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中的税收逻辑

苏京春 王 琰

内容提要：西方经济思想中的税收逻辑是一个跨越2000多年历史的重要命题，本文以税收思想的演进为线索，以道德哲学时期的税收思想萌芽为起点，系统梳理了西方经济学当中税收思想的变迁，探索了哲学源头对税收思想的影响、税收思想与税收政策的关系、税收政策与宏观调控等问题。沿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税收思想的逻辑也依次经历了道德哲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主导的时期。本文通过对税收思想逻辑的梳理得出四个简要规律：一是税收道德哲学时期对税收观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二是当下减税实践在税收思想逻辑中大都可追溯，三是税收宏观调控及诺奖时期税收主张对当下税收政策影响广泛，四是税收思想通常带有鲜明的立场。

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经济挑战与政策取向催生新的经济思潮、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①杨鲁军、虞虹：《供应学派改革：华盛顿决策内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既是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经济思想和理论不断丰富、创新、完善的历程。以税收思想为例，道德哲学时期以其深厚哲学基础推动前瞻性税收思想的产生；17世纪的古典学派减税思想奠定了税收理论基础；之后新古典学派批判性继承古典学派减税思想，并在其边际分析及均衡分析框架下探索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逻辑；凯恩斯时代美国取代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北美大陆蓬勃发展，并影响美国税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也因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辐射和巨大影响力对世界税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变革产生影响；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的巨大影响力推动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反映经济学前沿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以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就经济学、财政学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其税收思想对今天的税制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一、道德哲学时期的税收萌芽简述

经济思想在古典经济学出现以前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从以赫西奥德（约公元前800）、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5）为代表的希腊思想到艾布·哈米德·安萨里（公元1058-1111）、伊本·赫勒敦（公元1332-1406）引领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再到托马斯·安奎那（公元1225-1274）等人的经院哲学经济思想①经院哲学思想以宗教标准判断经济行为，关乎私有财产制度、公平价格、高利贷等问题，其税收思想并不明晰，故本文不做赘述。，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共同推进前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思想是其广博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故该时期的税收思想既与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也与其哲学思想紧密联系，他们试图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尝试从公正、公平、合理等道德哲学层面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并成功获得对税收活动的有用见解，为古典学派税收思想的演进奠定基础。

（一）古希腊税收萌芽

古希腊哲学家的经济思想是人类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初步探索，其研究是宽泛的、不成熟的，虽未形成系统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思路，但对古典经济学的启蒙意义非凡。与现代经济学关注稀缺性下资源配置问题不同，古希腊时期市场并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这一时期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市场而是权威，故古希腊哲学家对市场不感兴趣，而更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如公正、公平、国家、美、教育、真理、爱情、价值等，他们坚信人类社会有比物质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这一理念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也使该时期税收萌芽有更广泛的哲学基础。

具体来看，古希腊哲学家赞同以更广视角分析经济行为②柏拉图及众多古希腊思想家都秉持这一观点。，感知到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间的巨大冲突及私人产权的重要性，意识到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及分工对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影响，开启对商品交换及交换中货币使用的初步研究，关注财富，税收萌芽在此基础上产生，其代表性人物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初步探索课税标准及课税原则。与二人侧重伦理学和政治学视角下的理论分析不同，色诺芬结合雅典现实，较全面地探索税收制度的改进。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广受关注的是其有效管理理念③有效管理理念探讨如何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效率，这一思想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得到详尽论述。，其公共财政管理理念同样卓著。色诺芬坚持不增税的税收思想，在其著作《论税收》中，色诺芬系统分析改进雅典税收制度的问题，主张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一是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二是授予商人特权④授予商人的特权表现为对商事法院的法官建立奖惩制度，维护商人合法权益。色诺芬对商业的重视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贬低商业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极具远见。，利用雅典天然的商贸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三是为大规模政府开支设立基金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弥补国库不足；四是管理好银矿以获得经济收益；五是以公共奴隶为国家公共资源为国家创收⑤色诺芬在奴隶问题上并未超越其时代局限性。。色诺芬倡导的以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实现财政增收的主张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税收萌芽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在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贡献是非凡的，但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经常被忽略。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在其宗教框架下研究经济问题，其经济思想与其宗教信仰、伦理观、哲学思想融为一体，但其对市场经济的敏锐洞察力、对税收思想的前瞻性见解令人瞩目。安萨里和赫勒敦是其中的佼佼者，安萨里最重要的身份并非经济学家而是伊斯兰权威教义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他对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货币与交换在市场演进中的交互作用有前瞻性思考，并从税收本源出发，探讨公共支出、征税等财政问题，对税收的公平与效率有诸多积极探索，提出税收负担应在全社会分散，并探索征税模式的优化，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赫勒敦是阿拉伯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与安萨里一样，赫勒敦的经济研究也在其宗教框架下展开，其税收思想扎根于他广泛而深刻的历史研究，在其著作《历史绪论》中赫勒敦认为在王朝初期，政府从低税赋中获取大量收入，而在王朝末期，政府的高税赋导致的低收入是王朝崩溃的重要因素，赫勒敦秉持的低税赋政策引致高财政收入理念与现代经济学中拉弗曲线不谋而合，这一研究也被供给学派追溯为其减税思想的起源。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对赋税的广泛探讨

