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基于山西省28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范 毅

（山西省中小企业基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030002）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企业技术进步、产业迭代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长足进步的动力源。区域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有赖于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重点突破，技术创新绩效评价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依据，对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区域科技创新综合水平的重要力量。因此，提升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对促进山西省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1 技术创新绩效研究现状

技术创新绩效是对企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创新效率与创新效果的综合评价。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研究资料，发现关于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绩效、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创新如何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解学梅等以长三角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社会调查，进而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吸收能力在协同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1]。李培楠等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创新资源要素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2]。姜滨滨、匡海波通过对企业创新绩效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构建了基于“效率-产出”的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综合性分析框架[3]。

2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山西省大中型国有企业作为分析样本，所用指标体系是在对国有企业实地考察、访问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整理相关文献并经过反复分析斟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对已存在的创新绩效评估指标进行分级后构建出来的科技创新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为了更好地评价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绩效，在对各指标进行分析后选取了12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指标体系表

2.2 因子分析

2.2.1 前提判断

使用SPSS25.0进行因子分析，通过相关性矩阵（见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都大于0.3，说明各个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

表2 相关性矩阵

使用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对指标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KMO值为0.628，同时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强，满足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可以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表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2.2.2 提取公共因子

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并去除其多重共线性，使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对原始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了成分特征值和成分方差贡献率。根据实际情况提取出3个公因子，见表4。由表4可知，第一个因子解释了原始变量总方差的32.466%，第二个因子解释了原始变量总方差的23.451%，第三个因子解释了原始变量总方差的22.373%，3个因子共解释了原始变量总方差的78.290%，因子分析效果理想。

表4 总方差解释

由碎石图（见第3页图1）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即方差贡献率很大，说明它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度是最大的；但是第3个因子之后的因子特征值都比较小且都小于1，说明它们在解释原始变量方面的贡献很小，可忽略不计。同时，结合表4关于总方差的解释也可以看出提取3个因子是最合适的。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公因子可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提取效果比较理想。

图1 碎石图

2.2.3 因子旋转

表5 为旋转后的成分矩阵，从中可以看到各个原始变量分别在3个因子上的载荷分布，同时了解到哪些原始变量在哪个因子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进而确定每一个因子上所包含信息的性质。

表5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第一个因子在“X2（企业研发人员总数）”“X4（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数量）”“X5（承担国家科技创新方面试点示范工程数量）”“X9（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数量）”“X10（创客人数）”上有较大的载荷，此类变量均与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相关，代表了国有企业的核心创新力。因此，将其命名为“自主创新因子”。

第二个因子在“X1（企业研发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X6（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X8（企业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上有较大的载荷，此类变量与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相关，代表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换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创新效率因子”。

第三个因子在“X3（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基地数量）”“X7（国家和行业标准数量）”“X11（企业国际合作交流活动次数）”“X12（产学研合作交流次数）”上有较大的载荷，此类变量均与国有企业与外界的协同创新相关，代表了国有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协同创新因子”。

2.2.4 计算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基于对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绩效综合评估且进行综合水平排序的目的，本文立足于因子分析过程中提炼的3个公共因子所形成的得分系数矩阵（见表6），选取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据此建立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综合评估模型。借助该模型，将各指标所形成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次代入因子得分公式从而得到样本在每个因子上的得分情况，然后计算得到28家山西省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综合绩效情况。

表6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样本中有9家国有企业绩效得分为正，其余19家为负。从自主创新因子的得分来看，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表现优异，说明这3家企业比较注重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人力物力投资，而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较少。从创新效率因子的得分来看，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投入产出能力较强，企业研发经费有很大的利用率，转化为了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方面的状况令人担忧。从协同创新因子的得分排名来看，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效果突出，说明这3家企业在与外界的协同创新方面有较大的成效，而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方面有待加强。

2.2.5 主要结论

结合上文的分析与讨论，山西省大中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创新要素与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整个技术创新过程存在着许多政府补贴行为，使得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既具备了科技创新政策的天然优势，又享有技术创新过程所必需的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资源要素优势。然而，这其中存在着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强化了山西省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地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投入-产出结构比例不均衡等问题。

2）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当前，山西省的产业结构正在从原先的“一煤独大”转变为新阶段的“八柱擎天”，然而山西省28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技术创新水平仍然不高，创新资源仍然集中在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头部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山西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方面明显滞后。

3）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传导介质而存在。从整体来看，本地区技术创新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正向影响，周围区域技术创新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负向影响，但是周边地区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更为有效。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实践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力随着该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得到强化，这一现象导致本地区的技术创新要素向周边地区流动发展，进而使得本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滞后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出现滞缓。但是由于外部经济效应的存在，周边地区产业高级化的同时会加速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产生正向效应。

3 山西省大中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关键阶段，加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支撑。在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产业技术创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需要从推动单一技术创新转向构建技术创新生态，进而全面提升山西省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结合以上的分析与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区域创新生产要素的组织与协调。第一，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政策与引导基金的引导功效，推动更多创新要素的集聚，助力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二，强化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充分调动省内外技术创新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实践的主动性，挖掘各方优势，实现创新过程的平台化发展，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高。第三，打通科技金融双向正循环路径。引入多元化和竞争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金融行业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使得金融资源能够真正流向具有创新效率与创新效能的企业和研发投资项目，进而提升区域技术创新绩效水平。

2）加快区域转型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要制定引导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性，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突破、区域产业分类引导、差异化支持的技术创新扶持发展政策，充分发挥科技计划、科技创新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在产业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作用，打出政策支持工具的“组合拳”。与此同时，针对不同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实践存在的“背对背”竞争与“面对面”合作程度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政府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做到因地制宜、因产施政。

3）积极争取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京津冀区域的经济活力、开放程度、创新能力均处于我国城市群的第一梯队，对山西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很强的示范与带动作用，而山西省和京津冀又具有区域合作的天然优势，因此要将与京津冀的深度融合发展当作一项系统性工程，实现科技要素、经贸要素、人才要素、交通体系等多要素的协同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