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赵 丹
(辽宁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试论语用意图观的翻译标准
赵丹
(辽宁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本文通过对翻译标准的再审视,在分析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二种具有争议性的译学范式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运用语用意图翻译观来解决二者矛盾,探究翻译过程中语用意图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以及最终对文本的表达与接受。
关键词:翻译标准;语用意图;理解与阐释;表达与接受
一、对翻译标准的再审视
翻译研究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到“三个本性的突破”[1]三个重要时期,而翻译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标准,如“译者中心论”“语境对等论”“功能目的论”“异化翻译观”“文本由译者操纵”以及“翻译受制于文化因素”等。通过解析由译语和源语相关的诸多因素构成的语境翻译参数,翻译研究者们扩大了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研究原著、作者或译者文本的忠实性。基于人们对于意义的认识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翻译标准也随之而生。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已经产生两大对立范式,即结构主义译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译学范式。无论是结构主义的“静止同一”观点,还是解构主义的“难以言表他者”观点,都难以找到对最终译学标准的回应,于是研究者们将语用意图借鉴到翻译活动研究中。在言语活动过程中的语用意图是语用学的研究核心。语用意图的研究对翻译研究有着潜移默化和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各个翻译学派,从翻译等值学派、翻译阐释学派到解构学派以及文化学派,都认同研究语用意图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二、语用学与翻译标准的关联
翻译本体研究应该研究语言本身。在语言学发展中,语言学派从研究结构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扩展到研究语篇的语用学。语用学系统地研究使用语言所产生的意义,这就为解释本体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翻译研究过程中,“人”的因素与“语言使用”的因素二者是分不开的,而对发话人意图的语用意义的研究涵盖了语言和语境关系、语义理解之外的意义层面以及使用语言与语境相互结合的能力等一系列研究。可见,语用学研究的“意义”使翻译活动不再是仅仅依赖语法化的语言静态对等关系,而是形成了动态对等关系,也显示出翻译本身的社会性、人文性、交际性以及语境性。格莱斯认为“逻辑分析只能解决日常语言中的部分语义问题,其他的意义部分要通过语用或其他方法来解决”[2]。而吕俊、侯向群认为“言语行为理论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实际上是保证了理性的回归,是一种理性的重建”[3]。由于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相互统一,也就是翻译活动中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因此,语用学与翻译的关联可以使翻译研究具备更强的解释张力,并且语用学在宏观上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把握原文语义与译文语义之间的差距,在微观上可以为翻译提供语言学意义上的交际意义问题回应。这是继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文化转向”后,不可忽视的“语用意图转向”研究,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
三、语用意图观的理论基础
对“意图性”论述最初是在德莱斯勒的《篇章语言学引论》中提出来的,其观点认为典型的语篇建构具有七种相互关联的主要特征:衔接性(表层话语的语法性依存关系)、连贯性(话语背后的概念依存关系)、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以及互文性。其中“意图性”指话语的生成者有意图地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创造的一个衔接与连贯的语篇。而关于语篇层面的意图性翻译,则涉及从语境的语用维度探讨翻译过程,并且译者在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选择意义的时候,要同时具有两门语言知识和两种文化视野。我们在谈论语用意图翻译观时是以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作为指导的。关联理论主要观点是将话语内容、语境关系以及听者对所听言语产生不同的理解等相关因素,关联在一起作为理解话语意义的标准。因此,结构主义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活动过程即一个认知推理的言语交际过程,翻译要研究译者处理信息机制的运作过程,译者在语用关联原则指导下对文本认知与语义表达进行相互转换,确定文本意图。言语交际中的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先要理解文本的信息意图,然后才是对交际意图(文本与读者认知环境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表达。语用意图翻译的核心揭示“意义”的存在以及阐释,在此框架指导下,翻译不再是静态的语言对等论,而是用“交际意图”取代单一的原著“意义”,并对翻译性质以及过程加以系统地研究。
