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动态解析——基于GEM 与WBD 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李其容，李春萱

（1.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创新创业研究院，长春 130022）

一、引言

创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过去二十年中，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再次凸显出“信心”这一影响经济活动开展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信心”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情况预期而产生的情绪化心理，是各项市场活动的原动力（卢学英和白文周，2015）。在创业研究中同样发现，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构建起的高度信心也预示其更愿意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Dimov，2010）。然而，现有研究仅关注到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静态影响，没有考虑到这一关系背后的时间动态特征。行为理论研究表明，心理驱动因素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会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具有时间动态的特质（Frese，2009）。Gielnik et al（2015）也通过实证研究确认了创业意向、积极设想等积极的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的动态性。事实上，市场信心承载的情绪化特征，使其极易受外部因素影响（Ramalho et al，2011）。这意味着，同样作为心理驱动要素的创业市场信心，在创业环境发生变化时，其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也将发生转变。那么，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将随何种路径变化？且这种变化趋势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呢？

由于信心嵌入在涉及竞争逻辑和更广泛制度动态之中，其与总体经济活动态势，特别是与经济周期这一重要市场逻辑关系紧密（祝梓翔和邓翔，2020）。而在外部环境变化态势下，探究信心等心理驱动因素的作用效果如何转变及其在不同经济制度秩序下的差异，已经成为创业领域未来重要的研究议题（迈克尔·希特和徐凯，2019）。过往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的进入和后续表现等过程都会受到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影响（Lee 和Mukoyama，2015）。而行为理论研究也强调，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影响这类创业者个体特征与创业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Gielnik 和Frese，2013）。特别是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低迷的经济环境会使得商业机会骤减，并增加大众的焦虑情绪，这将阻碍潜在创业者对于商业机会的感知、评估和开发（Devece et al，2016）。在此阶段内，创业者的信念消退与对风险的担忧使得他们对于创业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这是否会致使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呢？随后，当经济摆脱衰退的困扰，规律性地回归到扩张的轨道上来时，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是否也随之不断增强呢？为探究这些问题，本文基于行为理论并采纳2006—2015 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base，WBD）数据，试图分析随着经济周期的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如何变化

同时，不同创业者所处创业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地区经济决定了当地市场的资源禀赋和导向，是影响创业活动进行最关键的环境要素（陈翊，2021）。创业者作为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主体，其任何创业决策及具体行动将会受到所在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制度理论研究更是认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致使不同国家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产生巨大区别的关键动因（Zhai 和Su，2019）。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市场规模、法规制度及人力、金融和技术禀赋（陈翊，2021），这表明创业者能否具有丰富的机会和充沛的资源进行创业；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导向决定了市场目标、生产要素流动及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依赖程度（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这影响了创业者所在市场空间的广阔性和获取多样信息的可能性（Carlos Díaz Casero et al，2013）。同时，制度理论不仅强调了创业环境在影响创业行为上的重要作用，也提出作为制度代理人的创业者，其自身条件也将促成或影响创业行为。而潜在创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其可投入创业活动的经济与社会资源（Schoon 和Duckworth，2012）。这些创业者内外部经济与社会资源的丰厚程度，将影响大众对未来创业环境预期与抵御经济衰退冲击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所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格局的国家和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间的正向作用是否具有相异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本文基于行为理论，试图探索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趋势及剖析国家经济发展特征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这一趋势的调节作用（图1）。同时，本文没有重蹈创业心理驱动因素研究的传统范式，而选择了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演化的新视角。利用GEM 及WBD 混合截面数据，构建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根据交互项回归系数随不同年份的动态变化，判断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演化。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将创业过程中的时间理论化，明确了完整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这一心理驱动因素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拓展创业领域下行为理论的动态研究。其次，本文选取影响创业的关键经济发展特征要素，比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异同。既为多国家创业制度差异的比较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丰富了创业制度理论多层次影响研究。最后，本文还探索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于创业过程的影响机制，明晰了其影响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趋势的作用时段。

