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多重叙事策略对《长日留痕》伦理主题的构建

何四玲, 刘少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长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标志其个人风格完全成熟的里程碑之作。该书一经出版便为石黑一雄赢得了享誉英语文学界的布克奖,其后又助力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因此,石黑一雄年纪轻轻便成为世界文坛的知名作家。该作品的叙事策略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英国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在《小说的艺术》(TheArtofFiction)中以《长日留痕》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其中所体现的不可靠叙事策略。谢弗 (Brian W. Shaffer)[2]在其专著《理解石黑一雄》(UnderstandingKazuoIshiguro)中分析了小说主人公所采取的自我防御机制。此外,对《长日留痕》伦理主题的研究也不乏其人。较有代表性的有国内学者魏文[3]54对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斯伦理身份问题的探析,他认为是史蒂文斯“身份单一化、公式化的认知模式”使其自身陷入伦理冲突,最终酿成人生悲剧。杜明业[4]63以亲情伦理、婚恋伦理和职业伦理三者的冲突为切入点探讨了主人公在不同场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进而揭示其人生悲剧背后的伦理因素。

一、伦理主题及相关研究

人作为群居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存离不开各种秩序,包括伦理秩序的规约。文学作品是涉及人的艺术,必然包含着伦理因素,体现种种伦理关系,反映种种伦理问题。正如学者聂珍钊[5]18所言:“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 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 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 它通过艺术环境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因此,文学作品天然地含有伦理维度。叙事伦理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新角度,有别于传统的伦理批评方法。它不再局限于研究文本内容所呈现的伦理主题,而是进一步探究文本中的伦理主题是如何借助各种叙事策略得以呈现的。

在20世纪西方新批评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浪潮之后,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6]重申伦理批评的重要性并拓宽了传统伦理批评的思路,将文本的伦理研究聚焦于叙事中作者和读者的伦理互动。此后,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7]系统地提出了叙事伦理研究的方法。他把叙事伦理分为叙述伦理、表征伦理和阐释伦理三种。叙述伦理关注叙述行为的伦理性质,表征伦理关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虚构人物所引起的伦理代价,阐释伦理则关注读者的伦理责任。

国内最早关注叙事伦理的是学者刘小枫[8]4,他对叙事伦理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别于理性伦理。他认为理性伦理关注的是普遍的道德状况,追求的是同一性,而叙事伦理“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述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刘小枫叙事伦理的核心是对个体的伸张。此后,伍茂国[9]在前人基础上对叙述伦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他将叙事伦理分为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故事伦理是对重大伦理主题的呈现和在文学世界对伦理可能性的探索。而叙述伦理则关注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作者和读者、作者和叙述人等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他在专著中详细分析了时间、人称、视点等在伦理意识呈现中的效果。江守义[10]也延续这一理路在多篇文章中对小说的叙事视角进行了伦理阐释。另外,刘保庆[11]对叙事空间的形式和伦理意义的研究也进一步完善了叙事伦理学的理论建构。自此,叙事伦理的后经典叙事学的面向,即关注叙事修辞的伦理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

就小说《长日留痕》而言,单方面关注其叙事策略或分析伦理主题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但鲜有学者沿袭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等人的思路,借由叙事伦理批评方法来考察叙事形式和伦理主题间的关系。有学者肯定了小说中叙事策略在伦理主题建构中的作用,但却并未深入分析视角、时间和空间在小说伦理主题建构中的意义。另外,涉及该小说伦理主题分析的文章大都关注到主人公的身份伦理危机和职业伦理危机间的联系,但却未能进一步揭示其职业伦理与绅士贵族政治伦理和帝国伦理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鉴于此,本文拟从更宏阔的历史视野来关照小说中的伦理主题,在帝国没落的大语境下考察帝国伦理、绅士贵族伦理秩序和主人公的职业伦理、身份伦理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以及主人公的个人伦理危机所折射出的时代伦理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考察小说在时间、空间以及视角的调用方面如何凸显小说的伦理危机、反映小说的伦理混乱、强化小说的伦理意味、促成隐含作者和读者的伦理交流。