四、语用意图的特征分析
语用意图作为言语信息载体的重要部分,具有明显的特征。第一,语用意图具有语境依附性特征。它是语用意图的集中体现,并具有随境而变的时效性,即随着表达者和接受者主观感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依附性特征。第二,语用意图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特征。大多数言语行为往往具有多个相互关联的意图,但各种意图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构造起来的,并处于不同的层次结构中,其中有一个是最主要的语用意图,而剩余的则是次要的语用意图。此外,语用意图的层次性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在叙事文本、小说对话和借用双关语、隐喻、反讽等修辞手段的话语中。第三,语用意图具有变异性特征。语用意图与社会规约和惯例的意义之间存在着相关、相应、相反甚至相容的关系,但同时具有其变异性。例如一些话语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异,因而表达出了与原先语用目的不相关的或者完全不同的语用意图。第四,语用意图具有逻辑性特征。言语者的语用意图可以通过组织言语活动、实现言语意图的规律以及获取言语效果的规律进行逻辑分析。因此,这种逻辑性使译者可以凭借语境进行语用推理而获得语用意图,在此意义上说,语用意图从本质上具有逻辑性。第五,语用意图具有稳定性特征。意图的内容是实现意图的必要条件,而意图本身也是意图内容成为现实的重要原因。研究者从意图“这个视角比之分析活动过程痕迹的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来看,更易于抓住本原、发现现象背后的心理根源和心灵本质,更便于解决语言学所难以解决的包括情绪、情感、审美在内的文学性”[4]。第六,语用意图具有未来指向性特征。意向性是以将要采取的行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以正在进行中的行为或事件为形式来表示为实现某种愿望所釆取的一系列行为,并最终使潜在变化的可能性预测在满足合适的条件下转化为现实。因而语用意图有引导将要发生的实践推理和行动过程的作用。语用意图的这些特征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相辅相成。
五、语用意图翻译观的内涵分析
(一)语用意图翻译观文本的理解与解释
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与语用意图密切相关。翻译中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将语言表达的内容在特定语境下内化为一种意向状态;翻译中解释文本的过程却与之相反,是将这种特定意向状态在特定语境下外化为语言的表达。由此可见翻译过程在对原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前提下,是对原作文本的“施为性”激发和对译文文本进行构建后重新达到“施为”目的的过程。因此,从语用学中言语行为角度考虑,翻译过程中用于“施为”用意而进行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合理的。翻译中解释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译者对文本用意的理解,它会随着译者寻找到“文本用意”之后而获得,翻译过程也即揭示理解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翻译的理解过程是对新的意向的构建,是在与语境因素相关联的情况下,最终构建新的意向关系并完成对“文本意图”的理解。从语用意图观看,翻译在不断解读以及建构新的意图,同时也传递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内涵。文本意图包含全方位要素,语句、语段、语篇中都存在文本意图。在翻译原文本中,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常常关联在一起,因此,翻译理解与解释过程无法离开对意图的把握和认知。由此得知,语用意图翻译观关于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确立了译者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主体地位。它同时强调文本的意图观,而不仅仅强调语言单位的对等原则。
(二)语用意图翻译观文本的表达与接受
表达是理解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文本理解这一解构过程中,表达是将用解释脱离出来的语言形成重新组合的结构,并在另一种语言中重新赋予“意图”或“意义”的过程。[5]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与解释在应用中重新结合为一个整体,理解也是重新对说话者内心世界进行体验的过程,而在翻译活动中的“重新体验”过程就是使原文本在译语中得到文本语用意图的再次表达与接受,这一切其实也是在翻译文本的理解过程中实现的。表达的实质就是译者对文本理解的可传达性的表现。原文本在译语中的意义表达不仅包括意义表现上的语词达意,而且涉及文本接受者的语用意图观及语用效果的实现等。从接受修辞理论看,接受者首先通过文本的言语表达形式,并在时空语境的不断变换中通过一定的审美体验而接受文本。那么语用意图的表达会直接影响文本接受者对文本语用意图及其语境的适应程度。因此,语用意图观下的文本表达与接受会对翻译过程在语言选择、意识程度、语言意图相互作用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语用意图翻译观下译者与读者的关系
