学应该为艺术而艺术、不牵涉社会现实因素,故文学作品应使用诗学的、文学化的语言而非日常语言或应用文字。然而,古今中外,文学的实况繁复多样,其内涵和语言形式变动不居,很难隔绝于社会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纯文学”只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在现实社会生活里,文学不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就是被商业化和娱乐化,实际上一直没有“纯粹”过[4]14。

有鉴于此,大文学观应运而生。“大文学”并非新事物,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提出了该说法,这应是“大文学”一词见诸学术论著的最早例证[5]54。随后,谢无量借助这一日本学术概念,在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里将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均纳入文学,以“大文学”泛指中国传统的各种繁杂文字现象[1]93。可见这一时期“大文学”之“大”体现为对文学范畴的扩容。近年来,“大文学”旧话重提,则往往蕴含着另一层意义,即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关照和阐释文学现象。例如张毅[4]8赞誉《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体现出不问东西、会通古今的“大文学”思想,“将具有科学倾向的社会历史研究与具有审美性质的人文心态研究融合在一起,开拓出文史哲贯通的学术发展新路”。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6]和《两汉大文学史》[7]等书无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历史研究层面,打通了文学与相邻学科的壁垒。大文学观突破了审美的“小纯粹”,进入了时代的“大历史”[8]57,凭借其文学范畴和文学研究视野的兼容性与宽阔性召唤出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

在大文学观视野下,日记这一既往被排除在文学范畴之外的作品被赋予了新的文类定位和研究潜质。李怡[1]93认为,日记不仅属于隐藏着深刻历史意识的“历史”,还属于个人的感受、情怀与理想,洋溢着一种与情感、思想、想象有关的文学性,更能折射时代印记和社会历史关怀的诸多内容。循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近代中英出使日记不仅仅是社会历史文献的补充,也是体现使臣主观意志和出使当时社会历史诸多面相的文学形式。是故,本文拟从出使日记人物话语引语切入,挖掘与人物引语形式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因素,拓展出使日记的研究范围与研究价值。

二、中英出使日记人物话语引语比较

“人物话语”通常指人物自身的讲话和思想,也包括由叙述者转述的讲话和思想。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人物话语的常见形式包括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其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是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常见形式,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则是伴随着自晚清西洋小说的译介和本土小说的革新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形式[9]22。前两者通常表达人物的讲话,而后两者则多用于表达人物的思想或心理。出使日记作为出使行程的日常性记录,以引语形式表现的多为人物讲话或对话,对人物(特别是日记作者以外的人物)思想或心理涉及较少,故本研究讨论的人物话语形式主要涉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类。

本文选取英国首个正式访华使团特使马戛尔尼的访华日记和清廷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为研究对象。马戛尔尼访华日记是马戛尔尼对1793年英使团访华行程的记录。马戛尔尼是典型的18世纪英国精英代表,早在1764年出使俄国时便养成书写日记的习惯。马戛尔尼访华日记被视为该使团最出色的记录[10]42-43,也被使团其他成员参考引用,具有较好的接受度与代表性。本文使用的访华日记版本是香港大学学者克莱默-宾(J.L.Cranmer-Byng)根据东洋文库保存的日记手稿整理而成的《访华使团:马戛尔尼访华日记 1793—1794》(AnEmbassytoChina:LordMacartney′sJournal, 1793—1794)[10],此书出版于1962年,并于2000年重印,以下简称马氏访华日记。编者坦言,与原始手稿相比,此书除了少量已注明删减的句子和按现代阅读习惯对拼写、标点符号和日期表述方式进行的修改,其余均与原稿一致,称得上马戛尔尼日记的准确再现[10]13。郭嵩焘出使日记是郭氏于1876—1879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留下的记录。郭嵩焘出洋赴英,缘于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清廷当派大员“通好谢罪”[11]23。自此,郭嵩焘成为常驻西方国家的首位中国外交官。就晚清出使日记而言,先行者的日记往往成为后来者的案头必备品和工作指南[12]92,郭嵩焘的出使实录也是启迪后作之典范,在众多晚清出使笔记中负有盛名。本研究选用钟叔河、杨坚整理出版的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3],该书据郭氏手稿过录编次印行,对手稿文字未作任何改动,可展现日记人物话语原貌,以下简称郭氏出使日记。

