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钟 苗,胡继飞,夏献平
(1.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303;2.深圳育才中学,广东深圳,518000)
随着我国各项劳动教育实施指导意见的陆续出台,各学校都在积极推进劳动教育,学校劳动教育的成效评价成为当前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劳动意愿和劳动素养是开展学校劳动教育评价的重要指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劳动意愿反映出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或实施某种特定行为。[1]调研发现,学校层面的劳动课程和校外定期劳动实践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劳动参与意愿,大学生的劳动意愿越高,实际劳动时长越长。[2]实际劳动时长是学生劳动习惯的体现指标,属于劳动素养的子维度。劳动素养是指学生在劳动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3]有学者构建了包含上述4种维度的中小学生劳动素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证实学校劳动教育与劳动素养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综上,学校劳动教育与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我国学校劳动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研究较多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实证研究较少。[5-7]二是从微观个体层面探讨劳动教育育人价值的内部影响机制较少。[8-9]
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与网络的快速普及加剧了现代人的静坐生活方式,体力活动不足已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10-11]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个体对健康和幸福的主观感知,主要基于生理—心理—社会层面,从身体机能、心理功能、独立能力、生存环境与社会关系等多维度反映个体健康状况的指标。[12-13]已有较多实证研究揭示“五育”中的体育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10-11]体育和劳动教育均属身体教育学范畴。[14]但是,劳动教育对青少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的研究较少。理论上,劳动意愿可能正向预测劳动素养达成,而劳动素养可能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积极相关。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广东省台山市6所初高中学校5916名学生的调查数据,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链式中介作用模型,探讨中学生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在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学校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与科学评价提供实证支持。
本研究于2022年1—2月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以广东省台山市县区域、学校规模以及区域学校分布3个因素,随机整群抽取台山市6所学校的初中一至三年级、高中一至三年级共6893名在校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5916份,有效率为85.83%,学生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学生的基本信息
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由统一培训过的班主任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首先,在调查开始前向所有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结果的应用等,然后发放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问卷,最后由现场工作人员对所有提交的问卷当场进行质量检查,确保无缺漏项后再回收问卷。本研究选取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KIDSCREEN-10、中学生劳动素养问卷、劳动意愿问卷及学校劳动教育问卷4个研究工具分别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劳动素养、劳动意愿与学校劳动教育开展调查。
1.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KIDSCREEN-10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内容涉及身体、心理健康、自主、父母同伴关系与学校表现5个方面,共10个条目,且每个条目应答为Likert 5级,即“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赋分1—5分,总分为50分,分数越高,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越高。[13]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84,在分析中得分按T=50+10Z转换,为连续变量。
2.劳动素养
依据国家发布的劳动教育实施意见指南[3]和相关文献[15]自行编制中学生劳动素养问卷,经专家咨询和初步预调查,最终的问卷包含劳动精神、劳动习惯与品质、劳动观念、劳动技能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共40个条目。每个条目应答为Likert 5级,即“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赋分1—5分,总分200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正交旋转抽取初始因子,共抽取出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92%。KMO值为0.98,Bartlett球形检验值达到0.000显著水平。问卷各级指标及条目因子载荷如表2所示(表2详见文后延伸出版二维码)。该问卷中劳动素养及各维度如劳动精神、劳动品质与习惯、劳动观念、劳动技能的Cronbach’s α分别0.97、0.95、0.94、0.92、0.86,均大于0.7,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劳动意愿
劳动意愿问卷共2个条目,旨在测量中学生提升劳动素养水平和参加劳动素养提升活动的意愿。每个条目应答为Likert5级,即“非常不愿意”—“非常愿意”,赋分1—5分,总分为10分,为连续变量。其中,Cronbach’s α为0.77,大于0.7,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学校劳动教育
学校劳动教育问卷共3个条目,旨在调查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的现状。其中,文理科渗透劳动素养教育涉及2个条目,每个条目应答为Likert 5级,即“从未”—“总是”,赋分1—5分,总分为10分;学校开展专题劳动素养教育活动1个条目(1否,2是)。3个条目总分为12分,为连续变量,Cronbach’s α为0.70,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法,所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 26.0以及PROCESS 3.0宏程序,并选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研究数据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减少该效应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匿名填写、部分条目反向计分等方式进行测量,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所有条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共有9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8.93%的方差变异,小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关于学校劳动教育,文理科课程“经常”或“总是”融入学校劳动教育的比例分别为61.76%和65.16%,开展劳动教育专题活动的比例为82.94%。关于劳动意愿,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提高自己劳动素养的学生比例分别为34.60%和47.97%,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参加劳动教育相关活动如专题讲座、主题演讲、劳动技能竞赛的学生比例分别为31.41%、41.04%。中学生具备劳动素养(得分大于总分的80%)人数为3986人,占比67.38%,各维度具备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是劳动精神54.29%、劳动习惯与品质65.01%、劳动技能69.17%、劳动观念74.48%。
将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得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表
使用宏程序PROCESS 3.0进行假设检验,对劳动意愿和劳动素养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链式中介作用模型
