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庆历新政中的欧阳修

雷乐街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试论庆历新政中的欧阳修

雷乐街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庆历新政是北宋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在内外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以革新政治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欧阳修在新政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和政策，主要有按擦法、革新贡举、选将法、辨朋党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在理论上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实践上具有不可操作性。导致新政的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保守派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和改革派自身息息相关。而通过欧阳修身上所体现的一些软弱性可以透视改革派内部的弱点。肯定欧阳修在新政中的贡献并且对其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和评价。

庆历新政 欧阳修 朋党论

一、初入政坛，锋芒毕露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虽然出身官僚世家，但早年丧父，备尝艰辛，同时他天资聪颖，勤奋苦学，又得母教，从小便关心民间疾苦。踏入仕途后，越言遭贬，外任僻远州县，周知民情利弊，心中就打下了革新政治的想法，后来因缘际会，进入谏院，参与新政。为新政出谋划策，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政策。此外，用他激烈的文笔为新政做辩护，宣传变革思想，笔战守旧派。

欧阳修从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起，到庆历三年(1043年)知谏院，参与新政。这期间欧阳修外任州县，内任馆阁，中间遭贬。在地方，体察民情，关心民瘼，判别冤狱，寄情山水，在州县任职，对地方吏治情况有一定了解，为将来制定新政措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1040年，还京复职，依旧任馆阁校勘，四年前，因为越职言事，饱尝迁谪之苦，但是此次回京，他指陈时弊的勇气和锐气，不减当年。宋史本传称他：“为人质直闳阔，见义敢为，机阱在前，直行不顾，每放逐困，辄数年，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1]他在《准诏言事上书》里指出当今这种“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的局面：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失;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并眼光独到的指出原因就在于“三弊”、“五事”。所谓“三弊”，指的是朝廷的三大弊政：“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切功实。此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迟慢废坏于下。”所谓“五事”，指的是”圣心所堪忧而当今尚所缺着”，即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为什么没有可用之将？没有可任之臣？根本原因在于磨勘法的弊端，这种任官法堵塞了有材之士的仕途，反而让平庸之辈一路高升。他恳切的“愿陛下名赏罚、责公实。”这篇文章与范仲淹们提出新政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主旨是一致的，只是当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这篇政论文是欧阳修的小试牛刀，到了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借古文作为宣传新政的武器，有力地为新政造势。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知谏院，他推荐具有时名的余靖、王素做谏官。蔡襄欣然祝贺，写到：“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日尽相欢”。[2]可见欧阳修在朝野正直贤良之士中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众人对他寄予的厚望。欧阳修也清醒的认识到自己身为谏官所担负的职责，他义无反顾的大胆进言。刚刚履职，就旗帜鲜明的提出了革新吏治的主张。在《论按擦官吏劄子》中明确指出：“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3]先表明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指出解决当今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择吏。一则淘去年老、病患、脏污、不材四色官员。二则选贤进能，不拘一格，不拘资历，唯才是举。为此，他提出按擦法，在内外官吏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用专人专职的办法，命他们出巡地方，用以考察地方吏治。就欧阳修的建议本身来说，言之有理，但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吏治的腐败因循以非一日，积重难返。但是欧阳修勇于建言，不避物议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姑且不论按欧阳修的设想推行按擦法是否真的可以革新吏治，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无形之中把那些本来昏聊腐朽、不学无术及老病不宜留任者,打入了“众邪”的范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4]

二、军事谋略方面的独到见解

面对与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的形势，欧阳修就此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与当时久在军旅的韩琦、范仲淹等持有共识。

首先面对西夏在西边侵扰，而契丹又在北境也蠢蠢欲动的情况。欧阳修一针见血的指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契丹通好仅四十年，无有纤介之隙，而辄萌奸计，妄有请求。窃以戎狄贪婪，性同犬彘，遇强则服，见弱便欺，见我无谋，动皆屈就，谓我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缯，未满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从。”[3]在这里欧阳修认为只有对契丹采取强硬的态度，放弃从前那种苟且偷安的心理，才能化解危机。

然而在当轴的大臣们又在干什么呢？对此欧阳修做了尖厉的批判，“窃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绝无处置，因循弛慢，谁复挂心？岂可待虏使在廷，寇兵压境，然后计无所出，空务张皇而已哉！”[3]像欧阳修这样对大局有清醒的认识而有敢于直言的官员不多了。

