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规训与主体性表达:体育电影中体育规则叙事分析*

张庆宇 邢 崇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青岛 266061)

体育电影是指表现竞技对抗或展现运动员个人生涯的电影，是类型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类型”(Genre)是由文学研究引入电影理论的一个法语名词，意为“类型”(Type)或“分类”(Class)。“类型”是连接电影产业两端的关系纽带。电影工业以稳定的方式在已有路径上缓慢地推陈出新，以迎合观众的审美期待，从而获取可预期的市场成绩。在某些“类型”中，可以发现一些持续得到关注的主题观念、特定的社会功能，甚至身着特定服饰的英雄；反复出现的场景及道具以及可以预期的某种故事模式[2]。具体到体育电影，其通常塑造一个成长的故事，体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人公在体育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我的价值，在与体育相关的竞争情节中完成成长的蜕变，最终，在关乎荣誉的一场终极之战中，故事被推向高潮。无论竞赛的胜负，主人公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有关精神力量的宝贵财富，它来自体育，却又高于体育。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不同地域、不同题材的体育电影中反复出现，包括美国电影《愤怒的公牛》(1980)、《百万美元宝贝》(2004)、《卡特教练》(2005)、《弱点》(2011)，中国体育电影《女篮五号》(1957)、《夺冠》(2020)、《八角笼中》(2023)，日本篮球动漫《灌篮高手》(1993)，印度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2020)等电影都体现了体育运动与个人成长的紧密联系。“成长”的话题当然不独属于体育电影。相反，在大多数的商业电影中，成长都是一个常见而又“俗套”的命题。当试图分析体育电影的叙事模式时，笔者发现了体育自身的独特性，并将这种独特性放置在“成长”的故事中，或许可以基于“体育”的视角，进行一种症候式的阅读。

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杰·科克利在《体育社会学》一书中将体育称为“制度化的竞技活动”。体育规则是体育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体育运动顺利进行的保障。哲学词典中，规则往往被用来指称“行动或行为的准则”。休茨认为，体育活动旨在使用体育规则所允许的手段参与特定事态中的活动。体育规则主要可以分为构成性规则、规范性规则、技战术规则三类，构成性规则代表了体育活动的具体目标及参与其中所被允许的具体手段；规范性规则指体育活动对于场地、时间、器械等方面的要求；技战术规则指在前两者允许的范围内可使用的技战术策略[3]。詹姆斯·马奇认为规则涉及三种建构，首先包括确立自身位置的自我建构，其次是现实的建构，再者是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建构，即在已被定义的场景中如何发挥“我”的主体性。自我、现实以及这两者之间匹配性的建构涉及了个体对身份的追求、对现实的社会性解释以及连接它们的适当方式的协商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部分是经由某个组织中正式的成文规则和定义了身份、情景及两者之间匹配性的规则所协调[4]。在体育的世界中，体育规则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规则不但开辟了一个独属于体育的空间，同时通过规则确立参与者的自我位置，在两者的动态协商中，参与者进行体育实践的策略选择，也体现了两者协商中“我”的主体性。在体育电影中关于自我建构、现实建构及匹配性建构的情节与规则有着紧密联系，规则作为体育不容置疑的本质特征，对体育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异托邦”建构：体育电影中普世的情感寄寓与时空表征

规范性规则指的是限定体育运动所需要的场地、时间、器械等标准的规则。其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将体育运动所存在的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了分割，构建起一个独属于体育运动的“异托邦”(Heterotopia)。“异托邦”被福柯解释为一种相对于“乌托邦”的概念。“乌托邦”指向那些未存在于现实社会也无真实位置的场所。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些真实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即那些真实世界中被实现的“乌托邦”，被福柯称之为“异托邦”[5]。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社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异托邦发挥作用，成为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实践这一充满了各种斗争的异托邦场所之中，对于身体的认识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内在构成并使之与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微妙的关系[6]。

