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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民生感的影响——基于旅游公平的视角

时间:2024-07-06

赖 斌

(1.四川大学 中国休闲与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610065;2.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分院,成都 610041)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民生感的影响
——基于旅游公平的视角

赖 斌1,2

(1.四川大学 中国休闲与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610065;2.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分院,成都 610041)

基于旅游公平理论,从政府民生活动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角度提出了“旅游民生感”概念和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比较民生感3个测量维度,通过问卷调研数据和对应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族地区居民年龄越大对其实际民生感越满意,而工人和中等学历居民则倾向于不满意;对于期望民生感,学生、工人、中低收入和距离景区近的人群趋于不满意;农民的比较民生感趋于满意,而企事业人员、中低收入者、居住地与景区距离居中的人群和高学历人群则对比较民生感趋于不满意。最后,从统筹兼顾、社区公平和弱势群体改善民生诉求3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旅游民生感;旅游公平

0 引言

旅游开发使得民族地区当地群众都能够平等地受益吗?虽然中国民族地区旅游业近30年来保持了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双高”发展,其发展速度普遍位于10%~30%的增长区间,少数地区甚至出现了几何级数的“跳跃式”发展,远远高于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甚至高于全国其他大部分省份的旅游发展速度[1]。但是,不同民族地区的群众真的公平地享受到旅游惠民的“发展权”了吗?同一民族地区群众也都受惠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了吗?在S.Wearing看来,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打着旅游扶贫的旗号,受益的不一定是当地居民[2]。当前,在中国政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的背景下,基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科学发展和更加重视改善民生的双重要求,深入探究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主要惠及的人群,以及哪些人群并没有从中受益,从而指出当前旅游开发和发展的局限,无疑对未来政策的制定、实施精准惠民、促进旅游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旅游业在本质上是民生产业[3],国际上关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惠及民生的相关研究是近20年才兴起的热点领域。取得共识的是,旅游开发已成为民族地区可持续的民生改善战略路径[4]。Y.P.Fang 等在调查岷江上游民族定居点时发现,国内外关于民生战略的感知研究仍然很少[5]。而在有限的实证研究中,聚焦于发达国家的较多,研究结论多是对旅游开发究竟惠及民生还是不惠及民生的总体性判断。盛蕾认为应加强旅游民生效应研究,特别是实证分析,揭示旅游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内在逻辑关系,寻求旅游民生效应提升的有效途径,推动民生效应研究向纵深发展[6]。

正如J.Scott的观点,民族地区旅游应该驱动分享福利,而不是只是从中获取利润[7]。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旅游开发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外在指标的量化,就能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民生效应进行所谓的“客观”评价,而是要尊重当地社区(居民)的“主观”感知,探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是否真地惠及到当地民生。***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有鉴于此,从旅游公平的角度,尊重当地居民自身的民生感知,是民族地区通过旅游开发实现精准惠民的逻辑起点。本研究期望探索民族地区不同人口统计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差异,为民族地区优化旅游开发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 旅游公平下的民生感及其测量维度

1.1 旅游民生感概念的提出

共享旅游开发带来的收益根本上是追求平等的“发展权”,本质是旅游公平。E.Cohen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旅游经济收入过程中对当地社会可能引起的旅游发展不公平现象表现出了忧虑[8]。作为旅游公平的首要目标,“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实际包含了主体、客体都适用旅游公平的主张,而当地人往往处于缺失状态。仅就供需角度而言,业内常将当地人作为旅游供应方也纳入客体,而当下研究旅游者主体对旅游客体永续利用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居多,关注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收益分享的公平明显不足。那么,如何将旅游惠民落脚到当地的民生?首先应尊重当地群众对于旅游开发改善其生存、生活状况的感知。政府承担改善民生的主体责任,因此,旅游民生是站在旅游地当地居民的角度、政府及其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带来的民生改善状况。所谓的旅游民生感也就是指当地群众对政府以旅游开发改善其民生状况的群体性获得感。

