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重心时空轨迹及演变因素分析——基于2005—2016年地级城市面板数据

张思蒙，王 坦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打造人力资源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交汇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迈入普及化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特点，探讨其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为科学规划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高等教育宏观发展基本框架由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共同组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可归纳为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外部关系理论、三螺旋理论、新增长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1］区域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指示器，高等教育水平是其核心要素。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是动态均衡过程，在时空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增长极和梯度差，欠发达地区最大化借鉴先发地区经验，高效利用自身在资源和政策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趋同向跨越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研究主要基于空间视角，通过实证研究揭示高等教育规模地区差异。薛颖慧（2002）、侯龙龙（2008）、赵宏斌（2009）和晏成步（2009）等分别选取截面数据，运用统计指标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空间结构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呈非均衡发展态势。［2］-［5］沈鸿敏（2008）和姜巍（2013）分别选取了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发现高等教育绝对规模逐渐加大。［6］［7］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演变因素，大部分研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以在校生数表征高等教育规模，集中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政治和城市化等方面的关系。［8］-［12］在政治方面，政治形势和政策变化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较为直接。雷洪德（2012）测算发现1949—1978年的高等教育规模受政策导向和政治运动影响最大。［13］阎凤桥（2013）针对我国提前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从分权视角厘清了各地区提升毛入学率的政治动机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4］陈宣霖（2015）选取1998—2011年全国数据，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作为内生变量，结果显示其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15］在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关系方面，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城市化是拉动高等教育需求的市场基础。［16］张淑惠（2012）选取了2005—2011年分省区数据，回归结果为城市化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显著，东部影响程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17］胡茂波（2014）测算了1949—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协调水平，省际协调程度逐渐降低，省域协调程度始终较差。［18］王家庭（2017）实证检验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土地城市化影响，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城市化边界外推影响显著。［19］

纵观现有的高等教育规模及其演变因素研究以静态定量分析为主，重点考虑经济、人口、政治和城市化等方面因素，并未将终身学习理念下高等教育的文化外部性纳入分析框架；空间尺度较为单一，大部分是“全国——省际”层面，时间尺度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精英至大众化阶段的过渡阶段；面板数据运用较少，信息损失较多，估计精确性未达最优，模型变量选取多从统计角度出发。鉴于此，本文拟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较为成熟的阶段，选用地级以上城市作为基础空间单元，搭建“全国—区域—城市群”多尺度分析框架，运用重心数理模型刻画高等教育规模时空动态移动轨迹。本文的高等教育规模演变因素计量回归分析不再考虑城市化和政治方面，增加高等教育文化外部性因素，再参考上述文献结论稳健性，高等教育指标首选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经济指标首选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指标首选户籍人口。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重心源于物理学概念中的力矩平衡思想，区域重心是指空间内某一点的各方向因子属性能够维持均衡。美国学者沃克（1974）最先围绕区域重心概念探讨了美国西部开发和阳光地带区域战略对人口重心移动的影响。［20］国内学者樊杰（1996）率先采用重心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工业经济发展情况。［21］而后重心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等领域。［22］-［25］本研究运用重心数理模型，刻画高等教育规模重心动态时空移动轨迹，探究高等教育规模及其演变因素与影响程度。

1.重心模型

假设某个区域包含n个子区域，第i个子区域的地理坐标为（xi，yi），mi表示第i个子区域的某类属性的量化数值，则该地区的某类属性重心的地理坐标测算公式为：

式中Xi和Yi在本文选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市政府所在地（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经度和纬度地理坐标，mi分别选取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地区生产总值和户籍人口数，表征高等教育、经济和人口属性。以地级市尺度作为基本单元，测算属性重心，可以更加精确地体现出省域、城市群属性重心演变规律。

