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述评

林晓希

六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经学是基于六经基础上而展开的学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若将西汉“独尊儒术”视为经学确立的起点，将民国临时政府“废止读经”看做终点，经学的历史长达二千多年。汉代作为经学的确立和盛行阶段，奠定了经学发展的基本范式，汉代思想亦通过经学的形态展现出来，汉代经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研究汉代经学思想,厘清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汉代经学研究的概况和趋势,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汉代经学的思维特质和历史作用,而且有利于准确把握其局限性,对汉代经学的现代价值作出合理的判断。

大致说来，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意识形态色彩下的大专题研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国学热背景下新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至今，理性反思下的现代化转折和独立性的发展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意识形态色彩下的大专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是近三十年来汉代经学研究的起始阶段。80年代是一个经历过“文革”阵痛和改革开放巨大变革的全新时代，时代背景的显著变化，提供给学术研究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文化热兴起的背景下，学术界重新注意到汉代经学的重要性，以当代视角对汉代经学作出新的阐释。这一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研究，发表的论文有近一百篇。8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若干论点，作为研究汉代经学的范式和准则。在这种方法的影响下，汉代的思想家及其理论，被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学者们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汉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如“经学是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的结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论两汉经学的流变》一文中指出：“西汉时期‘经’的成立和‘经学’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取得了社会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它们要把儒家经典作为理论教条,作为精神力量,用来经纬社会,用来统治被压迫阶级了。”[1]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这种研究范式并非汉代经学研究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学界在特定的时代发展背景下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其次，20世纪80年代汉代经学的研究，多以整个汉代经学为对象，进行整体层面的探讨，以概括性的大专题研究为主，选题较为宽泛，专著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论两汉的综合学术》《中国传统经典与经学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论两汉经学的流变》《两汉谶纬神学与反谶纬神学的斗争》《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与得失》《儒家经学流派评述》和《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影响》等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推动了汉代经学研究的进步，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朱维铮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罢黜百家不过是罢黜黄老术而代之以儒术的一种饰语，……这期间，所谓儒家，相继与法家、黄老家相对抗，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主要靠的是‘术’，而不是‘学’。”对“罢黜百家”有了另一种解释。在汉代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朱维铮认为西汉以后的思想界“愈来愈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愈来愈将目光专注于君上心意，祖宗成法，百姓规矩”[2]。西汉以后的这一系列变化，都源自于汉代经学的发展。朱日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出了“经学思维方式”的问题。他认为经学的思维方式源远流长，不同历史时期的注家共同之处如下：“其一是把自己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其二是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视为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3]此外，这一时期亦有经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拓展研究。如他在《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使汉赋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它的繁荣,固然是畸形的繁荣;它结出的果实,固然是畸形的果实，但它在汉诗急剧衰退的情况下与经学奋力抗争，终于为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为后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是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和估价。”[4]

20世纪8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虽取得可喜的成绩，但相较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经学的研究依然是比较沉寂的。受到20世纪经学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5]和“非但中国经学必须全盘否定,即使清代乾嘉汉学家的经学研究,也仅有负面价值,属于烦琐哲学,必须批判”[6](P6)和“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7](P163)思想的影响，经学被定位为桎梏思想的统治工具和压迫人民的封建枷锁，尤其是以倡导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汉代经学，更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种定位影响下的汉代经学研究，以经学批判为基本导向，价值评价的总体倾向是否定的，汉代经学的正面价值被弱化、忽视。作为近三十年汉代经学研究的起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文章和专著数量较少，许多问题没有深入展开，一些重要问题鲜有提及，以批判为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这是此阶段汉代经学研究的最大不足。

二、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背景下新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的构建

20世纪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是汉代经学研究的横向拓展阶段。随着意识形态色彩在学界的淡化，较为沉寂的汉代经学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研究方法、方向和价值取向呈多元化发展，展现出汉代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这一时期国学热逐渐兴起，关于汉代经学研究，无论在专著的出版上，还是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相较于80年代均有显著的突破。90年代发表的关于汉代经学的论文有近五百篇，研究的问题趋向多样化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汉代经学研究的相关专著陆续出版，如《两汉经学史》《谶纬论略》《经学辞典》《汉代春秋学研究》《西汉经学源流》《经与经学》和《象数易学发展史》等一系列的著作，进一步拓展了汉代经学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汉代经学研究有两个特点：

第一，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出现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热点。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汉代经学，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出现了运用西方诠释学来考察经学思想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折》和《经学传统与诠释型文化》等。如陈少明提出：“经学的自觉的方法论反思,不仅是解经的方法,也是思想的方法。可以说,伴随着解经型态的新发展,经学初步产生自己的解释学。”[1]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整个思想史的维度下，反思中国的经学思想。另外，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关注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80年代汉代经学研究中较少提及的，比如汉代象数易学和谶纬的研究。这两个领域不仅受到了关注，而且出版了《谶纬论略》《象数易学发展史》等著作，提高了汉代思想研究的完整性。

