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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时间:2024-07-06

蔡进,禹洋春,朱莉芬,石永明

(1.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2.重庆工商大学a.商务策划学院,b.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重庆400067;3.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重庆400020)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根本途径[1-3]。新型农村社区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4-5],对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农户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也是直接的受益者[6],农户生计变化以及生计策略的改变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转型[7-8]。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户生计变化成为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的研究课题。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成为农户生计分析的经典范式,在方法论上可持续生计框架无疑为上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途径[9-11]。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很多学者对新农村建设与农户生计资产以及生计策略变化进行了研究[12-14],但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户生计变化的关系研究较少。重庆市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区,农户的生计问题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西部“三农”问题的关键[15]。忠县作为三峡库区的移民大县,重庆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先行示范区,着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土地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本研究选择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汪高社区为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介于东经107°03'~108°14',北纬30°03'~30°35'(图1)。复兴镇天子村位于长江南岸(忠县长江大桥正东方),地处复兴镇西部,东临西流村、南接东堡村,西与东溪镇钟溪村接壤,北与县城水坪组团相邻,距县城中心区约3.0 km,村域幅员面积约3.5 km2。全村有5社479户共计1 329人,其中农业人口1 323人,非农人口6人,贫困户共计76户,174人。2006年被市扶贫办确定为市级一类贫困村,2007年被确定为市级城乡统筹整村推进示范村。2011年外出务工756人。天子村汪高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市级整村推进项目,位于天子村1社汪高片区,用地较为平坦,用地条件和生态环境优越。该用地为不规则地块,地块南北长约400 m,东西长约300 m,海拔最高为466.96 m,最低为446.36 m,总用地面积约5.27 hm2。该地块内有少量民房,其余均为农田和林地,周围环境优越。社区中建筑物的层数大多为2~3层,局部地段4~5层,农房建设以国家和重庆市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为依据,从农村住宅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当地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听取农户意见,以解决农民建房中所想、所愿、所盼的问题为重点,按照“节约用地、安全可靠、功能合理、经济实用、美观大方、突出巴渝地方特色”的原则,采用院落和联排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1.2 数据获取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012年7—9 月间,课题组在重庆市忠县复兴镇天子村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走访、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在县级部门收集调查区域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料,调查土地整理、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前后农户生计变化以及农户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情况。对农户的调查主要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后农户生计变化情况以及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变化,共计发放286份问卷,完成有效问卷253份。为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的主要特征,本研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农户人居环境条件、农户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评价指标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图1 忠县天子村区位图Fig.1 The Zhongxian Tianzi village location

为了获得评价的最大真实性,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因素权重,也就是依据农户意愿调查成果,初步赋权重,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修正因素权重。计算公式为:

式中:M为主因子的载荷得分系数;N为特征根值。由于指标权重按照各变化类型单独确定,因此,需要分别对WPCA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应的W*PCA。

为揭示影响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的主要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计算模型如下:

式中:PT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值;φ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OM,RS,EC,SA分别为农户的生计评价指标值;β为系数。

式中:PD为农户生计具体变化值;OM1,OM2,…,SA3分别为农户的生计指标值;β为系数。

表1 农户生计变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Tab.1 The index system of farmers’livelihood change indicator system

2 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表现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从分析结果看出,农户生计变化总体上趋于好的方向,生产经营方式由分散向集中经营转变,家庭收入结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减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人居环境越来越优越,农户生活生产服务更有保障(表2,图2)。

表2 农户生计变化指标体系的测试结果Tab.2 The test results of farmers’livelihoods change index system

2.1 生产经营方式变化

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在迁入新社区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农户分散经营向集中化、产业化经营方式转变,变化值由0.92上升到1.20,变化幅度为0.28。具体的分散经营指数由0.55下降到0.41;集中经营指数由0.20上升到0.37,变化幅度0.17。天子村社区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源于新社区的新定位,即建设乡村旅游示范区,而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实现天子村产业转型和旅游发展的核心支撑。新社区建设后农户在政策和市场的引导下,将土地流转后集中经营特色农作物,形成独特的田园风光。乡村田园风光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农户围绕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另外,部分农户把土地流转给企业,自已就地务工或外出务工,走上新的就业道路。

图2 天子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Fig.2 The community livelihoods change of Tianzi village