对两份日记人物话语进行分析发现,马氏访华日记的人物话语多用“tell/say/ask/answer/add/repeat/reply”等词语及其变体引导,郭氏出使日记则以“曰/言/云/谓/问/答”等词作为先导。以上述词汇为关键词进行语料统计并加以人工辨识,可得到两份日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情况。在马氏访华日记里,相关关键词引导的人物话语共251处,其中直接引语7处、间接引语244处,后者占绝对多数(见表1);在郭氏出使日记里,情况则刚好相反,相关关键词引导的人物话语共1563处,其中直接引语1234处、间接引语仅329处(见表2)。

表1 马氏访华日记人物引语统计

表2 郭氏出使日记人物引语统计

马、郭日记引语之悬殊并非特例,按同样方法对同类中英文出使日记引语进行统计,也能得到大致相同的发现①。耐人寻味的是,马氏访华日记曾于1916年被刘半农译为中文,汉译本一改原文间接引语一统天下的人物话语模式,以“曰”“言”“问”等词引出的直接引语占据了大部分。刘半农以直接方式呈现人物话语,固然有活泼叙事风格、增强可读性的考量[14],但从他在译序里对有清一代出使日记的笔削褒贬来看[15]序1-2,刘半农对此类著述博识多通,在翻译马氏访华日记时,受清使日记惯用直接引述的影响也在所难免。概言之,近代英出使日记的人物话语偏重间接引语、清臣出使日记偏重直接引语。

三、中英出使日记人物话语模式差异探因

在柏拉图(Plato)《理想国》第三卷里,苏格拉底(Socrates)指出言语表现有两种方式——叙述(diegesis)和模仿(mimesis)。在“叙述”方式里,诗人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用自己的口吻讲故事;而在“模仿”方式里,诗人使自己的声音笑貌与故事角色融合,用角色的口吻讲话[16]96-98。叙述和模仿的两极分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文学批评中,重新以“讲述”(telling)和“呈现”(showing)的概念表现。“讲述”是由叙述者起中介作用的描述,通常采用议论、概述等方法;而“呈现”则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显示,叙述者仿若消失了一般,让读者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得出结论[15]110。从人物话语的角度看,叙述或讲述与本文讨论的间接引语相关,模仿或呈现与直接引语相关。作为话语表现方式,讲述和呈现孰优孰劣,言人人殊。拉伯克(Perry Lubbock)把“呈现”树为叙事虚构作品应追求的最高理想,认为只有把故事展现到让它自身在谈话时,才有小说艺术可言;而布斯(Wayne C. Booth)则在其《小说修辞学》一书里反对拉伯克的观点,并为“讲述”这一方法辩护[17]110。这些从叙事本身出发的阐释与争论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对阐明某一话语方式在特定作品里偏向性使用的原因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无论是“讲述”还是“呈现”,都不是绝对的好与坏,更多地使用某种话语方式不是因为话语方式本身的优劣,而是在于它们在作品中发挥的功能。也就是说,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自身特点这一文学本位的角度去解释中英出使日记人物引语的殊异,似乎说服力不强。

大文学观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突破以往分门别类的学科规范,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以此营构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的多样化视角。其启示意义在于,研究者对于中英近代出使日记人物话语的探讨,不妨跳出文学叙事的层面,从出使日记产生的时代、历史、文化背景加以关照。下文拟从文学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探讨中英出使日记人物引语之差异,具体而言,从两类日记之撰写动机和主流书写方式对日记书写所施影响两方面加以较析。

(一)出使日记之撰写动机

晚清使臣出洋与近代英使访华,虽然都用日记记录异邦见闻,但两类日记的撰写初衷迥然不同,这是影响人物话语模式的一个原因。

1.作为公务咨报的清使日记

晚清遣使出洋,是“忧于变局之患,出于时势之需”[18]60的无奈之举,其缘由直接关联两次鸦片战争之惨败。国体受辱、迫于多方压力而成行的乘槎出使,自然有着急于体察外情以知己知彼的功利性目的,而出使日记作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呈递于上、以待检阅便是应有之义。清臣出使日记从一开始便是奉命之作。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要求首位出洋随访的大臣斌椿“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9]2。同样地,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离国前也与总理衙门初步议定“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开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20]3。到光绪三年(1877年),总理衙门上奏朝廷,要求出使各国大臣务必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呈衙门备案查核,正式把出使日记汇报制度确定下来。可见,清臣出使日记与一般私人日记不同,它不具私密性,写作伊始便注定其将流播于清王朝的权利阶层内部,其性质与其说是个人书写,不如说是公务咨报。

