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国内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研究述评

李 宁 刘 婷

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及一段时间的冷静以后，近十几年来，国内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曹卫东、邓正来、汪晖、陈燕谷等人主编和翻译的著作和论文，如《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与公共性》《人的条件》《公共领域的兴衰——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评述》等为国内学者研究公共领域、公共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探讨新时期知识分子现状及其发展，如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研究》，硕士论文《公共性理论与问题研究——兼论中国公共性问题》等。本文将以“公共性”一词为核心，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若干思考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基本概念的解读，围绕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困境原因何在、公共性的重建路径等方面评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的生命力。

一、知识分子公共性相关概念辨析

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学术界并未形成定论。西方学者侧重于从知识分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和评介知识分子。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P16)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明确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内涵，他也是西方学术语境中最早提出并论述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他们应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人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影响极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这个思潮同样也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长期以来，国内对知识分子理解的一套体系就是以知识掌握和运用的程度作为划分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掌握知识多的人，即脑力劳动者。不管是韩亚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2](P1)，还是郑也夫从理论和操作两方面来定义知识分子[3]，实际上，当中国人提到知识分子时，大多数情况是在此种意义上来使用的。而另一套体系正是受到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具有知识和能力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这种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相对而言，这种界定所包括的知识分子范围较为狭窄。朱苏力将公共知识分子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4]。张汝伦认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乃是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的角色和作用, 这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正统与教条的批判者和希望的坚持者。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方为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这些特征,知识分子自身的存在就陷入了危机[5]。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侧重于第二套理解体系。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誉为社会的良心，因为他们不仅仅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能借助于一定的公共场合和手段，运用其知识和能力对社会表达出强烈的公共关怀。这些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即公共性的体现。在中国，公共性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公共性的含义主要是公开性、公益性、共同性等。[6]

二、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公共性基本条件的分歧

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基本成为中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一个共识。而关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公共性的论争以及原因何在，也正是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否存在知识分子公共性得以成长的条件展开的。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专业学者，如许纪霖所述，在一个学科高度分工的时代，如果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首先必须是一位一流的专业学者，要在本专业之内有所建树，有余力再在非专业领域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明确了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公众发言；第二是为了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7](P34、P73)。

郑永廷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描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这些学者或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自身专业成就，而是对公众关心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提出“惊人”的见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动。二是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宣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众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三是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自认为掌握着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备“为正义而献身”的勇气，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口号，宣告“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8]。徐友渔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徐艳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分子对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心公众利益。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将这种公共关怀付诸实践，介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件[9]。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基本条件认识，一是强调公共空间的存在，一是强调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的多方参与。

有些学者还专门指出了知识分子是否发挥公共性的可供参考的具体标准：第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第二，在过去20年里是否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第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是学者。[4]以许纪霖、王笛等为代表的对近代公共话语网络考察在公共性问题研究已成为重要阵地。由于这类研究重视史据考察，对西方公共领域研究的借鉴重点在于方法论部分，所以在公共性问题的探讨上多为广义和泛化的公共性，包括公园、茶馆、杂志、社团、咖啡厅在内的公共领域考察均已成规模，并以北京、上海、汉口、宁波、常熟、成都为研究的中心阵营[10]。这些都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借助一定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已经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2004年夏，《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之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的网络民间书会每年都会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已经弱化，还有人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方亚琴认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的专业化、体制化以及文化生产商业化的内外作用下，到90年代末，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11]梅荣政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违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阶级定位，是英雄史观的再现。他们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有根本不同的立场，公共知识分子一点也不代表公共。[12]还有人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会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即独立于任何集团和阶级利益之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从国际和国内来看，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从来不存在的。[13]

总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否定言论在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讨论时一直贯穿其中。汪晖曾结合“公共空间”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根据哈贝马斯的经典化了的叙述，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而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空间不是更加国家化的吗？然而，在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辩论，如果没有特定的公共空间的构成，这些辩论又怎么能够发生呢？他进一步认为，我们应该更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垄断的公共文化中能够产生出丰富的政治文化？[14]

三、学界对知识分子公共性弱化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会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在不少学者看来，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困境既有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也有政治与学术间微妙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学术体制的制度化限制。