进一步探究一定阶段的某些子区域移动对地区重心总体移动的作用，可将公式（1）进行分拆组合：

式中XJ和YJ分别表示s—t年间的J子区域对地区的经度和纬度的作用幅度，其中正数表示移动方向为东和北，负数表示移动方向为西和南，数值越大表示J子区域在该时期对总体移动情况的影响程度越高，再结合区位因素，J子区域所处地理位置越偏近总体移动方向，表示受某类属性值增加影响较为显著，反之，则受某类属性值减小影响较为显著。

为更加准确探讨各类属性重心移动变化情况，对重心实际空间移动距离进行测算，公式：

式中，（xi，yi）、（xj，yj）表示i—j年间的某类属性重心地理坐标，k是指地球坐标转化为平面空间距离的常系数，数值为111.111km。

2.面板数据模型

一般来讲，面板数据模型可根据解释变量是否包括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以及个体N和时间T之间大小关系，来确定估计策略。当模型中解释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时，称为动态面板，反之则为静态面板，前者可以使用更加有效的系统GMM（system GMM）进行估计；后者n＞T称为短面板，可考虑设定个体固定（式4）、时间固定（式5）、双向固定（式6、7）和随机效应（式8）形式，而后运用统计检验上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1978）或者考虑扰动项存在异方差的稳健豪斯曼检验，来辨别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H0∶μ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n＜T称为长面板（公式9），T维度包含信息较多，考虑｛εit｝组间异方差（Greene，沃尔德检验）、组内自相关（Wooldridge，沃尔德检验）或组间同期相关（Greene，Breusch-Pagan LM检验），当数据存在组间异方差或组间同期相关，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当数据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同期相关和组内自相关，采用全面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统计的口径一致性、完整性和可获取性，本文以2005—2016年为研究时段，将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290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基本上是研究时段没有设置高等教育学校）的海南省三沙市和儋州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和那曲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另外，2011年安徽省巢湖市行政区划调整为县级市，因归合肥市代管，而且高等教育院校所在区县都划入合肥市属地，所以将其相应数据计入合肥市。

参考“十一五”规划以来的四大经济区域，按照全国、东北、西部、中部和东部以及各国家级城市群，对高等教育演变因素进行区域多层次分析。东部包括京、津、冀、沪、苏、浙、闽、鲁、粤、琼（除去港澳台地区），中部包括晋、皖、赣、豫、鄂、湘，西部包括蒙、桂、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等省，东北包括辽、吉、黑等省。城市群层面选择发展较为成熟并已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包括北部湾、珠三角（现称粤港澳大湾区，因本文缺失港澳数据，所以沿用前称）、长三角、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中原、关中、成渝、呼包鄂榆、兰西、哈长、辽中南。

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地区生产总值、户籍人口数、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来源于2006—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教育、经济、人口和文化等章节，部分数据通过查找各城市当年统计公报进行补充校对，还有一小部分三线城市的个别年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实在无法精确，进一步网络搜索查询该地区各院校历史沿革，使用均匀差值法进行填补，空间数据来自于百度拾取坐标系统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为提升计量回归稳健性，尽量减少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剔除了T维度残缺的个体数据，构造了平衡面板数据（n＝270，T＝12），又由于各原始数据单位量纲不统一，且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相关数据各年波动性差别较大，因此，选择对模型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ghe）、Ln（gdp）、Ln（hrp）、Ln（plc）表示，以最大限度降低统计意义上的异方差性，直接衡量和解释经济、人口和文化等变量对高等教育变量的弹性影响。另外，基于逐步回归思想，从实际意义上出发，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应为存量指标，首先考虑滞后2阶动态面板模型形式，如果滞后项不显著，再考虑静态面板模型，其中，双向固定效应既控制不随时间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还控制不随个体但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应与现实情况最为符合。另外，因样本量过少会影响模型稳健性，剔除了呼包鄂榆和兰西城市群模型。