图1 理论框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创业作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创业者采取的创业行动在推进创业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创业者这一创业活动的关键主体引发众多学者关注（Uy et al，2015）。进而，国家层面的研究同样发现，采取实际行动的创业者比例实际上反映了创业活动的繁荣程度，也是决定新企业诞生数量的关键因素（宋渊洋和赵嘉欣，2021）。鉴于此，学者开始探究不同个体特征、创业类型或是所处环境的创业者在创业行为付出程度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创业者的心理要素（Murnieks et al，2020；Newman et al，2021）。Frese（2007）通过整合过往理论与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驱动创业行为产生的心理动因，并构建了创业行为理论框架。基于此理论，随后研究实证了众多创业者积极的心理要素（如创业动机、创业激情和创业自我效能等）对创业行为产生的积极作用（Zacher 和Frese，2018；Newman et al，2019）。

尽管相关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创业活动产生的理解，但现研究大多没有剖析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行为间的动态关系。正如创业理论一直强调的那样，创业活动源于创业机会，与外界环境不断互动并受其影响（Yoruk 和Jones，2020）。而人类行为也通常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忽略行为背后的时间因素将导致理论对个体行为过程的解释效果受到极大限制（Aguinis 和Bakker，2021）。一般心理学研究也同样表明，在不同时间阶段内，人格与一般心理对行为的预测效度也将呈现差异化的变动趋势。事实上，Frese（2009）在理论构建时就已经指出，探究影响创业行为的心理因素时，有必要考虑其作用效果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或维持。虽然近期开始有学者试图从纵向视角审视这一问题（例如，Gielnik et al，2020），但其仍与理论中所期待的稍有差距。一方面，现有研究聚焦于两者间关系的短期变化，没有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长期趋势；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仅考虑到二者关系的自然变化趋势，忽视了外界条件变化可能产生影响。

（二）理论假说

1.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

市场信心作为经济主体对特定市场最重要的主观心理预期与判断，被视为市场活动原动力而受到众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吕鹏和刘学，2020）。围绕特定经济情境下大众市场信心对各个经济活动与指标的影响，过往研究展开了广泛的探索（郑方辉和刘晓婕，2020）。同样对于创业活动而言，新兴企业的演化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对机会优劣的感知和主观判断（Kor et al，2007）。换言之，当对创业市场中的机会、资源等要素有足够信心时，创业者才会在该项创业活动中持续付出努力（Dimov，2010）。然而，创业心理因素对于创业行为的激励和驱动功能并非一成不变（Gielnik et al，2015）。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制度秩序变化将导致创业心理因素的驱动效果发生变化，其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尤为显著（迈克尔·希特和徐凯，2019）。基于上述观点，尽管不断有学者呼吁关注市场信心在经济周期内可能发生的变化（Ramalho et al，2011），但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经济主体的市场信心与经济行为间关系背后的时间动态问题，创业领域研究中更是没有对此深入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在创业市场中能够有效识别到创业机会是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的基础外部条件，乐观情绪和积极信念是支持创业者的内在动机（吕鹏和刘学，2020）。而在经济周期内不同阶段内，创业的外部条件与创业者的内在动机都会受到影响（Galindo-Martín et al，2021）。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金融投资市场、消费市场紧缩与社会创新投入收紧都将使得创业活动的难度与风险显著增加（Bishop，2019），这使得潜在创业者即便识别到创业机会也更倾向选择观望，而非立刻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Kottika et al，2020）。同时，经济的衰退也会使市场中创业企业数量减少（Fairlie，2013），这也会让社会滋生广泛焦虑和不安。Zhao 和Xie（2020）指出，情绪变化将影响创业者对于创业活动的总体评估，并影响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的认知。而社会整体消极情绪和因创业风险增加而产生的观望态度，则将促使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得出较负面的评价（Bullough 和Renko，2013）。这意味着，即便对自身创业能力充满信心的创业者，也难以确认自身创业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效果。这些因经济衰退而产生的负面因素将不利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发挥，并最终表现为随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

