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庞 春, 尹奇岭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鲁迅和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师,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有关两人的比较研究成果颇丰①,但很少有人关注老舍心目中鲁迅形象的问题。孙郁的《老舍的鲁迅观》[1],重点讨论的是老舍对鲁迅精神的呼应,其中虽然有对老舍心中鲁迅形象的涉及,但并未形成系统。老舍一生未曾见过鲁迅,但他对鲁迅有过多次评价,目前能找到的相关文献超过20处。从这些文献材料可知,老舍对鲁迅的评价大致经历了3个时期,即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后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期。在不同时期,由于时代变迁和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老舍心目中鲁迅形象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

一、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老舍对鲁迅的评价约有7处,主要包括抗战宣传和文艺发展两个方面。

目前已知老舍对鲁迅的评价,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1938年10月22日发表在《抗战文艺》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以下简称《二周年》)一文。文中称“鲁迅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并以泰山喻鲁迅,称“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却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2]163-165。可见,在老舍心中鲁迅形象很是伟大。此外,老舍还着重肯定鲁迅的新文艺成就,认为“鲁迅自成一家,他的短文和小说才使新文艺真正站住了脚。鲁迅先生热烈地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2]165。老舍如此强调鲁迅在新文艺发展中的贡献,与他的抗战文艺思想有关。在老舍看来,所谓“抗战文艺”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承续了“五四”运动的新文艺,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一种指导[2]195。特别是其中的白话文运动,老舍认为:“它使得文艺的传达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2]262这里老舍巧妙地将抗战文艺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并借助鲁迅在新文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号召文艺工作者们携手抗敌,最大限度发挥文艺在抗战中的宣传与动员作用。老舍指出,抗战文艺是为配备抗战而兴起的文艺运动,其核心问题始终就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老舍在《二周年》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鲁迅的小品文就具有这样的功效。老舍认为:“鲁迅最大的成就便是小品文。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模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能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像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2]167这里老舍强调的正是鲁迅小品文的战斗性。鲁迅本人也曾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3]593这对鼓舞全民族斗志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41年7月至9月,老舍在西南联大讲演时再次谈及小品文的价值。他指出“小品文是五四以来最成功的文艺。它总含有点讽刺,是短兵相接的武器,具有攻击性,其杰出的代表人材就有鲁迅”[2]363。不光是小品文,老舍对鲁迅的性格也十分推崇。他在《谈诗》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一个最伟大的诗人!这道理我们可以从他的性格上看出来,他有正义感,有热情,不怕压迫,不妥协,不屈服……而这些,正是一个诗人的性格”[3]333-336。老舍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很缺乏正义感,诗人感,马马虎虎,嬉皮笑脸,正是劣根性所在处。我们不必定要作诗,但是须有诗人感;要有几根硬骨头,不出卖灵魂。”[3]333-336老舍这里由谈诗引出对鲁迅性格的赞美,进而谈到民族劣根性,是想强调鲁迅“铁骨铮铮,一身正气”的诗人性格,对增强中国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所急缺的。由此可见,老舍对鲁迅文学成就的肯定,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抗战救亡的时局。

一方面,老舍为了响应时代号召,宣传鲁迅对抗战的意义;另一方面,老舍对鲁迅的评价依然关注鲁迅在文艺发展方面的贡献。1940年10月21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组织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晚会上,老舍提议:“应该趁着组织鲁迅研究会的契机,把读书的氛围搞起来,弄得浓厚些。”[4]此后,老舍在1940年2月1日的“文协”会务报告中再次提到此事,并汇报说“鲁迅研究会已成立,正物色合适的人,担任工作”[5]379,可见老舍对鲁迅研究会的重视。这在战时书籍匮乏、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抗战文艺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文艺的发展没有深入民间,具体表现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艺作家作品在广大乡村地区并不被群众知晓,老舍曾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1938年10月22日,老舍在新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大会中指出:“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方面的特殊成就,只是像水上的一层油,并没有在民间扎下根。”[6]1951939年1月8日,老舍在内江沱江中学讲演中进一步指出:“五四以来,一切都是新的,文艺只在学生队伍里中,只知道鲁迅、茅盾、《呐喊》、阿Q等名字,要是到了乡间,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因为‘五四’以来文化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文字文法都不通俗。”[2]200直到1941年,老舍还在强调这个问题。他在写“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的文章时说:“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吗?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2]313凡此种种,都说明抗战文艺在民间推行得并不顺利。原因何在?陈思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间社会并没有完全进入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看重的是西方的文化。”[7]294老舍还认为,教育的不普及也是重要原因。他感慨地说道:“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对此,老舍做了很多努力。首先,老舍主张学习鲁迅的治学精神,以广博的学识,科学的方法,为中华民族创造血的铁的粗壮的文艺!其次,他坚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认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文艺应当俗浅明朗,采用民间惯用的歌词和语言,把这精神的食粮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动员起全体军民”[2]313-315。

