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市场功能在中国油画格局演进中的作用

刘 连

(皖西学院艺术学院 安徽六安 237009)

试析市场功能在中国油画格局演进中的作用

刘 连

(皖西学院艺术学院 安徽六安 237009)

中国油画的发展之路复杂而多变，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经受了多重思潮的干扰，剖析其中伴随始终的商业影响力，通过对市场参与其间所担负作用的探讨，梳理出近代中国油画风格样式的生成与市场的内在联系，进而为实现正确把握油画未来的发展选择提供合理的参照。

市场 中国油画 发展

市场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有效途径，欧洲18世纪对中国艺术最初了解的渠道就是借助诸如外销瓷器等商品上的绘画图像，它通过有效嫁接欧洲样式与中国的趣味的方式，成功创造出二者的混合体，成为传播中国艺术的一项重要载体。从商业角度来讲，在文化交流平台尚未充分通畅的前提下，投其所好是首先拉近距离的关键一步，在18世纪中期之前，中西双方均对自身文化持有强势心态的情况下，避免剧烈文化冲突下的互相融合是培养各自艺术健康成长的关键，而商业对文化的传播此时就很能好地扮演起积极的作用。

一、油画贸易催生出的风格样式

在18世纪中国南方对外通商的港口——广州，依托频繁的贸易互通带来的便利，带动出一股活跃的文化交流，出自商业逐利的本能，它首创“把传来的欧洲绘画，诸如素描、水彩画、铜版画、肖像画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的出口瓷器上，……雇请一批画工和画匠学习西方的绘画，并请西方艺术家给予指导”[1]。同时伴随着中外画家交往的通畅，西方传统油画艺术样式逐步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它以其独特的精致写实受到大众关注。尤其是1825年来华的英国画家钱纳利，他所运用油画风格推动了中国油画真正意义上的吸收与学习。尽管钱纳利的技艺并不能代表英国一流的水准，但相对自由与充足的时间让他能够充分描绘他所见到中国人物、风景及风土人情，这让中国普通民众充分领略到油画丰富多样的表现魅力。同时凭借着贸易通商的便利条件，他笔下中国风情题材的作品得到市场及时的认可，并被西方世界当作认知古老中国的一扇窗口向外传播。在他的影响下，油画外销业逐步演变为广州及港澳地区的一种规模化的贸易行业，拓展出油画移植中国的接受空间，从而为中国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油画发展开辟出道路。

资料显示，此时广州地区从事油画创作的画工或画师至18世纪中后期已非个别现象，市场竞争应该初具规模，这即包括本土画家之间的技艺比拼，同时也存在与西方画家的一较高低，如史贝霖所作哈斯坎的肖像画，“人们还以为这是十八世纪晚期美国画家的作品”，[2]关乔昌所画“一幅炉前取暖的费城人肖像，曾经被误认为是沙利的作品，可见风格的一致及关乔昌的水准”，这些熟练掌握油画技巧的中国画家之所以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足以说明当时的市场不仅能够提供可靠的绘画材料，也培育出一套成熟的画家激励机制，在社会层面开辟出油画的生存空间，并且让具有优秀绘画才能的画家得到行业充分的认可，继而收获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并形成品牌，并依据市场的需要，发展出以他们为核心的创作机构……“画肆”，即类似于画室、工作室或绘画坊的样式。其中就以关乔昌的“林呱画室”与关联昌的“庭呱画室”最为出名，一位欧洲游客在参观林呱的画室后记述道“他有敏锐地商业眼光，绝不放过一切拉生意的机会，他提供英国样式，十英镑一幅，中国样式，只收八英镑，两种样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他都可以画”。[3]由于其独到经营方式与多元化的作品样式，画肆成为拉近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成为外国人来到广州游览的一道独特景色。