翻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角色——译者与读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联系。文本的阅读过程本身即存在着一定的语用行为。根据丹麦语言学家梅伊的观点,“作品既是由作者取向和受到作者指引的,也是以读者为取向和驱动的,阅读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作者和读者(或译者)对文本的补充和反应”[6]。在成功的翻译活动中,首先,译者对原作者的语用意图以及译文读者的语用意图都要了解,而且译者要努力使其自身的认知语境尽可能接近于原作者的语境,这样才能有成功交际的可能。其次,在翻译活动中,具有理性的译者和具有感性的读者在实现语用意图转换的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必然会获得不同的语用效果、修辞效果以及交际效果。最后,读者应当作为既有潜力又有感悟性的交际读者,因为翻译作为一种交流活动,文本语用意图的传递是说话者与受话者共同参与构建的。总之,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在对原文本信息的增加以及简化的过程中要对译文读者的理解认知能力、语言的感悟能力以及阅读潜力等加以充分考虑。
(四)语用意图翻译观翻译标准的实际应用
语用意图观的翻译标准参照两个原则:聚焦性语用意图翻译原则和离散性语用意图翻译原则。前者关注的是译文能否体现或符合原文本所体现的单一性的语用意图,而后者强调的是在原文本基础上的相对开放性,可以涉及较多的价值主张和评判标准,更着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译文的语用理据性功能。在聚焦性语用意图翻译过程中,译者或文本接受者只有推断出原作者或说话者的意图具体是表现在语义层面上,还是体现在话语隐含的语用层面上,才能够准确地理解语言的真正内涵。译者对认知能力很强的读者可以只表达出语言语义层面的意义,将文本翻译中的意译换作语用隐含,这样读者自身就可以根据语用意图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在中低语境下,读者的认知能力不强,译者要具体翻译出语言中的隐含意义并具体化其语用意图内涵。离散性的语用意图翻译过程中,语言语用意义有时不能简单化解为语言层面的对等,可以根据接收修辞学视角作为切入点以便使译文达到形似神也似的效果。因此,在翻译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童话等文学作品时,离散性语用意图翻译就具有了较强的解释能力,文本意图性的解释空间也是相对广阔和开放的。
六、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用交际行为,原文本中“说话人意义”能否被如实地传递出来,以及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语句的翻译是否能表达出原说话人的意图,二者决定着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中的原语语言具有一定的意向性,因此在语言转换的翻译过程中所要完成的语用对等,其实质可以归结为“语言意义——言语意义——语用意图”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意义是翻译的根本,言语意义也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而语用意图则是翻译过程的深层性特征。翻译实践活动要与语用学关联起来。翻译研究者们着重探讨了译者怎样对原文本言语语用意图进行理解与解释,以及如何传递和表达出原文本的话语意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明确文本理解是言语表达在特定语用意图环境下内化为主观意向的状态,而解释影响着将意向状态外化为语言表达和接受的过程,同时要关注语用意图观的翻译标准。如何将语用意图观的翻译理论同整个译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110-116.
[2]Grice H.P. Meaning[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57(66):377-388.
[3]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67.
[4]许建平.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塑[J].社会科学,2011(1):168.
[5]申迎丽.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建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3-34.
[6]袁筱一.翻译的语言学情结[J].外国语,1997(4):40.
[责任编辑亦筱]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the concept of pragmatic intentionby ZHAO Dan p.78
To research the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and limitations of 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 the two controversial translation paradigms. Thus this paper proposes pragmatic intention translation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it also explores the pragmatic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final express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text.
Key words:translation criteria; pragmatic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expression and acceptance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1-0078-03
作者简介:赵丹(1974- ),女,辽宁阜新人,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4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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