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通江唱和的交互

杨懿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安史之乱后唐朝稳定统一的局面被打破，藩镇制度的持续导致中唐一度动乱，久居北方的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举家迁至南方，又抱有回到北方的期望。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中唐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寻路”气质的作品。中唐的两位文化名人白居易和元稹的生平极具动荡色彩，他们的作品也集中表现了中唐的“寻路”气质。元白遭贬时间的重合以及报负的相似使二人互为知己，并产生了大量唱和之作。在两位诗人的通江时期，其唱和诗的“寻路”气质尤为显著。

考察通江时期二人唱和之作，可见元白二人诗中存在一个三角地区，三个角分别为京城、通州和江州。奇特的是，在这个三角区中，产生了江州和通州重叠交互的现象。京城既是二人共同的故乡，是祖辈亲缘上的血脉联系，又是仕途遭贬的不幸之源，更是他们期盼的梦想之地。诗中的京城令诗人倍感亲切同时又威严、遥远。江州、通州是二人的贬谪之地，两地相距万里，在诗中却通过相似景观的选取和感情上的互相惦念使二地呈现了交互重叠的空间特征。在通江时期(元和十年至元和十四年)，元白二人的唱和诗共有79首，其中白居易诗42首(不包含白氏于元和十年和元氏首唱于元和五年的《放言五首》)，元稹诗37首[1]。笔者拟根据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中提出的城市五要素之间的关系解析元白二人笔下的通、江二地是如何实现重叠的。

一、标志物的选取：京城积淀的独立与通、江野蛮自然的重合

标志物一般为简单有型的物体，具有地域性，往往只能在有限的范围、特定的道路上才能够看见[2]。中唐城市的标志物与现代城市的建筑标志物有所不同。除了京城中部分建筑和一些名胜古迹符合现代城市的标志物属性外，元白诗中地点的标志物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景观，而非建筑类的标志物。在元白通江时期的79首唱和诗中，包含对标志物的描写的诗作共有41首，其中涉及了99种不同的标志物。