以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对鲁迅的评价,从中不难看出,老舍对鲁迅的言说,集中在他的文学成就上,这与当时主流的鲁迅形象有一定区别。虽然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直都在。之后每年10月19日,全国各地都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纪念鲁迅,如群众聚会、公开演讲和纪念文章的发行等,以种种方式使鲁迅形象走进公众视野,起到全民动员、同仇敌忾的抗战宣传效果。以1941年10月19日延安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集会为例,在活动中,组织者散发了一本题为《鲁迅先生言论集》的小册子,主要汇集了从作家著作中选摘而来的各种名言警句。在14段引文中,8段属于对敌态度及“战斗精神”一类,4段属于道德训言,仅有2段是有关写作艺术的[8]。可见当时的主流并不是鲁迅的文学成就,而是其思想和精神的号召力对抗战宣传的作用。程振兴指出:“在纪念活动中,主流鲁迅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把一个文学者鲁迅逐渐符号化,褪尽其文学性,最终变成一个巨大象征的过程。”[9]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形象的建构,本质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运动。而老舍对鲁迅形象的言说坚持艺术与宣传的兼容并收,使得鲁迅形象在促进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发挥其对文艺发展的作用。

二、抗战胜利后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老舍心目中的鲁迅形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后的阶段。具体来说,这个时期起于抗战胜利后,止于新中国成立前。与上一个时期相比,此时老舍对鲁迅的评价较少,目前只找到两处。一处是1945年11月12日,老舍在复旦大学“国父八十诞辰纪念晚会”上的讲演[6]373;另一处是1946年老舍访美期间,应邀在纽约市政厅作的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讲[2]476。

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取代“救亡图存”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老舍在“国父八十诞辰纪念晚会”上的讲演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老舍在讲演中说:“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胜利后的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6]373阿Q最终的命运是被糊里糊涂地送上断头台,是失败的象征。在这之前举行的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大会上,老舍就曾朗读《阿Q正传》来告诫人们不要“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10]。老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在建国中提及阿Q形象,足见他对国事忧心忡忡,因此老舍才会说:“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而我后面却一直跟着一个黑影。”[6]373结合时代背景可知,这个“黑影”是指当时国内动荡的局势。虽然抗战胜利了,但彼时内战的火药味日渐浓烈。老舍作为“文协”负责人,希望借助鲁迅的文坛地位,号召文艺界同仁联合起来,“用口用笔,用一切可能用的方法来制止内战!”[6]373此外,老舍多次提及阿Q形象,还体现出他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推崇。老舍指出,“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字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至少也会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2]163阿Q作为鲁迅创造的经典文学形象,具有深远的文学影响力。张梦麟评价“阿Q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阶级、一个类型的人物,它是这几十年间的一部社会史的结晶,是近代中国普遍的一个代表”[11]。

