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最高价值原则

朱 勇

执政伦理是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在处理一系列重要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执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是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也经历了从带领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革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到实行改革开放，开展经济建设，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实践，其为民本色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并得到进一步强化。从逻辑推演到历史实践，为民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也是其执政伦理的最高价值原则。

一、政党力量的构成：为民的逻辑起点

政党是人类政治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特定组织形式。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源于西方，在某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集中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是阶级的中坚分子为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来说，其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都有赖于具备强大力量的政党。

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组织系统，政党的力量构成，首先取决于构成政党组织的内部各要素及其组织结构形式，这包括政党的组成成分即党员的身份结构、政党的组织机构、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纲领，通常还要具备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阶级“最先进和最坚决的”[1](P264)部分。这种先进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党的理论和政治纲领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判断一个政党是什么性质的党，主要看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P9)《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宗旨是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理论和纲领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代表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这就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和坚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其三，党的成员由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代表性广泛。入党条件是决定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指标，党章要求党员要在组织和思想上同时入党，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3](P341)。党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同时，也注意从各个阶层中吸收优秀分子，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有基层组织430.4万个，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其四，党善于自我教育，自我组织和整合的力量强大，组织机构科学合理，内聚力强。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教育，自觉强化其先进性，培养党员坚定的政治人格和政治品质，强化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政治意识和精神，自我动员和整合的力量强大，对党员的政治动员能力强，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其五，党的立场最为坚定，斗争最为彻底。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立场坚定，原则性强，战斗力强，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反腐倡廉工作上，党最具坚定性和彻底性。以上，既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抓好自身建设的着力点，要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建设，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为民本色，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

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力量，政党的力量构成，取决于政党所获得的群众支持规模及其制度化水平。“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并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4](P347)由于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即追求一定的利益，“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5](P185)。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关系，政党要获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获得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正当性的社会资源，必须具备以利益为基础的最广泛代表性和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公益性。并且，这种代表性和公益性要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形成一种长期而稳定的机制。在凝聚和整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控制和调整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那就是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因为“就利益关系的构成而言，它有着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及其矛盾两方面的内容”[6](P62)。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利益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即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在内容和形式已经得到了极大统一，不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7](P100)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除了为人民谋福利之外，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党必须坚持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关系具有各种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这就使得共同利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范围，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必然发生利益矛盾。换句话说，个人、集体、集团、阶层、民族等各种社会群体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这意味着党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忠实代表，一是要加大利益整合的力度，把全体人民的分散、疏离的利益诉求加以整理和综合，通过合法程序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最终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增强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执政党必须正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主体利益分化的现实，积极回应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群众的利益诉求，协调和解决不同利益的矛盾，真正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让各种利益主张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得以实现和发展。

二、政党功能的发挥：为民的实践要求

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政党的功能，指的是政党基于其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关于政党的功能，一般认为主要有民众利益整合与表达、政治社会化、控制政府、政治录用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充分发挥其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功能，有效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

认识政党的功能，要科学处理好阶级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既要坚持阶级性这个根本前提，利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认识，又要尊重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对政党在面临时代变迁、应对时代新挑战时的作为予以考察。考察政党的功能不能脱离政党的阶级性这个根本前提，但是，坚持政党的阶级性并不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处都以阶级划线站队。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变化的主题，牢记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既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权和执政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政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这就要求党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为建立公共秩序、推动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用于调节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关系的价值规范、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有机总和”[8](P331)。一般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组成，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居于主要地位。政治文明尤其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程度越高，具备更为完备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环境，越有利于政党功能的发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加强和完善围绕国家政权建设而展开的制度建设，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体现为民的价值追求。具体来说，就是着眼于国体、政体、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国家基本制度的科学设计和运行实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一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坚持和完善已经被证明符合中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政党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意识，要求党要适应角色转换，转变执政理念。因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而且受到具体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政党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党对于自身角色的定位就决定了一个政党功能的边界，也决定了其实际作用发挥的程度及大小。显然，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角色不一样，其功能也就不一样。但政党的政治地位总会改变，社会也会向前发展，政党就要结合政治地位或社会形势的改变情况，审视并重新定义自身角色，这就意味着政党要有角色转换的意识，适时更新与之相适应的执政理念。首先，要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现实目标的关系。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政治理想和长远目标，但那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个长远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有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我国目前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对我国国情作出的科学论断和清醒认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它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任务，决定了我们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我国以前之所以会发生“文革”等“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科学认识，制定的政策超越了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因此，正确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现实目标的关系，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好现阶段的角色定位和目标设定，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党发挥其执政党功能的关键。其次，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实践，先后扮演了革命党和执政党两种政治角色。从一个打碎和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的革命党转变为稳定和建设“和谐的新世界”的执政党，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意味着党要顺应历史角色的转换，在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上进行相应调整。那就是要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换，随之实现哲学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功能”向认识、改造并享受世界的“三功能”的跃迁[9]。权力的主体是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谋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要达到和谐，就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价值，强调社会发展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不断满足人的有效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目的，都必须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发展成果，增强幸福感，追求党、国家、人民与社会的和谐。