二、时间畸变:新旧伦理交锋中的伦理混乱

《长日留痕》是二战后英帝国走向全面崩溃以致人们感到伦理混乱的精神写照。小说以英国管家史蒂文斯的日记形式双线展开,讲述了英国二战前后个人生活、职业生涯和社会气候的变迁。主人公兼叙述者史蒂文斯因其侍奉数十载的前主顾达林顿勋爵去世,府邸易主而感到无所适从,在新主人的建议下驾车离开府邸,踏上为期6天的西部之旅。从伦理角度看,该小说呈现的是个体在时代伦理环境发生巨变时深陷伦理混乱的故事。成为一名顶级的管家、为推进英帝国事业的绅士贵族提供一流的服务,是青年史蒂文斯的职业理想,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但随着英帝国的解体,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扭转,美国代替英国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宰者。时代的转变对英国旧有贵族绅士的政治伦理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贵族绅士阶层没落,让管家这一职业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主人公因此遭遇了深刻的伦理危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伦理选择。

时间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对时间的调整操控不仅是作者构建故事世界的主要手段,也会产生独特的叙事效果,尤其是伦理效果。叙事学家将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故事时间指所述事情发生所需要的实际时间,而话语时间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对叙事时间的研究,也主要从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差异入手。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 Genette)[12]在《叙事话语》(NarrativeDiscourse)中将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关系阐述为时序(order)、时距(duration)和频率(frequency)。伍茂国[9]9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叙事时间伦理的定义:“我们把叙事时间处理所要达到的伦理目的或产生的伦理效果称为叙事时间伦理,也就是在叙事过程中……使时序、时速、时距、时频等时间要素变形,从而产生意料之中或之外的伦理后果。”在《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充分调用了时间运动来促成小说伦理主题的建构。

(一)时序倒错与伦理混乱

在时序上,小说采用了顺序和倒叙反复穿插交叠的叙事方式,使得叙述显得零碎、混乱, 而这种混乱恰好和主人公在传统伦理秩序和新的伦理秩序冲突之下所感受到的伦理混乱互为映照。热奈特[12]40对倒叙的定义是“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情的一切事后追述”。《长日留痕》采用顺叙和倒叙两种叙事时序,展开了两条平行的叙事线。

一条叙事线是史蒂文斯为期6天的西部旅程,以顺叙讲述,为文本叙述的主框架。另一条叙事线则反复大段穿插了史蒂文斯对过去在达林顿府中30年管家生涯的回顾。在第一条时间线上,长期自我封闭的史蒂文斯在其管家职业价值遭遇美国新主人的质疑后,深感挫败,便走出府邸,来到西部乡野。然而在旅途中,不论是其关于职业尊严的精英主义的论调、对绅士贵族阶层遮遮掩掩的维护,还是对着朴素的乡村风景发出的帝国中心主义的感慨,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来自周围他人的反驳。他旧有的伦理价值观在新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冲突之下陷入伦理混乱的史蒂文斯不得不一次次后撤到回忆中,回到过去寻找可以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对抗的力量。

此时,故事讲述便转入第二条线,进入倒叙。随着回忆的逐渐清晰、真相的显现,史蒂文斯无力地发现他本想借以抵抗陌生当下的光辉过去却漏洞百出,在道德上变得极为可疑。无处可去的史蒂文斯被迫又逃离了回忆,再次转入第一条线的顺叙讲述。石黑一雄[7]44谈及史蒂文斯在讲述过程中不断离题这一特点时说道:“在他内心某个深处,他知道要避开什么。他非常睿智——这样说没有任何贬义——看到了危险地带,这控制了他的叙述走向。”但对史蒂文斯来说,他的悲剧性正在于,他不断地让自己的讲述在现实与回忆中来回奔波,但是其寻求伦理辩护的动机却最终在两头都落空了。时序的反复倒错让主人公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腹背受敌,使其遭遇伦理混乱后的无措和无助形象跃然纸上。

