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句法理论与建筑空间的研究

程明洋，陶 伟，贺天慈

(1.河南省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郑州450052;2.华南师范大学a.地理科学学院，b.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510631;3.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湖南株洲412001)

0 引言

地理学在其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四大传统: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和地球科学传统［1］。空间传统在地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空间是地理学科的基本特质，探寻自然与人文要素空间的分布、特征与演变规律是地理学研究的第一要务［2］。空间句法理论是研究空间本体的重要理论，其对空间本体及社会逻辑之关系的探索可为地理学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异质性、多元化、复杂性、地方性与尺度性等特征，因此，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透视［3］。建筑空间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空间类型，对建筑空间研究的归纳总结可为城市规划中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空间与社会的关联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1899年，O.Schlüter发表的著名论文《城镇平面布局》，标志着城市形态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城市形态学已经形成了三大主要的流派:英国Conzen学派、意大利 Muratori-Caniggia学派和法国类型形态学派［4］。1984年，城市形态学中出现了新的定量分析方法——空间句法理论(space syntax)，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B.Hillier和 J.Hanson［5］。

空间句法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1984年B.Hillier和J.Hanson合著的《空间的社会逻辑》(《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标志着空间句法理论的正式创立［6］。自该书问世，B.Hillier及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巴特雷建筑设计学院(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的同事们一直都在关注一个话题，即空间如何在房屋和城市的形式及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而在此方面最为关键的研究成果为“空间组构”这一概念的提出。空间组构，其为一组整体性的关系，即其中任意一关系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关系，它向人们展示了如何通过分析建筑物内外的空间模式去重新理解人类生存中社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在建筑物与城市之中重新领悟形式和功能的相辅相成［7］。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其中，B.Hillier更多地关注于对城市的研究，而J.Hanson则更多地倾向于建筑的研究，因此，对于城市和建筑的研究成为了空间句法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J.Hanson对建筑层面的空间组构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对比分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Decording Homes and Houses》于1998年出版［8］，系统地阐释了多种类型建筑的空间组构与社会逻辑之间的关系，发现各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暗合了人类社会认知与组织空间的方式，并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空间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空间句法理论的发展中对该理论推进具有不可忽视作用的事件主要有2个。一是1997年首届国际空间句法研讨会在伦敦举行，其后两年一届的学术研讨会为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并在推广和完善理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2010年空间句法期刊(The Journal of Space Syntax)的创立，标志着空间句法理论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学术刊物，也预示着该理论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此外，空间句法咨询公司的成立也促进了该理论与方法在西方实际工程中的广泛应用。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共存使该流派日益强大起来。

空间句法理论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最早的是1985年发表于《新建筑》的编译性文章“关于‘空间句法’一文的讨论”［9］，主要是对“空间句法”发表后读者的建议及原作者回复的编译，虽为翻译性质的文章，但是在1984年《空间的社会逻辑》(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一书刚出版仅一年后，就有中国学者对该理论进行引入介绍，仍是难能可贵的。在2001年以前，中国对空间句法理论的研究非常之少，而之后每年的增速逐渐加快(图1)。而此阶段相对于空间句法的另外两本重要论著——《空间是机器》(Space is the Machine，1996)与《家的解码》(Decording Homes and Houses，1998)的出版时间来说，晚了3～5年，而相对于首届国际空间句法研讨会来说，晚了4年的时间，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性研讨会对于理论推广意义之重大。随着空间句法理论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进行了理论的引入探讨与大量的实证研究。基于CNKI数据库的搜索，中国目前对于空间句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引入与探讨［10-11］、宏观层面研究和中微观层面研究3个方面。宏观层面的研究可以细分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社会文化关系研究［12-13］、城市土地利用分析［14］、交通及交通流等预测［15］、规划设计应用［16］、灾害研究［17］等。而中微观层面更多地关注聚落形态特征与演变［18］，还有部分文献关注特征与演变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19］，而对于建筑的关注却很少［20］(图2)。然而，从空间句法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该理论在其创立之初则源于对“房屋和城市”空间的关注，建筑层面的研究对理论的创立功不可没。国内在此方面与西方相比，研究就显得比较匮乏。

图1 国内以“空间句法”为关键词的学术发展趋势Fig.1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trend of“space syntax”as a keyword in China

