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职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再思考

赖 凡

(重庆开放大学(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人事处， 重庆 400039)

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始终站在战略全局和优先发展的高度，对教育事业作了系统性、方向性、根本性的指示，形成了***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总书记2014年9月9日考察北京大学至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全面论述师德师风建设的就有9次之多，足见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教育领域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深度研讨以及若干制度文件的相继出台，让“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成为近年来全国教育界的高频用语，也逐渐成为加强、改进、评价教师队伍的重要着力点和价值共识。

承担更多职业教育任务和技能技术人才培养的职业院校，逐渐走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对传统认知偏见进行纠正；同年4～9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相继出台，让“双高计划”“双师型”成为职教领域热词、高频词；2021年4月，***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求“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1]，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和美好前景。由此，高职院校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共性与个性、困境与出路都应作为严肃而重大课题予以探究。

一、价值共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交相辉映

(一)传统文化蕴含着师德师风建设的共识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文化为主，“是一种强调‘天人合德’或‘天人合一’的泛道德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中国文化突出强调‘伦理’而非‘契约’，从而形成了高度推崇个体的道德修养与讲究群体间‘关系’的伦理中心文化”[2]。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最重“礼仪”“道德”，所谓“衣冠礼仪”“文章光华”“高山仰止”“德者居之”，均是传统知识精英“天经地义”式的集体追求和共同目标。

举例而言，“孝者，教也”，说明教育中的“教”字，其字源来自“孝”，因此“百善孝为先”是中国古代丰厚德性土壤上绽放的灿烂之花。可贵之处在于，类似“孝”的各种肇始于个体的品德养成在文化漫游中不断推扩，逐步完成了“推此心以惠民”的主客体统一和全民认同。无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还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抑或荀子“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乃至韩愈“师说”，王阳明“致良知”，个体道德逐渐演变为全力构建和维护以“礼义仁智信”为中心的德教共同体，而共同体则寄托了士人阶层希望通过道统教育将治国理念和社稷情怀深度融合并付诸实践的美好愿望。应该说，这种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道德自觉，很大程度上必须也必然依靠“师道”去建设、传递和维护。换言之，在教育领域，如果不是基于以“士师”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践行与阐扬，那么关于师者体系的整体认知认同与继承延伸将无法达成共情共识。

***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3]“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荀子·大略》)，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神圣的职业之一”[4]，尊师重教、崇智尚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尊重教育的历史。从古至今，对“师者”赞誉歌颂的诗词文章数以万计，研究“师道”的论说著述也是汗牛充栋，这无疑表明，我们这个拥有从未间断的漫长历史的华夏民族，以一种无须多言、不言自明的鲜明态度表达着对教师的尊崇、爱戴和敬仰，这种情绪和意识甚至是这个伟大民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传统不能丢，文脉不能断。进入新时代，“贵师重傅”仍然是应当传承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更需要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奠定更加厚重的共识土壤，成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强力支撑。

(二)时代精神孕育着师德师风建设的共识愿景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从总方向、总战略、总定位、总要求、总任务五大方面全面部署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因此，新时代党的教育思想，“其集大成者是***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5]。到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完成第3次修正，标志着新时代党的教育思想和方针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方向指引和战略意义最终明确。

事实上，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在全国上下引起共鸣、认同并成为努力方向、奋斗目标，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伦理道德体系的熏染下，历来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文化精神和血脉在“师者”身上从未切断或梗阻；二是中国的时代环境和复兴梦想为教师贴上了“特殊知识分子”的标签，并在“培养什么样的教师、怎样培养教师”的探索中被赋予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初心和使命，肩负起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一言以蔽之，正是这种“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坚定认知，把握住了中国实情和国情，也掌握了时代精神和灵魂。

也就是说，我国的教育事业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牢牢把握时代脉搏，顺应人民要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既然是“最神圣”“最伟大”的职业，与之匹配的就应该是无可挑剔、不受指摘、全面过硬的师德师风。“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 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6]这里的“四个相统一”“三个基本要求”可以看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成果的标尺，而吹响建设号角的则是***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的明确指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7]培育建设优良师德师风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愿景。

二、现实困境：认知误区与对策偏差的双重影响

(一)认知误区是高职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首要障碍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主要存在三大误区。