紧接着欧阳修就提出了应对之策，“莫若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密务修完，此最为得也。况今边防处置，百事乖方，惟有择人，最为首务。今北边要害州军，不过十有余处，于文武臣寮中选择十余人，不为难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垒，训兵戎，习山川，蓄粮食，凡百自办，不烦朝廷经度。以兹预备，尚可枝梧。”[3]

大家知道北宋为了防范武将，开国就“杯酒去兵权”，实行更戍法，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虽然避免了五代禁军将领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情况的出现。但是更为严重是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笔者这里简单分析下欧阳修上面所提出的对策，他的意思是指将一州的军权、财权、人事权都交给一位将领而且让他像处理家事一样处理州政。这就完全违背了宋朝的家法，边州的长官也就会成为唐末那样的藩镇节度使。日久天长，也就会慢慢的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对抗朝廷，这是宋朝君主绝对不想看到的局面。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政治上还不够老练，对问题的看法过去简单。但是，在选将命帅方面欧阳修倒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只是不在其位只可建言而不能亲身实践。

他首先分析了朝廷选将之法，只不过因循守旧，根本不能发现真正的将才，升迁的也不过是平庸之辈。

而他认为选将重要的是不次选拔，从行伍中发现人才，英雄不问出身。而且举出前代名将多出身行伍以佐证：“唐及五代至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阵，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如西鄙用兵以来，武将稍可称者，往往出于军中。臣故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

至于他的选将之法更具特色。他力主打破以往论资排辈的磨勘之法，而是要开拓视野，从下层选拔将才。他具体条陈了逐级选将之法：“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此一人技勇，实能服其百人矣，以为百人之将可也。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此一人之技勇，实能服其千人矣，以为千人之将可也。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难为胜矣，则当择其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大将”。[3]

此法诚美，操作起来也具有可行性。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国家的防御能力将为之改观，而军费开支又得以锐减，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上下因循成习，苟且偷安，不是可以那么轻易毕其功于一役的。

三、革新贡举的领军人

宋代惩前代武将干政、藩镇割据的弊端，全力推行文官政治。科举制度得到大力发展，每年开科取士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涌现出一大批审时度势的能臣干吏。但是由于取士人数太多，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就日渐形成了冗官的现象，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支出大增，搞得天下公私俱乏，国弱民穷。

欧阳修认为刷新政治，首先应该整顿吏治，而整顿吏治，则以择人为先。注重官吏的选拔和考查，根本在于改革科举制度，革新贡举。当时科举制度选拔的是一批只会吟诗作赋之徒，他们对于为官理民一无所知。他指出现今的贡举法的弊端在于，“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而导致的结果是那些“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之辈侥幸取胜。欧阳修对于韩愈的古文复兴运动称赞有加，反对辞藻靡丽的四六时文。他主张为文重在载道，反对空乏无物的议论。而且贡举取士视为国家选拔人才，应该更重才能，功名不能仅仅来自诗赋。更重要的是以策论的形势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认为“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今先举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故为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

为了清楚的说明具体的操作方法，他一两千人为例。演示考试的过程。如下：“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于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致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足以中选矣”。[5]

在欧阳修看来，采用如上随场去留的方法，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四、力辨朋党之分

宋朝家法，重文轻武，但同时也严防文官之结党营私，以保障君上之大权独尊的地位。朋党之争，历来有之，宋惩唐代朋党误国之覆辙，对此三令五申，处罚之结果也特别严厉。因此，凡是朝臣相争，若以此为借口攻讦对方，往往因“莫须有”的罪名即可致对方与死地。虽然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但是没有人敢于直言两者的区别，更没人敢冒险越禁，自称朋党。在庆历新政期间，革新派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诉求，对当前内外的弊端和矛盾也取得一定的共识，对于改革的措施也有相同的看法。因此，可以称为新政派。对官场有着清醒认识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对朋党这一称谓还是颇多忌讳的，一旦被别人指为朋党，便主动引去。但是对于锐气新进的欧阳修来说，却敢于冒古今君王之大忌讳，不避嫌疑，力辨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的区别，为新政护法，为同事申曲。

欧阳修等刚进谏院的时候就给反对派留下了攻击的把柄。宋仁宗拜欧阳修、王素、于靖为谏官时，蔡襄就写诗祝贺：“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日尽相欢。”后来蔡襄也被拜为谏官时，范、韩等人也入主中枢，石介做《庆历圣德诗》，称誉范仲淹、韩琦等，拟之“一夔一契”，并以“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直斥反对派夏竦等人，措辞激烈。这一系列的举动，将两个阵营之间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激怒了反对派。

