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荒原》的叙事伦理

田志华

(吕梁学院 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离石 033000)

1922年，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出版。就体裁而言，《荒原》应该是一首悼念诗，籍此诗人怀缅文化，也悼念自我，这便是《荒原》叙事伦理的核心所在。

一、立于荒原之上的文化怀缅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文化是人类思维的呈现，因此语言自然成为文化的化石。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人借此表达个人的文化理解与认同。艾略特也不例外。

一般意义上来讲，悼念诗不仅仅是诗歌作者的一个技术手段，用以表述某一次因失去而产生的情感(或情绪)，而且也是一个触发点，由此涵括诗人对文明本身的深刻思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考一直是隐性出现的。很多时候作者在哀悼他的失去(无论是时间主题，还是对道路的彷徨)的同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哀悼自己。每一位作者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都会不自觉地抗拒着这种诱惑，但抗拒往往夹杂着私人经验的妨碍[1]。在正常情况下，此类悼念诗人情感也有明显的不足：我们会了解很多作者对失去的态度，而不是实际发生在失去这一对象身上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诗歌与新闻报道相比可以赋予更多的情感指向性。当然，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必须时刻和自己的另一种情绪做斗争，就如演员和观众之间，更重要的是本人作品情绪的感受和反应而不是客体(观众)对作者本人。悲剧自传式的体验，是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如果这种体验下的作品碰到了和作家存有纽带关系的读者，显然关系会得到非常强烈的暗示，作者的自画像因素就无法避免了。

就悼念诗歌而言，其叙事视角既可以是上帝的，也可以是群体演员中的一个。这种付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悼念诗歌必须出走的途径。从《荒原》到《四首四重奏》，英美诗歌见证了此种价值的正确性。

虚幻的城市Unreal City/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Under the brown fog of a winter dawn/人群流过伦敦桥A crowd flowed over London Bridge/那么多人so many/我没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I had not thought death had undone so many/……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叫住他：“斯特森！/你不就是在梅利和我一起在舰队里的吗！去年你栽在你花园里的那具尸体，That corpse you planted last year in your garden/开始发芽了没有？今年会开花吗？Has it begun to sprout? Will it bloom this year?…… /你！伪善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You! hypocrite lecteur!—mon semblable,—mon frère！[2]

该诗歌以上帝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虚幻的城市、浓雾、死神对人类的无情。而从演员的视角出发，展现了尸体、伪善的读者、我的兄弟等具象化的生活。

《荒原》中的人类，丧失了魂灵，丧失了信仰，如走肉行尸。他们的生命被剥夺了。事实上，教堂也只是他们人身躯壳的避风处。这是精神的荒漠，是一战后人们的眼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荒凉。

诗人哀悼的失去，也正是在孤独感无处排解后的自然结果。失去产生的映射作用会随着诗人本身的逝去而增长。死亡是英美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会加剧作者与被哀悼对象之间的距离。诗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至此得到了一个合理的注解：死亡被视为某种外来的、不可认知的东西，对认知结果天生的不信任感可以成为诗学浪漫主义的精神胎记。

艾略特的《荒原》与浪漫主义传统和这些诗学观点显然是有共通之处的。

在这群山怀抱的腐朽的洞穴里In this decayed hole among the mountains/月色迷蒙In the faint moonlight/在小教堂近旁about the chapel/坍圮的坟墓上Over the tumbled graves/野草在唱歌the grass is singing /小教堂空寂无人There is the empty chapel/只是风的家only the wind's home没有窗子It has no windows/门在摇晃and the door swings/枯槁的尸骨不能伤害人Dry bones can harm no one/一只公鸡孤零零栖立在屋脊上Only a cock stood on the rooftree/咯 咯 里咯 咯 咯 里咯Co co rico co co rico /电光闪烁In a flash of lightning/接着是一阵潮湿的狂风Then a damp gust/带来了雨Bringing rain[2]

即使读者不计较艾略特经历幻灭的情感——应该说是波澜的情感(今晚我心情很乱，是的，很乱。陪着我)，一直维系到某种平等(小教堂、一只公鸡)，艾略特也会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得作品无法局限在自画像的画框之内。为了哀悼失去(或者死亡)，他必须从演员的位置更进一步地贴近观众。读者会很容易感受到“潮湿的狂风，带来了雨”。

《荒原》是一首坦率的诗歌。艾略特应该是一个坦率的诗人。诗歌中，他常常以第一人称揭示情绪。

跟我说话Speak to me/为什么你总不说话 Why do you never speak/说呀/你在想什么？What are you thinking of/想什么？What thinking/是什么呀？What /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I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thinking./想想看Think……[2]

纯粹的告白，纯粹的坦率，纯粹的语言。即使读者看成一种语言叙述形式，一般而言也需要最大程度地浓缩话语，最大程度地锐化焦点。艾略特的坦率显现出全能者(上帝)的形象，而且已经映射出了倾听者。每一个诗人在创作的同时，都会寻找内心的读者。艾略特在极力避免自画像限制的同时，持续寻找诗歌中的第二自我，诗人寻求的也许是孤独之后的理解。

那里/就像在这里/眼睛的生命力更长一些/比泪水的生命力更长一些/眼睛在嘲弄我们。

(《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充满泪水的眼睛》艾略特)[2]