旅游民生感不等同于旅游满意度,旅游满意度是从顾客满意度概念衍生而来。黄大勇等认为国内外目前旅游满意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游客满意度”和“旅游企业员工满意度”两方面,而关于“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研究较少[9]。K.Kim等验证了民族地区旅游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居民感知与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整体生活满意度是基于主要的生活领域(物质福利、社区福利、情感福利和健康安全福利)的居民满意度[10]。可见,旅游民生感特指旅游地居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获得性感知,明显与政府民生行动有关。

从旅游公平的视角出发,A.John指出社会交换理论为解释居民感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很高而且处于平等位置,或者虽然不平等但倾向于居民一方,他们对旅游业则持积极支持态度;反之,如果资源交换虽然平等但交换程度很低,或者是地位不平等,居民的态度则转为消极反对[11]。李志飞指出旅游地居民的一切态度和行为都植根于他们对旅游影响的综合感知[12]。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越多,越倾向于支持旅游业的发展[13]。不难理解,旅游公平感必将影响旅游民生感,而旅游民生感将直接影响当地群众的旅游参与态度和行为。

1.2 旅游民生感的测量维度

如前所述,旅游民生感实质是一种基于公平交换的获得感。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关学者多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研究旅游业带来的利益得失评价对当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很明显,所谓利益得失评价的结果其实就是对旅游公平的获得感。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社会表征理论,又对旅游公平的获得感给出了新的诠释,即来源于出版物和电子媒体、社会互动以及直接经验形成的社会共识[14];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我国的旅游发展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主导,当地居民通常处于弱势地位而缺失话语权,在旅游发展中大多被边缘化,其相对剥夺问题也最为突出[15]。基于以上3种有关旅游公平的社会心理理论,本研究设计了如下3个旅游民生感的测量维度。

首先,从社会表征理论出发,王忠福综述了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的成果,在居民与旅游的情境关系中,居民的感知是居民感应到的旅游影响因素和效应的一种社会知觉[16]。直观的旅游民生感与其当下感应到的旅游公平有关,事实上,对居民感知与态度最大的影响不仅仅包括社区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基于社区角度的生活质量的改变[17],因此,本研究将当地群众对旅游开发后改善民生的实际获得感称为实际民生感。

其次,居民感知是随着旅游开发动态变化的,从旅游地居民感知的历时性特征出发,人们对民生的获得感总是与其预期相关的。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期望民生感知是指当地居民支付一定的代价和成本后,与自己当初预期获得的受惠程度相比较后,对旅游开发改善民生的公平获得感程度,本研究将其称为期望民生感。

最后,基于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旅游公平感往往与比较有关[18]。谌永生认为测量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可用比较研究方法,包括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属性的居民感知的比较,跨区域的居民感知比较,同一旅游地居民感知的跨时段比较[19]。本研究的对象正是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和社会属性的旅游地居民感知,而同一旅游地居民感知的跨时段比较通过实际民生感和期望民生感进行测量。因此,将跨区域的居民对旅游开发改善民生状况的公平获得感界定为比较民生感。事实上,特定民族地区群众往往与周边或临近地区同期旅游开发改善民生的受惠程度相比,即使在实际民生感良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不公平感产生较差的旅游民生感。

由此,本研究将总体的旅游民生感设为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3个测量维度,它们与旅游公平之间构成的内在影响机制框架见图1。为了量化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民生改善带来的影响效应,鲁明勇还以张家界为例,以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民生改善为一级指标,建立了旅游业民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20]。本研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将旅游开发对经济收入状况的感知、对社会稳定状况的感知、对民族文化保护状况的感知和对生态环境状况的感知作为测量指标,据此分别在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3个变量下设置问项。

图1 旅游公平对旅游民生感的影响机制Fig.1 The mechanism of tourism equity influence on the livelihood perception of tourism