然而一般市场信心研究发现，经济复苏情境下的市场信心及其作用效果都将会呈现回暖态势（例如，Ramalho et al，2011）。换言之，经济衰退及其相关的负面效果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也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消散。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复苏，潜在创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对自身创业能力具有信心的创业者更愿意将个人资源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Crecente-Romero et al，2019）。同时，创业者也将逐渐从不确定性的观望中逐渐恢复过来，一些潜在创业者也开始抓住全球经济变化带来的机遇（Bullough 和Renko，2013）。此外，个体所具有面对逆境的适应能力也将使创业者逐渐摆脱环境压力的影响（Newman，2005），乐观的情绪状态与创业风险的降低也会使创业者对于创业市场现状做出相对积极的评价。经济负面因素的消散与积极因素的出现为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并最终表现为随时间推移，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不断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将在经济衰退期内下降，在经济扩张期内上升（H1）。

2.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过往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导向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境要素，也是造成各国创业者创业活动差异的关键变量（Acs et al，2018）。已有研究围绕国家经济环境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展开了广泛且深刻的探索（例如，Valdez 和Richardson，2013）。其中，发展中/发达国家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区分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创业领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征之一（Chowdhury et al，2019）。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创业活动的差异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活动有着复杂的影响，这也使两类国家各有独特的优势与不足。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时，抵御能力有差异。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总体经济实力、完善的经济制度与风险应对机制。这些优势都使得在经历经济衰退时，处于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更能保持稳定。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衰退时，其遭受到的冲击将远高于平均水平（Bhattacharya 和Dasgupta，2012），且缺乏完善的防御机制。这导致他们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较弱，进而导致创业者骤然加深对创业市场的疑虑。另一方面，在经济进入扩张期后，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且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也会暴露出更多的创业机会（Devece et al，2016）。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在经济危机后被经济扰动所警醒，具其所处国家具有大量的优质就业机会与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反而促使他们选择避免从事高市场风险的创业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下降和上升幅度越小（H2）。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导向同样是影响创业者的重要环境因素。其中，国家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程度（或经济外向性程度），是与该国卷入国际经济周期可能性相联系最紧密的经济发展导向要素（刘伟和蔡志洲，2019）。当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时，负面的经济讯号能够更快地传至高经济外向度的国家（姚雯和唐爱迪，2020）。同时，经济衰退会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市场紧缩，这些连锁反应使得高经济外向度的国家受到更加严重冲击（李明武和袁玉琢，2011）。创业情绪低迷、创业机会减少，最终为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施加更加负面的影响。然而，负面效应并非持续存在，高经济外向度的国家优势在于经济重新进入扩张期后，市场能够借由商品、资本、人员、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而快速复苏，创业机会随着市场上资源禀赋的增加开始显现。由此看来，相较于低经济外向度国家，高经济外向度国家在经济重新进入扩张期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也将更快速地恢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国家经济外向度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即国家经济外向度越高，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下降和上升幅度越大（H3）。

3.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经验逐渐被视为影响创业者是否取得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苏皑等，2021）。创业领域学者一般认为，经济资源、知识资源与社会资源为创业活动的开展与成功奠定了基础。例如，具有较高的个人收入与财富（琚琼，2020）、教育水平（吴长征，2019）或较为紧密社会网络（李兴光等，2019）的创业者更易开展创业活动并获得成功。而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的高度概括，反映了个体可能获得或控制总体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通常拥有较强的社交技能，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并从中发现潜在创业机会及获得有效创业支持（Klyver 和Arenius，2020）。这表明相较于其他创业者，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创业者更有能力把握到少有的创业机会。同时，高社会经济地位者具备较强的适应变化能力，这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Zhou et al，2020）。此外，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还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对创业活动有着更强烈的信念与意愿（Schoon 和Duckworth，2012）。这也使得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拥有更为充分的经济、社会与心理资源以投入到创业活动之中，并能够在面对危机时维持一定的积极情绪。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社会经济地位负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下降趋势，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上升趋势（H4）。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的来源是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与世界银行数据库（WBD）。GEM 项目于1999 年正式启动，旨在衡量不同国家的创业者在创业早期阶段有关创业活动与创业认知的状况，至今已有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112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项目。该项目以18～64 岁的成人群体作为研究总体，各个国家研究团队依据相同的研究模型，在每年4～6 月间各随机抽取本国或地区2000 名以上成年人，围绕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技能、创业意愿及新创企业生成等问题展开问卷调查。目前，GEM 项目的年度报告已成为世界各国人士了解创业态势、创业环境、创业政策等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而WBD 数据库是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建立的综合型国家经济发展专题数据库，其收录了所有人口数量在30000 人以上的经济体，包含16 个经济专题方面7000 余个指标数据，是经济管理类研究的重要宏观数据来源。