古典经济学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步深化，坚守自然秩序、和谐、自由竞争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主张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坚守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其赋税思想也建立在此理念之上①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一）国民财富与赋税

从古典经济学开创者威廉·配第（1623-1687）、亚当·斯密（1723-1790），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再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古典经济学赋税思想不断演进，却始终未脱离其“廉价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政府守夜人”的哲学思想，追本溯源，古典经济学赋税思想反映的是该流派对政府概念、政府职能、政府决策方式等政治经济学本源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古典学派关注国民财富与赋税的本源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廉价政府”的政治理念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决定了其反对政府征收高税负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斯密与配第认为过度征税会妨害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李嘉图更鲜明提出任何形式的赋税，都只是流弊与流弊之间的选择问题。

（二）赋税原则

古典经济学在赋税原则上做出一系列积极探索。斯密结合英国、法国当时税收征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即公平原则②斯密对平等原则的描述为，每个国家的国民上缴给政府的捐税，要尽可能地与他们各自的能力成比例，换言之，就是要与他们在国家保护下各自取得的收入成正比。、确定原则③斯密将确定原则描述为税收对纳税人和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清晰、明白的。、便利原则④税收便利原则即为就征税的方式和时间而言，税收应该是便利的。、经济原则⑤税收经济原则即为征税成本不可过高，不可对纳税人有不恰当的妨碍和刁难。，配第在斯密之前提出赋税四原则，但经斯密梳理后才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税收政策制定、税制体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后穆勒将心理学中的牺牲概念引入赋税原则，试图将其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但这一观点颇受争议。在赋税受益原则和量能原则（按能力纳税）的抉择上，斯密一方面接受受益原则⑥孟德斯鸠曾将其观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为，税收就是一个人缴纳他的一部分财产，以换得安全地享用财产其余部分的机会。，即按受益程度而纳税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赞同量能原则。穆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量能原则，并最终推翻受益原则，穆勒认为政府必须被视为对全体国民普遍关心，所以没有必要去认定谁在政府那里获益更多。

（三）赋税来源与选择

古典学派在赋税来源和税种选择上进展颇多。配第将土地视为赋税的最终源泉，斯密则更进一步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是主要的税收来源①这一划分在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简单，也无法揭示税收的真正来源，但在斯密的时代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两人都坚决反对人头税，赞同对奢侈品征税，并基于其新兴资产阶级立场强调对地租征税的合理性。李嘉图基于其劳动价值论提出资本和收入是赋税的来源。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穆勒时代对所得税、累进税、间接税、差别课税等论题的争论层出不穷，以折衷思想著称的穆勒意识到人的行为和社会机制的复杂性，在更大范围、更广视角下构建其税收哲学，时至今日其倡导的具体政策已无法适用于当代的税制改革，但其税收思想体现出的对底层民众的同情②穆勒与斯密一样都赞同对低收入群体实施税收豁免，这一观点背后是穆勒不愿对穷人征税，这与穆勒夫人密不可分。穆勒夫人是才华横溢的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对穆勒的社会改良思想有极大影响。，对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在今天的税制体系和公共政策中仍有迹可循。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诸多税收领域的反思与争论都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赋税思想，道德哲学的哲学内核、多学科架构下经济分析思路对古典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使其赋税思想兼具理论性、历史性和哲学性，并在赋税思想的道德层面做出积极探索。不可否认古典学派赋税思想并不符合现代财政学的研究思路，也与当今税收实践差异极大，这是经济思想的历史相对性决定的，但勿容置疑的是古典经济学的赋税思想是西方税收思想的核心部分，并在西方当代税制改革中仍有迹可循。