1.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与普通高校区别甚微

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及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视与日俱增，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5月1日施行)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但无论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还是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各种方案、意见，均未专门对职业院校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师德师风建设作出具体指导。这似乎意味着，既然“同等重要”，就不必要专门出台职业院校的师德师风建设意见或方案，参照通用意见、准则、方案即可。毋庸置疑，从领导力量、指导思想、根本遵循、价值共识、奋斗目标等宏观层面看，无论何种类型、何种层次的学校，都须坚持“全国上下一盘棋”思想，始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立德树人的首要位置，坚持将其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国已建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是对比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还处在更为初级的阶段，除了一致性，是否因有坚持“德技并修”“产教融合”“面向市场”和培养“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要求而具备特殊性和独特价值呢？如果高职院校在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就业方向上与普通高校有较大区别，那师德师风的建设是否应有所不同呢？

长久以来，“‘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学校不是好学校’‘职校学生找的工作不体面’……有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里，偏见和杂音时有出现。”[8]这恰恰表明，职业教育领域的师德师风建设在谁来干、干什么、如何干的问题上必须做出有益有效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来纠正和摆脱认知误区和错误观念，避免出现简单模仿或机械照搬普通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模式的情况。

2.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以建章立制和负面清单为重

从实际情况看，高职院校紧随国家政策及行政要求，纷纷建章立制，出台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办法，细化了师德师风失范行为清单，并进一步通过优化机制体制、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形成了师德师风建设的“火热”氛围。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于对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师德师风建设的专项研究和专题研判较少或不足，更缺乏“双高计划”“双师型”视阈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有针对性、具体化、详细的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培育和建设方案还比较欠缺，导致与普通高校趋同性、同质性明显。

由于科学性、综合性、特殊性的研究探索不足，建章立制和负面清单背后折射出两大现实困境：一是师德师风现状调研不够，存在问题和突出表现缺乏梳理，归因偏误或方式简单，导致建章立制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弱化。比如学校党委行政和二级部门能够组织教师对“十项准则”“道德规范”“失范行为”等进行学习研讨，但在对师德师风一般问题和重大风险的认识区分和防范化解方面，存在定义不清、边界模糊、主次颠倒等状况。即重视对教师队伍中害群之马、斯文败类的零容忍、整治惩处，却忽视了对更为普遍、常态、主流的违反育人初心和使命行为的教育监管。“重科研轻教学、重业务轻育人”“对学生成长发展漠不关心，重自己轻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少，与学生形同陌路”“对业务工作不认真、不学习、不研究……难以胜任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任务”[9]等违反师德规范和职业责任的思想行为，才是师德师风和整治建设的主要落脚点。二是对“负面清单”的运用。正常情况下，师德师风和职业行为准则本应禁令性和倡导性并重，但在操作层面，由于师德师风建设的养成性、长期性规律，学习教育、报告讲座、评选表彰、宣传弘扬等需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及时间成本；相比“负面清单”，似乎严格按照投诉举报、“一票否决”“红七条”“失责必问”的制度要求“照章办事”，就能省去“麻烦”避免“风险”，但这样的后果则是忽视了对教师有温度的关怀，也往往为了更快展现师德师风建设成绩，丧失了对治理尺度的精准把握。

3.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是学校内部治理问题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部委再到地方基层单位，出台多项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政策文件，规定和指导着高校从自身内部如何看待及应采取的措施，但忽视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也就可能存在“师德师风建设是高校内部治理问题”的认知误区。就高职院校而言，应对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教育综合改革需要和学校实际，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德技并重、跨界融通、双师双能的深刻内涵，大力探索内外部协同机制和共建模式，助推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有的放矢和提质增效。通俗地讲，高职院校教师与中小学、普通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师相比，外部交往合作的范围更加宽泛，就必须考虑外部力量的积极作用，主动将经济转型、企业伦理、行业规范、工匠理念等融入师德师风建设的范畴，并把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企业行业的需求导向、学生的自卑自惭心理、家长及社会期望等都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在突破固有认知误区的同时，探寻区别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设方案，甚至形成一校一策的师德师风品牌。

(二)对策偏差是高职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突出问题

对策偏差是指高职院校在师德师风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政策、措施、方式、执行等原因导致的突出问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对策的养成性与惩戒性不均衡

