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学与影视正能量——从电视剧《老有所依》谈起

时间：2024-07-06

金　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重庆 400067)

儒家诗学与影视正能量
——从电视剧《老有所依》谈起

金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重庆 400067)

文学正能量与儒家诗学的诗乐教化理论相沿袭，影视文学应大力提倡文学正能量。电视剧《老有所依》在思想意识观念、创作理念等方面均呈现了正能量，呈现了真善美。

儒家诗学；电视剧；《老有所依》；正能量

笔者近年来研读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发现南宋诗学非常强调思想性、同样的诗人品评往往以思想优者取胜，所以宋代形成了尊杜论。具体而言，张戒论诗尊杜，倡导“气胜”，要求诗歌既要有思想性的明确内涵，也要有艺术风格的指向。“气胜”说的实质在于一种儒家主体精神的呈现。[1]张戒的诗论具有现代意义，这种思想至上的论调由古及今，历史悠久，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近年文艺界探讨最多的正能量问题暗合。比如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老有所依》就是近年来国内影视剧难得的佳作之一。从《奋斗》到《北京青年》，赵宝刚的青春系列剧相继掀起全民热议。当他放弃自己擅长的青春剧，视野转向并不容易赢得观众好评的老年题材时，拍摄了真实深刻的《老有所依》。该剧一经播出便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效果，不但跳出了电视剧惯常的浪漫主义基调，还多方面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事实上，除了赢得较高的收视率外，《老有所依》的热播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养老问题的密切关注，继而引发了大众深入的讨论与反思，可谓击中了当下浮躁社会的良心。[2]这一剧作与以往的家庭伦理剧相比，在思想意识观念、创作理念等方面均有所突破。用时髦的文学批评术语，即该剧弘扬了文学的正能量。

一、文学正能量的概念及源起

(一)正能量概念

何谓正能量？目前似乎并没有明确界定。据南方日报、中国作家网等媒体报道，中国文艺界人士认为，真善美是最没争议的文学正能量。作家大多认为文学是“筑梦”的事业，弘扬真善美才是文学的正能量。诗人、《南方日报》主任编辑陈美华说，文学的宗旨就是以积极阳光、可洗涤心灵的优美作品来感染和教导人。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部主任洪烛认为，真善美是无异议的文学正能量，积极的反思和批判也是正能量。广东省中山市作家协会主席郑万里指出，从古至今的文学都是以正能量为主，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引导人类走向灿烂辉煌的未来。郑万里认为，正负能量虽并存于各个时代，但正能量永远不会消亡。正能量作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文学家要积极发掘并予以弘扬。丘树宏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文学创作者的自我沉沦、多元化媒体对人们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此类问题急切需要充满正能量思想的文学去解救。他表示，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文学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始终要坚持一个理念——传递真善美。在社会转型等各方面浪潮袭来之时，文学创作者在警惕负能量对文学侵扰的同时，更要发现并传递正能量。[3]

电视剧能形象再现、表达当下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潮，自然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性。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所言，电视剧是最适合对当今社会形态、人的生活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的文艺样式，其创作角度与兴趣点也规定了电视剧的内容始终在及时地反映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让电视剧成为主流文化形态。[4]

综上所述，正能量这一概念，涉及特定社会的道德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等内涵，当然也与西方意义上的普世伦理即真善美相关。符合这些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的话语形态或文本可称其具有正能量，不符合的甚至背离的就是负能量。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对正能量的理解是有时代差异、地域差异、语境差异的。

(二)文学正能量的传统诗学理论渊源

文学正能量这一理论范畴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其中西方历史文论发展渊源。文学正能量这一概念与中国传统诗学、特别是儒家功能诗学有一脉相承的关联。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意识形态性，即中国儒家伦理诗学的政治道德诉求。