2 研究方法与调研过程

2.1 研究方法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目标是探索民族地区不同的细分群体是否有不同的民生感差异,由此,拟采集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民生感内部3个变量数据。遴选性别、年龄、民族地区分布、民族、职业、家庭月收入、学历、居住地与景区距离作为民族地区群体细分的人口统计特征开展实证研究。作为多个品质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适合采用SPSS 19.0的对应分析模块工具。该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变量分类值较多时交叉列联表难以处理的多元变量的直观有效性问题。

调研问卷包括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调查,涉及到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考虑到民族地区旅游惠民的研究需要,将居住地与景区距离、民族地区分布也纳入这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调查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总体民生感,涉及到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3个维度,每个变量按照测量指标设置4个变量(问项)。第一部分采用固定选项,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请受访者按照满意(重要性)程度,从最低到最高分别按照1~5赋值(表1)。

表1 问卷调查表结构Tab.1 The structure of questionnaire

民族地区经济收入状况、社会稳定状况、民族文化保护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民生而言同等重要,换言之,在对受访者的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进行测量时,4个测量指标的权重是一样的。因此,3个维度的旅游民生感取值分别根据受访者对各测量指标的满意度评分取均值获得。同时,为了获知旅游民生感的总体统计情况,又将受访者在3个维度下的民生感得分取均值。

2.2 调研过程与问卷检验

2.2.1 调研点选择与问卷发放。 为了充分考虑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少数民族的双重代表性,同时为了使样本充分反映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的民生感影响,本研究重点选择已经进行了旅游开发的民族旅游目的地,将问卷发放范围确定在四川省九寨沟景区所在的阿坝州九寨沟县、海螺沟景区所在的甘孜州康定县磨西镇;湖南省凤凰古镇所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张家界景区所在的张家界市;云南省丽江古城所在的丽江市、路南石林景区所在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响沙湾景区所在的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锡林格勒大草原所在的锡林格勒盟。

调查于2013年7—8月在每个调研点分别发放问卷100份,共发放了800份问卷,收回问卷746份,问卷回收率为93.25%,剔除有关选项缺失或明显矛盾的问卷,保留数据完整无缺失的有效问卷620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比例为83.11%。

2.2.2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应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首先需要考察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信度分析是对量表的有效性进行的评估,分为外部信度和内部信度,SPSS的信度分析主要考察一组问项的内部一致程度,由于调研时间跨度不大,故只进行了内部信度检验,其关键指标是克朗巴哈α系数。一般来说,克朗巴哈α系数大于0.8(小于0.9)则认为内部信度是可接受的。考虑到问项第二部分搜集到的是定序数据,所以,采用Friedman检验,得到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94,证明问卷的内部信度较高,量表设计合理。

为了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对问卷第二部分组成的量表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旋转方法采用最大方差法,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为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巴特利球体检验KMO值为0.907,在P=0.000 上显著,显示民生感分为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3个变量的效度可以接受。

3 实证研究

3.1 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民生感的关系

民族地区居民的年龄、职业、收入状况等人口统计特征与其对旅游开发的民生感之间是否有联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把握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民生改善的整体状态,以及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何种旅游开发惠及民生的策略,将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为此,将年龄、职业、家庭月收入、学历、民族、性别、居住地与景区距离、民族地区分布分别与总体旅游民生感、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一一配对,从而依托频数分析产生多张二维交叉列联表,并借助卡方(χ2)检验方法进行相关性判断,其计算结果显示部分行变量和列变量间存在关联,适合使用对应分析(表2)。可见,在显著性水平P=0.05条件下,总体旅游民生感并无显著性差异,表明样本内部对旅游民生感的总体态度没有分歧。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旅游民生感内部不同维度下的感知是否具有差异。数据显示,职业、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不同,其实际民生感有明显差异;家庭年收入、居住地与景区距离不同,其比较民生感有明显差异。换言之,职业、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变化会影响到实际民生感的变化,家庭年收入、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变化会影响到比较民生感的变化。

