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纠缠到独立:刘鹗、《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

王子恒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一、引言

在清末民初涌现的小说中，《老残游记》无疑是极具特色的代表作，鲁迅将其列为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奠定了其在小说界的地位，也为学界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随着研究视域的开拓，“谴责小说”不再是对《老残游记》的唯一定义，除此之外还有“寓言叙事、浪荡冒险小说、抒情小说，以及‘中国现代第一部政治小说’……一部侠义公案小说”[1]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太谷学派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刘鹗与太谷学派颇具渊源，因此对《老残游记》的研究又有了全新的角度：太谷学派的传道小说。随着太谷学派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与之相关的研究很快占据了《老残游记》与刘鹗本人研究的“半壁江山”，形成了《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互相绑定、共同繁荣的局面。后来，学者们研究发现“传道小说”的概念并不准确，因此它在今天又逐渐被淡化。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的关系经历了从纠缠到独立的巨大转变。虽然学界对这场学术公案已有定论，但是其中仍有许多朦胧不清之处，有关刘鹗、《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仍值得深入探究。

太谷学派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流行于江苏、山东等地的民间儒学学派，创始人为周太谷，第二代传人有张积中、李龙川等，第三代传人有黄葆年、蒋文田等。在周太谷死后，张积中遵循先师遗命“还道于北”[2]，前往孔孟故地山东讲学，一时间从者数千，后来被清廷以谋反的名义剿灭，张积中及其门人大多自杀身亡 ，史称“黄崖教案”[3]。经此重创，留在南方的李龙川迅速调整，带领太谷学派南宗度过危机。为躲避灾祸，太谷学派由此转为秘密传教，不再公开。刘鹗是李龙川的弟子，与黄葆年、蒋文田师出同门。由于“秘密传教”的特性，黄、蒋等人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著作也未公开流传，而刘鹗凭借《老残游记》闻名海内外，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太谷学派的代表人物，《老残游记》也随之成为了研究太谷学派的主要文献。久而久之，《老残游记》便被冠以“传道小说”的名号。但是刘鹗究竟在太谷学派中处于何种位置？是何机缘导致《老残游记》中存在太谷思想？《老残游记》中的太谷思想是否为太谷正宗？为何《老残游记》这部小说会被视为太谷学派的传道书？这些问题仍未被厘清。只有梳理出刘鹗、《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现状”的成因及其最初面目，才能让《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的研究摆脱彼此的影子，获得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努力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探讨，力求拨开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二、从狂奔之徒到崆峒之人：刘鹗与太谷学派的渊源

正如《老残游记》并非一部纯粹记述太谷思想的小说，却成为了太谷学派最知名的作品；刘鹗本人也并非专业小说家，却因为《老残游记》而闻名于世。在进行小说写作之前，刘鹗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一位水利学家、一位医生、一位金石学家、一位未能上任的知府[4]，但是除了在奉命治理黄河时写成的《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外，刘鹗并没有发表刊刻任何文章。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转行”成为了小说家呢？据刘鹗之子刘大绅说，是为了接济友人连梦青[5]。当时连梦青在上海避祸，靠着在《绣像小说》上连载《邻女语》赚取稿费维持生计，刘鹗便撰写小说，以书稿相赠，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是刘鹗写作《老残游记》最直接的原因，他并非立志借用小说宣扬太谷思想，写作之初也“无若何计画宗旨，也无组织结构”[6]，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与太谷学派断绝联系近二十年，期间他并未以宣扬学派为己任。刘鹗始终未进入太谷学派的领导核心，他虽然是李龙川的弟子，但是一生只见过李龙川三次[7]，他本人也曾说自己“从夫子之日甚浅”[8]，与常年侍奉在李龙川身边的黄葆年、蒋文田等人无法相提并论。1884年，刘鹗与众弟子陪同李龙川出游上海，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学派活动，不久之后李龙川病逝，刘鹗便离开太谷学派，转身投入到治河、工商等行业之中。从1884年到1902年，刘鹗在学派中彻底消失。1902年，黄葆年在写给刘鹗的信中说他们二人“不见十年，未通一字”[9]，而十年前的会面也相聚匆匆，所聊之事不过是“公之吏治，弟之河工而已”[10](黄葆年在山东为官，刘鹗在山东治河)，并未涉及学派。李龙川死后，黄葆年奉师命北上，在山东多地担任县令，历时十七年，借机广泛联系黄崖教案后散落的太谷弟子，举办了一系列重要集会。这些学派聚会，身在山东的刘鹗都不曾参加[11]。由此可见，刘鹗彻底远离了学派，也并未对学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若《老残游记》成书于1902年之前，或许书中不会出现太谷色彩。