2.2 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新型社区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一减三增”,即经营性收入减少,工资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增加。农户家庭总体收入增加了,增加值由1.35上升到1.57。其中经营性收入相对减少了0.17,虽然减少幅度不大,但可以看出农户在迁入新社区后由于流出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数相对减少,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迁入新居后外出务工和就地务工的农户增加了,在253份问卷中,表示已经外出打工的156户,占总人数的61.66%,准备外出打工的61户,占总人数24.11%,两者合计占总人数的85.77%。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房拆旧建新,一是农地农房资产价值显现,二是农地农房资产价值增值。据调查,该社区农户的农地、农房资产价值平均增值6万元左右。转移性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主要投资建设,国家对农户迁入新居购房进行补贴,因此,农户在原有拆迁补偿的基础上不出或者少量出资就可以购买到一套新社区房屋。

2.3 人居环境变化

农户迁入新居后人居环境发生了好的变化,指标评价值由0.69上升到1.88,上升幅度非常大,主要表现在区位条件优越,居住质量提高,环境安全变好。具体的区位条件由0.17上升到0.65,变化幅度达0.48。主要由于新农村建设点大都选址地势比较平坦,经过土地平整,道路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距离通往乡镇或者县城的公路比较近的区域。调查中的农户大多反映“出门或者上街比以前方便多了”。天子村社区距离忠县工业园也比较近,缩短了农户外出上班距离。居住质量和环境安全上升幅度也分别达到0.40,0.31,变化幅度非常大,房屋质量和环境安全得到了提高。迁入新居前大多数农户都居住在建筑质量很差的棚户或者泥土结构、砖木结构的房屋。例如:在调查的253户中77户为楼房,占30.43%;176户为平房占69.57%;在建筑结构方面,钢混结构的27户占10.67%,砖木结构的107户,占42.29%,土砖结构的71户,占28.06%,泥土结构的48户,占18.97%。而新社区是由政府统一规划,专业的施工队伍建设,都采用钢混结构,大大地提高了农户的建筑质量和居住的安全感,并且新居点都建设在地质条件比较好的区域,也防止了地质灾害对农户的威胁。

2.4 公共服务保障变化

天子村社区建成后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评价指标值由0.75上升到1.44,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水、电、气、道路交通、医疗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方便了农户生产生活,大大地提高了农户的生活水平,农户享用的服务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农村中孩子上学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民家长,因为在修建新农村之前,农村学生基本上要到镇上去上小学和初中。这种长距离奔途的上学方式会产生许多问题,新社区建成后社区内建有小学,方便了农村孩子。搬入新居之前村内没有体育休闲设施和图书馆,农民在休闲之际,没有办法进行农技知识的学习和文化娱乐,新社区建成之后,医疗卫生站和体育设施都将配套建设,以保障农民的健康和提高农民的农技知识。在253份问卷调查中,198户使用井水,18户使用自来水,8户使用泉水,7户使用河水,而迁入新居后所有的农户都使用上了自来水。另外,由于农村中农用地的土地整治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为土地整治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是土地整治工作开展的推力;另一方面土地整治改变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条件,农田水利随着土地整治而得到改善。

2.5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农户生计转型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对农户生计转型和农户收入增加有着重要的影响(图3),因为对于农户而言,新型农村社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住宅地,而是与农户生计息息相关的多功能复合单元[16-17]。忠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迁入新居后生计变化的差异非常大。调研发现,多样化仍是农户的主要生计策略,同时,生计多样化导致了农民对土地依赖性的变化,其趋势是在农畜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非农化。但是,由于农民作为务农主体,其生计仍然与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户如果一方面在农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又不能够维持生计,这样会加剧农民的贫困。

图3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农户生计转型示意图Fig.3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生计非农化转型既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非农化,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非农化。由于普通农户家庭主要是靠农业活动获取生活保障,靠非农活动获得资金,如果农户仅依靠农业活动获得生活保障和资金,那么农户的生计状况大多数会不理想,可能导致生计恶化和脆弱性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调查情况来看,传统的农户庭院经济(如养殖家畜、家禽,种植蔬菜)已经不能维系,以往能够自给自足的许多生活资料现在需要购买才能满足,新增的各种支出加重了农户的生活成本。农户生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事农业活动和非农活动的农户数量发生变化。调查发现迁入新居前后不同收入形式下农户数量的变化,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有所减少,种粮的从239户下降到201户,比例从94.47%下降到79.45%;种菜的从84.58%下降到77.08%;种果树的有所增加,从49户增加到78户,比例从19.37%增加到30.83%;养猪的从82.21%下降到66.40%;养鸡的农户从83.40%下降到67.98%;养鹅的农户从25.69%下降到12.65%。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有所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农户从7.51%增加到17.39%;打工的农户从61.66%增加到79.05%;做生意的农户从4.35%增加到10.28%;跑运输的农户从1.98%增加到4.35%。从事其他活动的农户中,土地转让的农户由5.93%增加到18.18%(表3)。