表2 人口统计特征与旅游民生感的卡方检验表Tab.2 The Chi-square test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livelihood perception of tourism

说明:**,*分别表示在0.01,0.05水平上显著性相关(双侧检验)。

3.2 民族地区群众对旅游民生感的态度倾向

为了进一步探究旅游开发对民族地区群众旅游民生感内部3个维度的态度倾向性,本研究采用了对应分析方法。由于性别和民族成分只有两个组内尺度,无法建立对应分布图,因此,只探究了其他6个人口统计特征对旅游民生感的态度倾向。

3.2.1 民族地区群众不同年龄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60岁以上、50~60岁和36~50岁(不含50岁)的居民对实际民生感倾向于很满意或满意或不确定,而20~35岁和20岁以下的居民则倾向于不满意或很不满意,也就是说,民族地区具有年龄越大对实际民生感越满意的态度倾向。从年龄对期望民生感的感知倾向来看,20~35岁居民倾向于不满意,50~60岁居民倾向于不确定,其他的对应关系不明显,说明民族地区年轻人对旅游开发改善民生的期望值与实际民生感之间落差比较大。而年龄与比较民生感的对应关系则显得比较零散,可能是当地居民更关注自身的民生改善,对其他地区的旅游惠民情况不了解或者不关心造成的。

3.2.2 民族地区群众不同职业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工人的实际民生感很不满意,根据交叉列联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学生、工人的期望民生感倾向于很不满意,农民、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期望民生感倾向不满意。农民的比较民生感倾向于满意,而企事业管理人员对比较民生感倾向于不满意。其他变量之间都比较离散,看不出明显的紧密关系,所以参考价值不大。

3.2.3 民族地区群众不同收入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不同的家庭月收入对实际民生感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而1 001~2 000元和2 001~4 000元中低收入居民的期望民生感倾向不满意。同时,比较民生感有明显的感知差异,即1 001~2 000元收入居民对比较民生感不满意,而2 001~4 000元收入居民则是感到不确定。

3.2.4 民族地区群众不同学历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中学学历居民的实际民生感倾向于很不满意,本专科学历的比较民生感与不满意呈现出很强的对应度,各学历对于期望民生感没有明显倾向。

3.2.5 民族地区群众不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特征下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从居住地与景区距离对实际民生感的对应关系,研究发现1 km以内有很满意和很不满意两种极端态度趋向,1~5 km和5~10 km居民倾向于不满意或不确定态度,而10 km以上的居民趋向于满意的态度,这说明处于旅游开发中间过渡地带的居民实际民生感急需提升。居住地距离景区10 km以上的居民对期望民生感倾向于满意态度,其他期望民生感的对应点呈现出距离景区越近越不满意的趋向。居住地与景区距离5~10 km范围内的居民对比较民生感显著不满意,其他的倾向性则比较离散。

3.2.6 不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群众的旅游民生感内部倾向。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和比较民生感都没有明显对应关系和倾向性,也就是说,以上人口统计特征在不同的民族地区结论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4 讨论与建议

政府能否科学地“民生作为”?能否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民生感?才是政府基于民生视角实施旅游开发的终极目的。正如张燕所指,只有以人本思想为主线,从民生之本、民生之基、民生之依、民生之盾等维度充分剖析旅游及旅游业的发展与就业、教育、分配和稳定等民生现实问题的相关性,才能以负责任的态度为政府制定旅游规制和实现结构调整诠释新的视角[21]。而这也正是需要基于旅游公平重新审视旅游开发是否对当地群众都带来良好民生感问题的现实意义。

4.1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要统筹兼顾

民族地区群众都迫切期望借助旅游开发改善民生,而实际上,旅游开发影响的范围和力度并不一定随距离呈现规律性衰减。分析表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确实对当地居民的民生感产生了影响,越靠近旅游资源开发地的居民,其旅游民生感越强烈,可能呈现出两个极端态度。如核心景区由于生态文化保护等原因而有限开发导致居民实际民生感不满意,因此,政府建立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尤为重要。

