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讨会会议纪要

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6年5月27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丛书发布会暨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讨会在北京裕龙国际大酒店隆重召开。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华社、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档案局、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政府采购》杂志社，以及会议主办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长江出版集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及新浪网、搜狐网、澎湃新闻等主要网络媒体的记者到会采访。会议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朝才主持。

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首先致辞。他代表财科院对根据地财经史料丛书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介绍了这套丛书初版及再版重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刘尚希院长介绍说，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在各地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坚实基础的过程中，根据地财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根据地普遍位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但财政工作却做得很好，反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们统治着全国广大的富裕区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却沦落统治破产的地步，其中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根据地财政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新中国财政就是在根据地财政的发展上孕育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部高度重视根据地财政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当时的财政部领导同志和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担任要职的林伯渠、邓子恢同志，也共同商量由财政部来完成这项历史任务。1956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财政部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便由财科所承担下来。根据地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建设时期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中，大量史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且散落各方，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的难度相当大，其间还经历了政治运动、财科所停办等历史事件，但财科所的同志们以对根据地的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坚毅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坚持了下来。财科所恢复之后，立即组织大量人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这项工作到1996年基本完成，前后历时长达40年。

据初步统计，历年来先后出版了根据地史料37种，共4200多万字，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根据地财政史18种、560多万字。这项非常浩大并非常伟大的工程始终得到财政部党组的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也得到各地财政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档案部门的大力协助，还有不少当年根据地的群众以及参加过根据地财政工作的老同志的无私奉献。这套史料丛书的完成，是中国财政工作的一件大事，不仅有利于保存和研究根据地财政史料，纪念根据地财政的丰功伟绩，更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根据地财政治理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功在千秋。

***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套根据地财政史料丛书，全面反映了根据地财政的建设成就，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财治国的经验教训，是学习党史、国史，推进党的财政事业的好教材。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年这套史料有的只印了几百册，还有一部分是内部发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全，无法满足社会上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的需要。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此为契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协商合作，先行推动了再版重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以下简称《史料摘编》）丛书的工作。经多方努力，在长江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这套共9编、429万字，全景式记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的丛书于近期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的初版刊印于1981年6月。1978年，在财政部党组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的同志，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史料进行了全面搜集。历时两年，共搜集5000多万字的文献档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429万字的史料摘编，从陕甘宁边区的基本概况、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等九个方面，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全貌。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不仅在人、财、物力方面有力地支持了战争和建设，还在财经原则、财经制度、税收制度、财经法治、国有企业管理、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财政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套丛书因此成为研究根据地财政史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书中的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布，并且此后也不见于其他史料集，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史料从财经角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胜利的艰苦历程，也为改革开放后的根据地财经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顺利完成长征会师陕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基地和指挥中心，中国革命的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这个时候正式出版发行这套丛书意义非常重大，其目的不仅是纪念，更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根据地时期财政工作的优良传统。

刘尚希院长指出，这些丰富的史料从财政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必然性。这部史料丛书的全部内容深刻蕴含了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要做好财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我们的财政之所以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都取得辉煌成就，原因就在于始终是以党的财政政策统领全部财政工作，不断适应党在不同时期对财政的要求，自觉地把党的方针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以此来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总书记有一系列针对治国理政问题的重要讲话，而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史料摘编》这套丛书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理财治国的智慧，也记载了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谱写的理财原理。在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党已经认识到统一财经的重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实现了财政工作的统一，认识到财政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

财政不仅仅是筹钱和花钱的问题，还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法治，各种利益关系就很难处理好。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税收法定，依法理财，其实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了依法理财的重要性，在苏区建立之初就颁布了一系列财政法规，在法律的规范下运行财政。

