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建构

刘建华

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联系今日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民族主义在晚清应时而入，并很快作用于文化观念的革新和文学艺术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在刘禾等的观点中，“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91页。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在现代文学具体研究中，人们基本上是采取“主题”式的“印证”法，而民族主义对现代文学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则付之阙如。在较为深刻的“影响”问题域中，由文学思想观念的革新而引发的文学空间建构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之一。空间既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又体现着社会文化的印记。时至今日，空间更是被人们看作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产物。即是说随着特定时期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转变，人们的空间观念也随之变化。文学空间作为空间的类型之一，也受到上述二者的制约。以民族主义为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建构会呈现怎样的情形呢？这种影响对于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空间建构又是怎样的呢？

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接受，都是建立于先在的思想基础上，萨义德将后者看作“抵抗条件”*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01页。。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也经历了这样的“地方化”过程。正是这种“中国化”，使得民族主义生成出新的质素，并广泛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各层面。现代文学的空间建构研究也是在这一语境下进行的。

一、民族主义的“中国化”

民族主义进入中国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语境，正是这种语境孕育出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内涵。首先，民族主义的中国化是衍生性的。衍生表示民族主义经历过一种本义的演化与转变，并产生一种新的特质。具体来说，近现代频繁的外辱所造成的屈辱体验与危亡局势是民族主义引入的最直接现实。这种“弱者”的地位意识所带来的既有对外部现代化帝国主义势力的羡慕与反抗的矛盾意识，又有对自身文化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双重心理。因此，从晚清起大肆倡导的民族主义，就与“现代性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卡尔·瑞贝卡在颇富新见的《世界大舞台》中，坚持以“全球性”的视域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看作“现代性的斗争”，但这种“现代性的斗争”却必须同“与现代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高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页。。二者的密切联系使得李泽厚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来概括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特性。李泽厚的这一论断虽富有争议，但对于认识近现代社会思想发展，以及本文所论及的民族主义的特性与作用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其次，民族主义的生成方式是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虽有外力的强势逼迫造成的危机意识，但也有世界不同地区那些与中国命运相似的弱小者给予国人们的鼓舞和启示。卡尔·瑞贝卡将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复杂情势称之为“大舞台”。“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种族、斗争、革命和关注亡国的意识，合并为一个共时的现代全球的时间性以及不均衡的全球空间性，这便允许了中国和全球空间性的非中心化，并使得亚洲、太平洋、非洲和其他地方进入视野，它们不是作为惰性的地理名称或不幸的亡国之地，而是作为创造和表演崭新的全球、国家和地方的意义、实践、历史的具体场所出现的。”*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高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2页。卡尔·瑞贝卡在这里揭示的不仅是中国化民族主义形成所具有的“世界性图景”，而且还预示了中国化民族主义主动创新的趋势。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就展示出这一特点。

第三，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现代在这里主要指晚清(主要指1895年之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之所以不以五四为现代开端，主要是在学者们不断地研究中，晚清已经成为五四的基础和前奏，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这一主张的重要体现。以晚清为起点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思想观念真正开始变化。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虽有专著论述，但却失之过于笼统。简单来看，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三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1920年代初。此一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自我批判。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内，人们主要是集中于对于传统文化的质疑与批判。第二阶段是1920年代初到“七·七”抗战前。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批判与建设。这里的批判既承接上一时期对本国文化的自省，又开启对西化的重新估量。建设则是指个人与政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所进行的“规划”。重要的体现是梁漱溟、张君劢等的东方文化与人生研究、论辩以及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开始的民族主义“统制”。第三阶段是“七·七”后到1949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特点为中国化民族精神的全面倡导。民族主义战争的全面爆发，需要的是全民的共同参与，因此先前的国民性批判就转变为对国民性优越性的发掘与弘扬。此一时期对“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战国策》派的论辩以及毛泽东的《讲话》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带有解构色彩的民族定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特定时期人们如何能够对民族“建构”以及将其散布于相应民族的民众之中。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可看作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在政治与国家意识上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为文化艺术注入新的精神元素、并促使其发生变化。现代文学空间即是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重要方面。那么，民族主义如何作用于现代文学空间呢？