这种“画肆”的成立一方面是有利于提高绘画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受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为了更多的招揽顾客，关乔昌曾经在当年的《广东邮报》刊登广告宣传自己在画技上的高超之处，以及相应绘制作品的价格。这足以说明油画作品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广泛熟识度。由于该类型的文化互动是嫁接在市场需求的商业意图上，而非纯粹性的学术研究，期间尽管不免有由于偏见与误解而引发的歧义解读现象，但随着中外交往的深入与油画产品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必然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西画在专业技术上的进步。其中一些人的作品在对西方化的仿效过程中，凭借着画家的感悟和智慧，摸索出符合西方品位要求的油画技艺，开创出近代中国美术对油画自发式移植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油画的风格样式在中国文化里的最初状态，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美术历程的关键因素。相比较同时期的宫廷油画演变，它少了宫廷权利的干预，多了时空的自由。尽管西方油画自明万历已被传入中国，但出于承担皇权维护与延续传统文化的职责要求，宫廷对西方油画的作用始终设定在有限空间里运作，如清康乾年间的郎世宁“欲以欧洲光线阴阳浓淡暗射之法输入吾国，不为清帝喜，且强其师吾国画法。因之郎氏不能不曲阿帝旨，弃其所习，别为新体”[4]，后人在对郎世宁以折中主义为代价的“新体绘画”评价时，“首先是一幅珐琅作品，然后是一张普通技巧的油画”[5]，甚至由于其画作依托的材料是纸、绢，而非画布，画面处理的平整光洁，缺少油彩的肌理效果，而被判定“非纯油画”。至于擅长为帝王贵族作“油画脸像”的王致诚，由于诸多规格范围的局限，也始终无法在作品中充分发挥油画的独特性能。相较与“聪明的传教士甚至欲倾毕生心血努力奋斗冲开的一条重要文化通道，”认为“帝王的趣好规范也就密切地关系着西画在中国的命运”[6]，但事实上，帝王只是视之为浅尝辄止的爱好，使得油画的传播只能停留在宫廷建筑的装饰层面之上，并没给予其充分合理的社会环境去衍生。油画在希望借助上层建筑的扶持而达到全方位的普及之路应该是充满挫折，尽管收获中西结合的变体之果，但却疏漏了油画原先应有的品位价值，相对与在市场环境下打拼的油画的状态，则少了提供滋养的肥沃土壤。

二、商业与市场文化推动的油画格局

由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东西文化所处的基础平台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它所依赖的平等商业环境从此不复存在。这种失衡状态下的文化互动很难再有文化心理的对等感受，此种落差势必产生强势主动侵入，弱者被动接纳甚至反抗的僵局。同时心存振兴救国理念的知识精英逐渐开始有意识的加快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夹杂着对民族意识反省自强的精神冲动，急迫于用拿来主义对整个社会文化进行思想改造，发生在这场近代中国的剧烈文化运动，让绘画也无法置身事外，“自光、宣后，至民国初年，西画在中土之势力，始渐渐高涨......为维新潮流之激动，非外来之新学术，似无研究之价值”[7]。由此可以发现，对外来文化的急切接受成为此时社会的主流，原先涌动在商业贸易环境中的西方绘画样式开始被抬到社会的聚光灯下，成为解剖社会的道具，曾经不为正统文化所正视的西方绘画风格，以及附着在它身上的诸多诟病之声突然销声匿迹，转而标榜为新时代艺术的旗帜被极力鼓吹。对油画及其它相关西方艺术形式的研究与探讨在之后被视为中国艺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近代跨越式的历史进程中，上至统治阶级，下至百姓大众，对西方油画的引进与介绍也由消极的懈怠转变为主动的迎合。随着世界现代艺术的风起云涌，西方油画艺术的样式早已几经更迭。为了试图迎头赶上，以便搭建起中外文化平等交流的桥梁，中国开启了照搬西方美术教学体系构建新的艺术教育系统的浪潮。兴学立教者们依仗自身拥有的西方文化作为背景，广为吸纳留学归国的艺术学子担任教师，极力鼓动油画的推广以及用来进行大肆的国画改造，以燎原之势铺陈大江南北，造就出中国近代美术运动的主流走向。在近乎纷杂的喧闹声中，不同主义不同流派先后登台，自圆其说。然而最终归结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局限，油画的风格定位又不得不与新兴的大众需求靠拢到一起。