不久，夏竦上疏指称富弼、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为“党人”。引起了宋仁宗的疑心，新政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欧阳修挺身而出，强项直谏，凭借其渊博的历史典故，列举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来回击夏竦等人的诬陷，留下了青史留名的《朋党论》。

他首先指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后就两者之间一个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求道，一个求利具体展开，条分缕析两者之间的分歧：“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终始如一，君子之朋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6]然后，他引征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体上有以下六种情况：尧之时，有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有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这是其一。其二，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其三，周有臣三千。周武王用次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相反，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其四，“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他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其五，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由此可见，解决朋党问题的根本是善于识别是君子之党，抑或是小人之党。只要进退得当，坚持不移的人用君子之党，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君子之党，虽多而不厌，小人之党，虽少而有大害。最后点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以古为鉴，可以为后世师法。意在劝宋仁宗坚定决心，明辨是非，不要为夏竦等人的谗言所动摇。

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欧阳修一篇文章所能挽回的。当时宋仁宗之所以提拔范仲淹、韩琦等人入主中枢就是因为内外交困的局面，如今时过境迁，危机有所缓和，宋庭上下又开始苟且因循，故态复萌。如果说新政的发起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那么新政的结束也是具有必然性。随着危机的到来而兴起的新政，必然随着危机的暂时缓和而夭折。

与欧阳修的直言极谏相反，久经官场磨练的范仲淹等人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激流勇退，不安于朝，纷纷自请外出，保存实力要紧。不久，革新派各主要人物都离开中央，出任地方官。这也就标志着新政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五、新政失败原因

历史上改革之难，不胜枚举，仅以北宋的两次改革为例，就可见一斑了。在完全实行人治的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改革决心尤为重要。而革新派依赖的只是一个犹豫不决的皇帝，只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刻才想到用变法来挽救和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当危机过去后立马就转变了态度，如此短视的统治者，怎么会有长远的规划，对政治进行彻底的革新呢？

历次改革都是在不得不改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有当日子还过得去，改革的步骤立马就停了下来。而只是进行局部或者微观的改革，会遭到两方面力量的反对，保守派自然是全力反对，而底层民众则因改革力度不够，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对革新派也是充满不满。如范、韩等人的新政就是一个明证，老百姓得到的实际利益未见得有多少，而保守派则因失去利益而极端仇视。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革新派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导致了新政的早夭，欧阳修本身也不可避免的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新政是一项系统工程事先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需进行通盘的考虑，在革新政治的时候也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不仅要除弊还要兴利。相对而言，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口号就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一举两得，老百姓也得到一定的实惠。新政既然要深入进行，那么得一步步来，循序渐进，这样才能持久发展。而革新派则步骤过快，企图一蹴而就，正如王夫之说言：“席未暖于紫禁,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任子矣,改科举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7]特别是像欧阳修这样锐气十足的激进派，虽然身为谏官，去邪进贤是他的本职。但是也要学会利用策略，虚以为蛇，不应扩大打击面，树敌过多，过分孤立自己。

六、小结

庆历新政的失败带给后人无限的唏嘘感慨，欧阳修的政治生涯也陷入了一个新的谷底。但是他对新政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新政于他来说，也是一次大胆勇敢的磨练。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政虽然失败，但欧阳修的锐气并未随之消散，敢作敢为，不避艰险，依然是欧阳修的风格。只不过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为政讲究技巧，讲究策略。大凡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年轻之时充满朝气，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挑战权威。但遭到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之后，便锐气全无，一味明哲保身，自为个人政治前途着想，日渐老练圆滑。而欧阳修虽然遭受如此大的挫折，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理想破灭了。但他却依然不改初衷，依然忧国忧民，为朝廷竭忠尽智。

新政是北宋中叶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欧阳修刚登上政治舞台，就结识了新政的重要人物。而且以他的文笔和人品得到朝野正直之士的重视。他逐步转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并且成为中心人物之一，他以知制诰和谏官的身份充当新政的宣传家和发言人。此外，庆历新政在欧阳修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一次的磨练和挑战，对他以后的政治发展带来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 1995.134.

[2]蔡襄.端明文集[M].长春:吉林出版社， 2005.125.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 2001.37.

[4]王京生，张传功.从“夏辣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J].济南大学学报， 1992(1)：61.

[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零六)[M].北京:中华书局, 2001.105.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零七)[M].北京:中华书局, 2001.165.

[7]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64.72.

(责任编辑陈平生)

2014-04-27

雷乐街(1990-)，男，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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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80(2014)02-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