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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拙”事象中的诗性存在

时间:2024-07-06

付青蔓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聊城 252000)

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意象”“意境”等抒情传统,而对诗词的叙事研究则相较空白。但有学者注意到,诗歌中不仅有抒情成分,同时也存在记事的内容:诗人历事生存而有所兴咏,然后指事造形,用事类义,游于事境[1]。学术界因此掀起了诗学领域的“事象”“事境”研究,主张于情境关系研究中挖掘人物动态、彰显诗歌的叙事特性。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守拙”事象不同于“酌酒”“听萧”“咏怀”等个性化的具体动作,而是有着集体化审美观念的诗性存在。

“守拙”作为一种审美心理而在诗歌中被频频书写,如胡奎《七夕书怀》中“自笑白头甘守拙,错将工巧擅文章”对于诗文辞赋的审美;蒋士铨《杂诗·其一》中“混沌凿乃死,守拙精神全”对于心性生灵的审美;罗钦顺《守拙为丹阳贺环赋》中“饥餐高原粟,渴饮下泉水”对于生活体验的审美;杨圻《随锄雨行》中“众人皆巧我守拙,安知我拙巧在中”对于人生态度的审美……从底层个体生存之需要乃至高级人生之追求,“守拙”记录了中国古人尤其是诗人在困厄之时仍能摆脱物欲、探求自身的诗性情怀,其诗意性与单纯的个别事象相比更具民族气概和审美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赜。

一、“守拙”事象的内涵与发展流变

“守拙”事象在叙事诗中承担着重要的诗性角色,甚至由于其太过普泛而被忽略。据统计,就狭义的诗歌文本而言,自先秦以来的诗中含有美学意义的“守”字的诗歌约有30000首,以其为题的近6000首;“拙”字共出现了8181次,以其为题的有1138首,叙写“守拙”的诗句亦是高频出现。就广义的诗性文本而言,“拙”字在全部中华古籍文本中被使用了21380次,“守拙”作为一种审美概念共出现了309次。诗之变体的辞赋、诗学变体的艺理等文本中也大量存在着“守拙”事象。各种文体、各家学派、各类技艺之所以钟爱以“守拙”二字标榜,概因其内涵之丰。

从内涵来看,守拙作为经典的诗歌事象,其一方面指向主体清贫自守、躬耕陇亩的生活状态,同时又标示着一种洗尽铅华的身心修养活动,是文人士大夫对自己固守心性的表白。从发展演变来看,“守拙”作为一种生活事象、心理事象、精神事象,自东晋陶渊明始,而后在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的诗歌文本中均有出现。陶公有诗:“人事固以拙”(《咏贫士七首·其六》)、“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久在樊笼里”(同前),诗句中的“人事”“尘网”“樊笼”皆是“做官”的代名词。若以“做官”二字入诗,诗意不仅大打折扣,亦不符其孤傲清雅的品性,因此陶渊明以象征化的符号代之。同样,“守拙”最初也是他开创以代“辞官”之用。唐代是“守拙”事象的酝酿期,初唐骆宾王继陶渊明后首次使用“守拙”二字入诗,后钱起、韦应物等人也陆续使用,这时诗人使用守拙事象仅单纯表示辞官归隐,尚未成为审美活动;逮至宋朝,理学家认为实践主体之“心”能够承禀天地万物之“道”进而成其为人类之“性”,守拙事象也由浅显的政治行为转换为文人士子自我观照、存养心性的重要标识;明清诗人更显微阐幽,将“守拙”纵深到灵府中的生生意识和生命存养。自此“守拙”事象的三个层次形成了一个由“身”到“心”再到“身”的闭环,完成了古代文人作品底蕴、人品性情、生命体验的多维呈现。

二、“守拙”事象的诗性呈现

“守拙”事象在中国古代的诗性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守方圆之拙”,文人雅士经历官场的浮沉后选择归隐田园、守拙陋一隅,生活虽简单质朴却又自由充实;二是“守心性之拙”,守拙为文士提供了沉淀自省、修养身心的空间,使其天性之拙得以返璞归真;三是“守生命之拙”,拙是复归生命本明的一种方式,守拙因此成为一种高妙的生存之思。概而言之,“守拙”渐渐脱离甚至背弃了粗笨的本意,从外在的生活层面内化到精神层面[2],并进一步上升到对人类生命意蕴的探微,呈现了纯然超脱的美学意义和诗性特征。但需注意的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孤立机械的,而是共时交叉的,即“守拙者”可能是同时具有以上三个阶段特征的结合体。