这套丛书深刻地包含了党的革命理想，就是始终要依靠人民群众办财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当时的革命战争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的税负可以说是相当重的，但老百姓对此却十分支持，原因就在于党是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出发来领导根据地的财政建设，科学地处理了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不仅注意保障军事供给，还为民惜财，帮助根据地人民解决生活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创办了各种教育、卫生福利事业，从而赢得了各阶层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党领导下的财政能做得这么出色，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如今面对经济新常态，各级财政收支的缺口很大，但困难程度远远无法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此时研究根据地的各项财政治理举措，对于我们合理地制定财政政策、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

刘尚希院长指出，这套丛书还向大家展示了根据地财政工作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实事求是、恪尽职守、公私分明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党的财政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我们要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财政改革是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先行军，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任重道远。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财政，如何牵引各个方面的改革，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根据地财政是中国财政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实践，当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我们相信，从历史中可以找到灵感，找到启示，来开启我们的智慧，从而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真正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作用。因此，这套丛书不仅是历史的呈现，其中更蕴藏着许多智慧与启示，这正是它在当今公开出版的意义所在。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委会主任徐德欢在致辞中表示，再版这套史料是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光荣使命，同时也寓意着对今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60周年院庆的祝贺。他表示，这套丛书内容积极生动，系统种类齐全，从财经角度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如何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徐德欢主任认为，这套史料丛书全面反映了根据地财政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尤其是财经建设时期形成的一些理论和原则，比如说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财经、依法理财、公私兼顾、统筹兼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精兵简政、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些理财原则在今天都有很强的生命力。这套丛书是我们学习党史、国史，研究如何推进党的财经事业发展的最好教材，也是当前学习“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的最好读本之一。

二

在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讨环节，大家对本次《史料摘编》的公开出版感到振奋和喜悦，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就自己对这套史料的评价以及在根据地财经史研究方面的体会充分交换了意见。

（一）编辑出版根据地财经史料有助于推进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表示，当前如此大规模地出版财经史料文献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套史料的价值非常大，是深入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侧重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等课题，对于政权建设中财政金融发挥的作用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

与苏联“十月革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过程有所不同，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根据地等各个时期的发展，那时候就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政权。在这种政权的建设过程中，财政金融发挥的支持作用非常重要，这从物质保障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史料摘编》是从将近5000万字的资料中选取的400多万字，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说，更希望能把全部5000万字的资料出版，这将成为深入研究党史的坚实基础。同时，希望有关学者能加强对根据地军事财政的研究，搞清楚财政对军事工业、军事后勤方面的支持，以此推动党史研究领域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介绍说，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不是很多，高质量的成果也比较缺乏。实际上，各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对根据地建设领域的研究还应当更深入、更广泛，但目前对于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背后的财政支持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史料摘编》的公开出版对于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帮助，因为陕甘宁边区在当时的各个根据地中发挥着示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丛书中不仅涉及到财经史，还包括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日常生活，包括农村改革的史料，这使得这套丛书有了更全面的参考价值。

《中国政府采购》杂志社社长王晓光认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中共党史的质疑甚至是攻击性言论。要反击这些言论，最好的办法是以事实为根据加以驳斥，这套根据地史料就是有力的武器。2014年年底，他找到刘尚希院长洽谈此事，得到刘院长的大力支持，后又与出版社领导取得联系，很顺利地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后，在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相继解决了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版权、审批等问题，赶在今年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将这套丛书公开出版，以此来告慰革命英烈和老一辈学者，并为新一代研究者提供可资深入发掘的素材，以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李学通在发言中介绍了自己与这套史料的渊源。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历史系积极参与了史料的编辑工作，整理出版的晋察冀根据地财经史料于80年代中期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这套史料丛书的出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繁荣的表现之一，是80年代学术繁荣的一个点、一个代表，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辉煌点，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卞修跃谈到，上世纪90年代该所编写抗日战争资料集的时候，曾使用过这套根据地档案资料汇编中的资料，在近期学界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的文章中，这套资料同样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从中挖掘出很多新的价值，获得很多新的解释。