同时,由于期望与实际的差异,以及比较效应的综合作用,出现了距离景区越近期望民生感越不满意的趋向,而距离景区中间过渡地带居民在各维度上的旅游民生感都呈现不满意的态度,章锦河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九寨沟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曾经受益的主要是沟内居民以及离保护区较近和公路沿线的少数居民,而保护区外的社区比较贫困,人均年收入1 100~1 200 元,不及保护区内居民的1/10,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周边社区发展和保护区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22]。因此,政府对这类人群的关注应该加强,一方面通过加大旅游惠民的宣传,以获得群众对旅游发展阶段性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要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效应,利用政策杠杆,均衡兼顾欠发展地区的旅游民生需求,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

4.2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要注意社区公平

居住在民族地区不同社区(村寨)或同一社区(村寨)的居民往往希望都能够从旅游开发中受益。而实证数据显示,不同职业居民的实际民生感是不同的,如工人的实际民生感很不满意,学生、工人的期望民生感很不满意,农民、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期望民生感是不满意,农民的比较民生感是满意。相关学者还发现民族地区在旅游开发带来民生改善的同时,也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环境破坏和代际公平等负面影响。在实践中,旅游业属于现代服务业,客观上工人参与旅游业的可能性较低,说明民族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发挥现代旅游业对工人、学生的惠民功能不够,而农民往往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土地转让中获益,所以比较民生感较高。同时,家庭年收入与比较民生正相关,所以不仅仅要通过旅游资源开发提升居民经济收入的绝对值,还要注意到收入增加与其他地区的比较效应。这也证实了王大悟等的观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做到开发与保护并举,讲求经济效益,追求社区公平,关注生态平衡,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23]。因此,政府在制订旅游发展规划时应统筹考虑不同社区的旅游参与权,在完善基础设施等旅游公共投入时要兼顾旅游惠民在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

4.3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要关注弱势群体

从不同年龄、不同家庭月收入、不同学历的民族地区当地群众对旅游民生感的倾向性分析,民族地区的年青人、中低收入家庭、中学及以下学历的居民,无论是对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实际民生感还是期望民生感,都呈现不满意或者很不满意的倾向,所以要特别关注这部分人群的民生诉求,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旅游参与机会和旅游惠民政策,而这部分人群通过参与旅游改善自我民生状况的需求往往也最强烈,积极性也高,如何带动这部分人共享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民生效应也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新课题。J.Coria等的建议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经常在向当地社区派送所期望的利益中出错,包括缺少对当地群众的养老保险,缺少生态旅游收益分配的公平机制[24]。因此,政府应引导市场机制建立有利于弱势群体参与的旅游业态,在社会保障等福利环节出台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民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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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ivelihood Percep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Equity

Lai Bin1,2

(1.ChinaCenterforLeisure&TourismResearch,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5,China; 2.TourismSchool,ChengduPolytechnic,Chengdu610041,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ourism equity, the conception of tourism livelihood perception (TLP) and its three measurement scales of actual livelihood perception (ALP), expected livelihood perception (ELP), comparative livelihood perception (CLP) have been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on the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 An empirical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local people’s ALP is more satisfied much older, the workers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people tended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 ALP; the students, workers,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people near the scenic area tended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the ELP; the farmers tende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CLP, and enterprises staff, low and middle income earners, residences in middle distance to the scenic spot tended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CLP.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community fair and vulnerable groups benefit have been mentioned.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livelihood perception; tourism equity

2015-10-30;

2016-08-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MZ021);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委托项目(TYETP201352);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13SA0199)

赖斌(1975-),男,四川成都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旅游经济、旅游管理研究,(E-mail)mbalaibin@126.com。

F592.3

A

1003-2363(2016)05-0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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