(一)守方圆之拙,质朴却充实

守方圆之拙,实际上就是守住一种自然充实的生活方式。陶渊明自守拙后,便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躬耕田园、自食其力,即使所居住的只是简陋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生活却使他庆幸自己能够“复得返自然”。梁兰《西畦自适》诗云:“守拙一圃间,衡从五亩馀。”诗人所居住的不过五亩一圃,待至“百草生”还需要亲自“聊荷锄”,但想起归家后能与妻子偶坐斟酌,诗人就快活道:“我心一事无!岂不自适哉?”除去以耕为乐,王立道在《又柬卢浚明移居》中向我们展现了文人嗜书如命的真实写照:“守拙家四壁,多方书五车。清谈留客处,寒竹净交加。”家徒四壁,以书饰屋;无以待客,惟有寒竹。物质生活的自适与精神生活的充盈便结合起来了。

陶公以降,守拙之地日趋多样化,如林逋守于庙堂、七贤守于竹林、昙颖守于湖海、秘演守于浮屠。在仕途名利所带来的高堂华屋、玉盘珍馐面前,这些文人志士毅然选择贫陋清苦的田园生活,“不为物役”是他们对守拙最切实的诠释。

(二)守心性之拙,自在而敞亮

“拙”自脱离本义提升至心理层面后,便延伸出了“藏拙”“存拙”“破拙”之语。在外在形式上虽都讲求一种隐逸,但真正的拙者,其精神内核仍是一种“坚守”。简单一个“守”字,却暗含多重意蕴。

真正的“守”不是“墨守”,而是一种“自觉”。从“守拙”的出发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隐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被当局者赏识而被迫无奈归隐;另一类是质性自然而自觉离群。其中前者往往占大多数。受儒家思想影响,入朝为官、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至高理想,就连诗仙李白也不能免俗,但无奈他不受赏识最终隐居山林,这出于一种被动。于后者“质性自然”之人而言,为官带给他们的只有身份的焦虑和对他们天性的破坏,因此他们渴望并主动从痛苦的焦虑中抽离,保全自己的本性,这出于一种自觉[3]。陶渊明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可见他自小的本性便是喜爱自然,就像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甚至说做官是违背本性的“误落尘网”,将自己比作被尘网困住的“羁鸟”“池鱼”。从他五次入仕五次归隐观之,他的内心经历了多次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守心性之拙”,迎来了心灵的解放,保全了“爱丘山”的本性。到了宋明理学兴盛时期,文人墨客更关注人“心”,如宋代孔平仲《乞巧》中的“我欲守拙性,浩然镇轻浮”;明代胡俨《赋贫士效陶渊明二首·其一》中的“守拙尘土中,幸免形迹拘”,他们无不受陶渊明自觉本真的影响,从而守住了内心的拙乐,获得了本性的完全觉醒。

真正的“守”不是“退守”,而是一种“敞然”。在中华民族集体意识之中,“守”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将其曲解为闭塞、妥协、逃遁之意,故将“守拙”与避世混为一谈。纵览古往今来的“守拙者”,固然有远市朝、归林泉、涤尘嚣、好野逸的外在特征,但摆脱俗世的束缚、政务的繁忙、是非的纷扰,只是守拙的消极方面。有些诗人虽以“守拙”自诩,却难掩其闲居守拙遮蔽下的躁竞之心。“馀发萧萧白垂领,十年守拙门庭冷。形骸拄树岂复好,心绪如蓬不能整。”(《馀发》)“岂不念荣华,泉石甘守拙。”(《孟春赠徐仲成》)柯芝感慨自己的老态龙钟、无人问津,更因自己辞官的后果而心烦意乱;刘廌虽在诗中言“甘守拙”,但内心仍不忘荣华富贵。这样的“守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守”,它更像是一种自命清高、无奈躲藏。但正如庄子《人间世》有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真正的守拙者恰恰不逃尘俗,他们坦荡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非但不影响诗人对自己内心的坚守,反而能达到“在林非避世,守拙自离群”的通达境界。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开篇写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诗人“七龄思即壮”,此时43岁的他却思想转而“笨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一介布衣竟敢自比稷契,甚至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看来更是愚钝可笑。所以,诗人以“拙”自称既是对自己笨拙不懂变通的陈述,也是对自己拙意不改、守而弥坚的真率表白。杜甫仕与隐不二途、行义与守心亦可兼得的观念对现代人而言更具指导意义。