二、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空间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它的创作、阅读以及鉴赏等都与其所在的“空间”(时代)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谓文学的时代性很大程度上便是指文学创作和接受所在的社会空间对其产生的重要制约。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一贯影响力的“潜流”*罗志田：《乱世潜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民族主义虽常被人们视为政治领域，但它却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刘禾，将其表述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人的国族建构及其关于‘现代人’幻想的想象的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民族主义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而文学空间则首当其冲。因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空间意识出现的，也即是说，民族主义是借助于空间识别来“想象”民族-国家。现代文学空间因为民族主义的作用而发生重要的变化。那么，什么是文学空间？民族主义影响文学空间的深层机制何在呢？

文学空间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由古伦等人开始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在古伦等人的观念中，文学空间主要作为文本空间，是文学整体中涉及创作和接受的一部分*郭辉：《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理论之生成》，《学术论坛》2012年第7期，第185-188页。。古伦等将文学空间限制在文本之内的做法有明显的偏颇性，因为文学空间的创造和接受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要素。综合文学空间的发展，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文本物质(地理)空间、文本意蕴空间以及文本文化空间。物质空间主要是对现实物质环境的呈现，意蕴空间主要是通过情节、人物、主题等的创设而形成一种有意味的空间化意蕴。很显然，这是以文学作品元素的空间化设置为主导的。文学的文化空间主要从文学塑造的特殊精神空间入手，探求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实际上，文学空间的三个方面均与空间的社会特性相关。也即是说，空间在文学的创作中不再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性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深层机制正在于空间的社会建构性。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灾难深重之时被大力宣扬，这本身就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们对其寄寓的厚望。随着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可以说它已经成为深入现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主导性思想观念之一，并随之对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不仅为人们思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野，而且对现代作家们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转变文学空间的精神特质提供了适宜的思想资源*刘家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文学空间的嬗变》，《学术探索》2014年第11期，第97-102页。。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的建构虽然是多种思想观念的综合作用，但民族主义之所以被我们重点突显的原因在于：它一方面以显性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的生产中，另一方面，它又是揭示文学空间建构思想资源的潜在思想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的研究中，既可以直接探求到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和表现，又可以在评述文学空间的建构时间接地触及民族主义的潜在作用。这种情形尽管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建构的必要作用，但又提醒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深入体察二者的复杂关系。

三、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空间的建构

前面论述了文学空间由物质空间、意蕴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等三方面构成，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建构时也以此为核心。以这三方面来论述现代文学空间，既着眼于文学空间本身的构成，还体现出一种逻辑理路上的考虑。物质空间可以说是最为表面、显明的空间，而到了意蕴空间，作者(接受时则是读者)在为文中的苦心经营便得以凸显，一种为实现某种意蕴而采取的“空间化”技巧。文化空间则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建构作家们文化与艺术思维方式的文化观念中去，由此显现现代中国的文人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等的文化空间中经历思想与艺术观念上的变迁。由物质空间到意蕴空间，最后归结到文化空间，意在将文学空间的探求逐步深入，深化文学空间的内涵。

1.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物质空间的建构

民族主义在现代不同时期的发展，对现代文学的物质空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建构作用。这种建构作用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深深参与了现代文学物质空间的生成，即是说，民族主义思想成为现代作家创设物质空间的潜在思想背景。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初期，一种全面而不乏粗浅的反省意识，促使现代文学的物质空间带有明显的“自我批判”色彩，此时的文学物质空间主要表现为停滞、落后、愚昧。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将主要书写的对象转向对乡土社会的书写，而他们创作的主旨则是对“国民性”的探索。乡土社会和国民性的凸显主要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屈辱体验中，感时忧国的弱国子民意识与曾经拥有的辉煌民族-国家记忆形成了强烈的张力。这种张力在进化论、科学与民主等思潮的激荡下，变成了一种决绝而激烈的自我批判，而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乡土社会则首当其冲。