中国开山诗学观念“诗言志”首发其论。《尚书· 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谓言志即载道，如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所言：“如果从起源或原意看……特别是如果联系‘诗’与‘乐’来看，那些从巫师口中传出的与祭神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咒语，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诗’的起源。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演化为对祖先的事业功绩、本氏族的历史奇迹、军事征伐的胜利、祭祀活动的仪容等等的记述、歌颂和传递。这大概是‘志’最初的真实含义……从而，如果把‘诗言志’的原本含义看作近代抒发个人志趣情感的表现主义，无疑是很不准确的。”

“诗言志”的观念后来发展成为春秋时期的诗乐教化说。《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讽)，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诗乐教化已成为儒家经典诗论，即孔子的诗乐教化说。具体而言，即所谓的“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说。所谓的“温柔敦厚”，据《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疏：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所谓“兴观群怨”，据《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所谓“兴”，是指诗能引起人的艺术想象，能振奋人的志意；“观”，是指诗能让人看出政治的得失，社会的美丑，民风的好坏；“群”，是指诗能使人互相砥砺，互相启发，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怨”，是指诗能批评时弊，讽刺丑恶。所以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从理论上概括出的诗所具有的四种社会作用，即感染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讽刺作用。而所谓“思无邪”说，据《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郑玄、刘勰把“思”字解为思想。陈奂《诗毛氏传疏》训“思”为语助词。“思”字作思想讲也好，作语助词讲也好，都不能改变孔子这句话是指思想内容雅正这个基本事实。孔子用这样三个字来概括评价全部《诗经》，足见其评价诗(推而广之包括乐、舞)的标准，是把思想性放在首位的。

孔子之后，儒家孟子倡导人性本善，提出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云：(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句中的浩然之气，主要指人们从思想道德的自我修养与升华中形成一种正气或气节。孟子呼吁要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更重要的是只有思想境界提升后，才能灵敏于言，即分辨各类言辞的好坏。孟子要求诗文要能培养士人至大至刚的正气。

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说，荀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性恶论，并指出性之恶是可以教化的，这就使人们更加关注后天的教化，以去恶向善。他提出乐可以化解人性恶问题，认为人性本恶，但可以通过诗乐教化涵养调解使人从善。荀子以乐作为教化手段的思想，在给中国古典文艺思想重大影响之外，也使文艺创作更加强调教化功能。性恶论的提出，为教化说提供了最终的理论依据，并使教化说不断走向深入。

唐代论文者重视作品雄伟健美的气貌，注重作家思想道德修养与自身文气的联系。韩愈《答李翊书》曰：“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所提之气，指作家提高思想和道德，培养良好气质和品格，在其身自然形成一种刚正坚毅的气魄和正气。韩愈以为，此正气需通过学习《诗经》《尚书》以及孔孟的伦理道德等古代圣哲经典来长期培养。[5]

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道德修养目标，强调为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存天理”就是向善，“灭人欲” 就是去恶。这一理论命题过去常被批判为抹杀人性，但结合当时宋代的社会语境，其实有其合理性。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通俗的解释，就是把个人欲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淳美。

中国古典文论强调宗经，既有艺术性的模仿经典，更有思想性的传承，因此古典诗乐教化渐渐形成，强调古典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与道德性也成为文论传统。

(三)文学正能量与西方意识形态文论影响有关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批评强调思想性、艺术性，但把思想性放在首位。这种思想性包括高度的真实性、进步的倾向性、积极健康的情感性。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论也相继强调文艺的思想性、政治参与性，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

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提出，艺术文本是通过意识形态作用来产生真实的效果，并非反映历史的真实。文学活动自古以来就带有意识形态性质，人民总是或明或暗地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关切和希冀。在西方，19世纪末俄国因为社会变革的政治特殊性，文学借助其宣传功能而被赋予改造社会的责任。如别林斯基提出艺术必须依赖社会现实关系。艺术应为社会(崇高)利益服务，这一社会崇高利益致使社会成员普遍获得幸福，是人类崇高神圣的事业。在俄国就是废除农奴制，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的尊严。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就是生活，将文学与人类社会活动以及特定群体的倾向性联系在一起。其批评观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与现实条件相联系，否则会失去生命力；文学应当服务于现实生活；文学是某一种思想倾向的体现者。文学对生活有干预性，应是某种特定声音的表达，应体现时代的要求。又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倡导社会道德的文学批评模式，他将道德视为衡量艺术的首要标准。托尔斯泰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有三个必备条件：合乎道德态度；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真诚。当然这种道德有意识形态性，它指的是基督的博爱、平等的道德观念。