（四）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从赋税的量到原则的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哲学、最小政府理念、演绎法传统及其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强烈批判。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是对真实世界的诠释③周文、孙懿：《经济学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学的新构建》，《经济学动态》，2014（11）。，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彼时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寻求更大的国内和海外市场，而德国尚处封建割据状态，其工业发展刚刚起步，亟需发展民族工业，以实现政治变革和经济振兴。英德两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处境、利益取向使得其孕育出截然不同的经济思想。

德国历史学派起源于德国官房学④朱成权、刘帅帅：《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05）。，其背后是深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积淀，创立之初就将经济分析置于更广维度，一方面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归纳方法；另一方面反对将个人作为经济分析主体、反对个人利益的过分追求，坚持以国家为分析主体，强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实现，特别推崇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⑤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认为，国家干预的重点应放在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且正在向工业强国转变时期，以加速本国物质资本形成。。对国家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德国历史学派形成丰富的财税思想，该学派批判性吸收古典学派在赋税原则、赋税规模等领域的思想，并孕育出现代财政学的雏形，这其中瓦格纳和史泰因的税收思想最具代表性。

首先，德国历史学派旗帜鲜明地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政府理论，瓦格纳①瓦格纳把财政学从古典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把财政学归纳成理论的、系统的科学，形成独立的社会科学——瓦格纳的德国正统派财政学，是现代财政学的主要奠基人。主张公共财政的目的是实现或促进社会正义②刘帅帅：《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的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7。，认为政府职能扩大、政府支出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国家职能的定位彻底颠覆斯密的“廉价政府”，拥护“高价政府”。其次，德国历史学派抛弃古典经济学的税收中性原则，主张国家权力通过赋税政策积极地介入干预国民经济，矫正收入所得的不公正。瓦格纳创造性提出社会政策税收概念③瓦格纳认为税收一方面有获得财政收入的纯财政目的，另一方面有运用税收对所得和财产分配进行干预与调整社会政策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由收益税制、所得税制和消费税制组成的税制体系④收益税制和所得税制以收入为课税客体，消费税制以支出为课税客体。，从收支两方面调节社会分配不均，且引入累进税率，以期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税收作用。史泰因在其定义的国家职能⑤史泰因认为国家财政在行政方面有三大职能，一是对国家生活予以节度；二是维持国家生活的秩序；三是由其本身“再生产”自行消费的经济力，并在第三种职能中提出税收再生产学说。基础上则提出税收再生产理论⑥税收再生产学说即税收数额应当同国家职能的经济价值，即国家向人民提供的物质资料和服务相适应。税收再生产理论表明，一方面国家所有的公民应提供赋税，另一方面国家应对所有的公民提供物质资料与服务，当这种投入与产出形成有机循环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就会增强。，肯定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最后，德国历史学派致力于探索更全面更丰富的税收原则，史泰因在税收再生产理论框架下提出新的税收原则——经济原则⑦经济原则即税收必须以资本产生的所得作为来源，不得课及资本自身，更不得课征重税，妨碍资本积累。、财政原则⑧财政原则即税收不得超过国家现实的总需求。及国家经济原则⑨国家经济原则即负税力产生税收、税收产生行政、行政再生产负税力，以形成国家经济的有机循环和税收再生产。，瓦格纳结合德国实际，从财政、国民经济、公正、赋税行政四方面⑩财政政策原则包含课税的充分性、课税的可能性；国民经济原则涵盖正确选择税源和正确选择税种；公正原则包含课税的一般性和课税的均等性；税务行政原则涵盖课税的明确性、课税的便利性和最小课税费用。出发提出四端九项税收原则。

