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电视剧“真实性”思辨

衣凤翱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市 200040

基于当下电影与电视剧受众特质方面的差异，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呈现了电视剧繁荣而电影衰微的态势。回顾电视剧创作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飞天奖”近年获奖剧目，第30届9部优秀现实题材类电视剧中有《马向阳下乡记》（2014）、《平凡的世界》（2015）两部（约占22%）为农村题材，第29届13部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有《永远的忠诚》（2011）、《我的土地我的家》（2012）两部（约占15%）为农村题材，第28届11部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没有农村题材，第27届9部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有《喜耕田的故事》（2007）一部（约占11%）为农村题材，第26届8部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有《插树岭》（2006）一部（约占13%）为农村题材。在中国社会转型、经济改革与文化启蒙的“滚滚红尘”之中，这些作品对于真实农村以及真切农民的表现可谓顺势而为、直面现实、真诚袒露。

2010年4月11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系列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该剧主创人员与电视学者关于《乡村爱情故事》“真实性”之争激起了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深潭”的“碧波涟漪”。于此，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浮于想象和粗放表达而未描写矛盾交织的真实农村现实的创作症结日渐浮出水面，引发了有关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真实性”探讨的“蝴蝶效应”。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普遍存在以下现象：一是创作对象表面化；二是创作观念滞后性；三是，创作风格单一倾向。究其原因，首先，创作者缺乏长期的沉淀与积累；其次，创作观念陈旧并无意与时俱进；再次，艺术整体的创作心态浮躁。因此，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真实”发现，一是，需要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二是，需要对作品现代感的开掘；三是，需要对作品风格的拓展。

一、“真实”需要基于生活的史诗表达

艺术真实可谓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通常可将其理解为对生活真实具体描写和深刻发掘之后，对于社会规律的普遍揭示与历史真谛的有力昭示。创作者只有将艺术的想象无限贴近于农村生活现实，并能动把握农村生活本质，以契合特定时代背景下观众审美为底线，才能使其在作品中直观自身。“贴肉”又“贴心”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应发现时代脉搏与观众心弦之间的共振频率，要将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地气”演变为作品的“底气”，彰显出作品的真实性质感。只有当作品主观和客观、普遍概况与具象可感、理想同现实无限趋近以致契合统一时，其“真实性”的艺术品格才会得以彰显。

目前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非真实性”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与创作者艺术创造之源根植于真实的土壤深度相关，跟创作者艺术创造之维共振于真实的驱动频度相连，和创作者艺术创造之境夯筑于真实的基底适度相系。同时，构筑创作者生命历程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于其艺术创造力的养成起到了先天命定作用。创作者的出身不仅奠定着其文化修养提升的基础，更相伴于其个性素养的养成与升华，并孕育着创作者自身的艺术禀赋气质。创作者的乡土出身有利于触发其农村题材的创作激情，有利于触动其农民语言的驾驭敏感，更有利于触及其农村社会的剖析锐度，这会直接影响作品真实性特质的彰显。乡土出身的创作者也需适时复归乡村，及时捕捉农村社会的新图景，动态描绘农民生活的新面貌。现实农村生活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真实性”的源泉，作品真实性的强弱有赖于创作者对真实生活亲近度的大小。创作者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使其在创作过程中信可手拈来，创作者对创作对象的高熟悉度将使观众同化并顺应于作品所构建的“真实”，进而唤醒观众的往事印记与情感记忆，趋近其期待心理以及激荡其心灵共鸣并引发其文化体认。文学为人学，广阔的农村大地生活着真切的乡民典型，他们是农村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农村题材电视剧“真实性”也与创作者跟现实环境下鲜活的人的密切度相关。社会生活的储备是创作的首步，生活经验的累积可以激发创作动机或丰润作品的生活质感，所以，真实感强烈的作品都是创作者全身心体验生活而孕育的。