以上思想性批评标准后来以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方式予以明确，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圭臬。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中这一导向性理论痕迹无处不在。正因如此，文学正能量的范畴其实就是中国文论思想性诉求的当代呈现，也是西方马克思文论意识形态观念的作用使然。文学正能量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学之道德引导功能。事实上，各种社会形态、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道德诉求，可以说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实型作品如《红楼梦》《人间喜剧》等，往往作为社会道德晴雨表体现这种诉求。

(四)当代社会综合环境的变化

文艺正能量范畴有其产生的当代综合背景。近几年出现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影响恶劣的过期疫苗事件等，都是社会道德部分滑坡现象的呈现。

社会道德环境的变化在文艺界创作中也有呈现，可以说文艺界也有少数负能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外文化思潮涌入，文艺创作多元化，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过度娱乐化、感官化的文艺开始出现，各种雷剧、山寨剧天雷阵阵。[6]如某电视台山寨翻拍的《流星花园》《丑女贝蒂》以及新版雷剧《笑傲江湖》颠覆情节、乱改人物、大玩虐恋，几乎颠覆大众的正常审美期待，屡屡突破传统道德观念；再如不少抗战神剧诸如带着一队尼姑抗战、一群土匪抗战等，将严肃悲壮的抗战史演绎成喜剧、闹剧等，仿佛抗战就是轻松写意、打打鬼子之余顺便谈情说爱，极度误导青少年；又如“某时代”系列电影肆意渲染时尚品味、奢侈消费而不在乎思想性的所谓粉丝影视作品开始抬头，等等。由此可见，文艺界的确有所谓负能量出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们生产精神产品的同时，它的观众也随之产生。电视剧创作者只有坚守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方向，才能引领受众成为丰富全面的“具有深刻感受力的人”[7]，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需要引导建构大众健康的道德观，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影视界需要合理引导舆情，需要大量宣传正能量的剧作、新闻、资讯；需要合理控制、抵制具有负能量的文本频繁出现。为了弘扬社会正义、抵制人性恶的泛滥，为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需要倡导正能量。

二、电视剧《老有所依》的正能量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思想性、艺术性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文学正能量范畴强调文艺要传递真善美，反映人民的人性诉求。文艺创造必须考虑情感评价的人文关怀问题，即情感评价的高尚品格和艺术呈现问题。

《老有所依》一剧无疑符合这种批评标准。该剧作热播的原因大约可以从社会、心理、经济、符合学等角度加以阐释。

首先，就社会历史层面而言，《老有所依》一剧的产生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70后、80后独生子女一代成长为社会中坚，50后、60后老人从行业领域渐次退休。13亿中国人，却有了近2亿60岁以上的老人，未富先老的中国特色现象出现。养老问题是大众关注的热点，更是社会难题。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成为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问题。在现有的国家综合财力下，国家、企业单位、个人三位一体的养老机制尚未完善，养老暂时还更多地依靠民众自身，养老的焦虑情绪在社会弥散。但只要政府、社会、个人一起努力，这一问题总会解决。《老有所依》一剧作为现实型剧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社会都市老年群体的养老这一生活现实，受观众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老有所依》一剧传递了真善美。对电视剧的创作者——编剧而言，选择创作题材考虑的因素与其文艺观、文艺的社会功利价值相关。正如经典的为人生的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当下就表现为纯商业影视还是艺术探索型的文艺影视的问题。《老有所依》显然是一种为人生的艺术。这样的文艺类型作为现实型文艺，更加注重再现、客观真实描写，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老有所依》开出的养老药方——个人与企业养老的结合，主动解决家庭、社会的养老困难，这也是符合主流现实诉求的。剧中江木兰作为新北京人，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北京精神”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内容。江木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用爱回馈父母的养育恩情，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江木兰并非一位传统女性，她有事业有抱负有积极的心态，她用爱和智慧雕琢了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形象。

