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

陈友康

陈荣昌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也是云南留学教育的倡导者，云南派往海外考察教育的第一人。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日明治三十九年)，他东游日本，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实业、政治和文化，并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教名流交游，收获甚丰。他把见闻写成《乙巳东游日记》，旅行过程中所作的诗编为《东游集》，这是近代中日文学交流的珍贵文献。

一、陈荣昌的日本之行：“为向东瀛证所闻”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号虚斋，昆明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担任过翰林院侍讲、国史馆纂修、贵州学政、资政院议员、贵州提学使、山东提学使、云南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云南教育总会会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等。立德立功立言，是晚清民国时期云南文化界的精神领袖之一，引领风气，表率群伦。著有《虚斋诗稿》《虚斋文集》《桐村骈文》《虚斋词》等，前三种收入《云南丛书》刊行。

日本历史上一直视中国为学习的对象，其政治思想、政治体制、文化教育都仿效中国。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侵入亚洲，对亚洲形成全方位挑战和挤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成为与西方列强争雄的亚洲头号强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而“天朝上邦”仍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挣扎，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为了摆脱困境，振兴国家，拯救民族，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考察、留学日本的热潮，以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转望其文明输入中国”*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周立英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地方当局积极跟进，派人到日本考察和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光绪帝同意，委派云南“硕望”、时任翰林院编修、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陈荣昌，以学务视察员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务，陈荣昌于是成为近代云南地方当局派赴日本考察的第一人。他于3月从云南出发，6月8日东渡日本，17日在长崎登岸，9月17日返沪，在日本实际考察3个月。他考察的城市主要有长崎、京都、札幌、东京等。

陈荣昌考察的重点是教育。他拜访了文部省、外务省、司法省、东京府教育会、教育博物馆、帝国图书馆，参观了各级各类学校数十所，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他与大偎重信、田中不二麻吕、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伊泽修二、竹添井井、田所美治等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政教名流切磋教育，交流广泛。他还考察了日本实业，让他大开眼界，感到可惊可愕，深感云南差距之大，亟待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尤须培养实业人才。

陈荣昌接触的日本人士多是热心中国文化和中国事务的文化人，并且有一定汉学修养，有的专门研究汉学，工汉诗，所以交流起来心理、语言的障碍都不大。陈荣昌与他们谈论中国文化，进行诗歌唱酬。从《东游集》和《东游日记》中可以考见的与陈荣昌发生诗歌关联的日本人士有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竹添井井、高田忠周、田所美治、得能通昌、安达常正、烟崖荒浪坦、和田纯、儿玉春三等，其中长冈、竹添、高田都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汉诗人。

陈荣昌不懂日语，日本人士不一定会讲汉语，他们的诗歌交流只能用汉文“笔谈”。拜中日“同文”和文化长期交流积淀之赐，互相不通语言的双方能够用汉文顺畅沟通，实现有效互动。江户时代有“东国诗人之冠”美誉的广濑旭庄在《赠松春谷三首》中说，他和中国人交往，“言语虽不接，肝肺乃相亲”*文中陈荣昌诗，均引自中华书局2011年影印“云南丛书”本《虚斋诗稿》卷十《东游集》、周立英点校本《乙巳东游日记》，为节省篇幅，不逐一出注。，陈荣昌和日本人士的笔谈亦臻于这样的动人境界，感情融洽，心态平和，见解精致，让人倍觉温馨和感动。

完成任务后，陈荣昌准备返国。9月15日，云南留日同乡在富士见轩举行宴会，为陈荣昌饯行，并答谢日本友人，参加集会的有100多人，气氛热烈。他们合影留念，开怀畅饮，互相祝福。陈荣昌作诗《宴诸公于富士见轩》：

中原士论久纷纷，为向东瀛证所闻。

愿我栖迟来异地，感君盹挚念同文。

山多红叶秋今老，篱有黄花酒自分。

富士轩中留玉照，他年相对慰离群。

陈荣昌的东瀛之行成果颇丰。他亲眼目睹了日本经过维新变革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业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先进，科学昌明。考察的所见所闻，处处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给他强烈刺激和震撼，更深切体会到中国的贫弱落后及缺乏生气。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他希望国人“爽然破前此之酣梦”，“激发愧励之思”。他自我反省：“自念我国积弱至此，既失古来旧有之文明，今欲步人后尘，又若有望尘而莫及者，愧耻在心”*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36页。，因此更要“发愤”以图强。归国以后，他以较为现代的政治思想、教育观念、实业思想观察中国尤其是云南问题，并付诸实践，对云南的现代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二、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