作为诗人情感所系的故里，长安在元白二人笔下兼具市井气息的亲切和集权气势的威严。在对长安的标志物选取方面，诗人选取得更多的是长安的人文景观，而以自然景物作为长安的标志物的非常少。在24处描绘长安的标志物中，仅有3处为自然景观，分别是元稹《和乐天过秘书省旧厅》中“芸长陈根识旧栽”[3]的“芸”、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元九》中“炰鳖那胜羜”[4]的“羜”以及在白居易和元稹的唱和组诗《重到城七绝句》中提及的“刘家花”[5]。“芸”是元和十年元稹出贬刚到通州时回忆在长安的工作日常，“羜”是元和十二年白居易与元稹都已远离长安两年时回忆京城的饮食日常。两首诗作里都包含了两位诗人对京城生活的熟悉和怀念，也是两位诗人都市记忆的一隅展现。都市生活记忆中的空间是由不同类型的空间组成的，包括与人交往集会的公共空间和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这些也在元白二人的唱和诗中有所体现。诸如元稹所居住的“静安里”、在诗人及其友人之间小范围公开的“王侍御池亭”、公共集会的“彰敬寺”等共11处，这些空间均来自于人的筑造。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中提到空间筑造将天、地、神、人结构于一体，为人的栖居提供空间的庇护，同时人也产生空间的意义[6]。“静安里”代表的是元白二人在京城中的家庭所在地。唐长安城的布局采取坊市制度，其中“坊”是居住区，坊内还有家庭的院落[7]，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构成的不仅仅是居所，更是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栖居之地。“王侍御池亭”则是一种隐喻。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中曾提出中国古代建筑将权力结构引入家庭建筑布局[8]。“王侍御池亭”所代表的花园，一方面占据着家庭建筑群中打破权力结构的位置，一方面也是家庭成员向外交流的通道，是两人交往之处。“彰敬寺”本是纪念章敬皇后所建，《唐会要·公主》中记载太和公主出降回纥的送嫁仪式曾于此举办，“及发，上(穆宗)以半仗御通化门送之，敕常参官于章敬寺前立班，仪卫甚盛”，证明此地为一个大型集会场所[9]。从私人空间到集会场所的多维度描写显示了诗人对于都市文化的认同。都城的文化是城市文化又有别于普通的城市文化，一座都城的建造具有政治或是经济或是宗教的代表性[10]。在元白二人的唱和诗中体现为对皇权象征的描绘，包括“金銮殿”“承明”“青蒲”在内的9处标志物刻画，都蕴含着元白二人对于“货与帝王家”的儒家思想的认同。京城于元白二人而言不仅是生活之地、交友之地，更是能够得到天子垂青赏识的梦想之地。“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哪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11]，空间之于人的关系要在人们从事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构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三人曾就“春深”进行唱和，“春深”唱和中对长安的市井生活描绘得更加细腻，却有雾里看花的距离感。通江时期元白二人对于长安的回忆，虽然仅有了了几句，却更加贴近诗人的生活，更有不分你我的交互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载元白二人“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即是元和十年，元白二人分别遭贬至通、江二地。通、江二地远离京城，于被贬谪的元白二人而言，既是仕途的受挫，也有访友的困难。人际交往的缺失使诗人能够更加投入于对地方的感知。在二人的唱和诗中出现的江南蛮荒之地的标志物远多于京城，有各异的标志物共75种。与长安相比，江南虽在安史之乱后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并未形成密集如长安一般的人文景观。在75种标志物中，人文景观仅有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写到南方特有的文化习俗共有16项，包括蜀地特有的建筑模式“阁栏”、长江流域别具一格的“舳舻”、吴越之地的乐曲表演“越伎”“吴觎”。元白两位诗人虽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两地风俗虽有差别，两位诗人却能在不同中得出类同的“夷音”与“蛮态”感受。表现出对南方文化的陌生，甚至把以京城为代表的北方作为文明教化的象征，而与北方相异的南方则是野蛮的化身。在历史景观标志物的选取上，元稹以“天上参与商，地上胡与越”暗示与友人的别离之苦，白居易则用“林对东西寺，山分大小姑”将友人的别离上升为王朝纷乱；元稹反复提及“庾公楼”，以庾亮登楼时主客相得反衬自己登楼时友人不在、世事纷杂的怅望。虽两地标志物不同，两人却有同样的抱负与不得志的抑郁。

江南人文景观的描绘是二位诗人对友人思念之情的寄托。唱和诗中自然景观的描绘则更趋向于对边缘焦虑的抒发。元稹家族世代居于北方，成年后却辗转于江南州郡十余年，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后，元稹返京，本以为是起复有望，却再被贬往通州，《旧唐书》载：“(元和)四年，奉使东蜀，……贬为江临府士曹参军，……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元稹四月被贬，出贬路上恰逢与北方区别最大的江南气候现象——梅雨。白居易幼时曾随兄暂居江西浮梁，此时身不在江南，但又能与元稹感同身受。在四月至白居易出贬的八月之间白氏创作的9首诗之中，就有三次提及“梅雨”。在《雨夜忆元九》中“一种雨中君最苦，偏梁阁道向通州”尽述元稹贬往通州途中恰逢梅雨时节的困苦[12]。在被贬的三年中，二人对于江南的气候体验都以都城作为参照。元稹于《酬乐天叹穷见寄》中写到：“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无霜尽火云。并与巴南终岁热，四时谁道各平分。”[13]白居易也常提及江南炎热，二人试图从江南的气候中寻找与京城的相似之处并最终失败，一方面是气候本身使然，另一方面是两位诗人对于都城文化认同的投射。二人都认为江南的各方面都应以都城为基准。与气候相关性最大的是农事，中唐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导致谷贱伤农，《唐大诏令集·卷六九》载：“轻重不均，流亡转甚。”元白二人求变之心表现在唱和诗中则是对江南农事的焦虑。与京城附近相比，江南可用于耕作的平地少，元稹在《酬乐天得微之书因成四首》中提及江南“平地才应一顷余”[14]。通、江二地的耕作工具也落后于关中地区，在关中地区已经使用工具的情况下，通、江二地依然实行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拉大了两地与京城之间的差距，元白二人的边缘焦虑也由此可见。在个体感受方面，两位诗人提及“瘴”(或作“瘴疟”)的频率远高于其他，达到13次。吴伟斌《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纵述》一文考证元稹本人也在元和十年六月到达通州后因“瘴疟”感染大病，直至元和十二年春夏之际才得以病愈[15]。据唐《外台密钥·山瘴疟方十九首》：“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疫病。”瘴病也是一系列疾病的总称，小部分具有南方特色，而大部分能通过蚊虫传播，元白两位诗人对于“瘴”的大量反复提及并非是对南方特殊疾病的记录，而是南北交流碰撞的一种特殊景观。“疟”与“瘴”的病名相异，本质是通、江二地与中原隔绝情况下诗人的逐影自怜。与前人诗歌相异之处也在于对江南景观的塑造，“荒野”这一环境在中国诗歌中的感情倾向完全发生了改变，在王维笔下“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的闲适氛围消失殆尽，“荒野”从隐居之地扩大到贬谪之地，这类地方较之“终南别业”远离北方政治中心，比起“野”之趣更强调“荒”的性质。元白二人的唱和诗借寻找长安和贬谪之地的相异之处来表达自己的孤立困顿。