陶渊明之拙与杜甫之拙在现实意义上是不同的,陶渊明之“守”与杜甫之“守”在方式途径上也是不同的。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诗人对内心的坚守。真正的“守拙者”恰恰不在乎择地,而侧重于栖心;不作避世的躲藏,而更关注内心的自约。因此“守”不避“俗”,不是自命清高;“守”不隔“隐”,却不以深山为高;“守”不同于“藏”,绝不畏而却步。“守”非但不是一种封闭状态,而是让真意更自在敞亮、更自觉超然。

(三)守生命之拙,复归与超越

“守拙”的第三个层次,便是一种生命哲学。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为他内心本性所支配,他的内心本性又受自身的生命体验所影响。天真淳笃的生生意识给予了诗人超脱自然的质性,那么他简单朴实的生存状态就成为了必然,至此“守拙”便完成了“身”—“心”—“身”的闭环。

“身者,心之区宇也,观其身之止,则知其心之止”,心之所在则为身,有此身则必然有身之存养问题。以“守拙”为生命存养之方,是道家“大巧若拙”的最好注解。老庄言“巧”,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是对原始生命的崇敬,是对人工智巧的超越,故“巧”寓之“拙”,“养巧”即是“守拙”。苏轼连遭黄州、惠州、儋州之贬,仍能笑谈“惧天下之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养巧”,是因其以守拙为应对厄运之术;康熙“二征君”吴雯面对朝廷征召仍能浪谑“守拙存吾道,先生奈我何”(《留别阮亭先生六首·其二》),是因其以守拙为修身之道;览遍山河的张諴立言“守拙全天真,斯理得罕譬”(《包山显庆禅寺》)让贤士大夫如袁简斋、洪稚存、孙渊如辈皆倾衿倒屣,是因其将守拙作为全生之法。他们的生命以“守拙者”的姿态得以升华。

“守拙心自甘,安分以养之。”(杨荣《养拙斋为石彦诚作》)拙者在“守”的基础上所“养”的,是灵府中的自由天真,是生生意识中的原始冲动,是历尽千帆后的顺其自然,是复归生命本真的笃定不渝,是万物备于我的纯朴状态,此时的“守拙”已然上升为一种生命哲学。

三、“守拙”事象的诗学审美

一个人的心性必然会影响其创作风格及艺术理念,因此“守拙”也对弈理、园林、书画、文学等艺术范畴产生了诸多影响。曹魏时期邯郸淳的《艺经》为九级棋品分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专名,其中九品就以“守拙”命名,这专名与晋宋之际士人所推崇的超脱自由、不惧束缚的风骨相关。宋代园林建筑以“守拙”为关棙,其建构及命名皆有萧散疏淡的意味,如“沧浪亭”“中隐堂”“养拙斋”“超然台”等等,拙善持守成为文人园林美学的核心特质。在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最早出现了以逸品来论画之水平高低的描述,黄复休《益州名画录》载“画之逸格,拙规矩于方圆”,正如陶渊明用诗歌来表达他的“守拙”精神一样,画家也在用画笔传递着他们的隐逸情怀。在诗歌中,“守拙”不仅可作为诗中的事象,它在诗歌用词、造语、呈境等方面皆可论。

“守拙者”的诗文大多善用俗字习语。以俗字习语入诗易因浅鄙粗陋而受诟病,但使用巧妙得当,便会呈现出朴质、天成之感。如清章甫《幽居》“守拙因成懒,忘贫不觉寒”一联中的“懒”是常见俚言,却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第一,在体制上,“成懒”与“觉寒”结构相同、词性相对、平仄相反,三法俱备;第二,在语意上,诗人言自己因为守拙而变得懒惰,看似抱怨,实是诗人对自己悠闲洽逸的调侃自谦;第三,在情感上,诗人的调侃却揭示了其贫俭清苦的生活条件,让人领略诗人的幽默风趣的同时也有了悲苦凄冷的切身之感。诗虽简淡而意高远,可见诗人用词之高明,正如梁上春为其《半崧集》简编作序曰:“按半崧(即章甫)之诗,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法俱,……其古诗之苍朴浑成,直截恺恻,寄浓于简淡之中,真有古乐府遗意。”[4]

