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贺冬梅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永州,425000)
***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教育工作,教育主体要以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教育客体施加影响,使教育客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符合特定社会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是主观意识领域的改变。这一影响过程中,教师必须依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载体,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载体”一词作为科技词语,指的是某些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他物质的物质,常用于生物、化学、物理等领域。自1992年杨广慧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概念之后,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性质、特征、功能、类型、应用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新兴载体形式出现,学者们对新兴载体的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这些研究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研究,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践应用探索。本文尝试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
尽管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但30年过去了,大家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有一些共识,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为实现特定的教育目标而运用必须能够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连接教育主客体、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控制的特殊存在物。[2-4]当前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主要有活动形式论[2]、中介论[3]、物质形式论[5]、活动形式与物质实体论[6]、可控方式和外显形态论[4]。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与外延,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却没有挖掘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区别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要素的本质,因而“载体是什么”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还存在争议。
明确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质属性的研究不多,如贺才乐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客观性、辩证性[4],何海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特征是承载性、中介性、可控性、客观性[7]。这两种观点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把握,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然而,实践性、客观性、辩证性还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要素区分开来,其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质特征的一部分,而承载性和中介性又是载体的功能性特征。在近5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和本质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王升臻的“符号”本质说[8]、陈卓的“实体性”本质说[9]。两人尝试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性本质从普遍性特征中抽离出来,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要素的特征剥离开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以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但笔者认为二人的研究尚有理论缺陷需要补足。
王升臻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要借助符号来进行,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8]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要在主客体之间发生互动,这种教育互动属于人的精神实践活动,作为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载体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系统。[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是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为教育主体所运用,且能促进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有效互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符号形式”[8]。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的一个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符号确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在信息表达和传播中是一个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主客体之间传导必须借助符号系统,如语言。但“符号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对“符号是什么”的解释,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符号就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符号是在交际过程中能够传达思想感情的媒介物”[10]。符号的功能主要是表征人赋予符号的意义,符号所要表征和传达的信息是人赋予的,因此,符号必然具有多变性的特点。就如网络词“佛系青年”中“佛”之一字,现代人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赋予了这一词以新的意义——“关注自我、不争不抢、不问输赢等”,其实质是“逃避现实生活压力”,与传统的“佛”主要体现为“觉悟者”的意义不同。载体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承载信息而不是表征意义,其作为一事物的本质之一,应具备不变的、稳定的特质。以符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不管是从二者的功能区别来看,还是以多变性的事物定性另一事物的不变之本质来看,笔者认为欠妥当。
陈卓从“载体”一词的词源意义出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应符合载体的物质性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应把握载体的实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体。[9]由此可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必须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人的感官能够感知到的客观实在物,这样才可以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承载特定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体”[9]。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实体性的研究思路尝试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属性,试图从实体性角度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因素区别开来。笔者认为,陈卓教授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定义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人的感知系统不仅包括感觉系统,还包括知觉系统。人的感知系统可以通过感觉器官感知事物,知觉系统则可以觉察来自非感觉器官的信息。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不是自然存在的信息,是特定社会中的思想政治、道德法治等观念信息,从根本上说是人创造的、人赋予事物意义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载体不仅涉及人的物质创造物,而且涉及人的精神创造物,除人自身的自然器官外,还有人的非自然“感官”的参与。比如,学校制订的管理制度,不仅涉及文本的物质实体,如纸、电子载体等,而且蕴含着社会对师生思想、道德、法治等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管理制度应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这是属于人的精神创造物,不是人的自然感官能感知的。因此,仅以客观实在的实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忽视人的精神创造物这一类载体,是“实体性”本质说存在偏而不全的表现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类型的划分有多种方式,具体如下:在人个体身上的形式有语言载体和行动载体[4];按载体出现的历史阶段划分有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5];按载体功能显现状态划分有显载体和潜载体[6],等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具体形态主要有管理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大众传播载体,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网络载体成为传播载体中的新兴载体形式。[2]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类型的创新研究主要有陈卓运用“多重自然”理论生成的源初载体、介质载体、本原载体三类划分法[9],王升臻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生成的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两类划分法[8]。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与本质尚未达成共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与本质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有哪些载体、以什么标准进行何种分类还存在分歧,有些分类方式还存在有类目内容涵盖不够完整、从属关系不明确、类目内容交叉重叠等问题。