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对美国进行为期1年的讲学,受邀者还有曹禺和叶浅予。访美期间,老舍在纽约市政厅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讲。在谈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态度”这部分时,老舍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鲁迅是文学革命以来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堪比高尔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2]482-483。用高尔基作比,说明老舍此时对鲁迅的评价具有世界眼光。至于鲁迅为何不被西方读者所熟知,老舍认为这是因为鲁迅不写长篇小说。王海龙对此进一步做出解释,“西方批评界和读者通常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往往以长篇小说为基准”[12]。但在老舍眼中,有无长篇小说并不会影响鲁迅的伟大。他转而说道:“鲁迅是一位学者、哲学家和写作技巧的大师。”[2]483此外,老舍还十分推崇鲁迅的杂文写作。他称赞鲁迅还是一位享誉盛名的杂文家。老舍肯定了鲁迅杂文在抨击社会陋习和旧制度以及社会不公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只有这些状况被改变,才能实现中国与其他开明国家并驾齐驱。这篇演讲体现出老舍对鲁迅的评价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此时的鲁迅形象已经具有了世界意义。这背后的原因与老舍此时访美的目的相关。1946年1月 2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为老舍、曹禺赴美访学举行欢送会。在酒会上,老舍说明此次访美有三点目的:一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二是向美国人讲述中国人民的生活,尽力使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有改变,尤其要向美国介绍中国新文艺的成就;三是介绍“文协”这个组织。不难看出,老舍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之行,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固有印象。茅盾在致辞中进一步指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小辫子和三寸金莲的刻板观念中,希望老舍和曹禺能把我们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了小辫子,在精神上也没有了小辫子”。[13]由此可见,老舍等人此次访美讲学,不单单只是促进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最重要的任务是宣传中国的新形象,其媒介便是新文艺的发展。鲁迅作为其中成就最杰出的作家,自然就被老舍选中成为宣传中国新文艺成就的明信片。值得一提的是,老舍这次海外演讲涉及鲁迅的评价,是他真实心声的表露。原因有二:其一,老舍此时身在异国他乡,远离政治,并未受到国内时局的影响;其二,老舍一直对政治持谨慎态度,早在出国前,老舍就明确表态:“我不属于任何党和派,我是中国人。”[6]373老舍此行访美代表的也只是民间文化团体,不含有官方色彩。这些都说明了老舍此时的言行举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老舍对鲁迅的评价始终与鲁迅的文学成就相关,这与抗战时期老舍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不无关系。不同的是,这个时期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的成就,老舍对鲁迅的评价体现了世界文学大师的一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后,老舍对鲁迅的评价明显增多。从数量看,共有13处,占老舍评价鲁迅总数的一半以上。从内容看,老舍对鲁迅的评价较为复杂,既有对主流鲁迅形象的呼应,也有对文艺问题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迅的文化地位和精神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鲁迅形象的建构日渐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形象被赋予了神圣光环。在此背景下,老舍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不可避免地要与时代主流产生“共鸣”。首先体现在老舍对鲁迅新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上。1951年上半年,在中央教育部组织下,由老舍、蔡仪、王瑶和李何林四人担任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匆忙草拟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在书中,老舍等人把鲁迅在新文学史中的地位摆得很高,并设专门章节论述。具体如下:第三编“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年),第十章不灭的光辉,第一节鲁迅的伟大成就,第二节鲁迅所领导的方向[14]。这里老舍等人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中的定位,明显受到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文化地位评价的影响。毛泽东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5]这一论断奠定了鲁迅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也成为共和国时期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老舍等人在编写新文学史时自然要遵循这一标准。其次是老舍在重要公共场合对鲁迅形象的言说。1956年10月18日晚,老舍在北京市中山公园音乐厅主持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晚会,并致辞。他指出“鲁迅的创作事业是与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他的创作是文学的革命,也是革命文学。鲁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也是一面革命旗帜。他时刻不忘与四周的黑暗势力作殊死斗争。他的笔是最锋利的革命武器”[6]620。老舍最后号召大家学习鲁迅,成为像他那样以文艺创作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作家。这里老舍对鲁迅形象的言说是充满革命性的。同样出席这次晚会的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在会上呼吁大家要学习鲁迅为人民、为革命事业毕生战斗的精神[16]。需要指出的是,许广平此前已经在许多党政机关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发了言,如她在共青团中央作的报告《鲁迅与青年》,以及在《文汇报》发表的《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等[17]。这些发言无一例外都在宣传鲁迅“中国人民的儿子”“革命的战士”等光辉形象,与党对鲁迅形象的塑造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中,纪念鲁迅已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服务于新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国事,这也反映出个体生命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是十分渺小的。尤其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文艺运动此起彼伏,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得日益严峻。据舒乙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当新版《鲁迅全集》问世时,老舍第一时间派孩子去书店排队抢购了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来充当自己的镇宅之宝[18]。如此迫不及待抢购《鲁迅全集》,个中原因除了有老舍对鲁迅作品的喜爱,想必也有时局的因素。在鲁迅形象的神圣光环下,说《鲁迅全集》具有“护身符”的作用也毫不夸张。这个时期,不只在国内,在出国访问期间,老舍对鲁迅的评价也是积极与党保持同步。1965年3月—4月,老舍访日期间,曾到仙台鲁迅碑前参观,留有《仙台鲁迅碑献花》一首[19],原文如下:

青叶山前鲁迅碑,永铭俯首与横眉,

拼将野草滴成乳,敢怨春华雨若丝(是日微雨)。

红白旗开严敌我,轩辕血荐决雄雌,

林边东海潮仍急,忍听荒城晚翠词。(公园内有诗人晚翠词。荒城云月刻石)