农村题材电视剧只有具备了真实这一必要的艺术品格，才能在艺术广度、深度与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彰显自身的价值。然而，目前农村题材电视剧流于轻喜剧创作范式而缺乏对现实农村社会变革与农民生活变迁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展现，才使其呈现出“非真实性”的问题。生活因多样性而富于生命力，不论是整个艺术范畴，还是具体至农村题材电视剧作品，其题材、人物、风格、样式只有具有多样性才能真实地呈现创作对象的多彩性，也才能实现艺术表达的真实性。诚然，在农村题材作品艺术真实的多样性表达上，需要在契合时代演进规律下将创作对象的主导特质以及深度本质与其辩证熔融。但是，轻喜剧往往难以凸显人物生命历程背后所寄寓的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变迁，无法揭示整个农村社会的历史演进，更不能展示中国社会整体的变革轨迹。与此对应，史诗性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通常可以对特定时代下农村风貌和农民生活整体真实进行全面反映，能以自身的整体真实照见鲜明时代背景下整个中国社会的恢弘图景。

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史诗化表达是契合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艺术形式的“新发现”。史诗性作品具有宽广铺陈的恢宏叙述，它在重大历史背景与宏大结构建构下将大量性格化典型人物置于复杂的关系之中，以具有时代高度的笔触书写生活与人的故事，在世道沧桑的感慨中谱写历史人生，揭示国民心理与宣示民族精神。史诗性作品赋有纵深剖析的历史视角。它将人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旋涡之中，以个体命运的书写挥就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长卷，由此，作品中的人物通常被赋予了与时代主题相契合的历史使命，并揭示历史所具有的普遍规律。史诗性作品通向民族史的深邃意境，它往往以较大跨度的故事时间，在匀速叙述的过程中展示时空流动变化之下典型人物生命的悲欢离合，折射群体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隐射民族发展历程的澎湃壮阔。史诗性作品秉持深切叩问的文化思辨。它在纵横捭阖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总能让我们体察到在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文化在“生活方式、集体记忆、国民人格”［1］等层级的养成历程。其间彰显着民族文化的生命轨迹，蕴涵着民族文化的美学意蕴，更表征着民族文化的历史判断。

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应该恰当处理史诗性的整体真实与直观性的局部真实之间的关系，使得作品中既有对光明和美好的赞美与颂扬，又有对黑暗和邪恶的暴露与鞭笞；科学地把控整体真实在作品中的统揽性作用，局部真实应在整体真实中辩证地表现；无论是以整体真实彰显作品的史诗性宏观开掘，还是用局部真实表征作品的断面式微观呈现，它们都应是对农民生存境遇的关照，对农村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诠释。

二、“真实”出自缘于时世的观念更新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时代在前行，社会在演进，这必将驱动着创作观念的与时俱进，这是创作观念本质属性的要求，更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定律。创作观念影响并牵动着作品的风格和范式，而风格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质又对创作观念的适时调整提出了一定要求。风格、流派与潮流分别寓于艺术创作个体、群体和社会中得以表征，它们相互传力，历史地影响着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并交融互动推动着艺术的繁荣发展。创作观念有赖于创作者经验的深刻化、个性化和诗意化程度，创作者经验的亲历度、累积度和历时度决定着体验的基础牢靠度。创作观念秉持着极强的主观性并富有强烈的时代性特质，观念的践行需相向于时代的潮流，观念的更新发展应顺势于社会的变革以及民族的变迁。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创作是什么”解答的迥异昭示着创作观念的嬗变性与丰富性，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观念需适时更新、与时俱进。

目前，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风格呈现出轻喜剧风行的趋向，第26届至第30届“飞天奖”获奖的约6部农村题材作品中，其中有3部（1／2）是轻喜剧。这自然与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惯性相关，同全媒体网络传播特质的契合相连，更和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过程相关。轻喜剧风格通常在假恶丑平滑过渡至真善美的大团圆式叙事模式之下，以善意讽喻为主要技巧，以期在轻松和明朗的格调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艺术的心灵疗救功能，进而实现其寓教于乐的社会价值。轻喜剧风格属于古典主义格式范畴，它主张创作者在理性思维的掌控之下，以娴熟的技艺实现对人类共性的合并与提纯，并在合乎范式的类型作品之中实现其对现实世界的创造性模仿，进而实现其寓教于乐的创作宗旨。