清臣出使日记既被赋予了“讨论西洋事宜”“以资印证”等官方使命,那么日记书写的要义便是细致入微、原滋原味。上文已述,直接引语具有模仿、呈现的功能,它能提供更详细、生动的信息,造成模仿事件的假象[17]111。以郭嵩焘初次使用声报(电话)的情形为例:

例1 令德在初居楼下,吾从楼上与相语,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问在初:“你听闻乎?”曰:“听闻。”“你知觉乎?”曰:“知觉。”“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惟此数者分明。[13]326-327

郭嵩焘初涉以声光电化为表征的西方现代世界,对西洋电气的广泛取用既深感新奇,又困惑不解。他在电气厂参观时看到新发明的电话机,尽管经专业人士详述原理,仍坦言“其理终不能明也”[13]326。于是郭嵩焘亲自上阵,与德在初操作一番,并将你问我答的通话过程依样照录。如此一来,电话这一新鲜物事的使用、功能和效果得以真切呈现,达到洞察西洋奇技的目的。

清廷命官肩负审国势、觇外情的神圣使命,忠实纪录海外见闻以期裨利国家是他们的本分。然而,出洋官员从以单一帝制观念为主导的晚清王朝踏入异质的多元化西方世界,两相对比之下,对天朝帝国的日薄西山和西洋列强的蒸蒸日上大多心知肚明。出使日记写成之后均须上呈御览,且多被刊印出版、流播于朝廷士林,言语措辞尤须谨慎得体,以免落人口实。如何书写日记方能既为挽救帝国命运进言献策、又避免因过度凸显感性情绪而授人以柄,便成为使臣们左右为难的棘手问题。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感叹出使日记写作有三难,其中一难便是:“中西通好,本系创举,非挚四千年之史事,观九万里之全势,无以通其变而应其机。偶有论说,抑扬稍过,恐失其平,或致议者之反唇,或启远人之借口;比斟酌夫理之当然,势之必然,权衡轻重,不可稍有偏倚。”[21]60薛氏之言清楚地表明了晚清使臣写日记时瞻前顾后、如履薄冰的心态。

郭嵩焘曾将上海至伦敦51天的日记辑成《使西纪程》,因在书中对英国多有褒赞,引来诸多非议,后来该书惨遭毁版,郭氏亦被撤职遣返,此事成为后继者之儆戒。人们多认为郭氏直言不讳、言辞激进、不避时讳,故罹此厄运,但郭嵩焘身为上流士大夫,宦海沉浮多年,对上之策岂有不知之理。《使西纪程》之毁版,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在此不作详述。本文意在指出,《使西纪程》被毁不能简单归因于郭嵩焘不谙记述之道,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发现郭嵩焘非常懂得利用叙事方式规避风险。试看以下两例:

例2 马格理言:“西洋交兵,不杀俘虏。其在官者,皆有文凭佩之身;被俘出示文凭,则以官礼处之。饮食居处,以官为差。或与约不任战事,即纵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约,则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战事毕释归。或允不任战,及归,又请领兵,主兵者责其失信,常至罢黜。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不欲失信于敌。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战,则以后被俘者,敌人皆引为前鉴而不复纵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负约之名,故于此常不敢违。”亦见西洋列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13]58-59

例3 土耳其黜其丞相密得巴沙于意大里,得《代谟斯》新闻录毕〔密〕得巴沙上土王书,为其获咎之由。书称:近改定章程,原期君民上下各依分量行之。即此三十年来所下号令,连章累牍,曾实行一二事否?吾固未之有也。其弊由于骄矜粉饰,上下相蒙,但有贡谀之言,未闻有一逆耳之语。凡所事事,全不一依分量行之。我于今直是要做到尽处,不尔,即甘求黜退,毋为混迹于此也。土王怒而黜之。观其所言,深中中华自明以来五百馀年之弊。无怪威妥玛言:“土国弊政无他,止是一切皆成具文,与中国如出一辙。”谅哉言也,可为三叹。[13]119-120

在例2中,郭嵩焘详细引用马格理对西洋交兵不杀俘虏、且俘虏被释后绝不失信重战的介绍,展现西人讲信用、重诚信的特点。在例3中,郭嵩焘从报纸上得知土耳其前首相密得因上书言弊而遭“土王”(即苏丹)罢黜,由此引用英国前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对中、土两国弊政之对比,为中国之弊政误国敲响警钟。不管是对英国敦信明义之赞赏还是对土国弊政以人及己的批评,均不适合从郭嵩焘这类清帝国海外代言人的口里直接说出。郭嵩焘的处理方式是以实录方式引述他人话语,顺带引出自己的总结或评论,这不能不称作一种兼善之策。直接引语具有责任分离的功能,通过指明说话者并直录其言谈,一些敏感话语的责任归属便分明起来,这也为晚清使臣在跋前疐后、动辄得咎的两难处境中寻得一些保全自身、规避风险的空间。