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的转折点是1902年的上海愚园雅集，这次集会也是太谷学派发展的转折点。此前黄葆年“承嗣北宗”，蒋文田则留在江苏继承南宗，太谷学派再次形成南北二宗分别讲学的格局。1902年黄葆年辞官回到江苏，和蒋文田一起来到上海愚园，举办愚园雅集，将学派众人汇集一处，实现了南北合宗，开启了学派的全新时代。据刘鹗1902年4月23日的日记记载，刘鹗从北京坐船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携家兄至制造局，已知黄、蒋诸君皆在也。……石溪(谢逢源)丰神如故，黄、蒋除略有白须外无老像。朱莲峰、杨蔚霞皆在也。”[12]从刘鹗日记的描述中可知，他已经很久未见学派中人，此次应是受邀前往，才会从北京匆匆回沪。那时刘鹗一直在京沪等地经商，他财力雄厚，而学派发展所需钱财又全靠弟子供奉，这或许是刘鹗被邀请参会的重要原因。这次聚会让刘鹗重新与太谷学派取得了联系，逐渐回归学派，成为了学派的重要成员，并与黄葆年结为姻亲。总之，刘鹗的太谷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期的浅显接触，中年时期的彻底断绝与晚年时期的重新进入。

不过，刘鹗重新进入太谷学派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刘鹗作为一名商人，并不被太谷学人认同，黄葆年在给刘鹗的信件中对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士各有志，岂容相强。况二弟龙虎之气，固非仲(按：仲为黄葆年自称)之所能伏而制之者也。” “二弟所言皆真，惟狂奔十载而曰非仅为卫生计。此则饰说也。二弟岂为卫生计者哉？”黄葆年称刘鹗为“狂奔之徒”，对刘鹗离开学派后的所作所为全面否定。对此刘鹗也在写给黄葆年的回信中进行自我辩白：“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13]刘鹗“教养”双途的观点与太谷学派的价值观并不相符，因此并未被黄葆年认可，但学界曾一度凭此认定刘鹗为太谷核心之一，造成了长久的误判。其次，刘鹗向黄葆年提出“二巳传道”说，想要和黄葆年一起成为学派山长，黄葆年对此也进行了驳斥：“宫妾室妻妾说好之供必如其愿，此庸众之事也，或可以狂奔而得之也 ，取负薪之事而代之，此豪杰与圣贤之事也，非仅可以狂奔而得之也。”[14]黄葆年对刘鹗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此后刘鹗也再不提“二巳传道”说，开始服膺黄葆年，刘鹗与黄葆年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亲密。1909年刘鹗病故之后，黄葆年为其作祭文：“吾不能不思其德也。吾不能不思其功也。记有之，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呜呼，其终不失为崆峒(按：崆峒即指太谷学派)之人与！”[15]“其终不失为崆峒之人”体现出黄葆年对刘鹗的认可，这也表明愚园雅集之后刘鹗在不断转变，从“狂奔之徒”变成了“崆峒之人”。《老残游记》正成书于这一时期。因此，小说中才会记载许多“太谷思想”，而这一点历来为学界所忽视，未能发现刘鹗在愚园雅集之前的“出走”与之后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鹗直到1903年开始，才在小说——这一在太谷学人看来不那么正式的文体中流露太谷色彩。

综上所述，《老残游记》能够承载太谷学派的宗旨，得益于愚园雅集之后刘鹗的回归，在此之前他无意于写一部小说以弘扬太谷思想。《老残游记》的创作时期也是刘鹗逐渐服膺黄葆年、重新进入太谷学派的时期，因此刘鹗在写小说时也自然地将自己的所想所感记录在了小说中，造就了《老残游记》中的太谷色彩。但是，刘鹗在书中宣扬的究竟是“刘鹗思想”还是太谷正宗，这一点仍需深入探究。从刘鹗与黄葆年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刘鹗自有一套与太谷学派并不相同的思想体系，且未得到太谷学派的认可。重新成为“崆峒之人”后，刘鹗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将之记述在了《老残游记》之中。既往研究认为《老残游记》思想能够全面代表太谷思想。事实上，在小说中刘鹗多次自由发挥，其中的“太谷色彩”实际上是刘鹗借小说传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点从三位“龙子”的原型中可见一斑。