诗中“俯首”“横眉”“滴成乳”均是引用鲁迅《自嘲》中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20]老舍意在宣扬鲁迅的“孺子牛”精神。而最早给“孺子牛”精神做出权威解释的正是毛泽东,他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孺子牛”精神包含两层意义:既有对凶恶敌人的决不屈服,又有甘愿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学习鲁迅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21]。老舍这首旧体诗前四句是对鲁迅无私奉献的赞美,后四句是对敌我斗争形势的描写,很明显是对毛泽东版鲁迅形象的呼应。

但老舍到底是一位有着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主流鲁迅形象保持“共振”的同时,他依然对鲁迅形象有着自己的理解。陈思和指出,在“共名”时代,作家的思想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在认同共名主题的情况下,他能把时代的特定主题融入个人独特的经验中,从而得出与时代判断不一样的思考和见解[22]。其实,老舍一直对鲁迅形象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主张在学习鲁迅的过程中要警惕对其偶像化倾向。他指出,“为纪念鲁迅先生,我们有省查自己的必要,否则纪念容易成为形式,伟人成为偶像,对我们并无多少好处”[2]582。老舍坚持认为,对鲁迅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应该结合新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来谈,总结起来有三点。

首先是针对文艺创作中学识不足的问题,老舍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文艺工作者应该博采众长,多学本领。1951年10月18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老舍发表了《充实我们的学识》。老舍在文中指出:“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分工已见效,而贯通不足。文艺工作者都各守岗位,把心思专放在某一件事上,眼界在不知不觉中缩小了很多。”[2]582这样的后果就是容易出现专业成见,损害文艺的推陈出新。接着老舍称“鲁迅既博古,又通今;既知东方的文学,又注意西方文学;他的学识使他心中有了最公平、最准确的天平秤量一切,成见不能成为他的砝码”[2]583。老舍认为我们除了学习鲁迅的思想,还要多多学习其本领。只有具备像鲁迅那样的学识和本领,才能抛开成见,开阔眼界,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全新的东西来。最后,老舍呼吁大家,跟着鲁迅学习,多知多懂,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像鲁迅那样文武昆乱不挡的人才,担当起更多更重的文艺任务。第二,文艺各部门应加强联系,丰富大家的艺术生活。老舍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文艺各部门的联系很不够,没能时常组织各协会的观摩会座谈会,导致缺乏艺术生活,减少了吸收艺术知识与欣赏的机会。老舍认为,一个搞文学的人,一点不懂美术和音乐,这是很大的缺欠,这个我们需要向鲁迅学习,因为“伟大的鲁迅是极有学问的人,他对中国的与外国的古今文学,对版画、木刻、雕刻、历史、科学都有精深的研究,渊博的学识。我们钦佩他,也该学习他”[2]645。这是老舍首次对鲁迅的成就进行全面总结,在老舍眼中,鲁迅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第三,作家应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1961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老舍指出,我们作家的生活经验还是很狭隘,艺术修养总显得不够丰富。他认为:“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兴趣应是多方面的。”接着老舍引出鲁迅的成就,他赞叹道:“鲁迅先生的学识十分渊博,他知道多少东西啊!他能写诗,能写散文,能写小说……他深通历史,文学史,……所以他是一代的大师。”[5]146-147由此呼吁大家向鲁迅学习,不要整天抱着稿纸发愁,我们必须丰富自己的生活与学识。

其次是针对文艺创作中语言不够精炼的问题,老舍也给出了改进的方向。一是至少学会一门外语。1956年9月老舍在鞍山业余文学报告会上就青年作家如何学习语言时指出:“我希望青年们趁着年轻,学好汉语,也应该学习外国语,我们不要作‘土作家’,我们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博学多才。”[2]694随后老舍在同年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发言中再次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会一种外国语,便多了一对眼睛。学习鲁迅,不是摹仿他的风格或语言,而是要学他的勤学苦练,时时刻刻充实自己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6]620二是要学习古典文学。1959年9月,老舍在《文艺报》发表了《古为今用》一文,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学习古典文学对训练语言有何作用的文章。老舍认为文言中的词汇运用得当,的确足以使文笔挺拔。学习古典文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要从古典文学中学会怎样一字不苟、言简意赅,鲁迅就是典型例子。老舍指出:“鲁迅是最善于把文言与白话精巧结合在一处的语言艺术大师。他能驰骋古今,综合中外,自成一家。他对白话与文言的词汇呕尽心血,精选慎择,一语不苟。我们都该用心地阅读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7]40-41三是关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问题。1959年,老舍在《人物、语言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我们有些作家,写到事往往就无节制地大写特写,把人盖住了”。老舍接着说道:“事件的详细描写总在其次;人,才是主要的。”他认为:“为了写好人物,需要删减材料,取其精华。他把这个过程比作割肉一样,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23]他主张向鲁迅学习,因为鲁迅的作品,其文字十分精炼,人物塑造都非常成功。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老舍在这一时期对鲁迅的评价,关键是要处理好“我之鲁迅观”与“党的鲁迅形象”的关系。整体来看,老舍既有妥协,又有坚守。一方面,老舍在社会主义一体化语境中,必然要对党的鲁迅形象有所呼应,增加其对鲁迅革命形象的言说,服务于党对鲁迅光辉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老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需要把心中对鲁迅的理解表达出来,即在纪念和学习鲁迅的过程中,发挥鲁迅的文学成就对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促进和建设作用。