“守拙者”的诗文在用典构象方面往往追求平实朴素。就狭义的诗歌文本而言,其中含有“守拙”事象的诗句共出现162次,其中至少有19句运用了典故,占比超过10%,且这些典故大多凝缩简练、通俗达意。如王廷相《江上寄俞国昌郁希正二同年》中的“抱瓮文人甘守拙,焚鱼学士最知几”,其中“抱瓮”典出《庄子·外篇·天地》,喻示安于拙陋的淳朴生活;“焚鱼”出自《佩文韵府》卷七,以张褒焚毁鱼形章服来暗指自己立志归隐。又如陈铎《用韵寄张文昭》中的“清寂一官甘守拙,逢人弹铗笑冯驩”,“冯谖弹铗”是《战国策·齐策四》中为人乐道的逸闻趣事,诗人对冯谖渴望重用、费心邀宠之举极为不屑,也从侧面展现了诗人清高傲岸的气节。守拙诗人的“拙”不仅体现在用典上,更诉诸于营构的物象上。张侃有“守拙伴林鸠,折箭存飞鹄”(《示韦中实六首·其二》),黄仲昭云“高隐林泉远市朝,半生守拙卧衡茅”(《题守拙卷》),王天性在《寄云石山人》中谦言“自无匡世略,守拙混泥沙”,谢榛与客谈及蟭蟟蜘蛛之巧时赋曰“一时争巧鸟与虫,百年守拙谁知我”(《守拙吟》)等等。虫鱼鸟兽、拙泥乱茅,这些物象看似取自天然而乏工巧,实是浑然天成、不屑雕琢。从诗学角度看,过于追求技巧恰恰是作“巧”自缚,违背了自然真性,胡奎《七夕书怀》中“自笑白头甘守拙,错将工巧擅文章”一句便是有力佐证。

“守拙者”的诗文最明显的特征即是感情真实,因为他们内心赤诚纯净、不具功利。张羽沿渚玩舟,写下“守拙寡世用,寻幽得澄景”(《晚凉放舟》)的名句,但他仍感到“清赏犹未惬”,准备重整孤舟以尽意。更有尽意者已然忘却自己身处之境:“守拙真忘拙,求闲果得闲。”(叶方蔼《题上林署壁四首·其一》)他们并不以“守拙”来标榜夸耀自己,也未劝勉他人持善守拙:杨万里感慨自身“守拙尚多乖”,因而“说与儿童休乞巧”(《病中七夕》);姚鼐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取吾说”,同他一样“守拙终不渝”(《题外甥马器之长夏校经图》);钱澄之以自身为例,即使“守拙昼长饥”仍能“论文夜不眠”,来勉励诸弟侄“闭户宜益坚”(《忆家兄暨诸弟侄·其二》)。无论是“苦恼如山正满怀”或是“早离了机心切切”,诗人们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是因“守拙”乃其共同坚持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实现了从“人拙”到“诗拙”的贯穿。

概而言之,“守拙者”的诗歌虽意不着巧,却在字拙、语拙、句拙上见真章。他们在诗学上的坚守,是缘情造端的复明,也是生命相通的抒怀。自陶渊明以来,历代“守拙者”相似的人生经历、精神斗争、心灵体验、价值取向将他们牵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而产生心灵共鸣,在诗歌中如知己般真情对话。

四、小结

自东晋始,陶渊明将“守拙”符号化为象征“辞官”之意,后因其诗意化表述而被广泛使用,逐渐演化为文人墨客对自己固守心性的表白。而在当今浮躁多欲的物质社会之中,心的隐逸、性的修养、生的自由当如何调剂,仍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拙”事象能为现代人带来一丝心灵的慰藉和生活哲学的引导,能让人暂离纷事叨扰、在守拙事象的诗性世界里去感受和体验应然生活,从而使人心灵得以净化[5]。历经时代演变,在当下作退居山泽的避世之举似乎已不太可能。现代人面对世界时应更加关注“守拙”的态度而非方式,身在“人境”仍能秉持“心远自偏”的生命自由之真状态,这是“守拙”所提供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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