陈卓运用“多重自然”理论,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体性,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分为思维世界的源初载体和实践世界的介质载体、本原载体三种类型。[9]根据人在世界中的实践程度,世界可分为四种:人未参与其中没有被认识和实践的零度自然,人有认知实践的一度自然,人有改造实践的二度自然,作为人的思维产出世界的三度自然。[9]与之相应,零度自然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原载体是承载被人开展认知活动的一度自然世界事物的实体性载体,介质载体是承载经人改造的二度自然世界事物的实体性载体,源初载体是承载人思维意义世界的三度自然世界事物的实体性载体。
从人与世界的改造关系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行分类是一次创造性探索,对研究和运用多重自然中的各类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重要意义。作为思维产出世界事物载体的源初载体包括了空气等自然物质和以大脑为代表的人体器官。能够作为载体的口、眼、耳等人体器官,既可以属于能够承载三度自然中人思维产物信息的载体,又可以属于能够承载一度、二度自然事物信息的载体。空气等自然物质中又存在着如山、河、湖、海等能够作为认知对象的一度自然物信息的载体,是属于源初载体还是本原载体则无法做出明确界定。人的思维产物中还存在着思维产出物本身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事物,如人创造的各类管理制度,那是思维世界(三度自然)中的产物。这一产物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如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的道德要求,这类载体并没有在这一分类中体现出来。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分类理论还有待完善。
一是基于符号理论的载体二分法。王升臻从文化符号的理论角度出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一种符号系统。[8]从这一视角划分载体形态,载体可分为两类:从符号存在的形态角度分为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从载体功能实现的角度分为潜载体与显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功能,让教育者能够用以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这些功能载体可以是自然事物,也可以是人的物质或精神的创造物。因此,尽管笔者不认同将符号视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质的观点,但从符号存在的形态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行分类有较大的合理性。
二是基于载体运动形态的载体二分法。按运动形态,郧在廷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分为静态载体和动态载体两类,静态载体包括实物载体和传媒载体,动态载体包括管理载体、文化载体和活动载体。[11]这一分类方法给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类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在这一载体分类中,所划分的各种载体之间有重叠和混淆之处。例如,静态载体中的传媒载体包括了纸质印刷物与电子传媒产品,而纸质印刷物既可以是传媒载体也可以是实物载体。此外,传媒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的具体形式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文化载体中有变化着的文化活动,也有如红色革命纪念地等静态的文化载体。因此,笔者认为,简单地将实物载体与传媒载体、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并列且做静态与动态的分类并不恰当,各种载体间的区别和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形式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部分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活动载体、文化载体、管理载体、大众传播载体的理论成果开展,主要探讨了这些具体的载体形式的内涵、功能、特征、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等。在这一类型的研究中,实践层面的探讨较多,也有一部分理论探索,均能为实践中选择、应用和开发相关载体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当前,虽然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形式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辨析和厘清,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形式的内涵和概念界定仍存在分歧,内涵与外延不够明确。另外,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许多新兴事物的出现,学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形式进行概念和范畴的界定。
例如,在对文化载体内涵的界定方面,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能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能为教育者控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以联系和互动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物质实体和文化形式”[12]。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载体是教育者用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传递给教育对象的文化作品、文化活动等表现形式。[13]在对活动载体的概念界定方面,有学者认为,活动载体是为了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联结并发生互动,达到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目的,由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外开展的各种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信息的活动。[14]该学者还特别指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活动,要与广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和职业活动区别开来,是有阶段性的活动,联结着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在同一时间段的相互作用。[14]
此外,还有学者对新兴的载体形式做内涵界定的研究。例如,张宝君等人将微课、QQ、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微公益、慕课等具有“短、平、快”特点的“微文化”传播的载体形态界定为微载体。[15]朱媛媛将博客、微博、微信、贴吧、论坛、BBS、App、直播软件等传播者是普通大众的网络媒体平台视为自媒体载体进行研究。[16]另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承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能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17]在大数据能否视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数据技术虽然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应用和传统载体的创新转型提供条件,但由于大数据没有满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3个必要条件,因此,不应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18]也有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承载性、传导性、中介性和可控性等相关特征,能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应用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19]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体形式的分类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当前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的形势下,有学者将各类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视为与管理载体、网络载体、活动载体、文化载体并列的课堂教学载体,将其视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具体形式之一。[20]在载体具体形式的大类划分中,也有学者对各载体形式做了更细致的分类:一是根据活动方式分为校外文化载体和校园文化载体[13];二是根据网络媒介平台类型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媒体、问答社区类媒体四种形态[21]。