体育电影中的“竞技场”空间可被视作对福柯“异托邦”概念的生动实践。“竞技场”即为体育运动竞技所处的空间，在“竞技场”的空间里，有着独属于体育的伦理规则。规范性规则对于在体育电影中进行现实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为对于体育运动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些特殊空间，在其中社会所促成的一系列关系被暂时中止，以确保社会自身的运转和稳定。它们是使社会成为可能的内在差异，异托邦暂时建立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时间性，它们最终稳定了现实世界的时空安排。”[7]在体育电影中，规范性规则在视觉上构建出明确的体育场地界限以及独立的时间计算系统，以此来划分体育的“异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无论是拳击擂台亦或是足篮排等球类比赛场地，界限之内的时间和空间被线条与计时器明确束缚，成为一个存在于现实世界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异托邦”。同时，在福柯的思想中，异托邦与乌托邦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若存在一种既能实现梦想又不用改变现实的空间，那这种空间就可以称为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异托邦[8]。

因此，作为特殊空间的异托邦体现在体育电影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是体育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寄寓之地成为电影叙事的情感宣泄中心；其二为对于异托邦的表现往往通过电影视听语言的风格化来区分体育世界与现实世界。将“竞技场”塑造为乌托邦式的情感宣泄区域，是体育电影叙事的常见方法。不管电影讨论的中心为何，体育往往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场域。无论是种族矛盾、性别平等还是国家意识形态间的碰撞，体育往往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寄寓发挥作用。一位黑人运动员在职业领域获得成功，一位女性运动员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亦或是第三世界国家运动员击败第一世界国家运动员，这样的故事情节并不能佐证在本真的世界中所面对的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相反，它代表了现实世界里那些渴望而又未被满足的情感，这些情感被寄寓在体育运动的胜利中得以宣泄。然而诚如前文所言，体育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现实的胜利，体育电影叙事往往在体育与现实中反复交错。而规范性规则中空间与时间界限的直观展示，在不断提醒观众将体育与现实区分开来。那些喷薄的情感与爆发的情绪都被限制在线条划定的场域与计时器计算的时间中，具体在电影叙事中体现为体育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情节。很多体育电影的高潮中往往经常且频繁出现情感操控的战斗、比赛或竞赛场景[9]。铺垫有关现实世界的情节以及在影片的高潮时刻设计一场有关体育的终极对决，这样的叙事方式跨越国家和地域成为体育电影的共同表征。无论是《一球成名》《灌篮高手》《弱点》《足球教练》等球类体育电影，亦或是《百万美元宝贝》《八角笼中》等格斗类体育电影，类似篮球比赛的最后一秒完成绝杀、在球即将出界时奋力救回，亦或是拳击擂台上的绝地反击这样的情节反复出现，使得体育参与者游离在“异托邦”与现实世界的边缘，体育被塑造成梦想与现实交界之处的理想世界。体育电影究竟指向何处？它可能是有关于个人的成长、爱国主义的弘扬亦或是种族、性别等方面的议题，体育被建构成一个可以妥善解决问题的“异托邦”，而最终的情绪宣泄，体现为体育参与者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边界触碰。体育电影中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视听表现，体现为“竞技场”内外的不同空间对比，体育参与者与其背后的观众所处世界产生联系，两者通过蒙太奇结合在一起，强调体育参与者个体背后更强大的力量所在。同时，通过对时间进行无序的重组与拼接，不同于现实世界中每分每秒的固定流逝，体育电影中高潮时刻的时间被诗意化展现，动作的升格处理、多场景的交叉剪辑以及体育参与者的内心体现都成为重要的表述内容。在体育电影中，对于构成性规则的边界触碰成为其表现两种不同世界的重要分野。构成性规则通过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重塑构建体育的“异托邦”而成为体育电影叙事的重要基础。

在本真的世界中，体育背后的国家困境、性别歧视、种族矛盾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去改变。但在体育的世界中，受制于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在体育电影常用的叙事套路里这些问题的解决似乎随着一场体育比赛的胜负就变得直观可见，最后一秒的绝地反击使得体育的胜负二元属性被充分发挥，从而建构起一个饱含着乌托邦情感的“异托邦”世界。