2.作为个人书写的英使日记

清使日记是官方强制的应景之作,为力求真实、规避风险,对人物话语的记录多以直接引述为主。英使日记则是另一番景象。

英使出访也须向上级通报出使情况,他们一般在行程中以信函等方式随时报告,回国还要提交正式报告。比如英使马戛尔尼曾在浙江、杭州、广州等地寄函给东印度公司主席或英国外务大臣汇报出使情况,使团回国后,副使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撰著了一部官方报告向民众交代出使情况。他们在行程中也会记录日记,但日记并非强制呈上的文件。有学者按书写目的将日记分为三类:一是为自己而写,这类日记是纯粹的私人文献;二是作为拟发表的文学作品来经营,即文学创作;三是出于工作需要为他人而写,即工作或经历的记录[12]90。夏晓虹[22]14也将日记分为“为他人而写”和“为自己而写”两类。如果说晚清使臣日记可归入“为他人而写”一类,那么近代英使日记则可归为“为自己而写”一类。是否写、如何写、写什么,完全由自己决定,没有外部的压力和干涉。马戛尔尼坦言在访华途中写日记“一供将来追忆往事,二为艰辛疲乏的行程中打发时间”[10]44。这类日记写好之后如何处置也由作者做主。马戛尔尼不愿公开日记,手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家人保管;阿美士德使团特使的访华日记至今仍未出版,该使团副使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访华日记仅在私人朋友范围内少量印制,第二副使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则公开出版了其访华日记。可见,英使日记与清使日记有很大不同,是一种私人化的写作。

没有了官方强制与制度拘囿,英人出使日记的书写则显随意。他们同样看重记述的真实性,如马戛尔尼在日记里一再强调其记录完全真实,并声言所写所记均按事件留下的印象表达[10]219,但他们无须像清廷使臣那样靠大量引用人物话语营造真实感。此外英使在日记里也没有抑扬稍过便会引祸上身的顾虑,因而不用刻意引用他人话语以求自保。从叙事学角度看,引语方式会影响叙述速度。通常而言,直接引语叙述速度较慢,甚至不时出现叙述停顿;间接引语叙述速度较快,时间跨度也较大。也就是说,若按日记事后回忆、记录这一特质,间接引语更能达到流畅通顺、一气呵成之效果。试看下例:

例4 In the course of this conversation, which lasted a considerable time, he asked me several questions relative to our voyage — where we had stopped on our way, and for what purposes. Having mentioned our putting in at Tourane Bay, in Cochin China, for water, he observed to me that that country was a tributary and dependence of China. He inquired how far England was from Russia, and whether they were good friends together, and whether Italy and Portugal were not near England and tributary to it. I explained to him the distanc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Chinese mea-sure, and repeated that…[10]120-121

例4是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之前与军机大臣和珅的一次交谈。谈话中和珅除了客套问候,趁机询问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往来,马戛尔尼则有问必答,话轮数量多。假设上例谈话全部由直接引语展现,将会频繁更换说话者、重复说话动词,叙事节奏必将大大放慢。例4采用了间接引语转述,则显得主次分明,叙事节奏明快清晰。

概言之,由于撰写初衷不同,作为公务咨报的清使日记为洞察外情、规避风险不惜去简就繁,多以直接方式引述人物话语;而作为私人书写的英使日记则没有此类顾忌与限囿,多采用更顺应记录日记流畅性的间接方式转述人物话语。

(二)主流书写之影响

中英出使日记里人物话语引语的殊异除了受制于两者撰著意图之不同,还应该与当时中英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主流书写有关。