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税收思想的批判拓宽了税收思想维度，对税收与经济发展、税收与公平、税收与国家职能的积极探索为现代财政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尽管推崇国家干预，但并不认为应在一切经济领域进行国家干预，也并未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其主张国家应在其职能范围下履行职责，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为促进经济发展，并着力避免国家干预对经济的消极影响，这一点对我国宏观调控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今天。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对税收公平的关注

边际分析⑪⑪ 边际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演绎的，使用了高度抽象的家庭与厂商模型，家庭与厂商被假定为试图使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引入使新古典学派将研究重点转向微观经济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精准性大大提高，但对资源分配问题的过度重视使新古典经济学脱离了斯密以来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传统，使主流经济学长时间忽视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学派秉承价格的双重决定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两者共同决定。，关注经济变量间的相关性，将经济行为抽象为复杂的动态模型，特别关注税收公平问题，新古典学派引领着税收思想和分析方法的新变革。

（一）新古典发展时期的税收效用分析

杰文斯和埃奇沃斯的经济思想都深受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②边沁将“功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术语设定为社会的目标，尽管边沁设定的这些目标所发挥作用的影响最主要是在法律方面，但却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杰文斯以计算快乐与痛苦为起点展开经济学研究，将经济学思想与心理学建立联系；埃奇沃斯在边沁和杰文斯的基础上提出将税收带来的负效用降至最小的观点，即税收应该使牺牲最小，这一理论是功利主义的直接产物，但若将效用的边际递减考虑在内，则在收入上升时，效用曲线下降的速度更快，特别是在高收入阶段，故实践中确定最小牺牲下的税率是极其困难的。杰文斯和埃奇沃斯对税收思想的探索更多的是伦理和哲学层面，是功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税收思想的延伸，其现实意义并不突出。

（二）新古典集大成时期的税收转嫁与归宿分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早年的宗教信仰引发他对穷人的深切关心，也使他将消除贫困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比，其税收思想一方面继承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念，反对过度征税，另一方面也积极探索税收公平，对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既继承古典学派的演绎法，又将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融入其中，新的分析方法使新古典经济学积极探索征税成本、税收转嫁、归宿分析等问题，税收的微观分析框架得以确立，带来对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新认知。

一方面，马歇尔以消费者剩余为工具，分析政府征税的成本及其社会福利效果，分析结果表明，对某些收益递减行业征税，并用集中的收入补贴收益递增行业，可能会从中获益③减税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正是源于这一税收思想。；论证自由放任的市场并不总是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政府进行微观干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④经济学家庇古正是基于这些开创性思想拓展形成其福利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开创了税收转嫁与归宿问题的局部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提出税收超额负担⑤税收超额负担是指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以外遭受的其他经济损失。的概念。马歇尔认识到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干预作用，征税彻底改变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报酬关系，进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也割裂生产者成本和消费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资源利用的低效。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马歇尔特别关注税收公平问题，既肯定市场机制在改善收入分配中的积极作用，也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在收入分配上的失灵，主张对富人的财产和个人收入征收累进税以缓和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矛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此外，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概念，他敏锐地注意到教育可产生外部经济，认为政府应增加教育领域投资，之后外部经济演变为外部性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作为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马歇尔，其税收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令人唏嘘的是微观分析的极大进展是以现实的缺失为代价，这一点在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后得到弥补。

（三）福利经济学与税收公平

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进步，故经济科学是实际的①庇古提出经济学家努力进行的复杂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贫穷、痛苦和污秽，一些富有家庭的能招致损害的奢侈，笼罩在许多贫困家庭头上的可怕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容忽视的罪恶。，而不是纯理性的，但也不仅仅是描述性的②A.C.庇古：《福利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一战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促使经济学家反思效率之外的公平问题，庇古开创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为目标制定经济政策，其税收思想也在福利经济学框架下展开。庇古认为“利己心的自由发挥”并不会自动使国家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得到很好分配，进而增进社会总福利，垄断和外部性的存在、制度设计的不完美决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政府有必要矫正资源配置，改善收入分配，以增进社会总福利，这是对市场机制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反思；同时庇古对政府职能的认识也超越古典经济学。在矫正资源配置方面，若边际私人成本超过边际社会成本，则给予补贴，若边际社会成本超过边际私人成本，则对其征税（庇古税），使资源配置更符合社会利益；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庇古完善税收公平原则，提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准则，认为在富人向穷人自愿转移支付的基础上，还应通过征税实现转移，并对穷人购买物品进行补贴③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补贴的三种形式，第一种由税收提供，对绝大部分由穷人购买的特定商品给予补贴；第二种也由税收提供，对限定范围的穷人实际享用的整个消费的一部分给予补贴；第三部分由当局干预价格，使得特殊商品的富人购买者必须负担卖给穷人购买者商品价格的一部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框架下成功将公平因素纳入税制体系设计，这是对古典经济学税收思想的创造性突破。