这种创作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将读者圈子缩小，但也并不意味着读者鉴赏能力的提高。然而， 从作家本身出发，永远希望自己创作的过程中有第二自己(读者意识)的匹配，这样当他在作品中发展愈远，读者意识便完全投射到自我身上。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2]

《四首四重奏》中，诗人在谈论时间，谈论一种非具象化的存在，拥有了全能者的口吻。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遇不到和作者对话的生物。这个局面，也绝对不是作者想要看到的。

二、言语张力下的灵魂悼念

无疑，《荒原》是作者某种特殊情感的迸发，对文明的哀悼并不是他的全部意义，因此我们也无法把作者定位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杰希·韦斯顿在他的作品《从仪式到传奇》中探讨了基督教圣杯传奇的缘起，揭示了用圣杯可以拯救荒原，这一典故提示了艾略特《荒原》的灵感来源。

我们想起了钥匙We think of the key/每个在监狱里的人each in his prison /都想起钥匙Thinking of the key/只是到夜晚时分每个人Only at nightfall /才证实一座监狱each confirms a prison/虚无缥缈的传说aetherial rumours /才把疲惫不堪的科利奥兰纳斯复活片刻Revive for a moment a broken Coriolanus……[2]

艾略特的情感运动方向早已明确。我们不能把艾略特定义为极端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也许极端本身可能是他诗歌的一个新的起点。“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或者“过去可能存在的和已经存在的”这也绝对不可能是艾略特的最后一行诗句。就语言形式而言，艾略特要比同时代人更加理性，也更加恢弘。他的技术成就并不服从于形式探索，而是其理性支撑的自然结果。

《荒原》是一场盛大的演出，充满了冷色调、大气象，气势磅礴，有戏剧性的情节、典故运用。这演出是从侧面指向了一些与艺术没有关系的对象。演出的目标愈是遥远，艺术的成就也就可能愈大。在理论上，失去(死亡)就变成了艺术的某种保障。笔者感兴趣的是《荒原》中作品说话对象这一角色，也可看作作者心灵独白的对象的角色。

“这又是什么声音What is that noise...风在干什么What is the wind doing？”/没有，没有什么Nothing again nothing。/“你,你什么都不知道You know nothing？/什么都没看见Do you see nothing？/什么都不记得Do you remember nothing？”[2]

显然，如果我们知道了艾略特的大格局，便会注意到这个题材选择的自然性。上述例子阐述出一个形象(或者是理念)，将静寂的荒原空间内出现了一个灵魂。读者很容易感知到作品中的起伏变化和亲和力。这种叙述的表达是绝对性的，因为有了爱与拯救的情感。这一切也会创造出诗学修辞的极大张力。

与此相反的是，语言属性却拥有天然的加速度。这种加速度可以赋予诗歌灵魂更多的张力，也许超出了作者自身可以的想象范围。这是每一首诗歌创作的基本策略(或者是机制)。不管作者在写诗以前有多强大的目标指向性，一旦进入，语言的内生力会把作者带到永远也不会接触到的领域。这是非常快的速度，超过了经验的支持。当一首诗完成的时候，作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去很多。

一般来说，我们在评价诗学的标准时，很容易混淆为上帝的眼光。诗歌的乐趣并不仅仅局限于“祝福”。诗歌的美体现在高山流水，而诗人的灵魂就在这高山流水中徜徉。诗歌的“永生”并不在神学，而是朝向宇宙学。通常衡量诗歌中灵魂，不是灵魂与造物主形象是否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是看灵魂在时间的漫游中所体现出的可持续性。诗歌的存在也不能停止在神学的框定内。

人间芳菲的“四月”却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无处寄放的灵魂在无奈中涌起记忆和欲望，“喝咖啡，闲谈了一个小时。”艾略特的灵魂已经体现在了作品中。作品所悼念的“失去”是悲剧式的分离。“爱尔兰的小孩/你在哪里逗留？”在他与灵魂的纽带发生了断裂之后，他意识到被抛弃，意识到美好浪漫史在无可奈何之中破没(西方文明的败落)，于是，“他希望能在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片子”“这音乐在水上悄悄从我身旁经过”。

灵魂已经从演员的位置进一步前移，这是一种意识，而意识的“伦敦桥塌下来了”，意识到诗人再也不能跟随着自己读自己的每一行诗。这应该是诗人对自己灵魂的愧疚，“我活着”，而“他”，却死了！诗人对另一个成为灵魂的自己，不是你情我爱，是诗歌中“雷霆”的毁灭和新生。悲剧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作者对活着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所以他仿佛在独白，因为听众是他自己。

舍己为人/同情/克制/平安/平安/平安[3]

诗歌的最后，诗人结束了极端的策略，以极其舒缓的韵律给予读者心灵上的安慰，犹如厚重的宫调声部将灵魂的慰藉更慷慨的施与出来。对诗歌的判断不局限于上帝的祝福，而是在灵魂运动中所表述出来的可持续性。

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叙述旋律上，使人觉得声音哽咽之气不绝。因为任何读者都不可能对“失去”的悼念再加上任何情感；诗歌的艺术美，还在于能准确见证了一代人在绝望中作为物种的人和精神世界的人同时毁灭的可能性，如诗歌中的标题一般——“死者葬礼”。

自我哀悼不可避免，被哀悼的永远是诗人自己，也可以是自己的同行作家，甚至可以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诗中的众生相。《荒原》应该是把灵魂的悼念和逝者的葬礼完美结合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依然看到了作者对文明重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