鲁迅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乡土社会描写较早开启了现代文学物质空间的建构。在《故乡》中，鲁迅写回家的第一感受是“严寒”，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感受如此严寒呢？故乡的迟滞、蒙昧与落后是主要的原因。“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如此的物质空间显现的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相似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落伍才使得故乡如此破败、毫无生机。鲁迅对《故乡》物质空间的描绘，与其说是物质环境的现实书写，不如说是民族主义思想刺激下的特殊家国体验。这一创作模式迅速赢得了其他作家的认可。王鲁彦、徐杰、徐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的乡土创作，虽地方化色彩各异，但在受到民族主义影响上与鲁迅的创作具有共同的精神质素。因此，他们创作的乡土物质空间也呈现出与鲁迅相似的特色。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乡土写实派笔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停滞的、落后的、悲剧丛集的宗法制农村。”*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24页。这种共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民族-国家情势使然，因此民族主义参与他们的创作就变得非常自然了。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中期，伴随着列强侵略势力的全面加剧，现代文学的物质空间在继续前期乡土批判的同时，对外来势力下的空间特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此时期的现代文学塑造了一幅交织着自身的封建、蒙昧、落后与外部侵略导致的衰败、怪诞、恐慌的空间景象。在外部侵略力量渗透的沿海地区以及城市中，外部势力引发的空间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地在作家们的笔下呈现出来。试以茅盾此时的作品进行简单说明。在1931年开始创作的《子夜》开篇，茅盾描绘了上海苏州河畔的傍晚景致。一开始安宁、温馨，但随着外来事物的介入，这种情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怪诞与恐怖。西洋的音乐发出炒爆豆似的声音，洋栈犹如千眼怪兽，而洋房顶上的电管广告，射出的是令人惊悸不已的磷火。很显然，帝国主义文明的产物带给中国人的是不祥与惊恐。民族主义引发的潜在抵抗意识，使得物质空间被赋予了别样特性。这种物质空间的塑造在茅盾的其他作品以及当时其他作家的笔下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茅盾：《子夜》，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第1页。。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后期，由于日寇的大肆入侵，美好的家园遭受严重破坏，现代文学的物质空间大量呈现了这种状况。与此同时，对家园的留恋、赞颂、保护以及对家园的积极改造成为此时文学物质空间的另一层面。空间在战火和革命的洗礼中，在誓死卫国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下，物质空间，不管是惨遭破坏，还是劫后余生，抑或旧貌换新颜，都令人为之动情、与之亲近。物质空间在先前阶段曾经与人的疏离也逐渐弱化。在以老舍等为代表的具有鲜明民族-国家思想的创作中，物质空间具有一种独特的面貌。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下，物质空间在作品中变成了充满生机、积极抗战的地方。这种空间特色还表现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

2.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意蕴空间的建构

文学的意蕴空间，如前所述，是指对作品元素的空间化设置(如作品的情节、人物、主题等)而形成的特殊意蕴。在现代民族主义不同的发展时期，文学的意蕴空间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早期，对“国民性”病症的剖析成为此时文学意蕴空间的重要特性。在这一文学意蕴空间的创设中，情节上通常表现为普通民众受到封建宗法文化一系列的束缚与迫害，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上述文化的牺牲品。在封建宗法文化的笼罩下，社会极端落后，民众极端愚昧。作品以此情节和人物要实现对封建宗法文化的揭露与批判，进而对蒙昧的民众进行精神启蒙。这些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很鲜明的体现。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中期，文学意蕴空间开始转向对外部侵略势力的审视与批判。在情节设置上，通常表现为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的反复较量，而较量的结果则是本土力量的愈益贫弱。此时的人物，勤劳苦干，且有一定的对外部力量的认识，但仍然摆脱不了困窘、失败、生存艰难的境况。在主题上，则主要是凸显外来势力的各方面压迫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衰败。很明显，外来侵略势力带给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是无尽的灾难。现代作家们用作品对此意蕴空间进行了深入的表现。作品不仅涉及城市，而且包含大量的乡村，整个中国都处在帝国侵略势力导致的水深火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虽有国民政府发动的民族主义文学，但由于其狭隘的政治偏见以及对现实的重视不够，因此其意蕴空间也显得较为陈旧，并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后期，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成为此时文学意蕴空间的重要方面。面对日寇的全面入侵，以“救亡”为核心的文艺实践全面展开。为了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对民族优秀精神的发掘和弘扬成为此一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情节设置上大多以日寇的大肆侵略与残暴无仁和中国民众的奋起反击和保家卫国为核心。在人物方面，除极少数有觉悟的先行者外，大多数民众都是在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的。此一时期作品的主题主要是为“救亡”服务的。

3.民族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文化空间建构

文化空间主要意指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文艺思维方式的文化特性。在现代民族主义各个时期中，文学的文化空间也各有特色。

在民族主义发展的早期，对本地、本土文化“落后性”的批判是现代文学文化空间的主要方面。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对照下，传统中国文化显露出其在近现代社会中的“落伍”。这种落后性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制度上，更表现在它对身处其中的民众所形成的精神规训，于是广大的民众麻木、自私、愚昧，中国也因此而落后。现代作家们对文化空间的建构很明显是一种西方视野下的产物。正是这种特殊的视域，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此一时期文学的文化空间才呈现出某种偏颇性的民族“病症”景象。