由于文化载体形式的概念界定尚不清晰,有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和文化载体的内涵、结构、作用、功能发挥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做了理论上的深度比较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有外在性、相对独立性,可控性弱,呈耗散结构,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特定场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自发的,“影响—浸润”式发挥作用,其影响是多重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有内生性、依附性,可控性强,呈“稳定型”结构,直接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自觉的,“选择—选择”式发挥作用,其影响多是积极的。[12]通过比较分析,文化载体与文化环境之间能有明确的区分。
当今时代是一个网络信息传播的方式不断革新变化、移动终端用户不断增长的时代,很多新兴的网络传播平台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平台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形式。对此,学者们对这些新兴载体的特征也进行了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政务微视频载体具有有趣、有料、有爱的特点,能促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入耳、入脑、入心。[21]大众既是传播受众又是内容生产者的自媒体载体,具有开放多元、实时交互、方便快捷的特点,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16]
在载体应用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很多,学者们普遍认为管理载体、文化载体、传媒载体、活动载体等载体形式的运用要跟上时代变化。有学者认为,用好管理载体,需要从教育工作队伍、校内外环境、管理平台、法治建设等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管理载体体系。[23]当前,网络载体的运用方面存在网络平台信息良莠不齐、教育主体网络信息素养不足、教育对象抗干扰能力较弱、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有学者认为,需要从优化网络载体内容[22]、完善网络载体运行机制、提升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素养、建设网络载体平台等方面着手实现网络载体的优化整合[23]。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尽管新兴载体形态很多,深受大众喜爱,但传统载体和现代载体各有优势,需要结合起来运用,实现优势互补。[24]有学者从系统论出发,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是多元化的,需要遵循整体性、层次性、环境关联性、动态性的融合原则,使各类载体得以扬长避短地融合运用,从而形成“系统合力”。[25]还有学者针对一些如校园院线[26]、研学旅游[27]、情感教育[28]等融合多种载体形态的应用开展了研究,对这些融合型的载体形态的优势、作用机制、运用方法进行了总结和阐述。此外,还有学者针对载体具体形式进行了研究。具体如下:针对一些活动载体具体形态的内涵、特征、功能、应用机制等方面从经验层面进行的研究,如志愿服务、仪式礼仪、“课前十分钟”、校园快闪、主题沙龙等[29-33];对我国革命时期文艺载体运用经验的研究[34];对一些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其他课程载体的研究;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相对集中在具体载体形式的应用研究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用好各种载体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当前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解答。
第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观点较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单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界定,就有活动形式论、中介论、要素论、可控方式与外显形态论、符号论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属性特征和归属分类更是多种多样。这些研究观点不同、视角各异,对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反映出这一研究领域尚有很多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什么样的事物可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这样的分歧需要对载体的本质属性做出准确的界定,方能避免。
第二,关于载体的具体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当前,各种传统的、新兴的具体载体形式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特征、分类等理论方面有很多的研究,但理论分歧和混乱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因此,需要在搞清楚根本的理论问题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另外,在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选择合适的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植入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以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教育客体间发生联结,将教育信息传导至教育客体内心,使其在认同的基础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整个过程中,载体选择的标准、信息植入与发生作用的机制,是教育实践中用好各类载体的重要基础,但目前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理论研究。
第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实际应用经验总结较多,理论纵深挖掘较少。综合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多数研究是从实践中的经验层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类型及其运用,研究的深度更多停留在对事实的认识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功能、类型、特征等深层次的理论认识和把握的探索相对较少。认识源于实践,理论也需要对经验进行总结。然而,理论的研究如果没有把握好载体的深层次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认识,是无法真正揭示其本质,无法把握其发展规律的,也无法真正选择和利用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还不利于开发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创新研究尚不够深入,未能很好地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例如,新载体与传统载体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运用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虽然当前众多新载体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新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得到很好的运用,但传统载体能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仍然需要与新载体结合起来,形成载体合力。新时代背景下,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将传统载体与新载体更好地整合起来运用,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需要深入的领域之一。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研究,未来可以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通过学科融合与交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本质研究,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用理论研究。二是加强各类载体的应用研究和经验总结,在实践中获得经验、检验认识、探索真理,探究载体的选择标准和作用机制。三是全面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创新载体运用机制,促进新载体与传统载体的融合,形成载体合力。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会有很多新变化,需要研究者、教育者用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完善载体理论建构,研究载体运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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