他认为，之所以30多年前出版的这套资料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非常全面，不但有财经方面的内容，还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与边区之外的反动势力开展财政经济斗争方面的基本史料。政权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经济，其中包含生产、财政、金融、分配、流通、贸易等等，同时，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经济生活，使财政金融和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运转，也是一个政权体系的基本职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包括《史料摘编》在内的这一整套各根据地财经档案资料介绍了当年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经济管理状况、制度体系构成及边区政权运作的情况，从财经这样一个非常实在的方面揭示了红色政权发展壮大并最终在全国取得全面胜利的艰辛的、悲壮的、光辉的历程。

他深有感触地表示，作为研究人员，无论编辑刊物还是做专题研究，都要以资料为前提，以资料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整理乃至公开出版学术资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如今组织再版重印并公开发行这一整套史料，对学界来说是非常大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地推进根据地历史的研究。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军事百科专业研究室副主任苑洪山表示，虽然这套丛书的主题是财政，但其具体内容已经超出财政范畴，很多涉及到军事财务、后勤保障的问题，这对于研究军事历史的人来说非常有价值。

与现在相比，上世纪80年代搜集整理资料的硬件条件相当简陋，当时的前辈们通过卡片摘抄、铅字打印等手段编出这样一套鸿篇巨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今天就看不到这样一套丛书，为此，他要对参与这套资料丛书编纂的老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从过去到现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这套资料丛书的出版和再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让这样大规模的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与公众见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史料，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出版社方面能够出版这样一套销量可能不大的史料，非常有奉献意识，也应当得到大家的致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赵云旗表示，这套包括几十种根据地史料在内的大型丛书的再版将提高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讲，以往根据地财政史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水平相对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资料的限制，研究者能够公开获得的根据地史料很少，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未来几年内这一整套丛书陆续公开出版，可以从史料的角度推动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从研究深度上讲，这套史料有助于中外研究者加深对根据地的全面认识。以往的研究者对根据地政治、军事以外的情况了解很少。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抗日根据地简单地作为战争的据点来看待，而是作为红色政权来建设，实施了方方面面的政策，包括统战和社会政策等等，这是革命根据地能取得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套史料的重印，有助于研究者加深这方面的认识，从而对根据地开展全面的研究。

（二）有助于推进中共政权合法性的研究和宣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历史研究和出版属于冷门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推动《史料摘编》的再版重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担这样一个出版项目，都是使命感的体现。如今公开出版这套史料非常及时，它形象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为什么”“为了谁”等根本问题，说清了根据地财政是为谁服务，政治方向指向何处等问题，从而可以有力地解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陕甘宁根据地时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人们可以通过这套史料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抗战，并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的，也可以看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生产，支援革命建设的。

潘维教授希望，学术界能借助这套史料推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以此来记录延安道路，弘扬延安精神。他认为，延安精神主要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内容。其中，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科学的理财观念密不可分。研究延安精神是为了坚持延安精神，这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永葆青春、不变色、不变质的有力保障。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巡视员王双梅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经济是人心的基础，这套丛书对于继续研究根据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她介绍了自己研究习仲勋同志在1952年9月一篇工作会议讲话的体会。这篇讲话主要讲的是西北地区绿化的经验，其中很多是源于陕甘宁根据地建设时期。在陕甘宁根据地时期，为了扩大粮食生产砍了很多树木，从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以此为基础，习仲勋同志在建国后主持西北地区军政工作的时候，对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工作非常重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9个根据地成长起来一大批像习仲勋同志这样的治理国家的好手，他们善于从实践中调查研究，制定出适应老百姓需要的方针政策，因此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史料摘编》丛书对于更好地研究这一时期的财经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一直在从事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对这一整套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深知再版重印史料过程中整理素材、处理版权等问题的难度，由此对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长江传媒出版集团协作实现《史料摘编》的公开出版更感钦佩和欣慰。他希望能以此为样板，重新出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单位整理出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根据地资料，这将大大缓解目前党史研究面临的资料短缺的问题。