在民族主义发展的中期，在本土文化继续剖析的同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弊端性也逐步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得以显现。西方文化在制造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携带着贪婪、侵略、残暴等思想，正是西方文化才形成了为祸世界的帝国主义。西方的没落虽然在斯宾格勒等人的呐喊声中有一定的回应，但对于那些弱小的民族国家而言，帝国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仍旧在无情地吞噬着一切。此时现代文学文化空间中的西方文化批判，既是人们对外来文化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外来侵略势力不断加剧中国的危亡局势所致。

在民族主义发展的后期，在全面开始的抗战实践中，对中国文化的重释与弘扬成为此时文学文化空间的特色。亡国灭种的危局彻底打破了西化的迷梦，而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是唤起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共同抗战。在此情形下，从民众们所在的文化传统出发，发掘其优越处，就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与民族主义早期的文化空间相比，此时的文化空间是在其上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中国文化的“再发现”。历史的魅力在于，用特殊的时事境遇，自觉调整着人们的文化观念。

民族主义下的现代文学文化空间孕育出现代文学独特的精神特性。民族主义的中国化，使得民族主义具有了“中国性”的特点，因此在这种“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现代文学文化空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属性。朱德发等人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民族主义与世界的共同建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学的文化空间便自然带有多重文化所投射的观念意识，这正是现代文学空间的独特性所在*朱德发，贾振勇：《现代的民族性与民族的现代性》，《福建论坛》2000年第 4期，第9-11页。。此后，高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民族文学……它既有中国传统性，又有西方现代性；既有外来性，又有本土性。”*高玉：《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28-134页。世界性视域使现代作家们意识到一种异质文化空间的现实，而民族性视域则在无形中制约了他们创作实践中可能的出发点，使得文学文化空间的创设受制于一种特有文化的规约。这种双重视域的融合，即使现代作家得以创造一种新型的审美空间，又能使其突破自我中心主义的本族文化观念，转而秉持一种较为开放、平等的观念去审视与接纳异质文化空间。然而，现代文学的作家们由于对先在文化传统的强烈质疑与批判，在面临西方“先进”文化思潮的强势冲击下，自身文化传统竟长期处于隐没不彰和压抑排挤的地位，文学审美空间也因之而成为对西方外来文化思想的表征。

四、民族主义与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空间的建构

民族主义作用下的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空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状况。前文论述了现代主流文学空间是世界与中国的合力建构，而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空间除上述两种因素之外，还有民族(族群)自身的因素需要考虑。换句话说，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属的族群身份经常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习性制约着对文学空间的表现。民族主义在近现代虽然依靠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波及少数民族民众所在的边疆地区，但其接受则是奠基于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给予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空间的影响就与主流文学有了一定差异。由于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需要专文论述，此处只进行概述。

首先，在民族主义作用下，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物质空间的描绘出现了一种矛盾的情形。所谓矛盾，是指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在物质空间书写中，既受益于本民族传统地域文化观念的作用，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代主流文学对文学物质空间建构的影响。在本民族的地域观念下，民族所在的土地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令所属地域的民众为之心驰神往。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描绘本民族所在的地域时，这种崇敬、赞颂的情感时有显现。在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笔下，人与土地血肉相连，人只有在自己所属的土地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归属。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更是被赋予了温馨的氛围，它也因此成为在城市中落魄、受挫之人皈依的精神港湾。很多研究者将沈从文的一些作品看作具有牧歌的情调，这是与其对物质空间的塑造紧密相关的。除以上两位作家外，老舍、马子华、马加、李辉英、舒群、李寒谷、纳·赛音朝克图、白平阶、关沫南、李乔、苗延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所在民族地域的“可爱”与“美丽”。民族地域对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具有的魅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消除的。然而，民族-国家的艰难形势又迫使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对自己所在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对文学物质空间的塑造具有了和主流文学相似的特性。但这种相似是奠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接受之上的，因此二者绝不是相同或同化的关系，而是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物质空间的内部多样性体现。