作品对真实的发现是观众寄此体认生命存在真实感的依归，是确认人生信念的基础，是辨认人类行动的基点。当农村题材电视剧不能由此及彼使观众以农村空间下的众生相生发出对人生实在感的自我确认，不能从个性到共性让观众在农村生活况味中体察到生命自省与信仰自证的契合，不能以状态预示趋势为观众提供山乡变革之中人类生存轨迹的自查以及自我行动的指引时，其“非真实性”问题便不辩自明。一切电视剧最终必将在观众“终点”实现其艺术与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而特定历史下观众的接受心理是具有时代性特征的。观众对作品风格的审美期待呼唤着创作观念的调适，以便观众认同作品的“真实”进而对话作品并与其产生共鸣。“风格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修辞表达”［3］，时代呼吁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健康与平衡成长的剧作生态的基本特质。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观念应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激变的大环境下，紧贴农村大地，紧拥乡村大众，紧闻乡亲大事，跳出背离时代需求的观念窠臼以创作出与当下农村、农民相熨帖的“真实”风格作品。

包括农村生活在内，一切常人的生活总是琐屑而又无序的，真实地生活于其间人只需在时间的伴随下随机应对一件又一件的小事，精心面对一处又一处的细节，这便构成了生命的真实存在。谱写生命的文章似乎并非一篇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而恰似一篇形散而神聚的散文。当农村题材电视剧以毫不修饰的纪录化影像真实记录着近似原生态的山乡日常之时，农民的本色便自然显露，农村的底色便本原呈现，这看似毛糙的艺术质感确是潜藏着强大的艺术真实的张力，蕴含着艺术创造的现代感。

农村轻喜剧中常见的高大全的人物已完全不是此类作品人物塑造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近似自然主义小说中所强调的“真实人物”“真实环境”“真实生活”等创作理念。如此，使作品从形式上有了记录一个人群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思想变化与文化演变的可能，衍生成文化人类学的美学价值。而纪实美学又使作品对农村的“真实”表达进入了极致美学的范畴。极致化表达给予观众的是一种简约的现代美感和至纯的现代心境，它是对品质与本质的终极追求，体现着艺术本体价值的回归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抬升，凸显着明晰的现代感，并将助力于作品对民族史、社会史和精神史的思辨。

创作观念是人类藉由各种文化符号的创造活动而最终通向文化坦途的，而正是文化符号的创造确立、规范了“人性的圆周”。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观念只有饱含着对农民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浸润着对农民生存意义的哲理思辨，满含着对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探索，充盈着对农村未来发展的无限憧憬，才能在作品的时代文化意蕴发现中彰显“真实”。创作观念源自人的社会生活又能动改造着人类生活而表征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式，同时它秉持着审美性特质实现了作品的高级追求。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观念需根据观众心理的改变对农村与农民的表达做适时的调适，以期契合观众的心理时空并最终实现历史文化的提升。

三、“真实”呼唤出于良知的心态持正

创作心态是创作者的一种心理状态，它起于创作动机并包含创作冲动及其所有创作心理元素，它易受创作生态的影响并作用于创作而表征于作品之中。创作动机是创作心态的始点，是创作者艺术创造的原初心理，并受个体因素或社会因素的激发而表现为纯粹或功利、积极或消极等几种心理因素的混合样态。创作动机明显影响着创作者对作品形式、内容及风格的把控，使其得以对作品真实感发生作用。创作冲动是创作心态在创作过程中的持续状态，它是生发于无意识心理的一股驱动力，它或因情动于物而生，或因自觉寻觅而起，亦或于自身突然迸发。