长冈护美出身于熊本藩藩主世家，封子爵，皇后之兄，是明治维新中藩政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任贵族院议员。长冈“为人和蔼可亲”，热情帮助陈荣昌，写十余封介绍信给文部省及其他单位，还替他联系聘请日本教习。7月27日，陈荣昌在富士见轩宴请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高田忠周、清朝驻日公使杨枢等。长冈即席赋诗为赠：

论交何必附忘年，吾辈同文有夙缘。

每喜高轩来络绎，敢赐贱位费周旋？

但惭下里巴人调，叨和阳春白雪篇。

肝胆俱倾欣得友，济时今古待明贤。

陈荣昌唱和二首：

归卧昆湖谩十年，蓬瀛握手亦奇缘。

岂关山水耽游玩？颇念乾坤待转旋。

海上忽逢新旧雨，樽前同赋长短篇。

春秋侨札交情重，定有今人抗古贤。

两国交通阅岁年，却从文字证因缘。

三山游履知难遍，万里归帆忍遽旋？

龟鉴照人多古谊，骊珠赠我有新篇。

鲰生愧少琼琚报，再咏缁衣解好贤。

二诗的核心是表达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关系和两国人士之间深厚的友谊。“春秋侨札交情重”用公孙侨和吴季札之典。公孙侨即子产，春秋郑国执政，著名政治家。吴国季札出使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赠送缟带，子产则献纻衣。后世称为“侨札之好”，用以形容深厚的异邦友谊。“定有今人抗古贤”是说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侨札之好”。《缁衣》为《诗经·郑风》之首篇。《礼记》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他把长冈的诗比为“骊珠”，是对“但惭下里巴人调”的回应。他还说自己是见识浅陋的边地之人，写不出好诗报答长冈，和作只是表达对长冈“好贤”之意的感谢。双方互相谦让，彬彬有礼。“岂关山水耽游玩，颇念乾坤待转旋”说他到日本不是为了观赏异域风光，而是希望学得经验，扭转国运。

长冈把自己的诗集《云海诗集》赠送给陈荣昌，陈荣昌作《题长冈子爵〈云海诗集〉》回报：

长冈列爵东海东，余事乃作诗中雄。开篇首题大清国，使我忠爱填心胸。尚武精神遍朝野，文阵纵横收汗马。许燕大笔何淋漓！自古名臣尽风雅。中有谢公山水诗，魏阙遥寄江湖思。我向江湖思魏阙，愿瞻北极神飞驰。人生意气贵相感，喜君为我倾肝胆。九州岛国喜同文，手把君诗歌不置。

陈荣昌称赞长冈在从政之余写诗，纵横于诗坛，成为诗中豪雄，是名臣中的风雅之士，他的诗气魄大，是“燕许大手笔”。他的山水诗写得好，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有江湖之思，心胸超然。日本“尚武精神遍朝野”，长冈的诗中也有尚武精神，陈荣昌见到诗集开篇题了“大清国”的字样，油然而生爱国之情，说长冈是在魏阙思江湖，而自己是在“江湖思魏阙”，遥望北面，神思飞到北京。他说人生可贵的就是意气相投，长冈对他态度诚恳，肝胆相照，让他感动。他也为日本学者依然在学习、传播中国文化感到欣慰。

陈荣昌完成任务离开日本，又作诗《留别长冈子爵用前韵》：

东都车马日纷纷，云海诗名夙所闻。

国步进于欧米化，家风传此汉唐文。

识荆为我增身价，说项逢人借齿芬。

甫订石交便分手，离怀翻妬雁成群。

诗中说他久仰长冈的诗名，与他相识使自己身价倍增，而长冈也到处传扬陈荣昌的美名，遗憾的是刚结下“石交”不久就要离别，因而忌妒鸿雁还能成群结队地飞。“石交”是交谊牢固的朋友，还有化敌为友的意涵。典出《史记·苏秦列传》：“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三国志·蜀志·杨洪传》：“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 这里无疑有甲午之战的背景。战争必然伤害两国感情，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故中日文化人之间能够一见如故，结成“石交”。“国步进于欧米化”赞扬日本经过维新变革取得长足进步，接近欧美的水平。“家风传此汉唐文”说在日本逐步“欧米化”的情况下，长冈依然坚守、传播中国文化。