三、“龙子”的原型与刘鹗的“障眼法”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显然有意宣扬太谷学派，比如在老残见黄人瑞时，两人上炕攀谈，“炕的中间，人瑞铺了一张大老虎绒毯，毯子上放了一个烟盘子，烟盘两旁两条大狼皮褥子。当中点着明晃晃的个太谷灯。”本来到此炕上陈设已经介绍完毕，刘鹗偏要话锋一转，说起太古灯：“怎样叫做‘太谷灯’呢？因为山西人财主最多，却又人人吃烟，所以那里烟具比别省都精致。太谷是个县名，这县里出的灯，样式又好，火力又足，光头又大，五大洲数他第一。”“这太谷第一个造灯的人，同那寿州第一个造斗的人，虽能使器物利用，名满天下，而自己的声名埋没。虽说择术不正，可知时会使然。”[16]太谷学派当时并不为清廷接受，故而有黄崖之祸，他用“五大洲数他第一”来夸耀太谷学派的地位与学识能力，为学派鸣不平。这样的暗示在文中还有很多，许多都是点到即止。但是有一类重要群体，却在书里占据了极大的分量，这便是“赤龙子”“青龙子”“黄龙子”三位“龙子”。解密三位“龙子”的身份对厘清《老残游记》中的太谷色彩至关重要。三龙子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太谷中人，对此学界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不过具体到太谷中的哪一位，却始终没有定论。刘大绅认为：“黄龙子初无用意，后则影射黄归群(按：即黄葆年)先生。”“纯就自己学境描写，除赤龙子喻自己，青龙子喻蒋龙溪(按：即蒋文田)先生外，余均不可指实，并且亦无其事。”[17]其子刘厚泽在《刘鹗与〈老残游记〉》中进一步指出：“刘鹗生于丁巳年(按：即1857年)，干支属象是赤蛇，所以引伸为赤龙子。黄葆年生于乙巳年(按：即1845年)，故指为青龙，但恰巧又姓黄，又有时隐喻为黄龙子。蒋文田号龙溪，传说故居龙溪临河，宋朝时有青龙现于河中，所以又有时以青龙子隐喻蒋。”[18]在此之后，学界基本形成了赤龙子指刘鹗、黄龙子指黄葆年、青龙子指蒋文田的共识，不过对于黄龙子与青龙子的解释存在许多疑点。黄龙子生于“己巳年”，这与黄葆年的生年不一致，此为疑点之一；龙溪之地的青龙传说产生了蒋文田即为“青龙子”的隐喻，这种解释没有遵循刘鹗给出的生年线索，此为疑点之二。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这样解释：青龙子是指蒋文田，因为蒋文田生于乙巳年；黄龙子指的是黄葆年，但是由于黄葆年与刘鹗不和，故而刘鹗故意将其写成相距36年的己巳年[19]，这种推论也存在问题。虽然黄葆年对刘鹗多有批评，但是在刘鹗写作期间，他们两人关系日渐亲密，甚至成为姻亲，刘鹗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就算是故意写错，也不会有几十年之久。