为探究完整经济周期下，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高阶调节作用，同时考虑到样本平衡问题。根据后文研究需求，本文将这些数据组合为混合横截面数据。相比横截面数据，混合横截面数据可以扩大样本代表性，获得更精密的估计量和更有效的检验统计量。更重要的是，通过年度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混合横截面数据可用于考察这些解释变量的影响在某一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并用以代表社会整体发展趋势（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本文从上述两个数据库中截取2008 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已公开数据（2006—2015 年），并按照如下规则设计三组样本组合：

（1）样本组合一：为验证假设H1 与假设H4（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选取GEM 数据库的中国大陆地区成年人口调查（adult population survey，APS）数据作为基础。从中提取以下三个年份组成回归样本：2006 年数据作为经济衰退前年份代表样本、2009 年数据作为经济衰退转为经济扩张年份代表样本、2015 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后年份代表样本。

（2）样本组合二：为验证假设H2 与假设H3（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向经济度的调节作用）并验证假设H1 检验结果稳健性，本文首先选取GEM 数据库在2006—2015 年调查区间内，符合本文所使用关键变量完整、连续且有效样本量超过1000 个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共计8 个国家。而后将WBD 数据库中反映各国家经济外向度指标与上述国家2006 年、2009 年和2015 年GEM 样本进行横向连接组合，得到多层次回归样本数据。

（3）样本组合三：补充检验部分内容，本文进一步将经济扩张时期（2009—2015）GEM 数据库的中国大陆地区成年人口调查的全样本数据进行切分。以现有经济扩张时期数据的中间年份（2012）作为切分点，将2009—2012 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初期（经济复苏时期）样本，将2012—2015 年数据作为经济扩张后期（经济繁荣时期）样本。

（二）变量定义

1.创业市场信心

本文采用Dimov（2010）开发的量表，共包含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机会感知两个维度，具体定义及对应GEM 数据库条目见表1。而后，本文将两维度取值结果加总，构造“创业市场信心”变量，取值范围为0-2。

表1 创业市场信心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2.创业行为

GEM 数据库中共有三个问项度量了创业者过去一年中实施的创业相关行为，分别为：“过去的12 个月里，你是否做出有助于创业的行为（suacts；Q1B）”；“你最近是否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试图开办一家新的企业作为你全职工作外的第二职业（bjobst；Q1A2）”；“你最近是否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试图开办一家个体经营或向他人出售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新企业（bstart；Q1A1）”。本文依据创业活动涉入程度构造“创业行为”变量，取值范围为0～3，具体取值原则见表2。

表2 创业行为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3.经济外向度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国际收支平衡度（balance of payments；BOP）这一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外向程度的代理变量。国际收支服务贸易统计是指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确定时间内（如一年）所进行所有交易的总和，反映了这一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通程度。本文将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国际收支平衡度指标取对数处理，并与GEM 数据库样本根据国别进行匹配。

4.社会经济地位

参照过往研究（王鹏和吴愈晓，2019），本文使用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综合情况，来衡量大众社会经济地位，具体定义及取值原则见表3。而后，本文将“教育水平”变量、“职业地位”变量与“收入水平”变量取值结果分别标准化处理并加总，构造“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表3 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5.控制变量

为了更为严格地论证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时间变动情况，本文选择控制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变量。其中，个体层面涵盖年龄、是否熟识其他创业者和创业环境规范（包括创业者地位感知、媒体关注创业感知、社会创业文化感知）。而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表4 是控制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原则。

表4 控制变量的变量定义及取值原则

（三）模型构建

验证假设H1 与假设H4 的计量模型设计与式（1）所示。

验证假设H2 与假设H3 的计量模型设计与式（2）所示。

其中：β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Control为控制变量。

式（1）、式（2）中，2009 年为对照的基年，设置代表2006 年、2015 年数据的虚拟变量（t2006、t2015）。这两个虚拟变量使模型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的截距，可以解决总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分布的问题（伍德里奇，2007）。本文在模型中设置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t2006、EC×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在2006 年、2015 年相对于2009 年的变化，从而可以看出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的变化趋势。