二、自我建构：体育电影中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规训作用

参与体育的基础与前提是个体的身体，体育则构建了一个集中展示身体的舞台。“无论是作为娱乐消遣的游戏抑或是作为文化传承的竞技活动，体育的本质都是通过身体在场进而践行一种社会实践和身体规训。”[10]布尔迪厄所秉持的“惯习”“场域”理论都可在体育规则对于身体的规训中得到验证，体育是基于身体运动实践而形成的复杂社会惯习，其内化于身体内，向外延伸至身体的社会实践，不仅体现了竞技场域内的社会规训意图，还体现了其场域空间中人类欲望的实际秩序。体育可被视为社会实践中的仪式化行为，对于进入体育世界的个体进行重新的自我建构，带有浓厚的社会伦理色彩。

具体到体育电影的规则叙事中，这一点体现为电影中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对于规则的学习，这往往是其踏入体育世界完成自我建构的第一步。自然的身体经过体育规则的规训，成为符合体育实践要求的身体，完成规训的身体被允许参与体育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接受了体育规则背后所代表的理性的规训，从而确立了一个新的自我位置。体育规则的理性面纱美化了体育运动背后所含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在体育类型片的叙事中将体育对于“人”的规训行为变得更加隐晦。体育电影及其乌托邦式的叙事方式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形态激发观众的感情，最终也模糊和误导了观众对于电影本身所触及的核心问题的认识[11]。体育规则作为体育运动的基石，使得对于规则的叙述与体育电影中的“成长”紧密相关。个体的成长与对体育规则的学习和理解融为一体，从而使得体育电影叙事迈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体育参与者通过学习与接受规则从而完成身体规训并建构其体育世界的“我”，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隐匿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

以好莱坞所产出的体育电影为例，其体育观念往往被寄寓为公平与正义的象征，以体育为导体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是其重要功能[12]。描述个人奋斗，通过体育表达体育参与者的主体性精神是励志类型体育电影的重要表征。将体育领域的个人成长描述为为追求梦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这在体育电影中屡见不鲜，其中包括美国体育电影《光辉岁月》(2000)、《百万美元宝贝》(2004)、《一球成名》(2005)、《弱点》(2009)，印度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2016)等。这些体育电影以体育为载体，讨论的内容往往拓展到社会问题的其他方面，包括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性别平等的讨论、种族平等的期许等议题都有所体现。

2009年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体育电影《弱点》算得上好莱坞最成功的体育类型片，其不仅收获了3亿美元的超高票房，同时还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影片基于迈克尔·刘易斯2006年创作的《弱点：一场比赛的进化》一书而改编，讲述了一名生活在贫民窟中的黑人奥赫，被富有的白人家庭收养，最终在家人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优秀橄榄球运动员的故事。进入电影情节，我们可以找寻到规则对于奥赫融入新环境的重要作用。在奥赫学习橄榄球的伊始，他始终难以领悟橄榄球的规则要领。对于位置和规则的不理解，使他迟迟没有进入状态。甚至教练也表示，如果奥赫再无法理解规则，那他的橄榄球生涯可能要止步于此了。对于一部体育类型片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主人公还未真正迈进体育的大门，就面临结束体育生涯的危险。于是，收养奥赫的家庭女主人安妮·陶西接档教练，对奥赫进行了规则的阐述。安妮·陶西将橄榄球中左后卫需要保护四分卫的规则进行了巧妙的转化，“要像保护我一样保护你的四分卫。”通过对于规则的阐述，安妮·陶西将规则与电影主题进行了巧妙的结合，黑人与白人最终可以站在一起，维系他们的是家庭的纽带。在整部电影中扮演了奥赫救世主形象的安妮在此刻再次向奥赫闪耀出人性的光辉，由她指引着奥赫踏入了足以完成阶级跨越的体育之门。奥赫空有一身蛮力，哪怕他站在体育场上，也无法成为后来那个万丈光芒的职业球员。“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一个积极的非裔美国人物迈克尔·奥赫被描绘成几乎沉默寡言、智商极低、需要富裕美国白人的支持和促进才能进步的形象。”[13]安妮·陶西对于奥赫居高临下的拯救姿态贯穿了整部电影，只是在一部体育类型片中，这样的姿态通过对于体育规则的合理阐述而被巧妙隐藏。在现实的社会中，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通过“体面”的方式完成社会阶级的跨越是如此的困难，体育似乎带着一张公平的面具，通过个体身体完成阶级跨越变得触手可及而又真实。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体育并非自然身体的比拼，其重要特性来自于规则的明确约束，唯有掌握规则，才拥有踏入体育世界的入场券，后面的那些励志故事才成为可能。身体仅仅是基础，那些被规则筛选过的人才是真正可能通过体育完成阶级跨越的体育参与者。体育电影所描绘的美丽故事表现为个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便能获得美好生活，而非依靠他人及特定阶级的帮助。由此看来，励志体育类型片有着难以调节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通过体育给予弱势群体阶级流动的通道；另一方面，在体育规则的理性面纱下，拥有阐释权的仍是特定阶级。