在陌生地区寻找自己熟悉的事物从而获得归属感的心理，使元稹白居易唱和诗中通、江二地的形象有所重合，最终指向了两位诗人对京城生活的怀念。

二、边界的模糊：手法的相应和边界对象的相同

边界是一种线性要素，它是两个部分的边界线，在城市当中它可能是连续过程中的线性中断，也可能是两个地区互相连接的接缝，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和可见性，两个地区的边界具有着相互侧面参照的作用，其具有分隔作用的同时也具有缝合性，两个地区被边界分割开的同时，也用边界填补两者之间的空隙[16]。但在古代城市中有些特别，我国古代城市的边界一般为城墙或是护城河，如元稹在《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中提到的“襄阳大堤”[17]，在本诗中真正的边界襄阳大堤并未起到诗人感情上的边界作用，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标志物出现。真正能够起到诗人情感边界作用的往往是一个能够承载特殊地理文化的地名。

写作上的“借名示意”是元稹、白居易两位诗人最常用的界限手法，以地名代替边界的手法在元白唱和诗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基于自然的现实，两位诗人在为通、江二地选择边界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山岭和河流作为边界，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现象：这些边界并未带给人通、江二地的隔离之感，反而因其边界的相似使两座城市形象发生重叠。

既然边界隔离的对象并非是通州和江州，那么用边界加以区分的对象又是哪里？从诗人的感情指向来看，应是京城长安。与通、江二地边界的单一不同，京城的边界更加丰富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17次对长安边界的描绘中，9次是以帝里、长安这样相似名称代替，而剩下8次则是具有连续性的，城西—城门—沣西、蒲池—蓝桥驿—韩公堆(驿)这些散见于不同诗中的地名，大致能够勾勒出长安西南、东南两个方向的边界。出于京城和通、江二地的非连接性，长安的边界在诗中还有更远的延伸。白居易作于元和十年八月的《蓝桥驿见元九诗》中“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一句，“秦岭”在句中并不是作为诗人前往江州路途中的风景被记录，而是作为一个向都城道别的终点，也应该被认定为边界，这一定程度上是白居易对于京城留恋之情的放大。

三、道路的一致：识别性的交融与方向性的交织

道路是认识一座现代城市的重要介质，人们总是通过道路来认识位于道路两侧的城市建筑，并以道路为中心，结构道路的两侧和两个尽头，身在道路中行进的人则具有方向性[18]。根据道路的尽头和两位诗人的身处方向，共有通州到江州、江州到通州、通州到京城、京城到通州、江州到京城、京城到江州六种不同方向的道路，而就诗人在描绘道路时的情感而言，实际上只有感慨通、江二地之间远隔天涯，在通、江二地之人灵魂相依，通、江二地与京城相隔千里这三种情感。