式（1）中本文在模型中设置了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SES×t2006、EC×SES×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式（2）中本文在模型中设置了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C×BOP×t2006、EC×BOP×t2015）。这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经济外向度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个样本组合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和表6。结果显示，发生经济危机当年（2009 年）各国平均GDP增长率为负值且相较于其他年份显著下降，这表明本文将2009 年作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对照基准年的合理性。此外可以发现，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在三年中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驱动作用将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最后通过比较样本组合一与样本组合二可知，中国大陆地区的创业行为、创业环境规范和熟识其他创业者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平均值，这与近年GEM 报告认为中国创业活动密度和创业环境优化程度持续提高的结论相吻合，佐证了本文采用样本的代表性。

表5 样本组合一与样本组合二描述性统计

表6 样本组合三描述性统计

（二）共线性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5.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由于引入了多个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为确保模型估计的一致性与有效性，本文对进入各回归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各模型VIF 均在5.0 以内，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弱。

（三）假设检验

1.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首先观察表7 中创业市场信心的回归结果。两组样本组合下各模型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回归系数均在0.1%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且较为稳健，也与过往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研究的实证结果一致。

而后进行主效应检验，观察表7 样本组合一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394（p＜0.01），表明相较于2006 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在2009 年显著下降。同时，创业市场信心与2015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516（p＜0.001），表明相较于2009 年，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在2015 年显著上升。综上所述，假设H1 得到验证。

随后再进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检验，观察表7 样本组合一中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065（p＞0.05），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未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下降趋势。然而，社会经济地位、创业市场信心与2015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179（p＜0.01），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正向调节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上升趋势。综上所述，假设H2 得到部分验证。

表7 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2.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导向的调节作用

探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变化趋势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根据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对混合截面数据来源国家进行分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分类方法，将中国、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划分为发展中国家组，将美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划分为发达国家组，并以此作为区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Nabi et al，2011）。考虑到本部分研究涉及跨层次调节变量，故分别对发展中国家组、发达国家组及全部国家数据进行多层次混合线性回归（multilevel mixed-effects linear regression）并按国家设置随机效果。借此控制国家间差异与国家内各年份差异，以期获得两类国家的共同趋势。而后，对两组多层次混合线性回归结果差异进行拔靴分析和置换检验，以验证数据结果差异的显著性。

首先观察表7 样本组合二中发展中国家组和发达国家组的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及表8 中系数差异情况。发展中国家组与发达国家组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差异为0.339（p＜0.001）。这表明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下降趋势更为剧烈，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下降趋势。然而，发展中国家组与发达国家组创业市场信心与2015 年交互项对回归系数差异为0.278（p＜0.001）。这表明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上升趋势更为剧烈，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样负向调节了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上升趋势。综上所述，假设H3 得到验证。

表8 系数差异检验

继续观察表7 样本组合二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各组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0.1%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0.404，p＜0.001；发达国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0.131，p＜0.001；全部国家组：β2006*经济外向度=0.153，p＜0.001）。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家，处于高经济外向度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下降趋势更为剧烈。同时，各组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2015 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15*经济外向度=0.113，p＜0.001；发达国家组：β2015*经济外向度=0.090，p＜0.001；全部国家组：β2015*经济外向度=0.029，p＜0.01）。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家，这表明相较于经济外向度低的国家，处于高经济外向度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上升趋势更为剧烈。综上所述，假设H4 得到验证。

（四）补充检验

尽管上述分析已经验证了相关假设，但考虑到经济危机的迟滞性负面作用将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同时，在衰退期后的经济扩张期也可进一步划分为扩张初期（经济复苏时期）与扩张后期（经济繁荣时期）两个阶段，且两阶段内总体经济活动也有着显著的区别（任泽平和陈昌盛，2012）。为了进一步探究经济扩张时期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及社会经济地位的高阶调节作用，细致刻画二者间关系的变化趋势。本文对两时段内全部年份数据再次进行混合面板回归，分阶段考察经济扩张时期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以探究时间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7。