第二，20世纪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从80年代概括性的大专题为主，转变为问题式的小专题研究，构建了当代汉代经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阶段的汉代经学研究虽然选题范围更宽阔，涉猎面更广，但就具体选题的特点来看，较80年代而言，题目越来越小，有显著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以问题为核心的小专题研究的学术风格。在这种学术风格的影响之下，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按照其研究内容的不同，分为六类：第一，汉代经学思潮研究，主要包括汉代经学源流、经今古文和谶纬等方面的研究。如：《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论经学的历史发展》《汉代五经崇拜与经学思维方式》《浅谈经学传统的思维特点与求实精神》《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西汉今文学、古文学、小学的共同研究》和《谶纬与经学》等。第二，经传原典研究。如：《礼记的礼治主义思想》《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春秋三传的灾异观》和《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等文章。第三，汉代思想家及其作品的经学解读。如：《论郑学与王学的异同》《郑玄易学思想评述》《〈潜夫论〉与汉代经学》及《王充经学略论》等。第四，汉代博士与官制研究。如：《汉代士大夫与汉代思想的总体倾向》和《两汉博士家法株生原因论略》等文。第五，汉代经学的交叉学科拓展研究。如：《汉代经学与汉大赋的流变》《西汉时期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和《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氏族的盛衰》等文章。第六，汉代经学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研究。如：《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和《简论中国的经学传统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等。

20世纪90年代的汉代经学研究，构建了当代汉代经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决定了汉代经学研究的基本走势，时至今日的汉代经学研究成果，仍然可以划归到90年代研究所形成的六大类别之中。但从以上六个类别的介绍中可知，在90年代，虽然形成了汉代经学研究的六类基本框架，但在这六类中，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的深度是不同的，其中有些方面的研究虽然在90年代已经出现，但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比如，汉代经学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汉代经学的现代价值研究更少。

三、21世纪初至今：理性反思下的现代化转型和独立性的发展

21世纪初至今，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在不断的回升。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共圆中国梦的美好期许之中，国人重拾对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自觉的认同和理性的自信，这种重拾是经过近代史洗礼和改革开放变革后理性反思的结果。在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基础上，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代价值，在文化传统中寻求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使得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这个背景之下，21世纪初至今的汉代经学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汉代经学研究整体模式较20世纪90年代没有明显突破，经学史方法论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此阶段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数量，较90年代有显著的增长，汉代经学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如下：《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经学与汉代社会》《汉代诸子与经学》《中国经学思想史》《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等。虽然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进一步增长，但此期间汉代经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未突破90年代汉代经学研究所形成的六类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本，其中第二卷为汉唐卷，详细阐述了汉代经学的发展历程。与以往经学史的写法不同，《中国经学思想史》力图将用墨重点放在“思想”二字，编者在序言中说道：“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做出解释。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8](P2)这种经学史的写法有很强的创新性，推动了经学史方法论的发展。

第二，汉代经学研究呈现代化转折的趋势。经学，曾被看做封建思想的代名词，对其现代价值的研究一度几近空白。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开始思考经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简论中国的经学传统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寻求经学现代化的新途径。21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代价值受到重新的肯定和关注，敏锐的学者已认识到当前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强国，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既要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也要面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还要依托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强国之强，不仅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要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共识、攻坚克难的当代精神的指导，还要有对自己民族历史传统的理性认识。我们应当自觉地寻找并构建历史传统的支撑。而这个历史传统的支撑，从价值观层面看，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9]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汉代经学的研究也呈现出现代化转折的特点。

现代化转折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研究视角立足现代。在当前时代背景影响下，在当下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的基础上反思汉代经学。第二层含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重视汉代经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使古老的学问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合理性的建议，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在《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一文中，作者指出：“传统的儒家‘大一统’思想又被解释为‘正统’。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再沿袭历史上的封建‘正统’,所谓‘正统’,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正统。正就是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发话行事,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使全球每位华人堂堂正正,活得有人格、有尊严,赢得世人的友好和尊重。”[10]作者站在当下视角，重新界定“正统”的涵义，使现代视角下，褪去封建外衣的大一统思想熠熠生辉。汉代经学研究的现代化转折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过程，相较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汉代经学的现代价值研究相对落后。汉代经学是支撑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不容否认的存在形态，既是汉代经学价值的来源，又是遮蔽其耀眼光芒的尘土。若能耐心地清理厚重的尘土，相信汉代经学的现代价值研究必将取得丰厚的成果。