考究黄龙子与青龙子的原型要与小说的具体内容相联系，笔者先说结论：《老残游记》中的三位“龙子”是刘鹗故意造成的融合，如果一定要一一对应，那也应该是青龙子为黄葆年，黄龙子为李龙川。在三位龙子中，唯一有确切对应的是赤龙子，它是刘鹗在广受学派批评后的自我辩护。黄葆年认为刘鹗沉溺私欲，离经叛道，因此刘鹗便借用赤龙子来澄清自己：与“道貌严严”[20]的青、黄龙子不同，赤龙子“嫖赌吃着，无所不为；官商士庶，无所不交”。这也是刘鹗的真实写照，刘鹗认为自己“同尘俗人处，他一样的尘俗；同高雅人处，他又一样的高雅，并无一点勉强处”[21]。“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都是因人而施。”[22]同时，他也感叹知己甚少常常被人误解：“究竟知道他实在的人很少。”[23]刘鹗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同门诸君子爱弟者众矣，谅弟者多矣，知弟者鲜矣。”[24]这两处可以形成互证。在创作黄龙子与青龙子的时候，刘鹗的手法变得十分暧昧，这也造成了长久以来的争论。笔者认为，青龙子与黄葆年的关联更为明显，老残去青龙子的洞府中讨要解药时，有一段特别的情节：老残倾出来看看，有点像乳香的样子，颜色黑黯；闻了闻，像似臭支支的。老残问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龙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老残恭敬领悟[25]。这是青龙子在书中的唯一情节，如果将这段情节和刘鹗与黄葆年的通信相联系，似乎可以形成某种呼应，“恭敬领悟”是刘鹗逐渐服膺的状态，所以将青龙子看作黄葆年反而更加合适。此外，黄葆年生于乙巳年，与青龙子生年相同，更是一大力证。而黄龙子在书中的言论更像李龙川，最明显的特征是黄龙子所言多“谶纬”之学。太谷学派中的谶纬思想来自李龙川，黄葆年本人反对这样的思想，并且在成为山长之后进行了积极修正[26]，因此黄龙子绝非黄葆年。书中还有一处细节，老残说：“我曾经与黄龙子盘桓多日，故能得其梗概。”[27]这句话放在黄葆年身上不甚合适，因为在刘鹗写作小说时与黄葆年交流频繁，而不只是“盘桓多日”。再联系刘鹗与李龙川一起畅游上海数日，更符合老残口中“盘桓多日”的描述。此外，黄龙子的生年是1809年，太谷学派重要人物的生年并没有1809年，只有李龙川生于1808年(戊辰年)，与此最为接近。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刘鹗记错了老师的生年，因为他也曾记错老师的卒年[28]；二是刘鹗知道老师生年，但是他想凑出三位“龙子”，而老师生年又与己巳年非常相近，因此权且变通。此外，从刘鹗与太谷众人的交游来看，与他联系最为紧密的也是李龙川与黄葆年，他不会将自己并不熟悉的蒋文田写入三位重要的龙子之中。

学界对三位龙子的原型始终争执不定，笔者也只是尝试解答，并不能彻底终结这场讨论。究其原因，在于刘鹗在创造小说中的人物时往往杂糅多人特色，因而难以判断。或者说，青龙子、黄龙子、赤龙子以及玙姑、逸云、老残等人，不过都是刘鹗的分身，是刘鹗的传声筒，而刘鹗内心本就融合了太谷思想与自己的思想，于是造成了龙子与太谷中人既像又不像的结果。纵观刘鹗生平，他从未以传道为己任，担负起学派发展的重任，又怎会将《老残游记》写成准确、严谨的太谷学派百科全书，因此不能用小说来对应学派。刘鹗更想借这些人物来记录自己的思想。上文提到，在回归学派之时，刘鹗与黄葆年的想法并不统一，后来他虽然放弃与黄葆年争执，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因而借小说吐露出来。在这些人物中，刘鹗最用心雕琢的是“赤龙子”，赤龙子是离经叛道的代表，也是刘鹗自我的化身。在写作小说的不久之前，刘鹗的“狂奔”行径被黄葆年驳斥，他无法在现实中为自己辩解，只能通过在小说中对赤龙子大加赞赏来进行“回击”与“反驳”。因此，赤龙子无法代表太谷学派，他更多地代表了刘鹗自己的思想与态度。除了赤龙子，其余人物的形象构造就略显随意与模糊，刘鹗并未想要借此为学派中人作传，故而不需要有准确的指涉。这些人物既带有太谷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显露了刘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小说人物就变成了刘鹗“传道”的他者载体，是刘鹗的障眼法，无论是哪一位角色，归根到底都是刘鹗自己。书中的思想有些可以在太谷学派中找到佐证，有些则是刘鹗的自主发挥，除三位龙子外，最明显的莫过于申子平与玙姑、黄龙子等深夜论道的部分，其中虽有太谷色彩，但更多的还是刘鹗在商宦浮沉几十年后，对新旧交替的晚清时代的自我见解。总之，刘鹗在创造诸位龙子以及其他人物的时候，确以“太谷学派”为蓝本，但又“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在太谷学派研究的初级阶段造成了误解，研究者们将《老残游记》视为了太谷正宗，将刘鹗的思想全盘视为太谷思想。