（四）旧制度学派的批判：推动社会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演进使美国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增，并引发剧烈的制度变迁，旧制度学派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革，是主流经济思想的反叛者，其经济理论虽未撼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其倡导并推动的改革实践却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旧制度学派批判新古典理论狭窄的、静态的、演绎的方法，它一方面继承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分析法，另一方面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分析思路，力图推翻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分析，构建更广视角下的演进的、动态的、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但这一构想最终失败。

旧制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托尔斯坦·凡勃伦、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及约翰·R·康芒斯都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市场本身有其缺陷和弊端，主张以政府干预修正市场。具体到税收思想领域，旧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广的涉猎范围决定了其非税收领域专家，对税收问题也缺乏系统研究，其税收思想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与主流税收思想存在差异但不乏闪光之处。康芒斯是其中翘楚，他受亨利·乔治影响颇深，这使他既是经济效率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公平的倡导者。康芒斯一方面从社会效用角度将纳税能力区分为支付能力和效劳能力，提倡税收应与支付能力成正比，与效劳能力成反比；另一方面主张对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实施所得税分类征收，即对勤劳所得适用优惠的差别税率，对非勤劳所得特别是土地租金适用累进税率，康芒斯的税收思想是穆勒税收原则的延伸，反映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对税收效应的广泛、深刻探索及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视。此外，康芒斯在其税收思想的指导下起草《格林斯塔法案》，积极推动土地领域的税收变革。

四、凯恩斯开启税收宏观调控时代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彻底颠覆斯密以来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标志着凯恩斯时代的到来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忽视得到逆转。凯恩斯经济思想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冲击是巨大的，一方面深刻影响之后的经济流派和经济思想，新古典综合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学派都在其基础上派生，其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沿用至今；另一方面国家干预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今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进行批判，但仍未撼动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凯恩斯时代的税收思想与宏观经济分析紧密结合，税收思想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决定力，直接影响美国等西方各国的税制改革。

（一）凯恩斯学派及其继承者的税收调节主张

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产生，面对大规模的失业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信奉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学派一筹莫展，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认为古典学派假设的均衡状态只是经济运行中的特殊情况，事实上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现代财政制度中的自动稳定器机制（主要为美国联邦税收制度中累进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长期繁荣；而减税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减税应成为扩大总需求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罗斯福采纳凯恩斯学派扩大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展罗斯福新政，新政既帮助美国渡过大萧条，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资本主义体系。凯恩斯的《通论》取得巨大轰动后，阿尔文·汉森、保罗·A·萨缪尔森等人在推广凯恩斯理论的同时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于二战后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的税收思想是凯恩斯学派税收思想的延伸和完善，是其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即在经济萧条时，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扩大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发展；在经济繁荣时期，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特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成为美国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政策的重要推动者，此次减税使美国彻底走出“艾森豪威尔停滞”，以减税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获成功。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的改革实践成功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并实现二战后西方世界几十年的繁荣，积累大量宏观调控经验。