三、结果分析

（一）高等教育重心移动轨迹

根据公式（2）计算结果（表1），全国高等教育重心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上，第一阶段的东北与总体保持一致，第二阶段东北、中部和东部与总体保持一致，且东部幅度较大，第三阶段东部与总体仍然保持一致，而东北和西部幅度趋近于零；在南北方向上，东北和东部和总体始终保持一致，东北在第一阶段移动正向作用程度最高，东部在第三和第三阶段移动正向作用程度最高。第一阶段京津冀、山东半岛、长江中游等7个城市群高等教育重心西移和南移保持一致，第二阶段长三角和呼包鄂榆与总体一致，第三阶段珠三角与总体一致。这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正由追求效率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向注重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区域均衡发展转变。

图1 2005—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重心分布图

（二）经济重心移动轨迹

2005—2016年，我国经济重心分布在安徽省阜阳市和河南省信阳市境内，自东向西移动了0.63经度，自北向南移动了0.42纬度，总体向西偏南移动了83.26km。从移动方向上看，2005—2006、2010—2011、2012—2016年向西偏南方向，2006—2007年向东偏北方向，2007—2010、2011—2012年向西偏北方向。据此，以2007、2012年为时间节点，我国经济重心可划分为第一阶段（2005—2007年）、第二阶段（2007—2012年）、第三阶段（2012—2016年），从移动速度上看，我国经济重心移动速度逐期加快。

图2 2005—2016年中国经济重心分布图

根据公式（2）计划结果显示（表2），全国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东部与总体保持一致，而南北方向各阶段西部、东北和中部与总体保持一致，其中西部移动幅度较大，在第三阶段期间，只有东北区域始终与总体方向保持一致。再从城市群来看，第一阶段，京津冀、长三角、北部湾等5个城市群与总体西移保持一致，其中京津冀幅度较大，珠三角、中原、呼包鄂榆、辽中南城市群与总体移动保持一致，其中呼包鄂榆幅度相对较大；第二阶段东西方向上，山东半岛、珠三角和中原与总体一致，其中长三角幅度较大，在南北方向上，北部湾、长江中游、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与总体一致；第三阶段，在东西方向上，呼包鄂榆、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与总体一致，其中辽中南城市群作用程度最高，在南北方向上，总体移动方向开始向南移动，京津冀、山东半岛、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与总体移动方向保持一致，其中辽中南城市群移动幅度较大。这揭示了在第一阶段“西部开发”政策实施效果开始显现，经济重心呈现出自东向西发展态势；第二阶段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大爆发，外部需求严重受挫，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东部经济增速快速下滑，与之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后发作用显现；第三阶段全国经济发展迈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新常态，各地区增速均有明显程度下降，另外，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工业发展基地，受资源环境以及市场结构约束较大，而南方地区经济增速显著高于东北地区，导致我国经济重心向西偏南大幅移动。

表2 经济重心移动作用幅度分解

（三）人口重心移动轨迹

图3显示，人口重心总体向西偏南方向迁移，迁移幅度较小，为39.28km，迁移范围稳定。据此我国人口重心坐标移动轨迹可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第一年向西偏北移动，之后逐年向西偏南移动，第二阶段的2013—2014年向西偏北移动了1.11 km，其余年份始终向西偏南移动，速度较第一阶段稍微加快。

图3 2005—2016年中国人口重心分布图

进一步探讨各阶段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区域以及各国家级城市群对全国人口重心的移动作用。公式（2）计算结果显示（表3），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第一阶段的东部移动方向作用幅度较大，第二阶段的东北移动方向作用幅度较大。再从各国家级城市群来看，第一阶段大部分城市群与总体向西和向南方向一致，包括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10个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移动作用幅度相对较大；第二阶段中原城市群开始变为与总体移动方向一致，哈长城市群移动作用程度变为最高。这揭示了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并未有效触及该地区人口迁移根本，东部沿海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加之西部开发政策效应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且较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高劳动力成本惯性持续，工资吸引力降低，东部人口出现明显地向中西部迁移倾向，而后国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使之响应较为迅速，中部地区受东西两方向带来的挤压效应，人口规模呈现减少趋势。