通州与江州之间的距离是现实存在的，元稹身染瘴病与白居易失去联系几近两年加重了距离感，白居易在提及江州向通州道路的12首诗中，提及通、江二地常以“隔”“断”“万里”“迢递”形容，次数高达11次，元稹也以“塞”“绝”“千山”“千里”等字眼描述两地之间的距离。两地在现实中远隔千里并不能离间两位诗人深厚的友情。

元稹从忆往昔“荣路昔同趋”又回到当下的“谪居今共远”“两地知春日历同”[19]，白居易则现实地指出二人境遇之相似，“各闭一笼中”“两地飘零气味同”[20]，以二人相同的困顿模糊两地的距离之远。同时二人还互诉梦境，白居易《梦微之》中提及“昨日三回梦见君”[21]，元稹也在《和乐天梦亡友刘太白同游》中写到“万里知君一梦刘”[22]，两句虽然语言朴实，但梦境中的相见相知却形成了如同庄周梦蝶一般似幻非幻他我一体的神奇效果。在通、江二地的距离上，也产生了虽隔云端，却犹在眼前的效果。于是通、江二地之间的道路就形成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桥”的效果，海德格尔认为：“桥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桥首先和本来纯然只是一座桥而已。……桥还可能表达出某些东西。进而，作为这样一种表达，桥才成为象征，才成为说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所有东西的例子。”[23]通、江之间的道路首先存在，其次才被诗人所感知到，成为联结两位诗人的纽带，便超越了自身的空间阻隔性和封闭性。不论是刘禹锡、白居易之间的唱和，或是后世皮日休、陆龟蒙之间的唱和，都缺少这样的现实条件，因而缺乏由“桥”带来的交融为一体的效果。通、江之间的“桥”的存在最终导向了融合，因此也缺少了对于相对“位置”的探讨，这部分则体现在描绘都城道路的诗句中。

元白一体的效果不仅在诗中提及梦境的部分出现，在两位诗人从京城分别去往通、江二地的诗句中亦有出现。白居易以代言元稹的方式描述京城通往通州的道路，诸如《雨夜忆元九》中“一种雨中君最苦，偏梁阁道向通州”和《东南行一百韵寄元九》中“南去经三楚”[24]，元稹也回以“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25]的诗句。更有白居易《寄微之三首》中“通州君初到，郁郁愁如结。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26]对偶两句，模糊了京城到通、江二地的方向，统一了元白二人对于贬谪失意的痛苦。

通、江二地与都城相对位置不同，但元白二位诗人对都城的思念却是相同的。元稹以“杜鹃(催归)声”喻向北方求归，以“思妇锦”暗示求皇帝赏识；白居易写“夜梦归长安”也表示了自己的求归心切。京城通向通、江二地或二地通向京城的道路同样具有“桥”的性质，在两位诗人的意义指向上，两座“桥”合二为一，并在“桥”的方向性上产生了“位置”问题。“说到底桥并非首先站到这个位置上，而是从桥本身而来才首先产生了这样的位置。”[27]合二为一的两座桥被设置出了社会文化关系，即确定了长安与通、江二地在两位诗人的眼中的归属关系，通、江二地附属于长安却远离长安，元稹、白居易二人受中央管辖却处在边缘地区。以空间表达不得志常出现在边塞诗中，但元白唱和诗则特殊在能代对方言自己。元白二人共同的志向、境遇与互相挂念的情谊，使通、江二地通往京城的道路隐隐有重叠之象，京城通往通、江二地的不同道路的识别性也消失了，逐渐归一。

四、结语

元白唱和诗的空间特征表现在通州、江州以及京城之间的关系上，并未涉及对江州、通州两座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的细致描写，中唐也尚未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功能分区，加之通、江二地在当时远离唐朝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具体城市形态已无据可考，因此在分析通江唱和诗作时，并不涉及对节点和区域的具体分析。

元稹、白居易二位诗人身处通、江两端而唱和不断，他们的唱和诗分开看语言质朴随意，对照看却有地理绘图的重合之感。元白二人的唱和诗不如刘禹锡、白居易二人唱和诗世情之全面，亦不如皮日休、陆龟蒙唱和之闲逸，却有“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奇幻效果。他们选取标志物之相似、边界之模糊、道路之重复，都为通江唱和的诗作增加了重合交互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