清使日记虽被明确定义为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但总理衙门只规定了写作内容和定期呈送备查的定例,对写作范式没有硬性规定,更无具体的指导方针[12]90。出使日记与寻常日记不同,其种种掣肘和禁区前文已有论述,写作之难亦早有人诉诸笔端。如果说后继者尚可从前人那里寻找可资参考的经验,那么先行者又该拿什么作参照呢?笔者认为清使日记书写,特别是其中人物话语的直接引述,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朝廷官方文书的叙述方式。首先,出使日记是奉命写作的工作汇报,本身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其次,充任使臣的官吏多为熟稔官方书写之士。有学者考察过晚清驻外使臣的群体构成,甲午战争前,使臣的选任主要有两种:从科举正途出身特别是翰林中选拔通洋务者出任使臣;或者从通洋务者但不一定是科举出身者中选拔使臣[23]138。这些人通常具有厚实的中学渊源,在出使之前亦多在朝廷为官,谙熟官方文书之书写规范。再次,直接引用是清廷官方文书常见的写作方式。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24]99-100曾指出,清廷文书写作,不管是奏折、廷寄还是上谕,往往都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独文书,而是就某具体事件形成的文书链上的一环。这些文书间相互重复、抄录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回复奏折的廷寄通常以“某奏”或“昨据某奏”开头,接下来便直接抄录奏事者的话,连人称都不作改动,这是典型的直接引语。清廷官方文书里如实照录的惯用手法极有可能影响到同样具有官方汇报性质的清使日记书写。

英使日记里间接转述的话语模式则应与18世纪后期欧洲兴起的科考书写有关。自大航海时代起,欧洲船队便出现在世界各处洋面之上,为欧洲新生资本主义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伙伴。到18世纪末,英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国内工业革命也初现成果。伴随着英国航海事业的勃兴和皇家学会等知识贵族的力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公共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写作形式,即科学考察式或博物学式的书写范式。在这种书写范式下,人们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并产生自然史和人种学的分类;这些信息被收集并被置于一个意义重大的等级制度中,再通过正确的描述加以比较和评价[25]66。这种描绘世界的方式假定主体或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是毫无偏颇的,由此指向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涵盖所有知识,把一个时间无限、空间广袤的世界变成受沉思冥想的主体支配的客体[25]66。也就是说,在科考书写里,书写者是唯一的主体,其笔下的人与动物、草木山川一样,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失语的他者,等待记述者进行描绘与阐释。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发生于英国积极向外探索与扩张的时期。在成员构成方面,马戛尔尼使团有意识地以欧洲域外科学探险团为榜样,配备了军事专家、化学家、植物学家、制图员、机械师、天文学家等专业人员,被称为“鸦片战争前西人以博物学式的方法大量收集域外人文与自然知识的一个重要案例”[26]347。为此,国务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曾调侃马戛尔尼率领的是皇家学会的代表团[26]348。如果将马戛尔尼使团视作科考团,那么马戛尔尼的访华日记就不只是对此次中英交涉过程的记录,而是一份详细的域外科考报告。何伟亚[25]68-70曾从博物学书写的角度考察过马戛尔尼在日记里对中国的蚊子、蝉和万里长城的描述、分类、归纳和概括,并指出比这些日常事物观察更重要的是,马戛尔尼必须采取种种措施去应对与之打交道的人,把他们进行归类。也就是说,在马戛尔尼博物学家的视野里,与之交涉的人与其他客观事物并无太大差异,都是科考观察的对象。人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物化,而被物化的人不具有也无须具有自我言说能力,其话语由记述者代言,自然不必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

四、结语

近代以来数量众多的中英出使日记通常被视为见证历史的记录资料而为学界重视,正因其耀眼的史料价值,出使日记往往被排除在文学作品之外,其叙事、文体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受到遮蔽。“大文学”概念既拓宽了文学指称范畴,也丰富了文学研究视角,对出使日记的多样化探讨具有启发意义。本文依托大文学观对近代中英出使日记的人物话语进行了分析与探因。研究发现,清使日记人物话语以直接引语居多,这与此类日记洞察外情的写作目的和公务咨报的文本属性有关,也与此类日记受朝廷文书照录惯例的影响相关,直接引语的大量采用体现出清廷使臣在国运不济之际出洋考察力求真实与规避风险的双重诉求。英使日记人物话语以间接引语为主,究其原因,除了因英使日记作为私人书写免于风险规避的考虑而更注重记叙的流畅性,还与18世纪末盛行于英国知识界的科考式书写不无关联,展现了由科学和技术支撑的英帝国使臣对域外人与事的物化书写。大文学观视角有助于呈现、挖掘近代中英出使日记多姿的文本形态和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比如在阿美士德使团副使小斯当东的访华日记里人物话语共计279处,除了8处是直接引语,其余均为间接引语;在晚清外交家薛福成的出使日记里人物话语共计90处,其中直接引语68处、间接引语22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