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物质空间塑造的另一特点是：将物质空间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物质空间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空间具有狭隘的民族地域观念，而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开始意识到本民族隶属于一个更大领域的“中国”，同时，中国又是更大范围的世界中的一个国家单位。这种新的民族-国家观念成为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空间创设的潜在背景。在这种情境下，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虽然仍以自己生活的地域空间为主要的描绘对象，如沈从文倾情的湘西、老舍省思的北京、端木蕻良钟情的科尔沁、马子华苦难的云南……。但这些地域已经与外部密切相连，被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物质空间中。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思想打破了传统中各民族空间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意识，转而变为开放性与关联性的空间观念。以老舍为例，他的一些作品经常将物质空间设置在一个陌生的地域中，如伦敦、南洋、域外、甚至不为人知的猫国等等，这就与以北京为地域中心是非常不同的。与老舍相似，沈从文也经常将湘西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如在研究者们认为很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长河》中，沈从文借助于现代媒介——报纸——将湘西与现实中国紧密相连，从而收到以一隅而观天下的效果。不仅老舍、沈从文如此，其他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也都是将民族地域与更为广阔的中国、世界相连，因此，民族地域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民族地域、世界性下的中国民族地域。

其次，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蕴空间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变。笔者在民族主义与现代少数民族叙述特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在民族主义作用下，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情节设置上经常表现出双线乃至多线的情节特点。简单来说，族群和民族-国家成为情节设置的最基本元素。而对于一些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个体性的层面也成为情节设置的重要方面*刘家民：《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现代文艺空间的嬗变》，《天府新论》2014年第4期，第147-155页。。

在人物塑造上，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人物充满了颇为复杂的精神品格。这些文学人物既含有本民族所有的文化属性，又分有了民族国家所施予他的国家属性、世界属性。老舍《二马》中的小马、在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都具有一种精神上的矛盾性。这种现象在其他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中也有不少。我们可以把他们塑造的这类人称之为“新人”，而这些新人们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矛盾性。对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老一代民族民众，则是民族文化属性的典型代表。当然，随着民族主义形势的发展，人物的精神品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在主题的创立上，民族主义对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用尤为明显。近现代民族国家的严峻形势，促使少数民族作家们与那些爱国的人士共同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盛而奋斗。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很多主题都具有了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功能”色彩。早在“九·一八”开始后，来自沦陷区的满族作家们自觉地把反抗侵略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主题。“七·七”后，民族主义对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主题的影响更加强烈。老舍在此期间的诸多文艺创作，沈从文的小说《长河》和散文《湘西》，舒群、马加、李辉英、白平阶、李寒谷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文艺作品等，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族主义意味。民族主义对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主题的影响被很多人视为与主流文学的“趋同”。但只要细加思辨其创作背后的文艺思想，就能发现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主题韵味，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所在。

再次，民族主义还引发了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空间的重要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学拘囿的是传统的民族文化空间，而民族主义却使这种文化空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民族主义的国家属性以及世界视域，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危亡局势，使得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不自觉地将视野投向那些拥有“先进”文明的文化，于是西方和日本的诸多文化被纷纷引入现代中国，引入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建构上。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老舍，他在很多作品中都融入了对西方知识学习的观念，如《赵子曰》《二马》《断魂枪》……老舍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也不甘落后。即使是以牧歌情调著称的沈从文，在观念中也一直把自己作为五四精神的传人，在内心中他一直警惕着“精神的辫子”。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意识，使得现代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空间表现为一种“文化杂交”(Culture hybrid)状态。杂交一词源自霍米·巴巴，意指在现代社会，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在一起。老舍笔下的北京早已是多元文化汇通的场所，而西北、西南、东北的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所在的区域也被许许多多的外来文化充斥。在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左翼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这样，在他们的文学文化空间中便有了很多阶级意识观念的表现，他们也以此种观念去规划作品的创作。对于这种状况，应该注意的是，现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在本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上进行阶级观念的表现，因此阶级意识中的民族(族群)文化观念也就时隐时现。这既体现出现代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族群)文化身份的无形束缚，又体现出他们积极主动地以新的文化立场(如阶级意识)去丰富、改造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空间。很明显，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立足于少数民族作家自身文化、中国现实状况与外来文化共同融合的基础上，而用任何笼统的单一化视角去审视这种文化空间所产生的只能是某种程度的误见。

民族主义对现代文学空间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在于它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思想资源，能够引发现代文人们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的深刻转变，而这种效应又进而影响到文学空间的营造中。民族主义引起了现代文学于物质、意蕴以及文化等三方面的空间建构，而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空间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观照现代文学空间的建构，不仅是探讨特殊时局下文学的存在情态，而且是审视现代时期民族-国家如何去生产文学的可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