其中,性别、学段和家庭经济状况为控制变量,学校劳动教育为自变量,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为因变量,依次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学校劳动教育显著正向预测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劳动意愿显著正向预测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劳动素养显著正向预测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当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说明在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劳动意愿、劳动素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4 变量的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学校劳动教育→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7.02%,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2.98%,其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它们均达到显著水平。因此,劳动意愿和劳动素养在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由三条路径构成:路径1“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意愿→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效应值为0.03,占总效应的10.82%;路径2“学校劳动教育→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效应值为0.09,占总效应的30.40%;路径3“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效应值为0.06,占总效应的21.76%。
表5 劳动意愿与劳动素养的中介效应分析
第一,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具有直接影响。本研究发现,学校劳动教育能显著正向预测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直接效应占到总效应的37.02%,如学校通过课程渗透和开展校内外活动对学生的身心健康、自主、父母同伴关系和学校表现有直接的影响。以往研究多在理论思辨层面上探讨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例如,有研究强调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回溯到马克思身体思想观点,深刻理解劳动教育对身心健康的关切。[16]本研究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学校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说明在国家倡导加强劳动教育并颁布相关政策以后,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与活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育人价值初显。但描述性结果表明,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在教育形式上,专题劳动教育活动的开展要多于劳动教育在学科课程中的融入。建议学校劳动教育实践提质应加强主题活动和学科课程融合的系统构建,注重学校主体观念意识的培养和更新。只有深刻认识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意义,重视劳动教育,才能系统地设计与开展真正具有育人价值的劳动教育课程与活动。
第二,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在学校劳动教育中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响的中介效应成立。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占37.02%,总间接效应占62.98%。总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更大,说明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能通过劳动意愿、劳动素养的部分中介作用发挥良好效应。总间接效应由三条路径构成。
路径1“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意愿→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0.82%,表明劳动意愿具有单独的部分中介效应。从描述性结果可知,中学生劳动意愿较强,但间接效应值较低,提示劳动意愿为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前期影响因素。学校劳动教育可把激发学生劳动需要、兴趣和意愿作为实施起点,基于乐学教学策略,设计情境化的、符合年龄阶段的、充满趣味的劳动活动,做到劳中有乐,让劳动意愿无形内生。[17-18]
路径2“学校劳动教育→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0.40%,表明劳动素养具有单独的部分中介效应。从描述性结果可知,中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时间接效应值也较大,表明学校劳动教育主要通过劳动素养促进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劳动素养的评价指标既有隐性的劳动观念、劳动精神,也包括显性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能力。[19]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一般体现在人的活动中。[20]本研究设计的劳动素养问卷主要通过学生的日常活动或劳动表现外化不易测量的情感性目标内容,问卷良好的信效度证明劳动素养评价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定期动态评价劳动素养水平,以检验学校劳动教育开展成效,促进全面育人价值的充分体现。
路径3“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意愿→劳动素养→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1.76%,表明劳动意愿和劳动素养在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作用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学校可通过文理科课程渗透劳动素养教育和开展校内外活动促进个体的内生劳动意愿,提高劳动素养进而提升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
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既要考虑学校层面的观念、课程、活动、师资等因素[7],也要关注个体内部如学生意愿、素养和身心健康发展等影响因素。本研究主要从微观个体层面揭示学校劳动教育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劳动意愿和劳动素养的链式中介作用,提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应关注学生劳动意愿的增强,重视劳动素养动态评价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应突出个体化特征,基于不同学段、性别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来设计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强度,基于知识与能力的差异来规划主修和选修课程,基于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差异来设计劳动任务和要求,从而让学生乐于劳动、善于劳动,最终通过劳动实践达成劳动素养培育目标,促进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提升。[2]另一方面,学校劳动教育实施应定期监测学生的劳动素养表现。监测结果既作为教育成效的评价考核依据,又可为课程资源开发与优化、教学实施与改革提供方向,从而形成以素养为导向的学校劳动教育动态模式。[21]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构建劳动意愿、劳动素养链式中介模型,借助实证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学校劳动教育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为学校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和科学评价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本研究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有待完善的地方如下。其一,本研究涉及的学生仅来自某一个地区,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的地区范围。其二,本研究虽控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学段3种混淆因素,但仍可能有不可观测因素使计量结果产生偏差。其三,由于截面数据的相关属性,研究结果不能作因果推论,进一步研究需通过纵向研究设计对变量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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