(二)时距排布与伦理冲突

在时距方面,小说采用了省略、场景和停顿三种手法。通过对上述手法的运用,不同事件占据长短不一的篇幅,形成了快慢相间的叙事变奏,增强了故事伦理冲突的张力,凸显了文本的伦理主题。热奈特[12]将时距定义为事件或故事实际延续时间与叙述它们的文本的长度之间的关系,即速度关系。时距又可以表述为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长度比值。若叙事时间短于故事时间,称为概述(summary),二者相等,则为场景(scene)。若叙事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且叙事时间为零,则为省略(elipsis);反之,若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且故事时间为零,则为停顿(pause)。省略作为作者剪裁素材的一种方式,使作者能把无关的素材省去,将有重大关联和重大意义的素材灵活地组织在一起,从而使故事避免冗杂,主题更加突出。

小说描绘了现实和回忆两条故事线,从所占篇幅来看,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描述时间跨度仅为6天的现实时间线,其余篇幅用于描述跨度时间为30年的回忆时间线。由此不难看出,叙述者必然不是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过去30年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而是采用了省略的手法来加快叙事节奏。如前文所述,史蒂文斯的回忆,往往都在其个人伦理价值和当下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才展开,其初衷在于从回忆中寻找能为自己曾经的伦理选择进行道德辩护的证据,因此史蒂文斯所选择回忆的事件都与其当下所处的伦理困境息息相关。比如关于勋爵的事业的回忆、关于父亲身为管家的典型事迹和去世场景的回忆、关于肯顿小姐婚事的回忆,最初动机都是为了佐证其职业选择的正确性和职业伦理的正当性,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如此,围绕伦理冲突,与其无关的事件都被省略了,伦理主题因此得以凸显。但是,当叙事过程出现大段省略的时候,叙事进程会被大大加速。如果一直维持在高速叙述,过多的省略,加之故事又是由叙述人转述,会削弱事件、人物的生动感。因此,在《长日留痕》中,作者还大量采用了场景手法。场景“通常是出现在富有戏剧性的内容中,在情节的高潮以及对一个事件的详细描述等情况下,在事件发展的关头或者处于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往往会伴随浓墨重彩的场景……”[14]142-143文本中所有主要人物和史蒂文斯的互动,作者都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呈现了他们之间的对白。如父亲临死前和史蒂文斯的对话、肯顿小姐答应贝恩先生求婚时和史蒂文斯的对话、史蒂文斯和新主人的对话、史蒂文斯和男管家以及有民主思想倾向的村民的对话等,都采用了场景的手法。这些地方,恰恰是伦理价值交锋最为激烈的时刻。另外,在回忆叙述和现实叙述切换的间隙,史蒂文斯常常会插入自己的评论,对读者进行伦理干预,以减少新旧伦理冲突给其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此时叙述时间表现为暂时的停顿。

如此,通过对时间运动的操控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使故事有起有伏,叙事节奏张弛有度,也使作品伦理主题的构建更为有效。