四、结语

综上,在老舍对鲁迅的众多评价中,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他对鲁迅的崇拜。正如孙郁所言:“老舍眼中的鲁迅,巍巍乎如山,茫茫兮似海。”[1]27其实,鲁迅也曾谈及老舍,目前已知的有2处:一处来自老舍好友罗常培的回忆,他曾在1926年前后,将老舍写的《老张的哲学》转呈给鲁迅,鲁迅看后认为,该作品“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24];另一处是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台静农的信,他认为文坛小品“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25]。由此看出,鲁迅对老舍的评价似乎并不高。舒乙指出鲁迅曾瞧不起老舍正是源自鲁迅对老舍的评价,但他又认为“鲁迅最终承认了老舍的文学成就。鲁迅晚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老舍、沈从文、郁达夫是中国短篇小说最杰出的代表”[26]。鲁迅对老舍的评价为何会如此?这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首先,鲁迅和老舍年龄相差18岁,1926年前后,鲁迅早已成名,而老舍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作为文坛老将的鲁迅,对于老舍作品的评价,自然带有师者的威严,评价直截了当、尖锐犀利。其次,1930年代,文坛发生了关于小品文的论争。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遭到鲁迅反对。他认为,小品文在文字上趋于幽默,“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27]。鲁迅强调小品文的“匕首”“投枪”功能,他认为:“小品文虽然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3]593而老舍早年正是凭借着幽默的写作风格登上文坛,这个时期他又成为《论语》的长期撰稿人,发表了大量的幽默文章。在双方论争的过程中,自然会被视为论语派而受到鲁迅的批评。但鲁迅对老舍的评价,苛严中尚留有余地,实际上是对老舍这样的后起之秀的一种鞭策。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坦言:“在这故事刚一开头,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硬挤出来的。”[2]467事实证明,正是老舍写作风格的转变,才成就了《骆驼祥子》的伟大。很难说,这其中没有受到鲁迅评价的影响。

其实,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鲁迅,但很多时候,鲁迅形象是在被千篇一律的声音言说着,已经被高度符号化。有人言必称鲁迅,引用他的格言隽语,或许这些征引只是手段,用以美化或修饰自己的观点。自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的鲁迅形象生成史中,人们塑造了许多鲁迅形象,但基本走向有两个,即神化鲁迅和人化鲁迅[28]。鲁迅之所以常说常新,就在于他与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王尔德指出:“杰出的知识分子总是与自己的时代具有象征关系:在公众意识中,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而这些都可用于持续不断的斗争或投入战斗的社群。”[29]鲁迅形象作为中华民族情操的一种象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成为我们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力量。

注释：

①参阅王惠廷的《幽默皆含笑,寓意各不同——鲁迅、老舍早期小说创作幽默之比较》,《复印报刊资料》1985年第5期;周国良的《试论老舍前期小说对中国国民性的表现和批判》,《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晏燕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描写——鲁迅、老舍小说比较研究之一》,《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2期;史承钧的《影响与契合:从〈阿Q正传〉到〈猫城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吴小美的《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厉璇的《老舍〈牺牲〉与鲁迅〈孔乙己〉比较研究——生存哲学思考》,《北方文学》2016年第2期;迟蕊的《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思考及与鲁迅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曾丽琼的《鲁迅和老舍两者作品幽默风格的比较》,《文学教育》2019年第23期。从已有成果看,对老舍和鲁迅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幽默讽刺观和国民性批判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