首先对主效应进行补充分析，观察表9、2009—2012 4 年混合组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创业市场信心与2009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040（p＞0.05）、与2011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037（p＞0.05）、与2012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006（p＞0.05），表明在2009—2012 年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未有显著变化。继续观察表9，2012—2015 4 年混合组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创业市场信心与2013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280（p＜0.05）、与2014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456（p＜0.001）、与2015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为0.547（p＜0.001），表明在2012—2015 年间，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持续显著上升。

表9 补充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五）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稳定性，本文在样本组合二的回归分析中同样设置了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2009 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对比样本组合二中各国家样本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是否与样本组合一中中国大陆回归分析结果是否一致，验证假设H1 结果稳健性。

观察表7 样本组合二中创业市场信心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情况。各组模型中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06=0.397，p＜0.001；发达国家组：β2006=0.057，p＜0.01；全部国家组：β2006=0.295，p＜0.001），表明相较于2006 年，所处各类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的关系在2009 年显著下降。同时，各组模型中经济外向度、创业市场信心与2015 年度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均在1%及以下水平显著为正（发展中国家组：β2015=0.433，p＜0.001；发达国家组：β2015=0.154，p＜0.001；全部国家组：β2015=0.300，p＜0.001），表明相较于2009 年，所处各类国家的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在2015 年显著上升。综上所述，假设H1 结论稳健性得到验证。

（六）内生性处理

过往研究表明，二手数据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尽管本文控制了能够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的个人层面及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创业市场信心和创业行为的遗漏变量。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杜瑶等，2019）。考虑到“其他”社会影响机制非常难以观测，本文选取虚拟变量“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equal）”作为“创业环境规范（norm）”的工具变量进行two stage least squares（2SLS）回归（表10）。首先，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看，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社会公平感越强，则其创业市场越有可能呈现积极的创业规范。2SLS 回归的F值大于10［F（12，5884）=20.55］，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Hausman 检验结果均表明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和2SLS 估计值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别，从而肯定2SLS 策略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生活水平公平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后，创业市场信心与2006 年、2015 年交互项对应回归系数依然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10 基于2SLS 内生性问题处理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心理驱动因素与行为的动态关系视角引入创业研究中，探索完整经济周期下，时间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时，本文还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创业者经济社会地位视为影响时间调节效果的高阶环境调节因素，以探究创业经济制度差异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变化轨迹的影响。本文整合2006—2015 年全球创业观察与世界银行数据库，构建混合截面数据对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呈紧缩和扩张交替出现的市场逻辑下，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创业者所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创业者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将调节这一变化过程。这一结论一方面印证了行为理论中心理驱动要素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动态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将此结论拓展至长期变化过程，验证了其在经济周期下的变化趋势与其他经济特征的调节作用。

而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呈下降趋势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尽管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具备更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但同样其在经济衰退过程中遭受的负面冲击也更大。例如，Carree 和Verheul（2012）研究发现，高水平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如教育）会使创业者过度自信、对创业收入产生较高预期。这致使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在经历负面事件时，更易产生负面情绪。第二，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具有丰富的社会渠道，这让他们有更多的经济活动选择。因此，当经济呈现衰退的态势时，具有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创业者更可能选择放弃创业而转向其他经济活动，这也将削弱其在创业活动中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投入。

（一）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分析了完整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的长期系统性变化（long-term systematic change），从动态视角审视创业市场信心这一创业心理驱动要素。尽管研究已经发现，积极的创业市场预期与评估对于激发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Dimov，2010），但尚未考察市场逻辑等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经济环境要素对于其产生的影响。同时，最近创业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创业过程中认知调节要素的时变性，认为创业认知与创业行为间关系存在特定变化趋势（Gielnik et al，2014）。基于此，本文从创业市场信心这一构念切入并加入时间维度，分析经济呈周期性变化的市场逻辑下，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间关系的演化趋势。一方面，将时间要素纳入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自发性变化过程的确认，进一步支持了心理驱动要素与行为间动态关系的研究结论（Frese，2009）；另一方面，通过解析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随市场逻辑的变化过程，丰富了制度理论中制度逻辑观在创业研究中的理论内涵。