三、空间并置:多声部伦理对话对传统伦理的解构

小说中,包括管家职业伦理、贵族绅士伦理和帝国伦理在内的传统伦理,在帝国解体的大背景下一一遭到解构。史蒂文斯所面临的职业伦理危机体现为他作为管家的伦理身份的失落。所谓伦理身份,是“人在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上被认可或接受的身份”[15]264。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但如学者魏文所言,史蒂文斯对伦理身份所秉持的是“单一化、公式化认知”[3]54。他将作为管家的职业伦理身份凌驾于一切伦理身份之上,并认为对其他伦理身份的践行会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加以排斥。其结果是当职业伦理身份出现危机之时,他无法从其他伦理身份中获取补偿,因而使职业伦理危机直接演变为个人身份伦理危机。而仔细探究会发现,史蒂文斯的职业伦理危机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须放在帝国解体的语境下加以考察。二战前的英国社会,依然沉浸在“大英帝国”的残辉里。几个世纪以来强劲的殖民扩张,让英国这样一个小岛国一跃成为称霸全球的大帝国。至20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全球海权,主宰了世界贸易,其广阔的殖民地遍布各大洲,帝国也正是靠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维持着自己的繁荣。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强势,“日不落帝国”的威名让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为配合帝国的扩张,帝国知识分子更是有意识地构建帝国伦理话语,企图掩盖帝国的血腥和残酷,正义化帝国事业。红文慧指出:“帝国伦理是英帝国拥护者鼓吹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其基本信条就是将殖民统治道德化为‘文明教化使命’。”[16]3很显然,这一信条是文明优越论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变调。辉煌的帝国经济、强势的政治军事外交,协同有意识的帝国伦理话语,使英国人的民族优越感被一再强化。英国人对帝国伦理的认同,很自然地延伸到对英国整个社会秩序包括伦理秩序的深刻认同上。其逻辑认为,正是如此完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约,支撑了帝国大机器的顺利运转。也恰是帝国的繁荣,确认了这种秩序规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可以说帝国的兴旺发达,作为操盘手的贵族绅士功不可没。年轻时期的史蒂文斯对达林顿勋爵的敬爱、忠诚以及从言语、着装、行为上对绅士贵族阶层的极力模仿,都无不体现着战前英国人对贵族绅士制度这一压迫性的伦理秩序的尊崇。而管家这一职业是贵族绅士文化的直接产物,管家职业伦理根植于贵族绅士政治伦理。正是因为三者环环相扣的关系,当帝国解体时,帝国伦理的荒谬性被充分暴露,由此引发了连锁反应,即贵族绅士伦理秩序失去了合法性,主人公也遭遇了职业伦理危机,陷入伦理混乱。

对传统伦理的解构,是依赖多重形式的空间并置这一叙事策略来实现的。“在现代小说中,空间变成了叙事的核心,空间和人超过了事件的重要性。由讲述发生在‘空间’中的‘事件’转向讲述‘空间’本身……空间不仅作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而且成为作者表情达意本身,具有了结构的叙事意义。”[11]78此即空间叙事伦理,它关注作者如何通过对空间的重组来体现作品的伦理效果。在《长日留痕》中,空间叙事伦理集中体现在三种形式的空间并置上。一是将同一空间中同时存在的多种价值实践并置,凸显伦理冲突;二是将不同时期的单一空间并置,凸显伦理环境、伦理秩序的变迁;三是将不同的空间并置通过不同空间中人物所持的伦理观来表现伦理差异,在冲突、变化和差异凸显中,看似牢不可破的旧有传统伦理出现松动,被降格和瓦解。

(一)同一空间不同时期的伦理冲突及帝国伦理的解构

作者通过主人公对当前达灵顿府状况的描述和对往昔达灵顿府的回忆,将达灵顿府这一空间的过去和现在并置,展现了这一传统空间的伦理秩序由盛转衰直至瓦解的过程,其所隐含的帝国伦理话语也因此遭到解构。帝国伦理体现在达林顿勋爵对其政治理想的自信上。英帝国打着“普及文明”的旗号,以“光明使者”的姿态四处建立殖民地,靠剥削和压榨殖民地人民来维持帝国的光辉。正是道义上的自我美化使达林顿勋爵天真地相信,英帝国将会为整个世界谋求光明与幸福,他抱着这一信念,在政治舞台上努力周旋。在帝国荣光的照耀下,昔日的达林顿府门庭若市,来者都是在国际事物中举足轻重的权势人物。他们聚集于庄园内,围绕在英国绅士达林顿勋爵的周围,探讨局势,交换意见。世界历史的走向在这里被左右。此时的府邸,如同整个帝国机器上的大齿轮,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史蒂文斯自豪地回忆:“曾几何时,我指挥过十七位雇员,我也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达林顿府甚至雇用过二十八位员工。”[17]6二战后,勋爵因为沦为纳粹帮凶而在一片指责声中含恨而终,庄园易手美国新贵。管家史蒂文斯只带着三人的团队勉强维持着庄园的日常运转。府邸、庄园这一带有强烈文化指涉性的事物,其衰败也成为帝国衰败的缩影。曾经井然有序的府邸如今空荡冷清,其空间内曾被严格践行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实践主体而自动溃散。