表3 人口重心移动作用幅度分解

（四）文化重心移动轨迹

我国文化重心12年间移动规律性较弱，且重心变化幅度较大，整体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了51.55km，最大移动距离超过120km，最小移动距离未到10km。进一步看，2005—2007年呈逆时针回旋，移动距离相对较短，3年间地理坐标仅相距2.64km，而后2007—2008年向西偏北方向大幅移动，2008—2010年向东偏南大幅移动，2010—2013年向东偏南和西偏南方向反复波动，之后2013—2016年呈顺时针回旋，首先向西偏南移动，其次向东偏北移动，再次向西偏北移动。据此，我国文化重心移动轨迹可划分为4个阶段，且4个阶段的移动速度逐期增加。

图4 2005—2016年中国文化重心分布图

进一步由公式（2）计算结果显示（表4），在文化重心移动东西方向上，第一阶段的中部和东部与全国总体方向保持一致，第二阶段东北与总体一致，第三阶段东部与总体保持一致，至第四阶段期间，东北、中部和东部与总体一致，其中东部移动最大。在南北方向上，第一阶段西部和东北与总体一致，其中西部幅度较大，第二阶段的东北与总体一致，第三阶段西部幅度较大，第四阶段的总体移动近乎为0。再从城市群来看，第一阶段，山东半岛、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与总体东移方向一致，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移动幅度较大，京津冀、长三角、北部湾等9个城市群与总体向南方向一致；第二阶段，在东西方向上，山东半岛和关中平原与总体移动方向相反，而长三角、北部湾、长江中游等6个城市群与总体移动方向一致，在南北方向上，总体转为向北移动；第三阶段，在东西方向上，山东半岛、关中平原和呼包鄂榆与总体移动方向一致，其中长三角幅度较大，在南北方向上，总体转向南移动，京津冀、长江中游、中原等6个城市群与总体移动方向一致，其中成渝幅度较大；第四阶段，在东西方向上，总体转向西移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8个城市群与总体移动方向一致，其中长三角移动幅度较大，在南北方向上，总体几乎没有移动，向南移动的有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8个城市群，向北移动的有中原、关中平原、成渝和呼包鄂榆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近乎没有移动。这揭示了始于2008年，东北振兴发展战略对文化重心移动作用显现，2013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逐渐成熟，成渝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对西部地区的文化引领作用效果凸显。

表4 文化重心移动作用幅度分解

（五）高等教育重心与经济、人口、文化重心的移动轨迹比较

整体上看（图5），经济和人口重心分别在高等教育重心东偏南一侧和西偏南一侧移动，文化重心移动范围较大，主要在高等教育重心东侧移动。

图5 2005—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重心与经济、人口、文化重心分布图

从高等教育重心与经济重心移动关系来看，高等教育重心始终位于经济重心的西偏北方向，高等教育重心移动速度高于经济重心，且二者运动关系总体上呈现“趋近——趋离——趋近”，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重心和经济重心存在一定程度偏离，二者发展不尽协调。具体来看，2005—2008年，二者皆是自东向西移动，其中高等教育重心向西偏南移动，而经济重心向西偏北移动，二者偏离程度于2008年降至最小。2008—2013年，二者偏离程度趋于扩大，普通高等教育重心继续沿西偏南方向移动，经济重心持续向近乎正西方向移动至2012年，而后向西偏南移动，二者移动方向基本平行，空间距离达到最大。2013—2016年，高等教育重心和经济重心继续沿西偏南移动，经济重心移动速度加快，二者偏离程度有所降低。

从高等教育重心与人口重心移动关系来看，高等教育重心和人口重心总体沿西偏南方向移动，前者始终位于后者的东偏北方向，且前者移动速度显著高于后者，二者呈现明显趋近关系，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重心和人口重心存在一定程度偏离，但二者协调发展趋势较为明显。具体来看，在2005年，高等教育重心与人口重心的空间距离最远，之后高等教育重心沿西偏南方向快速追进，至2015年，二者空间距离最近，而后两年的人口重心移动速度有所提升，二者协调程度提高。