客观而言，很多被遴选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高职院校在师德师风的养成性方面做出了“亮眼”探索。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大国工匠走校园”活动、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聘请五一劳动奖章等高技能人才夯实强师工程、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专题培训等[10]，在提升教师认同感的同时增强了感召力、向心力和目标性，是可资借鉴的优秀案例。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也有较多的职业院校存在以惩戒为主要方式的状况。或者说，虽然建设方案中的学习机制、教育机制、激励机制、宣传机制完备详细，但并未“抓在经常，实在平常”；相反，一旦出现违反师德师风案例，就“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如此，绩效奖金、职称晋升、职务提拔、评优评先、进修访学、年度考核等都在“一票否决”的惩处机制中被刚性执行。其负面影响是，惩戒功能的扩大使得师德师风建设成了自查自纠和思想整顿，丢失了建设的本来宗旨和目标定位。

2.对策的阶段性和功利性较明显

一方面，高职院校从弘扬宣传角度出发，组织评选表彰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教学骨干、优秀德育工作者、育人楷模等，并在每年教师节时大力褒奖、极力推广，这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但“运动式”开展“师德师风月”“师德建设年”等活动，则有些刻意凸显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阶段性，而对更应体现在教育教学环节的日常性却重视不足，如忽视了在备课上课、作业批改、实践指导、心理辅导、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精心准备和无私付出。

另一方面，除了“运动式”师德师风建设具有较为显性的功利性色彩，一些较为隐性的建设措施也在有意无意或不知不觉中滑入了功利性的陷阱。比如有些高职院校在师德师风建设上特别注重遵守规范，“有些学校以‘事事有规范，时时有规范，处处有规范’自诩，似乎规范越多，教师行为越合乎规范，师德建设成效越好”[11]。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规范理性实质是对师德师风的狭隘理解，而片面强调限制和约束，也挫伤了教师的情感呼应和内化倾向，结果适得其反。

3.对策的量化性和封闭性待优化

随着有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育人先育己、立教先立德的观念逐渐深入“师心”。早在2009年，有省份在全国率先推出了Credit SPMS系统(学校智能绩效考核管理系统)，对义务教育阶段师德师风进行量化考核，引发热议和质疑；近年来有高职院校通过文件、课题、论文方式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等方面对师德师风的量化指标、结构、方法做了一定探索[12]。当然，量化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助推师德师风建设向好发展，“量化师德为道德制度化开了一扇窗”[13]；但稍有不慎则可能被指摘为“将师德狭义化”[14]“量化的师德，矮化的尊严”[15]。

封闭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在教师职后培训中，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在设置培训课程和内容时，师德师风的相关培训相对较为笼统，未能统筹考虑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职称职务、工作岗位、发展理念等因素，多采取将政策要求、上级意见、自主规定的内容简单组合后就开展培训或培育工作。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师德师风建设举措，缺少了对教师实际需要和真实愿望的调研和掌握，反映的仍是对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不加区分、未予针对的封闭式对策，某种意义上透露出师德师风培育主体单位的懒政和怠政现象。二是师德师风的养成既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闭门造车。尤其是高职院校，不能只在师生和管理单位层面进行，而要探索将家庭、行业、企业、社会变革、国际形势等因素综合考虑、融合贯通的科学建设途径，在厘清正向与反向、外部与内部、当下和未来等关系中挖掘师德师风建设新的资源，开拓新的格局。

三、路径构建：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同向发力

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支撑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关键力量。师德师风建设的路径构建，既要按照根本遵循和文件制度等“规定动作”逐步落实，又须探索出有鲜明特质和推广价值的“自选动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建设空间。

(一)“规定动作”是高职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根本途径

1.突出政治标准，全面强化党委统一领导

中国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中国教育界必须坚守的初心使命，也是全体教育者必须保持的政治清醒。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教育界都应准确把握教育工作的政治属性和宗旨目标，在端正办学理念上下功夫，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纠正偏差误区上下功夫，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高职院校党委要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把好“方向盘”，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引领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素养全面提升；加强对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党委教师工作部的领导和指导，研究和把握新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定期研判、调整、优化建设工作，尽最大努力调动二级党组织、教师党支部、群团组织和统一战线的积极性，鼓励师生充分参与师德师风建设与治理，实现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2.突出刚性指标，全面统筹规划建设途径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总书记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论述，国家部委修订或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及文件制度，织就起一张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坚实网络。尤其是2014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科学详尽地从创新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健全师德考核、强化师德监督、注重师德激励、严格师德惩处等6个方面明确了主要举措。这些基本政策、基本依据、基本要求是我国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的“刚性指标”。