(二)同一空间不同主体间的伦理冲突及绅士贵族伦理的解构

空间并置还体现在作者将持对立伦理价值观的人物安排在同一空间出现,以人物之间的互动来体现小说中的伦理冲突。其典型的例子便是外来闯入者法拉戴和府邸原管家史蒂文斯在对待旧有绅士贵族伦理秩序态度上的冲突。

法拉戴入主达林顿府这一事件,本身充满了隐喻意味。庄园彰显的是古老的英伦传统,是绅士贵族政治的遗产,而法拉戴则代表着新兴的美式商业主义和民主思想。法拉戴在进入达林顿府之后的所作所为,处处表现出美国人对英式贵族绅士传统的蔑视和嘲弄。法拉戴之所以购买达林顿府,其动机在于作为美国新贵,他急于彰显自己的财力,同时使之成为可供其在上流社会炫耀的文化资本,而非出自对旧有绅士贵族文化的尊崇。再者,法拉戴完全无视英国贵族绅士文化中所秉持的主尊仆卑伦理,坚持依照美国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伦理观,跟管家保持一种轻松的雇主和职员的关系。而讽刺的是,史蒂文斯却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忠仆思维,虽不赞同新主人的观点,却依然绞尽脑汁地去配合新主人的言行风格。这更是体现了二人在伦理观念上的鸿沟。显然,法拉戴以如此直接的方式挑战了史蒂文斯的职业尊严和对旧有秩序的信仰,在新时代,法拉戴才是达林顿府的主人,他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所占据的位置也象征着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作为新霸主的地位。此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伦理,以强势的姿态击退了英国传统的绅士贵族政治伦理。

(三)异空间伦理差异及管家职业伦理的解构

将不同的空间并置,通过不同空间中人物所持的伦理观来表现伦理差异,并传达作者自己的伦理态度,也是《长日留痕》的空间叙事特征之一。小说中涉及的空间从整体上可以划分为达灵顿府内和府外。帝国遗民史蒂文斯将自己深锁在幽闭的府邸内十几载,而外面的世界早已日新月异,最终美国人的闯入迫使其迈出达府,走向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在旅途中,史蒂文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言行间体现出的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重视,一再动摇甚至最终瓦解了史蒂文斯异化人性的职业伦理观。史蒂文斯持有的职业伦理的核心是其反复提及的管家尊严。他认为尊严是任何时候都能克制自己的情感,用他的话说:“可我认为这归结起来无非是别在大庭广众面前脱掉衣服。”[17]172这个衣服,实则是史蒂文斯的管家职业面具。随着旅途的推进,史蒂文斯逐渐脱离了达林顿府这一传统空间对其精神上的控制,而一再受到新的价值冲击。

旅途伊始,史蒂文斯驾车途中给一只鸡让路,使得鸡的主人,一位朴实的农妇,对史蒂文斯感激不已。农妇表现出的浓浓的人情味使史蒂文斯感到惊奇,同时也唤醒了他长期对人的自然情感欲求的自我压抑。

在留宿乡村时,史蒂文斯遇到了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立场的村民哈利,被迫与其展开了一场关于“普遍的人的尊严是什么”的论争。哈利认为尊严是人人都有的东西,是对某些自己信仰的事情的坚持,而持精英主义立场的史蒂文斯却认为尊严只有绅士才有。而他又论及自己葆有管家尊严,如此,他将自己也划入了绅士行列。虽然史蒂文斯的立场坚定,但哈利的据理力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解构了史蒂文斯的尊严论。如果人人都有尊严,那史蒂文斯自己奉若圭臬的管家尊严则被降格,甚至被取缔了。尊严成为每个人努力便都能拥有的等闲之物,史蒂文斯也就失去了其所依附的精英阶层带给自己的优越感。