表3 居民点迁入新居前后不同收入形式下农户数量的变化Tab.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farmers under different forms of revenue before and after moving into new homes

3 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ogistic模型定量评价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农户生计变化为因变量,以农户生计变化因素集为自变量,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3个指标全部在0.05水平上显著,其中家庭生产、生产性收入两个指标对农户生计变化存在负影响。其他11个正向变化的指标对农户生计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使农民趋于迁入新居生活(表4,表5)。

表4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结果Tab.4 Logistic model’s empirical analysis

表5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结果Tab.5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gistic model

生产集约中,家庭生产呈负相关,表明农户在迁入新居后农户家庭生产的人数减少。另外农户迁入新居后,原来农户的耕地距离新居较远,耕作半径有所加大。农户家庭收入的4个因素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较大,其中生产性收入呈负相关,表明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在农户土地流失、劳动力闲置后对再就业的一种考量。生产性收入在农户迁入新型农村社区之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迁入后由于农户生计转型,务工和经商的人增多,农业生产已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人居环境中区位条件系数的绝对值最大,说明影响最为显著,天子村社区距县城仅1 km,这种区位条件为新社区农户再就业或务工提供了很大便利。在受访的253户中,有196户的原住地到县城的距离缩短了2~4 km,比以往进城节约了大量时间,因此,迁入新居后每月进县城赶集超过7次的农户由112户增加到228户。区位条件对农户迁入新居的影响最大,社会保障是另一主要因素,在迁入新居前农户呈散居状态,新型农户社区建设后,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城市社区化管理使农户迁入新型农村社区的意愿更强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测试重庆市忠县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前后农户的生计变化是可行的,基于农户意愿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更加客观地反映了农户的生计变化。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测试结果显示,似然比统计量X=114.49,拟合度R=0.186,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2)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户生计变化影响因素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表现更显著。主要是由于新社区距离县城和城镇距离的缩短,增加了农户进城务工和做生意的机会。基础设施条件及医疗卫生的改善为农户创造出了更加类似城市社区的生活环境。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虽然农户生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农户还是面临着各种生计压力。在各种生计变化压力下,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后选择的生计策略会出现多样化,例如外出务工,转让土地,经商等,总体来说农户生计中从事农业活动人口减少,从事非农活动人口增加,农户由农业综合型向非农业综合型转变。但是农户生计转型具有正面与负面的意义,必须处理好农户生计转型与土地的关系,尽量消除负面效应,才能使农户生计转型具有健康性和可持续性。

4.2 讨论

忠县天子村作为重庆市“千百工程”中整村推进项目中的先行示范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代表了重庆市的普遍性。一方面,虽然天子村社区作为重庆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是从典型村的实证研究上升到一般性的路径与模式的总结,但是新型农村社区对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研究仍需更多的实证案例验证,本研究仅选取三峡库区的一个村作为研究对象,今后将选取更多的社区进行对比研究,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选取是基于忠县复兴镇天子村实际情况,其他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情况有所不同,尚需开展不同地区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三峡库区是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三峡库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管理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农村社区的有机结合,还需要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1]梅东海.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意识——浙、鄂、渝三地调查报告[J].中国农村观察,2007(1):68-78.

[2]翟辉,杨庆媛,焦庆东,等.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6(2):175-181.

[3]李冬晓.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本位观察[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4):153-156.

[4]信桂新,阎建忠,杨庆媛.新农村建设中农户的居住生活变化及其生计转型[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4(2):122-130.

[5]苏芳,蒲欣冬,徐中民,等.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119-125.

[6]刘彦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地理学报,2007,62(6):563-570.

[7]李琳一,李小云.浅析发展学视角下的农户生计资产[J].农村经济,2007(10):100-104.

[8]李树茁,梁义成,M.W.Feldman,等.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7(2):1-10.

[9]DFID.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68-125.

[10]Carney D.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R].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8.

[11]Chambers R.Vulnerability,Coping and Policy(Editorial Introduction)[J].Ids Bulletin,2009,37(4):33-40.

[12]赵靖伟.农户生计安全问题研究[D].兰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13]李广东,邱道持,王利平,等.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渝西方山丘陵不同地带样点村的实证分析[J].地理学报,2012,67(4):504-515.

[14]靳小怡,李成华,杜海峰,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1,33(3):103-109.

[15]王成,王利平,李晓庆,等.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J].地理学报,2011,66(8):1141-1152.

[16]赵靖伟.农户生计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社会科学家,2011(5):102-105.

[17]王利平,王成,李晓庆.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471户农户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5):94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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