（二）供给学派的减税：一个市场自由主义的回归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无法解决“滞胀”问题的经济背景下提出，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向供给不足转变的经济实践，供给学派秉承的哲学基础来自古典学派时期的萨伊定律①萨伊定律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体制将自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其政策理论与实践则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展开。供给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是“拉弗曲线”阐述的减税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是减税政策，减税既是供给学派的理论核心也是政策核心。供给学派认为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影响微观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一是边际税率的降低有助于个人增加劳动供给、企业增加劳动需求；二是边际税率的降低会激励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同时有助于个人和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进而实现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三是边际税率的降低可减少偷逃税款行为，抑制地下经济发展，扩大税基，进而增加政府税收①B Laffer.The Laffer Curve：Past，Present，and Future［M］.Publish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June 1，2004.。供给学派的哲学基础决定其对简化税制、放松政府监管的坚持，其减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典税收思想的回归。从需求侧减税理论到供给侧减税理论的变迁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也是减税传导机制的拓展与革新，更是宏观经济政策由关注总量到关注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至此，减税不止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有效工具，更与税制体系优化、改善社会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息息相关。供给学派是80年代里根供给管理改革的核心思想，特别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费尔德斯坦作为1981-1984年里根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期间，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成功刺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释放市场活力并以供给侧发力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为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奠定基础，至此税收思想与经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对税收效应的分析也由宏观到微观逐步深入。

（三）货币学派对税收政策的抛弃

货币学派的开创者弗里德曼曾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但之后弗里德曼敏锐地发现凯恩斯学派对货币供应、金融政策的忽视，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其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实现由凯恩斯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货币学派一方面坚持经济自由，肯定市场机制的核心地位，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一理念是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守夜人”政府理念的继承；另一方面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主张实行“单一法则”②单一法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的总量调控以控制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否定菲尔普斯曲线，该政策在里根执政初期成功控制通货膨胀并被英国、日本等国所接受。故货币学派基本放弃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在税收思想领域并无进展。

五、诺贝尔经济学奖内洽的税收主张

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是诺奖时代税收思想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是现代财政学的开创者，具有社会民主思想，继承了欧洲大陆思想家追求体系的学术传统，致力于理论体系构建，寻求对财政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法。而布坎南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创建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和交易经济学范式引入政治学，分析政治行为③詹姆斯·M·布坎南、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对国家本质的认知、对政府职能的定位直接影响其税收思想，马斯格雷夫认为国家是以个人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并且要反映这种共同利益的契约性组织，市场模式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倡通过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并将政府职能划分为配置职能、稳定职能和分配职能，这一政府职能定位沿用至今。布坎南反对仁慈政府假设①布坎南这一思想深受威克塞尔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一个类“利维坦”②利维坦指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霍布斯以此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物，对政府的不信任贯穿其研究始终，致力于设计和构建有效的对政治权力的宪法约束，反对自凯恩斯以来民主政体对财政审慎原则的抛弃，同时反对以公平分配为借口干预市场经济。

具体到税收思想，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的争议中心为“最优税率”。布坎南坚持普遍性原则，认为对所有的收入征收统一税率税或比例税，不允许任何人或集团享有免税、扣除额、欠税和免征额的待遇，同时以人均等额拨款的形式进行转移支付，布坎南认为政治争论关注的问题是通过财政结构实施的普遍化的转移支付水平，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潜在的受益者集团该不该受益或潜在纳税集团该不该纳税的问题，布坎南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消除特殊利益集团及政治关系对预算的影响，减少寻租行为。布坎南的税收思想一方面体现在公民普遍利益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另一方面体现布坎南对起点和规则的公平而非结果公平（即事实上的平等）的重视，但这一制度设计显然是理想化的，完全消除利益集团对预算的影响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所言，财政是政治，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系与政府体制的核心③刘心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9。，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预算安排与我国现阶段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历史性任务紧密联系，不可避免向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农村地区倾斜，绝对的普遍性原则必然脱离我国税制改革和预算管理现实。

马斯格雷夫认为，传统税收理论——从斯密开始，经过穆勒、埃奇沃斯、庇古直到最优税收理论，都局限在税收的背景下讨论平等的问题，并未充分考虑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布坎南对起点和规则公平的重视不同，马斯格雷夫更看重事实上的平等，其分配正义理念深受罗尔斯④罗尔斯认为，为了事实上的平等，形式的平等必须被打破，因为对事实上不同等的个人使用相同的标准必然会造成差距，如在工资政策上，罗尔斯主张按努力分配而不是按贡献分配。的影响。马斯格雷夫在分配过程中更关心低收入阶层，强调应该设置最低收入限度以防止贫困，通过累进性的税收将收入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是累进税率的坚定支持者。基于不同的经济理念和国家观，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形成不同的税收思想，但追根溯源二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是公平与正义的追寻者，是市场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政府与市场主体恪守制度与秩序的拥护者，是以更广维度、更多样化视角判辨税收的倡导者，其税收思想是内洽的。