嘉纳治五郎(1860-1938)是著名教育家、柔道家，一位对世界体育和中国留日教育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他对陈荣昌的考察活动给予热情支持和切实帮助。他除亲自为陈荣昌讲学外，还请一些学术造诣深、名望高的人为他讲学，如请日本人类学之父坪井正五郎讲人类学，东京大学教授石川千代松讲进化论等，让苦于无从问津的陈荣昌感到温暖。他作《嘉纳校长延请诸名人为予讲学累日，以诗谢之，并呈竹添先生即以志别》：

山斗声名学者宗，一时英俊远相从。

群材树遍仙人岛，师表高于富士峰。

正苦迷津无宝筏，忽闻觉路有金镛。

百川更助波澜阔，海水泱泱荡我胸。

井井先生倚相俦，君为快婿自名流。

不嗤狗曲分经席，更过鲭厨进酒筹。

讲树正依江户月，归帆欲挂海门秋。

他时若话东游迹，回望扶桑天尽头。

田所美治是文部省参事，后来担任过文部省次长、国会议员。他刻苦攻读国史，并游遍欧美各国，了解东西方文化。经过长冈护美介绍，陈荣昌结识了他，他“意气尤激昂”。他对陈荣昌说：“中国开化最早，日本维新以前，全受中国之文明，维新以后乃讲欧洲之学术。有前之文明，故后之学术进步甚速也。中国维新亦宜存其本质，进以他国之形式，则进步自速。”*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74页。他没有把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日本因为有中国文明在前面打下的基础，所以后来接受西方文明、推动日本学术进步才“甚速”，进一步告诫中国维新也要保存自身“本质”，并学习他国“形式”。于是在宏文学院为陈荣昌一行讲学六天，把知道的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讲的内容整理成《学制大意》，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本书。

陈荣昌“心佩其言”，写了《赠文部参事田所美治君》，记载了他们的友谊。田所对如何处理东西文化关系发表的看法尤其让他心折：

曰我道自儒术昌，越朝鲜入太平洋，遂令两国同文章。自从西极开天荒，欧风美雨齐飞扬。人物进化理则常，天欲不变难主张，图新舍旧固不妨。就中亦有宜提防，异教如追歧路羊，不如孔孟驰康庄。百科之学枝叶芳，修身两字根中央。身可为表可为坊，那复爱国无肝肠？

陈荣昌被美治的真诚和精辟所感动：

先生遍游欧美疆，宝石照曜腾归装，出而投赠倾厥囊。万言示我皆周行，此数语者尤不忘，药石无愧万金良。我将持归意转长，邂逅且复吟偕臧。别后万里遥相望，何年涉溱来褰裳！

陈荣昌赠诗的对象还有和田纯。和田纯是士官学校汉文教师，兼任东亚同文会干事，后来担任过神田外国语大学教授。长冈护美派他陪同陈荣昌考察。他同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也有与大畏、长冈一样中日合作抵抗西方的认知。他说：“长冈子爵所以必介绍文部听讲者，以吾两国同文同种，自日俄谈判既决，种族之现象益明。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甚望中国兴学有效，乃能互相保存，故凡可以尽心者，无不为也。”*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74页。他和林庄次郎引导陈氏考察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中央士官学校和炮兵工厂。回到住处，“和田君索诗，予念数月以来，参观各校介绍书，半出君手，又偕观中央幼年及士官学校，而此厂尤禁纵览，长冈子爵为请陆军省认可，乃偕往观之”*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116页。，于是作《和田纯君导观中央幼年及士官诸校》赠他：