政党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政党应对时代挑战、加强利益整合的能力，要求党必须提高执政能力。政党功能的发挥程度，主要体现于政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执政能力。而“执政党执政水平的高低、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会利益整合的水平”[10]。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经济诉求、政治诉求多元多样。应对公民参与兴起的趋势，满足各阶层不同利益诉求与在新形势下创新社会管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和重大挑战。一方面，政党为了巩固和突出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地位，就要组织和发展所有社会力量，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社会组织兴起，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意识和需求在不断强化和扩大。因此，扩大政治参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既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政党发展自身力量的需求。中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已经进入深化阶段，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整个改革发展大局中愈发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下一步，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和体制，积极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在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政策制定及贯彻落实的全过程凸显为民本质，在既受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又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大力气解决好突出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进展，协调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群体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

三、权力异化的可能：为民的必然选择

一般认为，权力是发生于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出于社会生活的组织性和秩序需要，权力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所以，权力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也是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权力现象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于国家、社会组织和团体、个人之间。密尔指出，统治者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在一个群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11](P1)。密尔的话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真实面目，即权力既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可能有权力的滥用。保证权力的适度张力又不至于伤害社会和个人，既是一种理想，亦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在资源有限的现实前提下，权力可以支配他人，控制资源，这对处于竞争态势下的人们似乎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霍布斯就曾说过：“全人类共同的爱好，便是对权力永恒地和无休止地追求。”[12](P595)权力天然喜欢集中和扩张，反对分权，要一直膨胀到遇到阻力和反弹而不能前进为止并以此为其边界。依此推理，假若人的理性稍有不足，则人对权力的滥用就是权力自我扩张和膨胀的应有之义，腐败也就不足为奇，“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成为公理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权力还具备排他的倾向，喜欢独占和垄断控制力并排斥其他权力的介入，“政治合作和妥协往往是在权力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才有必要和可能”[13](P33)。因此，权力异化为专权、滥用和腐败，既是人在面对权力诱惑时理性不足，无法抗拒和无力控制为权力所激发和滋生出来的人性弱点所致，也因权力追求更大边界和支配力的自然特性使然。需要注意的是，权力滥用与行使权力的人的道德品质没有必然的关联。显然，道德素质低下的人容易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力，但这并不能说明道德高尚的权力主体就必定能正确使用权力。历史以及现实都已经证实，发生在那些道德高尚的权力主体身上的权力滥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远远大于那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因其理想主义的道德感召力强，容易形成“集体非理性”，加之可被动用和动员的社会资源广泛而庞大，所以造成的损害就更为深远和惨烈。因此，限制权力、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才成为重要议题，权力间的制约和平衡成为防止专权最为有效的手段，合理的制度设计因此具备更为重要的意义。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对权力的一种重要划分方式，其依据是权力行使范围的不同。国家权力是最为发达和强大的社会公共力量，以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主权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权力产生于权利，必然以保护权利为其天然职责。显然，主权不是凭空而生的，既非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也非权力本源说的“权力至上”。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实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4](P205)。在当代中国，凡是赞成、支持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包括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人数最多的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涵义。由此可见，人民由每个具体的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组成，个人的权利经组合形成人民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这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逻辑起点。当一个政党变为执政党，其拥有的权力就转化为国家权力。从权力的来源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这决定了权力必须为民所用，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组织和动员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来看，由于属于全体人民的权力不可能分割由单个社会个体来行使，也不可能由整个工人阶级来执掌和实施，必须通过其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来掌握和实施权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惟如此，中国共产党方能承担起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也决定了党的为民本质和宗旨。

国家权力这种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是人民赋予的，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决定了权力的设定和行使都要以保护权利和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但是，权力的运行及结果极有可能与其自身和初衷相背离，这就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通常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依其层次分布还可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首先，要坚持权力合法性原则，即权力须有合法的来源，权力的实体内容和行使程序也须是合法的。一是在规范层面，宪法是产生权力的依据，权力必须遵从于宪法。***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二是在主体方面，权力的最终主体是人民，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所以在立法上，要坚持立法民主与科学，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民意，回应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杜绝歧视性、不平等或特权立法，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代表的专职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在行政上，行政机关要坚持政务公开，带头严格执法，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在司法上，要坚持司法为民，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其次，要坚持权力公益性原则，以实现社会公益作为权力设定和行使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之所以赋予党以权力，根本目的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主体来集中行使权力，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发展，最终满足和实现每个人的利益。这就使得公共利益成为权力的根本价值追求，既要防止以权谋私，也要防止以保护公共利益之名来侵犯或剥夺合法的个人权利，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公益和私益的关系。

坚持权为民所用，还要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和形势依然严峻，对于一个拥有先进政治理念、向来注重自我教育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尚且如此，这说明战胜腐败绝非易事，反腐斗争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党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随着各种社会组织的兴起，社会权力愈发受到重视。社会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和集中，是社会自治的表现，包括政党、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权力等。一般来说，社会权力服从于国家权力并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为保障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平衡，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现代社会通常以宪法来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同时以宪法规定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基本权利的形式来体现对社会权力的保护。所以，社会权力的范围和实际运行情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我们必须注重培育公民的现代人格，注重公民社会的建设，充分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大力发展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推动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建设。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替代服务、反映利益诉求和规范民众行为的功能，充分发挥城乡基层政治组织协调和化解利益纠纷和矛盾的作用，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