概括来讲，空间句法理论是城市形态学中相对比较成熟的定量分析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该理论的研究者就关注于“房屋和城市”空间的组构性以及这种组构性又是如何与社会、文化、经济等相关联的。在理论创立之初，就形成了2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城市与建筑，其代表人物分别为B.Hillier和J.Hanson。建筑层面的研究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中国在此方面的工作积累却显得相对薄弱。因此，本研究梳理了国外空间句法研究建筑空间的实例，总结空间句法理论在建筑层面的研究现状，并探讨建筑层面研究的趋向。经过梳理及思考，从渗透与隔离、引导与暗示、交流与共享3个方面对国外空间句法在建筑层面的研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当然，必须承认任何对总体进行的维度划分都会存在诸多弊端，因为主题类别的划分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重叠，而且某一研究主题也不一定专属于某一既定范畴，随着建筑层面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主题与视角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总之，文章并不强调主题、类型之间的严格划分，也不认为这些研究主题与类型之间是相互排斥和分离的，更不想为建筑层面的研究主题和类型画一个清晰的界限。

图2 国内空间句法各研究领域文献数量Fig.2 The publication numbers of space syntax’s various research areas in China

1 渗透与隔离

空间句法创始人之一J.Hanson在社会文化与建筑空间关系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通过对大量跨文化住宅平面样本的分析，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社会学维度的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通过空间组构推断家居空间对家庭生活和组织的各种支持方式的研究，被称为“空间考古学”(space archaeology)，它揭示出潜藏于表面形式下的社会文化模式［5］。住宅是一类持久性的聚类要素，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因此，家庭空间研究一直是空间句法理论关注的核心空间之一，而在此类空间的研究中“渗透与隔离”往往成为重要的话题，同时，空间句法中“基因型”(genotype)的概念最早也主要归功于对此类空间的分析。

B.Hillier等 1987年发表的论文“Ideas Are in Things:An Application of the Space Syntax Method to Discovering House Genotypes”是此类研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篇，为此后学者们运用空间句法开展住宅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作者以空间连接率、RRA值、差因子等分析了法国南部乡村住宅的空间特征，探寻了空间特征属性与功能之间的匹配关系，从而对乡村住宅的“基因型”进行了总结，并从社会文化、家庭日常活动等方面进一步解释了基因型的存在性［21］。在家庭空间中，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主人与客人之间关系在空间上的投影与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家庭成员内部的集体活动场地与个人活动场地、主人与客人之间交流的场所与主人的私密场所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上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于是空间连接上渗透与隔离呈现出典型的特征以适应社会文化与日常行为模式等的需求。

为了解析“现代的日常工作给予了建筑基本功能定位”这种观点是如何融入于现代建筑的，L.Amorim对140个巴西累西腓(Recife)建于1950—1970年的现代建筑进行了分析，发现现代建筑服从于阶层和群体过程，将日常活动组织在不同的部分通过可渗透空间来连接。作为一种范式，分区是建筑师的主要思维模式。渗透与隔离的思想在建筑师的日常工作中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思维方式［22］。E.Trigueiro对英国19世纪中期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的房屋平面进行了观察和句法分析，发现英国家庭是由分离的空间系统——固定的家人和访客活动范围，发展为分离不那么明显的行为模式，即房屋空间由原来的隔离性较强逐渐转变为较弱［23］。

C.Hadjichristos通过空间句法分析得到的空间特征数值比较了当代希腊塞浦路斯(Cyprus)的住宅设计中建筑师方案和客户方案的空间本质，结合对建筑师和客户的访谈指出两者在住宅追求与实现途径中的异同，并发现了建筑师的房屋倾向于消减正式空间和非正式空间之间的差别，而顾客的房屋却在强化这种差别。从中可看出建筑师的房屋更多强调空间的渗透性，而顾客却更多地强调房屋空间的隔离性［24］。C.Kirsan通过对塞浦路斯(Cyprus)的希腊和土耳其民居的内部空间分析，指出这些住宅中存在的“庭院核心”和“中心空间核心”两种主要空间模式并不与各自的民族文化对应，而是对应于“乡村”和“城市”的住宅模式，现代化的社会影响成为这2个民族住宅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主导因素［25］。U.Toker等以 J-图和整合度为参量分析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安那托利亚(Anatolia)的土耳其住宅结构的转变，从家庭结构变化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需求变化来解读住宅结构的转变，发现两者呈现出相对应的关系［26］。F.C.de França等用问卷调查了巴西利亚(Brasilia)中产阶级住宅的空间使用情况，包括各功能空间的使用频率和房间中家具的摆放，然后用空间句法的J-图和整合度分析了27个住宅的组构特征，比较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房屋空间渗透、隔离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观念之间的关系［27］。B.Tahar用视觉构型分析研究了姆扎卜(M’zabite)的家庭空间安排，主要选取表征局部特性的参量clustering coefficient和表征整体特性的参量point depth entropy，研究发现家庭中女性经常使用的空间和接待女性访客的房间都具有较好的可视性，而男性空间则相反，多是围合的、隐私的，具有较强的隔离性［28］。P.C.Dawson利用空间句法对过去 50 年生活在加拿大北部地区欧裔加拿大人的房屋平面进行分析，发现平面规划倾向于窄狭的视域空间和较多小房屋。这说明欧裔加拿大人更倾向于独立和私有，其房屋空间偏重于隔离性，并不是像因纽特人那样融合社会交往的集体形式，房屋空间则偏重于渗透性［29］。B.Manum选取了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1930年以后的150个公寓为样本，采用空间连接类型、平均深度值、整合度和控制值等参量分析了空间面积和组构对公寓内部空间使用的影响，按其特点将奥斯陆(Oslo)的公寓发展划分出3个阶段，总结了各阶段的特征。由于空间的面积不同、在空间组构中的位置不同，内部空间仍然有着非常明确的功能分区。当代的公寓设计并未能反映出当代人们对于住房和生活的多元化偏好，房屋空间的隔离性仍占主导地位［30］。