城阙青衿有嗣音，徧观学校列如林。

少年麟凤无双品，武士熊罴不二心。

利器示人交谊厚，粗材如我感怀深。

闻君正讲中州学，吾道由来未陆沉。

“利器”句有自注：“并观炮兵工厂。”“闻君”句有自注：“君教授汉文。”诗中赞美和田纯年轻而聪慧诚挚，是“无双品”。站在本国的立场，对外来人想了解的情况，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不会作彻底坦白的介绍，这是人之常情，而和田纯引导他参观炮兵工厂，“利器示人”，让他再次感受到日本人的“盹挚”之情。同时，他对和田纯依然在教授汉文感到欣慰，认为中国文化还没有彻底失败。

1905年7月25日，陈荣昌在袁嘉谷、李伯贞陪同下参观印刷局，局长得能通昌向他介绍印刷业情况，他建议陈荣昌不仅要到日本考察，还应到欧美考察，互相比较，才能看出优劣，弃短取长。得能通昌曾访问中国，“受二爵宝星之赐”，他引以为荣，佩戴勋章留影，并把照片赠送陈荣昌留念。通昌对他说：“吾幼时亦读四书五经，稍长游欧美，乃考求实业，笔记之，归献于朝，幸见诸施行。世人知日本兵事进步甚速，不知工商之进步亦速也。”陈荣昌“睹其像，思其言，使人振兴实业之意，怦怦然不能自已，遂长言而咏叹之”*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41页。，作《赠得能通昌君》二首：

三十年前一旧儒，六经四子坐伊吾。

瀛寰游遍归来后，只补龙门货殖书。

东海雄风自足豪，健儿几辈着勋劳。

考工一记能经国，不让兵家有六韬。

高田忠周长期在印刷局做事，是得能通昌的同事，通昌举行家宴接待陈荣昌时邀他作陪。高田忠周(1863-1949)号士信竹山，又号未央学人，是著名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的古文字，著作甚多，代表作是《古籀篇》，此外还有《说文段注辨疏》《汉字起源与支那古代文化》《永寿灵壶斋吉金文字》等。陈荣昌称他为“日人之嗜汉学者”。高田把自己著的书10余卷给陈荣昌看。他还擅长书法和绘画，陈荣昌为他的画《芝兰》题诗：

兰为王者香，何事在空谷？

佳友结灵芝，千秋播芬郁。

烟崖荒浪坦擅长汉诗，著有《嶙峋集》。田所美治为陈荣昌讲课的时候，他担任速记员，他记录的讲稿《学制大意》经整理后作为附录刊载于陈荣昌日记。陈荣昌原以为他只是个“技手”，“不知其能诗”。八月十八日，在文部省听完美治讲学校制度后，陈荣昌和钱良骏、烟崖在枫亭便饭。此时秋色正浓，酒亦半酣，引出大家的诗兴，三人你来我往，迭次赓和，表达结识新知的快乐，加深了感情。烟崖首先即席赠诗一首：

湿翠当眉百尺台，座中宾主得追陪。

情怀欲赋新知乐，为和樽前郢曲来。

陈荣昌次韵一首：

远从海上访瀛台，幸有东坡二客陪。

红叶亭边一尊酒，半酣引得好诗来。

陈荣昌并就眼前所见景象再题一绝：

秋柳秋花屋外环，倚栏人正对秋山。

偷闲半日浑无事，坐看奔车自往还。

烟崖和之云：

梯航万里路回环，此日来登海上山。

游遍瀛洲三岛后，满襟明月抱珠还。

烟崖把《嶙峋集》赠送给陈荣昌，他作《枫亭答烟崖荒浪坦君》答谢：

八十三楼旧酒杯，何如亭下小徘徊。

碧山无语乱蝉响，红叶有情游骑来。

且喜关河收战局，自应天地着诗才。

手中一卷嶙峋集，好把吟声和冷灰。

自注：“时烟崖君以所著《嶙峋集》及冷灰主人《檀栾集》见赠。”“且喜关河收战局”也应该有甲午之战、日俄之战的背景。战争结束了，天地之间更需要诗人，诗人们可以自由地吟唱。他珍视烟崖的深情，表示将认真吟诵《嶙峋集》和《檀栾集》。