史蒂文斯的职业面具遭受的最有力一击来自肯顿小姐。在得知肯顿小姐无意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婚姻而跟自己再续前缘之后,史蒂文斯坦言感到心碎。而和史蒂文斯的心一起碎裂的,是他的职业面具。至此,史蒂文斯的职业伦理观遭遇了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夹击。

帝国已崩塌,绅士已作古,庄园已败落,管家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依据。刘保庆[11]79-80指出:“许多长篇小说有一种常见的写作模式,主人公从传统保守空间逐渐走向带有‘解放性’空间经历与民族发展历程契合在一起……代表了死气沉沉和压抑,新空间则代表了个人的新生和民族的希望。”小说中史蒂文斯从旧的伦理空间走向新的伦理空间,其信仰的传统伦理在这一过程中一一被解构,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伦理的批判态度。

四、第一人称视角:读者伦理站位调控

视角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不同视角的选取也会产生独特的叙事效果,这种效果往往既具有美学意义,也具有伦理意义。戴维·洛奇[1]26指出:“确定何种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因为他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观念方面的。”《长日留痕》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视角。一方面,第一人称视角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且作者有意让叙述者讲述的不可靠性暴露在读者的视野中,从而拉开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伦理距离,也拉开了读者和叙述者的伦理距离,迫使读者放弃对叙述者伦理判断的依赖,积极参加到对文本所隐含的价值系统的思考探索中,最终形成自己的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在第一人称中叙事者以“我”的面目出现,易于快速拉近和读者的情感距离,引起读者的伦理同情。

(一)不可靠叙事的暴露与伦理干预

在《长日留痕》中,作者有意让史蒂文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不可靠性暴露在读者面前,借此拉开读者和叙述者的伦理距离。申丹[18]104指出,第一人称视角,由于“叙述者讲自己的故事,其眼光会直接作用于故事,有意或无意地对故事进行变性和扭曲”。这就让叙述者的讲述充满了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斯坦泽尔(F. K. Stanzel)[19]89也认为:“从定义上说来,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小说中,由于读者的视界需要透过史蒂文斯的讲述得以展开,因此以第一人称讲述的主人公史蒂文斯有着极大的言说自由。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对读者的伦理判断进行了干预。此种干预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显性干预,即用武断的语气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企图将其强加给读者。在描写英国乡村风光时,他如此说道:“我深信,在任何实事求是的评论家面前,这种特征都将无可争议地表明,英格兰的风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让人满意的,而且这种特征只有用‘伟大绝伦’一词才可能高度概括。事实不容争辩……”[17]28“我深信”“实事求是”“伟大绝伦”“不容争辩”,这些词都透露出强烈的说服意味。史蒂文斯试图以此唤起读者对其帝国中心主义立场的认同。

另外一个干预方式为隐性干预,即通过对所讲述事件的挑选、加工剪裁,佐证其伦理判断的正确性。如史蒂文斯对父亲的回忆,并无太多二人间作为父子的情感互动,而是有意详细地回忆了父亲作为一个优秀管家在其职业生涯中的典型事迹,以此来为自己职业伦理的正当性辩护,以求得读者的认同。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干预又随着其自身不可靠性的暴露被削弱了。在回忆中,他试图梳理自己曾经的伦理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再做一番申辩,但其间却处处可见不可靠叙事的影子。