F.Kabo以整合度为指标分析了厨房空间在肯尼亚(Kenya)传统和现代家庭住宅组构中的地位，同时结合民族志中对家庭生活及成员之间关系的记录，分析厨房功能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与整合度之间的关系［31］。E.Çil通过空间句法研究库拉(Kula)小镇上自18世纪末以来的住宅内部空间的转变，分析比较它们的类型和变化空间的句法属性，并以外部空间作为起点，通过整合度最高的空间的深度位置将样本分为3类，并从房屋作为家庭生活物质框架、屋主身份地位象征和表演地点的角度对这些转变进行解释分析［32］。J.Makhzoumi等用空间句法的整合度和视觉分析研究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传统家庭庭院形态与住宅内部的关系，通过比较入口空间、庭院、主客厅和其他空间之间在区分家庭成员之间及其与访客关系的界面作用，指出家庭庭院是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调节器，明确了渗透性空间在房屋中的重要作用［33］。T.Bellal利用空间句法中的整合度分析研究了姆扎卜文化(M’zab culture)中对主客、男女关系的区分是如何通过住宅建筑的空间模式影响人们在其中的活动来实现的［34］。M.J.Ostwald对马尔库特(Malchut)乡村房屋的组构进行了分析，对传统认为的拓扑结构是搭建空间与社会文化之间桥梁的唯一性进行了反思，认为房屋的几何属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35］。

总之，家庭空间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空间，是建筑空间句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房屋空间通过渗透与隔离而使得空间适应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及社会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渗透到建筑师设计的思维中，并促使建筑师去探索家庭建筑的“基因型”，以指导住宅建筑的设计与建造。家庭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其空间组构与地方文化、自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家庭空间研究可与许多话题相结合，如家庭空间中的性别话题、阶层话题、决策话题、人际交流话题等，此类研究的积累为城市形态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提供了基础，启示人们在空间过程的研究中亦应重视对社会过程的研究。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定建筑类型，如体现中国特定族群关系的地方祠堂等，对理解中国基层社会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句法理论与方法对探讨地方建筑的空间过程和社会文化过程非常重要。

2 引导与暗示

公共性的场所是城市社会中重要的场所，在公共性的空间内，由于空间规模和人流规模较大，公共空间组织的引导性与暗示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以保证人群顺利到达相应的各个地点。其中，博物馆、商场、停车场、宗教建筑等是此类建筑的重要代表，也是空间句法研究的重要建筑空间之一。