中国艺术语言的选择，从历史传承来看，一直存在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并行的事实，而作为主流艺术话语权的把控，则始终只是由少数精英阶层所决定。因为各自均有滋生的土壤容其生长，二者各取所好，相得益彰。但随着历史步伐进入到近代，艺术的发展则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革产生紧密的联系，阶层的隔阂随着时代的革命风暴逐渐消弭殆尽。精英主导天下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两个新的高潮：一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带来的异体文化的扩散，二是通俗文化的兴旺发达催生的大众文化崛起。从而相应伴随出“一种新格调的社会精英文化层”与“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层”[8]，但是这二者又并非如原先传统那样截然相分，而是共存相合的。精英放下身价，大众扩充阵容，“开启民智和娱乐民生，便构成了这种视觉文化的使命”[9]。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上海商业文化与西画成功地结合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影响。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西方的油画艺术体系，它所受滋养的环境与其浓厚的宗教氛围、有机的思想脉络息息相关，这与孕育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土壤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当这二者文化产生正面遭遇时，能够把双方匹配到一起的交流对应点自然就放在中国的“写真” 体系与油画的写实语言。因此它们之间产生的互动，既是帮助解决中国传统人物画方面技术不足的可行性选择，也能恰当的避开不同文化背景带给大众的隔阂。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的中心，随着上海经济文化与世界接轨的愈发深入，它所带动的文化引领作用就越发强烈。而最早拥有现代商业氛围的广州，它对油画评判的传统与商业的结合实践必然会延续到上海这座后来商业城市身上，凭借对商业气息敏锐的捕捉能力，两座城市都能认识到油画的写实趣味能够与中国文化实现很好融合的可能。它们在对这种外来文化进行的各自改造中，实现了市场成功的同时，也推进了油画在近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此时尤为突出反映在繁荣于上海的世俗广告宣传画——月份牌身上，在这个被商业化、世俗化、多元化彻底融化的国际都市环境里，面对大众新的视觉文化需求和消费渴望，经过众多拥有西画背景画家的大量尝试，明暗、透视、解剖比例等西画造型法则都已成熟的被运用到月份牌图像中间，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的新生型视觉文化符号。它以中国式的变体阐示出写实油画的视觉特色，经过市场检验，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凭借着现代传播影响力，使之迅速成为大江南北厅堂生活的常见之物，提供给大众感受这种嫁接在油画技巧之上的新图像魅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油画样式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定位。这远甚于艺术教育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社会效果，尽管近代新型西式教育承担了油画全方位的学术研究与推广作用，但在构建文化环境的能力上捉襟见肘。加上近代国运多变，时局动荡，出自学以致用、文化融合的自觉，写实的油画风格在诸多引进的流派中挑选出来，功利性地保留下来。以世俗化的大众品位与中国现实合流，逐步打造出一种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综合的油画风格，最终沉淀为中国样式的写实油画格局。

三、结语

在通往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精英再造与商业运作若即若离，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经几代的移植、消化和吸收，已渐成体系。在时代又重归商业主宰之时，市场拥有的话语权力，让油画不断邂逅商业与金钱的侵袭，实际的货币成为衡量油画价值新的标准。一次次交易的天文数字被看作艺术成功的风向标，诱人的价格成就了迥异艺术风格生存的可能。市场愈发成为操控经济、文化发展的无形之手，深深地改变着社会固有的认知体系，挟持着中国油画不得不面临转向的选择，再一次推动油画格局制定新的规则。它让油画走进社会，成为满足不同群体的载体，也让“艺术家开始对如何使自己的艺术得到有效的认定有了理性的认识”[10]。

不可否认，商业的参与必然带动庸俗化的涌动，但在现代多元化的时代环境里，“当没有上帝判决的所有学术争论到了无休无止的时候，最为有效的裁定人就是金钱”[11]。在对历次中国油画发展节点的梳理，清晰地表明市场之手铺垫的道路才是油画前行踏实的根基，而在当今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油画未来成长的格局依然与它为伴，不离不弃。

[1]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J].学术研究， 1998(5)：65.

[2]胡光华.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史贝霖[J].艺术家， 2000(8)：46.

[3]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J].雄狮美术， 1992(12)：75.

[4]郎世宁.郎世宁画集[M]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31.3.

[5]王耀庭.从故宫藏品探讨郎世宁的画风[J].雄狮美术， 1991(22)：23.

[6]袁宝林.比较美术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202.

[7]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12.

[8]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32.

[9] 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384.

[10][11]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76.

(责任编辑闳玉)

2014-03-23

刘连(1971-)，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油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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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580(2014)02-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