再次，《老有所依》展现了温馨的人性关怀。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所展现的观点，人有安全、爱、归属、自我实现等多个层面的需要，并且人的这种需要总是从安全等底层渐次上升到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等更高级的需要，需要是不断提升的。从心理学角度看，正能量要求文艺符合大众的多重需要。《老有所依》从多个层面揭示大众社会老人的心理问题，既关心老人浅层面的物质安全问题比如住房、饮食、医疗等，更关心老人的精神世界：如老年人的亲情关系、婚恋问题、情感问题。剧中老年人与子女的亲情关系是很重要的情节内容。江多福、江开国、方琼、谢亚芝等老人需要子女赡养，但更需要子女陪伴；老人们也会因放纵、溺爱子女，教育无方，导致晚年情绪受伤。但是，老年人虽对不孝子孙辈很失望，但仍有期盼。剧中谢亚芝因为溺爱养子余淼，几乎牺牲了个人的夕阳恋、放弃了珍贵的爱情，但她仍然宠爱养子。《老有所依》还表现了步入老年的人们很强的失落感。这些老人感觉自己对于工作、家庭不再有贡献，继而产生一种挫折、无力的感受。中国的老人有很强的家庭使命感，当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发挥能量，会产生《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那样的严重挫败感、沮丧感。这就需要年轻人、家人的理解。《老有所依》中的方琼正是这样，因退休综合征，每天在家里不停地折腾，她的行为严重影响雷颂华和庄海洋的婚姻。雷颂华无可奈何，只得暂时将方琼送到高级养老院。无论生活多艰辛，人们总会想法解决，这一情节处理正凸显社会正能量。《老有所依》一剧直面这一社会现实，揭露批判人性中的邪恶层面，如儿媳、养子等为房子、争财产而欺瞒、抛弃老人等，引导人们正视社会的负面，呼唤真善美。

此外，《老有所依》的文本艺术性亦有突破。其人物语言，克服了近年来雷剧雷词泛滥的弊端，以贴近大众人物真实身份的生活化语言进行对白。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颇有收获，刘涛、张铎等主要演员个性化的演出，演绎真实细腻；资深老戏骨奚美娟甘当陪衬，配角出色。《老有所依》一剧较好地呈现了文艺评价的真善美的问题。

“不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8]电视剧《老有所依》的热播告诉我们，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主流，始终是那些深入现实社会、聆听生活呼吸、聚焦百姓诉求、体现人间冷暖、契合时代精神、传播真善美的现实题材电视剧。[9]《老有所依》浓缩反映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努力回归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弘扬社会正气，彰显正能量，值得充分肯定。

[1]金华.《岁寒堂诗话》“气胜说”的生成[J].作家(下半月)，2014(7)：136-138.

[2]蔡骐，胡夏滢.养老问题的影像表达——透视电视剧《老有所依》[J].中国电视，2014(10)：32-36.

[3]文学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N].南方日报，2014-03-27.

[4]李京盛.积极引导，确保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作播出中的主导地位[J].电视研究，2013(8)：21-23.

[5]易然.浅谈古代文论中的文气[J].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28-32.

[6]倪祥保.电视剧不宜过于麻辣雷人[J].中国电视，2010(3)：75-79.

[7]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8]丹纳.艺术析学[M].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8.

[9]杨洪涛.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精神攀登——兼谈电视剧《老有所依》[J].中国电视，2014(4)：37-41.

[责任编辑于湘]

2016-04-20

金华(1975— )，男，重庆市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