四、“二巳传道”说再辩与太谷学派研究重心的转移

对《老残游记》中三位龙子的身份进行重新认定，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书中人物的“太谷真身”，更牵涉到另一重要话题：“二巳传道”说。对“二巳传道”的不同解读深刻影响了数十年来的太谷学派研究。这一说法出自刘鹗写给黄葆年的信：“窃忆夫子主云溪家时，坐客房之里室，宣巽二之旨曰：‘将来天下，二巳传道。’是日也，侍坐者公及云溪夫人、小宝四人，皆巳年生人也。尔时私用自负，至今日者，更有不可推诿也已。”[29]其中，云溪指时任上海提督的张国英[30]。巽二之旨是易经术语，即重巽之象，“彖”曰：“重巽以申命。”信中意指李龙川曾在张国英家中宣布师命：将来能为太谷学派在天下传道的，是两个巳年生的弟子。刘鹗与黄葆年同为侍坐者，又都是巳年生人，因此刘鹗认为老师李龙川将学派托付给了黄葆年与自己，自己应当成为学派山长，与黄葆年共同领导学派。在刘鹗的信件被其后人公开之后，“二巳传道”说逐渐深入人心，加之《老残游记》中弥漫的太谷色彩，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刘鹗即为太谷学派的领导核心。当时，学者对这一神秘学派知之甚少，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既缺乏研究资料又没有清晰的方向。此时“二巳传道”说的兴起正好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着力点，一时间，太谷学派研究几乎局限于刘鹗与《老残游记》。随着《太谷遗书》的出版以及学界对太谷学派认识的不断深入，“二巳传道”说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首先，这一说法仅出现在刘鹗自己写的信中，从未在其他太谷学派资料中找到佐证。其次，从学派发展来看，上文已经论证，刘鹗从未进入太谷学派的领导核心，即使在1902年愚园雅集之后回归学派，于学派事业也并无太多建树。在《太谷学派遗书》中，刘鹗仅有《铁云诗存》一部，且与太谷学派关系并不密切，他并未完成“传道”使命。最后，李龙川另一位弟子蒋文田生年的重新考证，使得学界彻底推翻了刘鹗的“二巳传道”说。此前学界认为蒋文田生于1843年，即癸卯年，后来被确定为1845年[31]，即乙巳年，与黄葆年同岁，亦为巳年生人。再加上从学派发展来看，李龙川死后蒋文田继承太谷南宗，黄葆年承嗣北宗，后来又共同促成了南北合宗，使得太谷学派得以复兴。以上种种，让学界确立了新的“二巳传道”人选：黄葆年与蒋文田，而提出“二巳传道”说的刘鹗则被剔除出去。时至如今，新“二巳”已被学界广泛接受，这标志着刘鹗与太谷学派从纠缠走向了独立，太谷学派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迁移。

从历史发展来看，学界将黄葆年与蒋文田确立为新“二巳”并无不妥，但是从事实上看，这与刘鹗信中的论争形成矛盾，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刘鹗给黄葆年写信是为了自辩，并且刘鹗特别指明当时黄葆年与自己共同在场，既然如此，那么“二巳传道”就一定不是刘鹗的虚构，黄葆年就是他的证明人。刘鹗在信中提到当时在场的共有四位巳年生人，其中并无蒋文田，除黄、刘外另外二人与学派关联不大，可以忽略，如此一来李龙川的“二巳传道”一定是面向黄葆年与刘鹗而言的。有学者认为，刘鹗误解了李龙川的话，李龙川真正想说的仍是黄、蒋二人，这种观点存在漏洞。一方面，李龙川在与黄、刘等人交谈时不会突兀地提到蒋文田而冷落刘鹗，这不符合人际交往的常例；另一方面，这也与李龙川的“语气”不符。显然，李龙川选择用“二巳”指称而非指名道姓是为了营造巧合感。如果李龙川想要代指黄、蒋，那么在描述这两位同年生的弟子时，李龙川就不会选择一个含糊的“二巳”称呼，而会直说“二位乙巳传道”或者“乙巳传道”，这样才能更加凸显主旨，也更能显得“巧合”。所以，李龙川所说的“二巳”，显然就是黄葆年与刘鹗。李龙川所言应是对刘鹗的勉励，但刘鹗却误以为这是宣布学派山长的命令，将之牢记在心。这源于太谷学派的另一传统：继承人的指派制，即下一任山长由在任山长临终时直接任命。上海一别之后，刘鹗远离太谷学派，当他商宦浮沉直至再次回归时，又回想起老师“二巳传道”的宏大期许，认为借此可以“取负薪之事而代之”。他并不知道，李龙川已经指定了接班人。《龙川夫子年谱》记载了李龙川遗命：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按：即黄葆年)，则讲学益明。又曰：子明(按：即蒋文田)好学，可为教授也；石溪通变，可使四方也[32]。李龙川曾经的期许犹在耳畔，而此刻的自己却被视为太谷学派的“叛徒”，强烈的割裂感让刘鹗感到茫然，“二巳传道”的话语也让刘鹗难以忘怀，但是在被黄葆年训斥之后，这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