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当今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正在日趋衰弱，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走下“神坛”，成为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经受这种考验，成为文化商人。而坚守传统的知识分子，却又遭受各式各样的困境，经费的短缺，公共空间的萎缩，话语权力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分化，使得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边缘化[15]。与之相随的，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资本运作方式的加强使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与经济资本运作方式相关的是技术操作、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知识界。知识领域也出现了技术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发生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也许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16]。刘杰从当代大学教师这个群体出发，剖析了其公共性缺失的现状和原因，认为，既有以理性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性，也有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性。[17]

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微妙关系是制约知识分子公共性发挥的重要因素。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持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提出某些对公共生活有利的政策建议或主张。现代社会提倡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但知识分子曾经被两度边缘化——政治边缘化和社会边缘化，过去的遭遇使知识分子常心有余悸，今天仍然会有所顾忌。所以知识分子瞻前顾后，不愿过多地关注公共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最早参与文化热，到后来的职业反对派姿态，说穿了，只不过是为稻粱谋而已[18]。

教育体制对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制约。知识分子从属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制度化的结构使得知识分子丧失生存空间。知识的专业化降低了学术知识分子就社会公众问题清晰明确陈述的能力，抑制了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听取专家意见的能力，并削弱了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理解有关公共问题论辩的能力。知识分子的研究内容也从理念精神层面转向应用实际层面，侧重于解决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不再致力于构建一种理念和精神，传递一种思想和信仰。

四、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构建何以可能？

近些年来，虽然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但毋庸置疑，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之一。公共性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因为多方面的公共性危机的出现，如生态公共性危机、知识公共性危机、文化公共性危机、社会公共性危机的重叠。[6]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实现状况不仅体现着一个社会知识群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公共空间的大小以及政治文明的生态状况。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构建或重建才显得尤为必要。

龚举善认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重建的必要性表现在：一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结构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绝对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而不是退场；二是确立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需要；三是革除书斋积弊的需要；四是防止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需要[19]。于凯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冷静地、理智地看待社会问题，发出真实的声音，引导公众思考，启迪公众的思想，从公众角度做出理性对策，提高公众与政府的对话能力，同时给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对话与合作[20]。也有学者指出了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新形象的可能性。首先，社会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形象重建的肥沃土壤。其次，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决定了形象重建的内在契机。知识与道德的统一、专业探求与公共良知的统一使当代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一种公共性和新的合法性话语，从而重返价值的中心[16]。

那么，如何构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对此，许纪霖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路径：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知识分子首先要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特别在学院内部，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只有捍卫了知识上的自主性，才有可能从自主性出发，介入公共生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参与政治，才有可能最终捍卫知识的自主性。“当知识分子一旦将这样的专业知识放到广阔的背景或社会背景加以考虑，阐释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为背景反思社会公共问题，这就是从专业走向了公共”[7]。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他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21](P10)。

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构建与媒体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平台就是媒体。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需要依靠公共知识分子的优势，实现其引导舆论和监督社会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又不能成为大众传媒的俘虏，他们必须在大众传媒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代表公众利益，特别是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大众媒体被市场所裹挟或被权势所左右时，必须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22]。当然，也有学者担心，“媒介知识分子”“成为媒体的工具，成为形象的生产者，成为精神的化妆品，再加上知识群体本身由知识爆炸所带来的精英的傲慢，导致他们的主张不仅与草根社会没有关系，反而还误导、损害草根社会”[15]。

也有学者从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陈洁认为应该在党的领导下重塑公共知识分子，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公共知识分子的重塑。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公共作用[23]。梅荣政等认为执政党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给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漂浮”的群体，知识分子需要跟党走，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公共利益的看门人”[12]。当然，在当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跟党走”、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指出，中国目前的知识人才评价模式使知识分子疲于应付各种文件、表格，这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动辄几年的学术研究尤其不利，改革目前的评价模式，给知识分子更多更大的空间发展。倡导学术独立，知识分子本身要有理性认知，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公共关怀[20]。

由此看来，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的讨论，说到底仍然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内在紧张关系。在现代政治文明的今天，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充分的自觉”，“假如没有这种悲剧自觉，那么充其量也不过只是装腔作势的文化掮客而已”[15]。同时，政治文明的不断培育和发展，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使学术的独立成为政治有序发展的动力。这些理应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