从广义上讲，全面统筹应涵括中央、部委、地方和学校从宏观到微观的协调、协同、协作。从狭义上讲，全面统筹主要是指高校自身要向“好老师”“大先生”“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标准看齐，在内化把握中逐渐转导成建章立制的灵魂，转变成方法措施的精髓、转化成运用推广的价值；要在点面覆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配合、贯始穿终中综合施策，通过教育培养、实践宣传、监督监控、表彰激励、考核评估、惩处警示等方式，形成全链条、闭环式建设体系和格局，促进形成优良师德师风的教育生态。

3.突出信任根基，全面依靠教师自身力量

从“好老师”到“大先生”，再到“经师”“人师”相统一，***总书记多次在考察、讲话、批示中表达了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教师职业的尊敬，其深层内蕴是对优秀传统师者文化的历史呼应，是对本土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回应，更是对未来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感应。教育者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将政治标准、公民品格、职业道德融为一体，切实把习总书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殷殷嘱托和基本要求落深落细落实。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立德树人是教师的神圣使命和根本任务。所以，传道者自己要首先明道、信道，要先受教育，“立德，首先立师德；树人，首先树人师。”[16]换言之，如果承认、明确和坚持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主力军”“依靠力量”“办学之根本”“兴教之源泉”，那就应当以信任和依靠为根基，把师德师风建设回归到教师本身，而非简单依靠外部和行政力量。通常来讲，教师本身是心智成熟和高度自觉的，是有是非曲直和见贤思齐观念的，是能够主动坚守人格底线和精神家园的文化群体。因此，办学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国家社会层面都应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博大的胸怀、更宽广的格局，通过对教师的信任和依靠、发现和引导、解放和激发，夯实师德师风建设的关键根基，从而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二)“自选动作”是高职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补充

1.加快出台职教领域师德师风建设纲领性文件

从2014年至今，国家层面出台多个文件，为打破隐形门槛和学历天花板“破局”，为擘画职教发展的恢宏蓝图打下坚实基础。但是，除了2000年教育部及全国教育工会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关于新时代本领域师德师风建设的专题研究、专项规划和专门部署还比较缺失。因此，随着职教教师队伍建设制度的逐步健全，需要时刻铭记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的目标要求，持续秉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有类别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原则，时不我待加快制定出台融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两劳一工”精神(劳模、劳动、工匠)等要素的师德师风建设及实施方案，并在破解个人发展焦虑、顽固社会偏见、陈旧职教观念、庸俗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2.加快探索多主体跨界协同建设师德师风培育体系

高职院校有明显区别于普通高校的师资特点，凸显出专项探讨师德师风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操作层面讲，一是坚持产教融合和跨界协同，融会贯通运用好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重要政策，突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和职业融入产业、行业、企业“一盘棋”思维。努力破除行政壁垒，打开行业边界，摆脱人为干预，创新管理模式，整合综合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和行业企业等优势资源，将行业规范、企业伦理、职业教育列入师德师风培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二是制定更成熟的师德师风一体化职前职后培育措施。根据职业院校三类师资构成情况，国家、地方和学校应着力构建政策、平台、条件、环境等统筹整合意识和“政—校—企”的循环联动机制，逐步形成职前引导培养，职后进修提升的培育系统和长效机制，达成职业阶段前、中、后期的终身培养模式，并在双向挂职、双导师制、互学互促中达到专业水平和师德师风的双提升。三是邀请、聘请技能大师、能工巧匠、劳动模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高技能人才，通过担任专兼职教师、设立工作室、开设大讲堂等方式，将“爱岗敬业、一丝不苟”“知行合一，诲人不倦”“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等劳模、劳动、工匠精神与师德师风共融共通，在现实化、明确化、具体化的客体中增强教师体验感、代入感，形成所向往、可模仿、愿追随的具象目标，这或许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最佳路径”。

3.加快形成具有特色性和推广性的师德师风建设经验

高职院校应加快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一校一策”师德师风建设经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高职院校教师自身养成之道。主要是指高职院校教师除了对常识常规性师德师风了解、习得、修炼、提升，还应尝试跳出思想道德范畴和一般规范，自觉主动加深对文化逻辑、企业伦理、行业结构的理解掌握，让“育人者先育己”的教育共识在实践中得到独具特色的印证和成效。二是全力抓好跨地或属地合作单位、机构与高职院校在党建、思政建设方面的共建共促，在守正创新中将有学校、地域特质和行业、企业特色的精神融入师德师风建设中，并在机构设置、人才招聘、职称评定、薪酬福利分配、成果转化收益处置等方面科学体现，真正破解“关门式”“封闭式”师德师风培育困境，逐步形成富含德性的教育之道、凸显智性的融合之道、充盈诗性的心灵之道的典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