第三，汉代经学研究呈现独立性的发展趋势，这种独立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汉代经学的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整个经学的研究上。经学是个复杂的系统，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学、历史、伦理、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经学的研究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从辞章训诂的角度等。面对如此之多的学科类别，经学作为一门学问，究竟属于哪门学科，亦或经学本身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种划分方法意味着经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学属于中国哲学。近年来，学界逐渐关注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反思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上、下)《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再读中国经学学术传统》《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和《现代学科体系关照之下经学定位》等文章。这些文章共同的观点是，赞同进行经学的独立化研究，构建经学研究的主体体系。不同点在于经学的独立发展是否与哲学、史学等其他学科相矛盾。一类观点认为：经学与哲学可以共存互补，并行不悖，没有必要将经学独立于哲学之外。如：李存山在《反思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下)一文中指出：经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着交叉和互补的关系。持“六经皆史”的观点，既重视历史文化,又能使之与时俱进,从而使经学的重要价值与哲学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能够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10]；邓林和姜广辉在《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经学与哲学都可以是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一员；‘经学’一旦成为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并不会同哲学学科发生冲突和矛盾，二者反而会相得益彰: 经学得哲学之助，将会向纵深发展；哲学得经学之助，将可能成就其‘合法性’。”“经学与哲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而不应也不能相互取代。”[11]另一类观点，主张建立独立的经学研究系统。如：丁进在《再读中国经学学术传统》一文中提出：“用史的研究替代经学研究,造成经学学术传统的断裂。经学史本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于经学。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就是复兴经学传统,完成古老经学的学术转型。”[12]曾军在《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一文中提出“需要一种“大经学”的综合思维，在整体框架中考虑现代经学的走向。传统经学的史学化、哲学化、崇古化等传统，为经学与现代学术的贯通奠定了一定基础。……当务之急，应该进行这样一种研究，即认真清理经学在各类学科中的研究成果，将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放在“大经学”的综合思维中进行分析，或许可以弥补经学分科研究之不足，打破现代学术的学科边界，找到现代经学的一个突破口。”[13]学界虽然对经学独立化的发展趋势存在争议，但对构建经学研究自主体系、培养新时代经学人才的希冀是相同的。

四、现有研究的薄弱之处与未来努力的方向

综上而论,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存在着以下一些值得探讨并加以改进的薄弱环节。

第一，汉代经学内容的研究程度不一，各方面研究非均衡发展。若将汉代经学看作围绕《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展开的学问的话，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多围绕春秋学展开，汉代的礼学、诗学和易学次之，而对《书》的研究则较少，这对于作为整体的汉代经学研究来说是明显的不足。在汉代，关于五经的学问并非彼此平行独立，而是互为交织、补充，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影响对整个汉代经学的研究，“木桶原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经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亟待突破。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创造，而哲学一词则来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不仅采用了舶来的“哲学”一词，亦深受西方哲学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亦表现在方法论上，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建构中国哲学体系。近年来，构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呼声日益高涨，学界对此有诸多研究，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但在当下学界普遍认同经学与哲学、经学史与哲学史存在区别的前提下，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成果能否适用于经学的研究是值得思考的。经学史方法论创新性不强，导致近年经学史类的著作虽然层出不穷，但很难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朱维铮先生曾对此批评道：“近年海内关于经学史的专门论著，数量日增，内容呢？恕我直言，多半属‘陈陈相因’，一‘陈’在于述史了无新意，二‘陈’在于论史重弹反右以来纲举目张的老调。有的似乎力求创新，但令人读后只能感到论者心存‘自我作故’，仿佛经学史研究从其人其书才刚开始拓荒，乃至书既不提百年研究史，也不列参考文献。”[14](P3)近三十年来，汉代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进行汉代经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构建符合汉代经学特点的多元化方法体系是当前汉代经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三，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汉代经学研究，范围狭窄，“以史代经”。汉代经学是个宏阔的体系，在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之前，经学作为中国学术体系的重要环节，承担着传统学术传承的重要使命。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日盛，被西方船坚利炮攻陷的不仅是清帝国的国门，还有支撑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近乎信仰一般的的经学体系。被迫接受的现代化历程，使国人在认清国力差距的同时，将屈辱的失败与发展的滞后归结到技术、制度和思想。经学首当其冲成为落后思想的代表，为时代变革之潮流所湮没。随着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中国传统思想按照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设置，相似的直接放入其中，没有的则切割、改装、拼凑。经学按照西方学科体系的设置，被切割得面目全非。当语言文字学、上古史学和诗学文学等学科逐渐脱离经学而去时，经学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留给经学的还有什么？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经学史的研究显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但这种表面的繁华不能掩盖经学学科定位的尴尬和经学人才的缺失。

综观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经学在当下实为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能否重新整合经学体系，培养经学人才，进行新的学科定位，立足当前，阐释出符合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价值，是汉代经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汉代经学的命运是终将被历史所湮没，还是千年岁月磨蚀后的焕然新生？“经学成立于前汉，动摇于1919五四以后，而将消灭于最近的将来”[6](P627)。也许，有时，灭亡为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