他认为，财政史研究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短板，而财政是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取得成功的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还需要各方力量更多地投入人、财、物力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说清根据地政权的财政状况，以及由此引申出人民群众在赋税负担比较沉重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愿意支持根据地政权等问题。说清这些问题，就能全方位地解释清楚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财政问题除了收支之外，还涉及到政治、宣传以及民众获得感等多角度，有了这套史料，就可以更好地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激励一批研究者来做这样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说，本次《史料摘编》的公开出版堪称功德无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二处处长王继凯认为，这套《史料摘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版，还是如今时隔35年后的再版重印，都让大家感觉非常震撼，原因就在于历史资料永远会发挥它的历史作用，所以说这是一项千秋功绩，永远有其历史价值。同时，这套书还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史学研究者的经济学功底相对薄弱，以往对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为此，下一步有必要抓好研究人员的队伍建设，以此带动经济史研究，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党的发展过程，研究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如何在指挥革命战争的同时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党是如何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的。在开展这些研究的过程中，这套丛书以及接下来相继推出的其他相关资料，都有助于进一步从理论和事实角度说明一些东西。这在当今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现在的党群关系建设中，历史与现实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历史研究可以直接为现实服务，达到以史资政的目的，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来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许建国介绍说，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第一版《史料摘编》在他以往的党史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套资料的内容真正体现出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财经政策逐步实施、逐步完善、逐步发展的过程，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一种具体表现，从中真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走向胜利的原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对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面向党政军干部群体，以及包括来自港澳台人士在内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教学培训时有很大的帮助。

（三）以史为鉴推动新时期的财经建设

陕西省财政厅研究所所长武永义认为，这套丛书的再版重印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领衔的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这套书的价值在于，从中可以看到在当年那样受到敌人包围的特殊的情况下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根据地政权之所以能够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设，还离不开财经战线的努力。根据地财经建设取得的成果解释了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丛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翔实。同时，延安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其中也包括财经政策经验的理论化，来自实践的总结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财经思想，保障了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个过程也再次反映了财政的基础性支柱作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赵云旗提出，研究清楚史实只是历史研究要达到的第一步，更进一步的是要为现实服务，具体到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研究，应当为现实的财政改革服务。历史中有很多经验和宝贵精神需要在今天继续发扬光大，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验，处理好经济与财政之间关系的经验等等，这些在今天依然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这些精神和思想中汲取经验，为当今的财政改革服务。

（四）进一步加强根据地财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表示，史料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他曾阅读过1964年南京军区编印的多达80多卷的一套史料，最深的感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时期的艰辛奋斗感到发自内心的敬佩。在当年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新四军在华中地区面对各方势力要生存和发展非常不容易，表现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令人敬佩。由此他呼吁有关部门根据时代的要求改革档案管理办法，让更多的研究者更容易地接触到党史档案。通过他们的研究，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了解其赢得民心的原因。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正林长期研究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以1981年初版的《史料摘编》为基础发表了十几万字的研究成果，对这套史料非常有感情，对其再版重印感到非常兴奋。他表示，无论当年编辑还是如今再版，都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对革命根据地和抗战根据地经济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套书对于推动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公开出版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艰苦奋斗历程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同样希望能够在这套摘编丛书的基础上，出版内容更加全面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这对于根据地研究和党史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介绍说，在纪念馆去年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中，展出了一些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等边区印发的票证，其中体现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烈属实行的优抚政策的内容。参观展览的中央军委领导表示，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党对军烈属的优抚政策也是赢得人民拥护的重要原因。《史料摘编》中有很大一块内容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烈属、伤残军人制定的优抚政策，这从史料的角度说明了党的力量为什么能在抗战时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后来建立新中国。这套史料对于学界开展抗战史研究，特别是抗日根据地政权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史料搜集和出版过程中，适当加强根据地财政支持军工发展的研究，以弥补相应的空缺。

闫晓茗整理

（责任编辑：董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