由王宝强导演的《八角笼中》，是中国体育电影中少有的格斗题材影片。影片讲述了由王宝强饰演的格斗教练带领山区穷苦孩子通过格斗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电影叙事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同频共振，《八角笼中》在影片的价值取向上与美国格斗题材电影有明显的差异。影片所强调的不是体育参与者如何通过体育完成个人阶级的跨越，而是讲王宝强饰演的格斗教练如何通过一种布道式的精神散播体育的种子，从而完成弱势群体的自我救赎。在影片中，以马虎、苏木为代表的山区孩子们不仅在性格上充满了野性，更在影片伊始直接体现出反社会的违法暴力倾向，他们对过路车辆的打劫行为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将其排除在社会文明之外。对于格斗最初规则的学习，是在教练向腾辉的悉心教育指导下完成的。马虎、苏木等山区孩子学习掌握规则的过程，也是其接受社会规则规训从而踏入文明社会的过程，因此也不难理解两人在脱离格斗行业后会再次干起违法勾当。格斗所代表的规则规训了他们的身体，使其野蛮的肉体在文明社会中的体育行业有了价值和安身立命之本，但离开了规则的肉体再次失去了在文明社会中的位置，使其重新沦为被文明社会抛弃的野蛮人。对于规则的着力刻画体现了《八角笼中》所带有的浓厚现实主义特色，一方面其强烈的道德意识关注了体育规则对于社会中不安因素的安抚与抹除，另一方面将规则作为踏入文明社会必须经历的道德规训，使体育参与者在体育的帮助下重新完成自我建构。

三、匹配性建构：体育电影中主体性表达的自觉意识

对于体育规则的学习成为体育参与者踏入体育世界的首要门槛，然而人的主体性要求人在体育世界中遵循规则的同时，也在与规则的协商中找寻某种特殊的连接方式。哲学话语中的主体性意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在构成性规则与规范性规则的表述中，体育参与者被限制在规则的框架内，体现为参与体育实践而不得不接受的规则。然而随着体育实践的深入，人逐渐掌握体育运动的规则与技巧，其主体性往往表现为在体育运动中对于技战术规则的选择和使用。技战术规则指的是在比赛规则允许范围内可采用的技术与战术。技战术规则不同于规范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技战术规则体现了推陈出新、不断演变的发展特点。体育参与者在参与体育实践时自由选择的技战术规则，体现了现实建构与自我建构协商中的匹配性建构。

在体育电影叙事中，对于技战术规则的表述与个体选择及价值观紧密相连，且往往与影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保持高度一致。具体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不同性格使其选择不同的技战术，而转变技战术的过程，往往可以体现人物价值观的改变。技战术不能被单纯地看待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体育参与者对于体育以及自身所处位置的认知。