三、结语：文化交流是了解彼此“最好思想和言论”的有效手段

吟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交往的诗作，有四方面的内容使人印象深刻：

一是双方友谊深厚。颂扬日本友人的高情厚谊是陈荣昌“笔谈”诗的基本主题。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创，造成两国的矛盾，难免给双方人士的交往带来心理阴影和情感障碍，陈荣昌诗中也不时会出现甲午之战的背影。但也许是时间已经过去10年，也许是暂时的矛盾隔不断千年的“同文”夙缘，也许因为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士，所以日本人士对陈荣昌真诚相待，关心他，尊重他，帮助他，向他“倾肝胆”“倾厥囊”“示利器”，几乎无保留地介绍日本的经验和强国富民之道，双方关系融洽，其乐融融。陈荣昌则为日本人士的“盹挚”所感动，赞美他们的风度和友情。历来的唱酬诗，都难免有互相恭维的成分，但就陈荣昌和日本人士笔谈诗及他的日记记载的情况看，确实有许多实质性内容，感人肺腑，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固然不乏外交礼貌，但也绝不是泛泛恭维。

二是双方态度理性。日本当时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激情，陈荣昌也是虔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无疑都有自己的本位立场，但在双方交往中，看不到意气用事、争强好胜的情况，更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这不仅因为外交往来一般是彬彬有礼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是饱学之士，具备高远的眼光，能够理性对待两国关系。就陈荣昌诗和游记来看，他超越了对日本的仇恨和拒斥心理，承认日本取得的出色成就，认为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的理念和做法才能应对挑战，化解危机。他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的蓬勃向上，由衷表示“爱服”，深感中国需要“敲破酣梦，激发愧励之思”，跟上时代潮流，在“人类竞争”中自保和自强，于是抱着真诚谦虚的态度向日本学习。而在日本整体上“脱亚入欧”、大亚洲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与他交往的东瀛学人依然承认中国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敬重和维护，没有否认历史，没有因为自身的崛起而傲慢自大，并善意地对如何振兴中国提出建议。这样一种平和、客观的态度，体现了可贵的理性精神。与那些因为日本强大而轻视中国，否定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的学者相比，他们的看法更为实事求是和富有远见。优良的文化也许真的能化解敌意与仇恨。

三是双方都深为关切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东方文化的命运。中国和日本都有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和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殖民狂潮强势进入东方，对东方文化形成严重冲击，其价值受到挑战，命运堪忧。在“欧风美雨齐飞扬”，日本“国步进于欧米化”的情况下，与陈荣昌交往的日本学者，关注东方文化的命运，提醒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认清并坚守中国文化的精华，不要迷失自己，走上歧路。他们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对东西文化相互激荡之时增强文化定见和定力，延续东方文化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陈荣昌观察到中国文化在日本仍有深远影响，增强了文化自信。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渐趋式微，但并没有彻底断裂。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学校里还在传授中国文化，学者们还在研究中国文化，这些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在《树五将归国以诗留别，率和六章》中欣喜地说：“衣冠女士仍吴服，庠序师儒尚汉文。好向此间探古迹，岂惟到处得新闻？”在《和田纯君导观中央幼年及士官诸校》中又说：“闻君正读中州学(君教授汉文)，吾道由来未陆沉。”中国文化在日本既然没有彻底沉沦，那么在中国更应有其生命力。因此，面对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在纷乱的文化时代，他凭借自己的“定识”和“定力”，坚信中国文化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宣称“后五百年有公论，尼山大道未应穷”。他从长时段看问题，跳出暂时的现象，指出历史发展将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走上穷途末路，五百年后，孔子之道还将大放光彩。现在时间过去了近百年，中国文化在吸纳西方文化精华、也接受日本现代文化影响的基础上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回头去看陈荣昌的预言，我们不能不惊叹他超卓的眼光。

马修·阿诺德说：“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所有的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点校》，第160-161页。完美自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类的美好愿景，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有责任引导人类追求“整体的完美”“和谐的完美”及“普遍的完美”，文化交流更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的有效手段。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文学交流对于掌握各自在有关问题上的“最好思想和言论”，从而增进彼此的了解、构建双方的和谐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中日两国自近代以迄于今，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文化及文学交流仍然是化解它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