德国知名学者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20]认为,叙述者叙述话语的内在矛盾性或者叙述言行的不一致和叙述者对同一事件叙述和阐释之间冲突的不一致都是标记不可靠叙述的常见线索。史蒂文斯言行的不一致在文中多有体现,其中典型一例即他虽然一再重申到现在为止,一直对曾服务于达灵顿勋爵感到无比自豪;但在战后,当路人问起他是否服务过勋爵时,他的回答显得闪烁其词。这一言行的矛盾暴露了他之前讲述的不可靠性,也让他处心积虑为这位绅士做的道德辩护失效了。另外,对同一件事多次不同阐释的冲突,也显示出其叙述的不可靠性。这在对肯顿小姐来信内容的交代上,体现得尤为充分。他曾多次提及肯顿小姐的信,内容几经变化,从肯顿小姐生活极为不幸、明确暗示想再次回到达林顿府,到最终并不确定肯顿小姐是否有此意愿。其动机在于为自己违背管家职业伦理的感情冲动进行辩解,但是显然,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二)“我”之言说与伦理同情

作者给予了史蒂文斯以第一人称“我”来直面读者倾诉自己的机会。史蒂文斯的自我陈述因为感情的真挚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其迂腐滑稽言行的责难,甚至对史蒂文斯产生了伦理同情。从宏观视野来看,史蒂文斯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前行的个体。他的故事之所以有一种悲剧美,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雄心、有抱负的人,他有目标、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他曾义无反顾、兢兢业业地朝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行,他甚至认为自己能通过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来服务全人类。他为自己编织的这个故事如果在英帝国仍是世界霸主、达林顿府依然是国际事务重要舞台的情况下,看上去就完全合理。史蒂文斯的伦理观本就生发于如此的土壤,自然和这样的环境浑然一体、互相强化。再加之父亲从小言传身教,他很难从这样的环境中超脱出来,进行自我反思。直至战后,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社会氛围中,史蒂文斯的伦理观和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一起遭到清算,他被迫走上了自我忏悔和反思之路。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夹在新旧时代间的无可依附的畸零人。

在拐弯抹角的讲述中,史蒂文斯努力想争取到听者的支持和赞同,竭力掩饰自己的狼狈,努力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却随时面临着要走向失控的危险。在旅途的终点,见过自己心爱的人并已知晓两人不可能再续前缘之后,他明白无误地向听者也向读者坦白了自己的心行将破碎这一令他难堪的事实,并表明了愿意拿出勇气为自己曾经犯的错误进行忏悔的心意。借用作者石黑一雄的评论,他用真诚为自己赢得了真正的尊严。读者在审视史蒂文斯的同时,也对其个人的际遇给予同情,对其所持的伦理观给予理解。

这份理解和同情,和不可靠叙述的暴露造成的读者对史蒂文斯的疏离感形成了一种张力,让读者的伦理取位同时出现滑向和脱离史蒂文斯的两极趋势。这种充满张力的动态伦理互动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史蒂文斯曾经所认同的帝国伦理、贵族绅士政治伦理和管家职业伦理的批判,同时也传递出其对史蒂文斯这样一个被时代浪潮所裹挟的小人物人生悲剧的深切同情。

五、结语

在《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通过描写在空间场景的并置中不同人物伦理实践的对立性,以及时间的压缩或拉伸等方式对叙述节奏的控制,来凸显文本的伦理冲突,同时借第一人称视角的不可靠性来调节读者和叙述者的伦理距离,以此来表达其自身对传统的压迫性的帝国伦理、贵族绅士伦理秩序和管家职业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民主、自由伦理的宣扬。同时,石黑一雄给予历史进程中个体的生存境况以极大的关注,以其一贯的细腻笔触,对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做了深入挖掘。他并未将史蒂文斯面临的伦理问题简化为纯粹的个人层面的道德问题而对其进行讨伐和责难,而是对深陷伦理漩涡的主人公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带着悲天悯人的情绪来关照主人公的境遇,并以小人物的波折遭遇为一孔之窥,展现出整个时代伦理问题的复杂和纠缠。这也彰显出石黑一雄对掩映在历史烟尘中具体的人的高度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