2016年上映的印度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曾创下印度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在中国上映后，也得到了中国市场的认可。《摔跤吧！爸爸》讲述了一位印度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世界冠军理想，培养和训练两个女儿拿到世界冠军奖牌的故事。对于《摔跤吧！爸爸》现实意义的认可，往往聚焦于其对印度女性现实生活的反映及印度女性解放诉求的维度上。然而，影片中女主角吉塔做出技战术选择的过程，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性别权力。在影片中，吉塔被专业教练选中进行训练，她开始接受新教练所传授的摔跤技巧与技战术规则。她的摔跤理念与父亲所教授的逐渐相悖，甚至不惜与父亲直接对决，抛弃了父亲传授给她的摔跤技巧。随后，她在比赛中接连失利，最终的解决方式为她重新回到父亲身边，接受父亲的训练，直至拿下冠军。对于体育来说，技战术是获胜的重要基础。吉塔对于父亲所传授技巧的游离与复归正体现了平权面纱下印度更深层的性别观念，即女性即便通过体育获得了通往广阔社会的通道，仍难以离开家庭与父亲的规训。影片结局，吉塔眼含热泪地将金牌交到父亲手中，旁白也适时地响起：“最后叔叔实现了他拿金牌的梦想，那是他十年前许下的诺言。”不难看出这场胜利的真正含义——男性梦想的实现[14]。体育建构了一个性别平等的“异托邦”，而匹配性建构讨论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体育参与者如何在体育规则的允许下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回溯中国体育电影，在体育题材中加入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情怀，是其长久以来的文化底色。“ 运动长期以来被团体、组织、城镇、城市和国家用来表达他们的集体情感。”[15]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之时，正值中国救亡图存之际，以体育强健国民身体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对于现代体育的最初期待。新中国成立后，发挥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优势，通过政府主导以及任务导向，先后提出“奥运会战略”“奥运争光计划”等，系统推进及落实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16]。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出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体育场上的胜利完成了民族心理上的压力释放，也使得中国体育长久以来与国家层面紧紧绑定。

中国体育电影习惯将国家意识的表达放置在个人成长的故事之中，以微观个体的蜕变成长向宏观家国幸福感与认同感的表述过渡[17]。电影中体育参与者对于技战术规则的选择，往往体现在个体与体育的匹配性建构过程中个人对于集体主义的认同。同时，体育具有强烈的胜负二元属性，加之中国体育长久以来的民族主义负担，使得争胜求胜成为中国体育电影乃至中国体育事业的主旋律。由此，产生了一条属于体育的逻辑链条，求胜—技战术—个人选择这三者产生了紧密联系，求胜的目标与被选择的技战术绑定在一起，成为从个人窥探国家意识的重要路径。例如在谢晋导演的《女篮五号》中，林小洁起初在战术上并不认同教练的安排，在各方面都对比赛不够重视，思想有所懈怠。随着主教练对她的谆谆教诲，林小洁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错误，听从了主教练的安排，更好地融入集体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人的成长。陈可辛导演的《夺冠》作为体育题材主旋律电影的优秀代表，其延续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固有模式，包括通过激动人心的比赛场面激发观众深层意识中的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18]。影片着重讲述两代中国女排不屈不挠、为国争光的传奇经历，通过对新老两代女排面临的不同问题的展现，表现了历久弥新、更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女排精神。对于“老女排”来说，坚决贯彻的技战术原则是在严苛的训练体系中每个人通过身体的损耗以小我的伤痛与牺牲来换取集体的成功与荣耀[19]。而对于“新女排”来说，在新集训队组建的伊始就产生了不少的矛盾，包括新老队员之间互相不理解、队员从沙滩排球转室内排球的不适应、互相之间位置战术的不熟悉等，体现为不同体育参与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联系，长久以来主流叙事要求个体对于集体的绝对奉献，往往忽视了个体的体验与感受。而在表现新女排时，在保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底色的基础上，也在心理上放松包袱，使体育参与者更好地享受比赛、享受体育。不同个体之间产生矛盾使得影片更具真实性，人物塑造更加立体，但在争胜的过程中仍保存了求胜—技战术—个人选择的逻辑链条，强调了女排精神历久弥新的精神之源仍然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底色的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

四、结语

从体育规则的视角进入体育电影，可以解读出多重意义。规则首先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割了体育与现实世界，从而影响了体育电影对于情感高潮部分的叙事表达。同时，学习规则成为进入体育运动领域的先决条件，接受规则的过程往往与种族、阶级、性别等影片议题产生联系。最后，技战术规则作为个人进入体育世界彰显主体性的方式，无论是个体运动还是团体运动，其背后均与时代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体育电影，现有的研究往往从家国叙事、意识形态、性别议题等角度进行论述，从规则进入体育电影，更贴近体育的本质内涵。剖析体育电影中的规则叙事，为体育电影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分析其中隐匿的权力关系提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