从高等教育重心与文化重心移动关系来看，高等教育重心始终位于文化重心西方，前者主要在东西方向移动，而后者主要是在南北方向上。具体来看，2005—2009年的高等教育重心和文化重心的空间距离较近，前者沿西偏南方向移动，后者呈顺时针旋转移动；2010—2013年的二者空间距离逐年扩大，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重心继续朝西偏南方向移动，而文化重心向东偏南方向大幅波动；2014—2016年，高等教育重心和文化重心的空间距离有所减小。

（六）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文化的计量回归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文化之间存在相关性，为进一步探究其演变关系，本文根据前述面板数据模型和统计检验方法，定量分析经济、人口和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演变规律（表5）。

表5 高等教育演变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1.就全国各地级以上城市而言，经济和人口发展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而文化方面指标则不显著，且前两者相比，后者的影响程度明显较高。这说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并没有重视与城市文化进步的关系。

2.从四大区域划分来看，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而人口方面指标不显著，其中，经济方面的影响显著高于文化方面的影响；而中部和东北地区是经济和人口影响较为显著，其中，人口方面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程度较高；西部地区则是经济、人口和文化指标都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文化环境氛围较好，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忽视了经济、人口和文化对高等教育的综合影响。

3.从各国家级城市群上看，在经济方面，北部湾、辽中南、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山东半岛和关中城市群则为负向影响，而中原和京津冀城市群不显著；在人口方面，山东半岛、辽中南、京津冀等6个城市群的人口流动对高等教育规模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长江中游和关中城市群则为正向影响，而北部湾、中原和哈长城市群不显著，其中，全国和城市群尺度下人口方面影响性质不一致，这可能是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有关，城市群样本选择为地级以上城市，该时期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正在疏解过多城市人口，中小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作用更为明显；在文化方面，只有珠三角、山东半岛、关中和哈长城市群的文化进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只有山东半岛城市群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各城市群经济水平提高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小城市高校扩招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齐鲁文化发源地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和人口皆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负向影响，说明该地区高等教育基础性作用和先导性布局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规划。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高等教育重心持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部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萎缩，转向以成渝城市群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引领，体现出在市场化改革加深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正由以追求效率为目标，转向注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今后我国还应牢固树立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意识，更加重视市场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作用。

第二，人口重心较经济重心对区域政策响应更为迅捷，文化重心对区域政策响应不明显。经济重心由西偏北方向、近乎正西方向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先后受东部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速减慢、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东北的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经济增速下降影响显著；人口重心分2个阶段持续向西偏南移动，先后受东北的辽中南、哈长城市群与东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人口减少，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西部成渝城市群人口增长影响显著；文化重心分4个阶段，多以回旋轨迹移动，由东偏南、东偏北、东偏南向近乎正西移动，成渝和呼包鄂榆城市群文化引领趋势凸显。

第三，高等教育与经济、人口方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逐渐加深，而文化方面与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经济重心始终位于高等教育重心东偏南方向，二者运动关系呈现“趋近——趋离——趋近”，呈现空间平行移动态势；人口重心始终位于高等教育重心西偏南方向，移动速度较慢，正被后者高速追进；文化重心始终位于高等教育重心东侧，移动规律性较弱。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应进一步适应区域经济和人口流动，注重以内涵发展引领城市空间文化建设，把握好重点带动与全面推动的关系，探索形成新一批区域高等教育集聚核。

第四，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区域经济、人口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全国尺度下，经济和人口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而文化指标则不显著；在四大区域尺度下，东部的经济和文化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则是是经济和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而西部则是经济、人口和文化方面各指标都不显著；在城市群尺度下，值得注意的是齐鲁文化发源地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和人口皆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五，总体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文化环境氛围较好，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则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基础性作用和先导性布局应进一步考虑区域经济和人口因素影响与作用。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坚持区域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总体统筹和协调发展，科学规划高等教育规模及其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