其次，本文通过比较国家间创业者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趋势差异，厘清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中的作用。基于制度理论的宏观经济环境已被证实对一国大众创新创业活动有显著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分别已被作为解释国家间创新创业活动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Acs et al，2018）。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构建跨层次调节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经济制度差异对创业者创业活动开展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国家，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更易受到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但在经济重回扩张期后恢复相对较快。研究结果与Martin（2012）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是影响经济弹性关键因素的研究相呼应，也为制度影响个体创业活动跨层次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

最后，本文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时段及机理，拓展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过程影响研究。创业领域关于社会经济特征（如教育水平、收入财富）等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对创业者直接影响，且结论仍未达成共识。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视为重要的创业资源，探索其在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变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仅在经济重回扩张期对创业市场信心产生积极作用，而在经济衰退期并未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过往创业危机管理研究中将社会经济资源视为后危机恢复时代的关键要素观点相互印证（杨隽萍等，2014）。同时，弥补了现有社会经济地位对创业过程影响研究相对缺乏的不足。

（二）政策启示

除了上述理论意义外，本文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本文有助于学者构建全面评估创业市场信心的方法，这为政府机构科学分析大众对现有创业环境评估情况，并制定相应激励政策提供了支持。过往研究表明，市场信心是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然而市场信心具有较强的感染性，会使市场信心在遭遇经济外生冲击时陷入持久的负面状态。因此要选择适当调控策略稳定市场信心，进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陈彦斌和唐诗磊，2009）。同样，大众对于创业市场的信心也将影响国家总体创业活动开展。本文研究表明，除应关注创业市场信心变化外，也应关注到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变化。而准确评估时下创业市场信心的状态及其正向作用，是执行积极准确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未来政府及科研机构可以借鉴本文衡量方法，制定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客观指标，为科学分析与决策提供参考。

其次，本文揭示了国家经济制度对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变化趋势的差异化影响，揭示了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促进创业活动可能面临的挑战。迈克尔·希特和徐凯（2019）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在创业市场中形成复杂的制度环境。探究正式的经济制度如何对创业中心理要素产生影响，对于把握国家创业活动发展差异并制定相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研究结论所表明，随着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正向作用的发展逐步减缓，而经济外向度越高，经济衰退的冲击影响越深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维持创业者积极的创业心理驱动要素的效果？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水平的大趋势下，如何更好的防范经济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本文揭示经济新常态下创业领域的新挑战，为如何主动发挥现有经济条件优势，并通过宏观调控与政府配置，避免现有经济条件缺陷研究提供了指引。

最后，本文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作用，为创业者提升自身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研究表明，大众应积极寻求教育与社会资源的提升。这不仅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能够帮助大众在经济衰退发生后尽快恢复。相应的，政府与社会也应为潜在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和多样化资金扶持，并建立创业信息的共享平台，以帮助创业者获取创业所必须的知识、物质和人际网络资源。

（三）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完善。首先，受制于二手数据这一数据来源，本文将一个国家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机会感知视为创业市场信心，并衡量其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尽管该变量代理方法参照了经济学研究中市场信心的操作性定义，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机会感知对其他个体层面要素高度敏感，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扰乱潜在的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创业研究中，应进一步厘清创业市场信心的核心内涵与概念边界，并依据于此归纳操作性定义并设计量表。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创业市场信心的一手数据，实证其他影响创业市场信心的要素并发掘其后果。

其次，本文仅选取了社会经济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导向两类经济制度要素作为调节变量，缺少了其他制度因素并忽视了国家文化因素。实际上，还可能还有很多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上的因素影响创业活动，包括非政府机构的态度和特征等。同时，现有跨文化研究文献着眼于国家文化维度，开始探索各国在创业和自主创业活动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将其他制度因素与国家文化因素量化并放入模型中。

最后，本文仅分析了经济周期下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变化趋势，未考虑其后续事件及其他经济事件的影响。事件系统理论指出，单一事件可以激发一系列后续事件涌现并组成一条事件链，对实体施加持续影响。同时，不同时空下的同类事件会交织在一起形成事件集，对实体施加复合影响。例如，不同国家出台了具有特色的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在2012 年左右，与全球经济危机相比冲击强度和波及范围稍小的欧债危机爆发。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将对一个国家创业者的创业市场信心对创业行为的正向作用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充分考虑这些事件，采用复合方法考察和评估经济周期对创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