这时将视线拉回小说，就能理解为什么《老残游记》中会出现三个巳年生的龙子。在小说中，三位龙子各具神通，受人敬仰。刘鹗意在借此“宣示”自己在学派中的核心地位。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二巳”之一，至少也应该与黄、蒋等人并列，因此创造出了以自己为原型的“赤龙子”，并进行了一番自我辩解与“夸耀”。有趣的是，刘鹗通过信中的“二巳传道”与小说中的三位龙子，以及给黄葆年信中的“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的话，在后世一度为自己“夺回”了太谷学派领导人的身份。

在刘鹗死后，刘鹗的儿子刘大绅积极发扬太谷思想，曾在1933年刊刻《龙川先生诗钞》和 《李氏遗书》，首次将太谷学派文献公之于众。此举受到了李龙川后人与黄葆年后人的责难，与学派秘密传教的特质相违背，经过刘大绅写信劝导，学派弟子终于同意稍微改变秘密传教的作风，让世人阅读学派内部作品。从这一风波可以看出，太谷学派既不为人所知，也不愿意被人所知，黄崖惨案剑悬于上，太谷中人都谨慎行事。除了刘大绅，其子刘蕙孙教授也曾积极介绍太谷学派，为这一学派进入大众视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系统地认识太谷学派，并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当时太谷遗书并未出版，《老残游记》与刘鹗本人就成为了研究太谷学派的重要突破口。《老残游记》与刘鹗本人能承担起研究太谷思想媒介的重任，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刘蕙孙教授及其学生率先发出了研究太谷学派的呼吁，作为刘鹗之孙，刘蕙孙教授自然会着重介绍祖父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并且最终上升到了“二巳传道”这样的高度。第二，相比于“默默无闻”的太谷学派，《老残游记》家喻户晓，它拥有一大批研究学者，这些学者为《老残游记》中的太谷色彩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当时研究太谷学派的最主要群体。第三，直到1997年《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才顺利出版，在此之前，仅有少量学者可以通过泰州图书馆馆藏抄本管中窥豹，最便捷的研究方式还是通过《老残游记》进行太谷学派研究。由于多种原因，一时之间太谷学派的研究几乎局限于刘鹗与《老残游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为了保证太谷学派研究的纯粹性与正确性，学者们开始自觉地进行去刘鹗化，将太谷学派研究从对刘鹗的研究转向对张积中、李龙川、黄葆年、蒋文田等太谷学派核心人物的研究。在这一转向中，学界需要对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进行重构，于是“二巳传道”问题成为了重点讨论的问题。最终黄、蒋二人被确立为“二巳传道”的“正确”人选，而刘鹗则被踢出太谷学派核心圈。由此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在对太谷学派的研究中，刘鹗及其后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学界想要“发现”太谷学派还要再迟上很多年。太谷学派是一个庞大的学派，如果仅仅将研究重点放在刘鹗与《老残游记》上，不利于展开深入研究并重塑太谷学派的重要价值，所以去刘鹗化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二元分立，从曾经认为他是太谷核心，到如今认为他游走于学派边缘，都不是完全公平、准确的判断。以往学界对“二巳”指称黄葆年与刘鹗的说法深信不疑，而太谷学派研究也得益于刘鹗与《老残游记》而获得了广泛关注。但是在太谷学派研究成熟之后，刘鹗又被踢出“二巳”行列，这虽然符合研究发展规律但是不符合历史真相。刘鹗被推举与被踢出的过程，是太谷学派研究与刘鹗以及《老残游记》从纠缠到独立的过程。学术研究发展需要独立，同时也需要认清刘鹗、《老残游记》与太谷学派的复杂关系，不能忽视刘鹗在太谷学派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如此才有助于这两项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