在艺术创造过程中，创作心态通常赋予直觉、灵感、情感、想象、理解等心理要素以不同特质并表征于作品之中。想象是创作者在新的刺激下，凭依自身的审美养成，对人生阅历、生命体悟所做的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对于想象而言，新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它的酝酿还是它的诞生，均需要与合乎历史逻辑和事物规律的理性元素互渗互融。想象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创作者具备掌握现实及其形象的天赋与敏锐。而当创作者的艺术想象脱离生活以及超越逻辑，便会轻率地以单薄的模式批量化复制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作品，自然出现浪漫主义驾驭现实主义、胡思乱想左右合理想象、情理之外掩盖情理之中的情况，很容易使观众产生“瞎编”的感受。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依存和共融关系明确显现，全球化发展的综合特征增强。全球化是人类联系日渐密切之下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被逐渐淡化，并表现出经济贸易自由化、文化思想趋同化、文明价值冲突化等现象。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视剧创作需要在全球资本的强势趋同作用中维系文化的民族性基因，它要求在表达中华民族参与全球化进程时“求异”，以中国技艺、中国范式和中国意蕴谱写中国“这一个”。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时代之下，艺术创造与商品生产的界限正在被资本侵蚀，艺术创造的良知与担当正受到资本的侵染。匡正创作心态创作者需要在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上给予合理的取舍，需要在假恶丑与真善美之间寻觅适当的平衡，更需要在“娱乐至死”与文化自觉中做出明确的抉择。在国家文化产业振兴时代下，艺术的经济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资本促进艺术繁荣的作用也是不应被抹杀的，如此创作者需要协调终极艺术追求与现实经济利益间的权重，确认自身的身份，明确价值追求以及持正创作心态。

二十世纪中期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逐渐成为驱动人类社会前行的主引擎。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以及价值观念嬗变的重要驱动力，而在这一过程中所渐渐孕育的信息文化便成为润滑信息社会各个有机组成之间作用的机制，夯实着信息社会这一新兴社会形态。皈依真实即复归人本，“发现”真实即体认自我，对真实的“新发现”成为创作者与观众间的审美交集而触发其心灵的召唤与应答。后工业社会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几何级速度向前，网络技术的成熟尤其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正日趋改变着大众传播的生态，也为电视剧创作心态的持正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媒体传播对自由和多元的极致追求，催促着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创作必须适时分析观众需求、发掘生活真实、探索传媒特质和反思播映回馈，而这依赖于创作者心态的进取、创新。

艺术创造浸润着艺术家鲜明的个体特质，嵌刻着艺术家个性的生命印迹，所以，创造活动是排斥过度重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一方面与喜剧的雏形，即喜剧滥觞于“希腊农民在酒神祭祀仪式结束时进行的欢乐表演”［4］的农村基因渊源有关，更与它和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下艺术生态的契合度相联。喜剧取材的现实性、人物的普通化、语言的日常化、结构的松弛性等接近现实世界本原的特质恰与想象的现实性基础相互契合，喜剧对发现农村真实有其无可替代的适配性和创作的便利性。创新为包含电视剧在内的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品质，是农村电视剧创作跳出程式重复实现真实“新发现”的精神，农村题材电视剧需要更多批评性正剧。

正剧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而兼具两者优点并弥合两者不足，可以最大限度保持生活性状的完整，能够最大可能实现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真实发现的契合。正剧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因应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与教会控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天然地具有批判的特质，时移世易，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批判现实主义正剧以“社会问题剧”的姿态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揭露的舞台上。一个成熟和自信的社会敢于正视问题并勇于批判自身，批评性正剧契合了时代需求。翻天覆地的中国社会变革，呼唤批评性农村题材正剧以映射饱经沧桑的农民命运和纷繁复杂的农村生活，与此同时，也正是批评性农村题材正剧中千回百转的农民命运和世态纷杂的农村图景恰又表征着中国社会的沧海桑田。

［1］厉震林.艺术的自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19．

［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61．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400．

［4］孔见.悲剧·喜剧·正剧［J］.戏剧艺术，1978（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