六、小结与反思

税收思想已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道德哲学时期的税收萌芽，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对赋税的广泛探讨，到新古典时期对税收公平的关注，税收由哲学层面的原理性探索逐步演变为经济分析的重要一环，凯恩斯开启税收宏观调控时代后不同税收思想引领的税收政策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税收可实现宏观与微观、需求与供给两端调控的特性使其政策演变趋于复杂化、多样化。税收思想的演进反映了人类社会国家观、市场观与财政观发展、变迁的历程，也顺应着对公正、公平、效率等永恒性哲学命题持续探索的过程，沿着本文对西方经济思想中税收逻辑的梳理，至少可以得到以下有反思价值的结论。

（一）道德哲学时期对税收观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道德哲学时期的哲学家们对税收思想的探索扎根于深厚的哲学思想、深刻的历史研究及广泛的研究视角，税收萌芽是该时期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哲学家们对税收的研究超越物质层面的得失分析，关注税收本质，触及税收与国家起源、税收与经济、税收与政治、税收与公平等核心命题，极具前瞻性和启蒙意义，之后的经济流派、社会思潮对税收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些核心命题的基础上展开。道德哲学时期的税收萌芽对税收观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特别是赫勒敦的税收理念与现代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不谋而合，这一研究也被供给学派追溯为其减税思想的起源。

（二）当下减税实践在税收思想逻辑中大都可追溯

黑格尔曾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观点也适用于税收思想逻辑。当下减税实践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大都可在各流派的税收思想中得到追溯。我国现阶段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本轮减税的重点是扩需求和降成本①高培勇：《五问减税降费》，《新理财（政府理财）》，2018（12）。，需求侧的目标是扩需求，供给侧的目标是降成本，扩需求是经济稳增长的保证，降成本旨在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以减税实现扩需求、稳增长是凯恩斯经济学及新古典综合派税收调节主张的重要部分，即通过减税实现社会总需求扩大；以减税实现降成本和长期经济增长则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及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中找到根据，即减税将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有效降成本并激发社会供给活力，实现税基扩大和长期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当下的个人所得税减税一方面提高免征额，另一方面完善税收抵免和税收优惠并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这是对促进税收公平与正义的积极实践，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和穆勒，而个人所得税减税和企业增值税减税中体现的简化税制趋势则是供给学派税收思想的重要部分。不难发现，我国当下的减税实践并未拘泥于某一流派某一理论，既充分借鉴税收思想，又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是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是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

（三）税收宏观调控及诺奖时期税收主张对当下税收政策影响广泛

自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分析后，税收因其对有效需求的巨大影响成为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体系下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后的供给学派认识到减税对扩大供给的重要意义，可同时影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特性决定了税收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关于“最优税率”的辩论影响多国税制改革，各国在不同的政治取向、经济目标下或偏向累进税制或趋向比例税制，税收政策趋于复杂性、多样性。至此税收思想不再是高深的哲学命题，而内化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的内核，对税收政策的政策设计、调控目标、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而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以减税为主要政策载体成为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伟大的变革力量，税收思想也更具活力。以美国二战后减税实践为例，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是新古典综合派税收思想的实践，供给学派减税思想则深刻参与美国80年代经济、社会改革，当下的特朗普减税则深受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影响。

（四）税收思想通常带有鲜明的立场

纵观2000多年的税收思想演进，可知其通常带有鲜明的立场。各流派对经济、社会的不同认识及其迥异的价值取向决定其不同的哲学思想，并基于其哲学思想秉持不同的国家观、市场观，进而衍生出对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多样性思考。而对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立场决定其对政府职能的不同定位，各流派的税收思想就在这一连串的思考中诞生，暗含对国家干预、政府职能、国家本质等本源性问题的鲜明立场，故脱离历史背景，在经济学或财政学范畴内孤立地研究税收思想是不可取的，对税收思想的理解应在更广视角、更多维度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