博物馆建筑是服务于访客人群的公共性空间，在空间的组织上，展览物品与游客之间能够相遇的频率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设置合理的空间引导与暗示模式，才能使得访客尽量多地游览展览物品，并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游览路径。Y.K.Choi利用空间句法对8个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分析，并试图解析博物馆布局的空间结构与访客探寻偶遇模式之间的关系，发现博物馆布局的组构为访客提供了收藏品探寻的模式，同时也调节着访客的视觉偶遇模式;最后指出博物馆布局通过两种模式发挥作用，即决定性的模式规定了限定性的视觉序列和通道，或然性的模式通过句法物体的布局调节探寻和偶遇的概率［36］。J.S.Shapiro 对美国卡萨格兰德博物馆(Casa Grande Museum)进行了分析，相对于以往认为博物馆是符合约定俗成的规则而设计的，作者更多地想探讨房屋空间自身的属性是怎样展现博物馆的结构与影响人们移动的，指出空间管理对于博物馆自身功能的呈现和游客知识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37］。J.Peponis等基于对科技展览馆的分析提出3个认识:第一，充分精确的空间分析技术可以使研究者模拟游客路径布局的影响，即使在适当的尺度上也可以模拟移动模式和相对的可视空间;第二，新的分析技术可以使研究者从模拟空间移动结构转向模拟移动的行为模式所带来的额外视觉信息;第三，这种纯粹的空间分析模拟方法的优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展览空间构思和设计的约束模式。此研究为博物馆等展览空间的引导与暗示性探寻了新的分析路径［38］。P.Zamani等对一个2层的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对不同时期3个建筑师设计或改造方案进行了分析，指出最早的方案是与空间原则相违背的，其后的改造则转向于管理性原则，并探讨了管理性原则、空间结构与建筑语言之间的关系［39］。S.Psarra等对纽约艺术博物馆展览策略改变后的空间组构、展览策略和游客经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该博物馆由原来的线性分类展览策略向多层次的展览方式转变，不同层的展览模式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40］。K.Tzortzi对位于巴黎、伦敦和雅典的3个博物馆进行了分析以获知博物馆空间设计与概念上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博物馆的空间、社会特质是如何与游客的经验联系起来的，以期为解决博物馆形式与功能分离这一问题提供可能的路径［41］。

商场空间是既服务于商家又服务于顾客的空间，理想的商场建筑，其空间组织应该使得商家与顾客能够享受到相对均等的机遇，即空间组织能够相对均等地引导顾客到达不同的商铺。因此，商场建筑空间的引导与暗示性也显得尤为重要。P.Fong对20世纪晚期英国大型的商业中心这类建筑类型进行了形态分析，探析了建筑空间内部是怎样产生并控制着移动的，并探讨了商场内的移动更多地是遵循自然规律还是受吸引物位置的影响，最终指出了商场建筑的空间组构在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2］。M.Bejrananda等对泰国南部商店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法则控制着空间模式。整体样本中高差异的因素说明空间利用模式的单一导致商店统一的空间结构和多功能利用，这显示出，如果民居的形式或者元素随着时间而改变，那么空间组构和空间利用模式——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表达者，往往获胜［43］。

由于近代以来汽车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出行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汽车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停车场的发展成为必须，甚至于一些大型的停车场在不断地增多。由于停车场规模的变大，其内部空间的引导与暗示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方便更快捷地储存与获取车辆。P.Steadman对欧美停车场的演变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并评估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停车场的空间组构与停、取车效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停车场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达尔文的辐射进化理论具有密切相关性，即当一个新的没被占据的环境被一种单一的物种所占据时，就会很快地发生多样化的演进［44］。

宗教建筑是一种带有强烈秩序性的建筑形式，其空间往往被赋予了神圣性，而使得空间组织上带有鲜明的引导与暗示。Z.Aazam选择了12个清真寺案例，分析了清真寺建筑与地方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探析清真寺内部组织与地方和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索这种关系对人们理解这种建筑是否具有作用，最终指出清真寺往往处于和地方结构具有高度连续性和整合性的位置上，这与伊斯兰的观念原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45］。同时，Z.Aazam又利用这12个案例探讨了清真寺建筑的社会空间组织所展现出来的界面本质是什么及文化差异对于相同或不同基因型的影响又是什么［46］。T.Antonakaki探讨了早期土耳其人清真寺与拜占庭教堂的空间结构与灯光之间的关系，指出虽然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在建筑形式、材料和建造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处，不过不同宗教仪式等的不同导致了空间结构与灯光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差异［47］。

总之，公共性建筑由于需要服务于更广泛的访客、教徒等，使得空间在使用时应具备较好的引导与暗示性，以方便人们对于该类空间的使用。中世纪维特鲁威提出建筑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到了20世纪中叶，现代建筑运动使建筑功能与形式发生了分离，建筑的实用功能受到了影响，同时也催生出建筑类型学、空间句法等流派。公共性建筑因其服务人群的广泛性，其功能性显得尤为重要。博物馆的空间设计与游客的感知息息相关，其空间组构与游客的感知效果与频率有很强的相关性，故对空间路径、管理策略等与游客获知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回答与探讨;商场建筑空间应使得店主与顾客都能享受到较好的商业机会，在这样的功能需求下，评判空间组构与顾客流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对均等的人流空间模式成为必然，当然在商住混合的商业建筑模式中，社会文化的解析也是重要的;停车场空间的停取车效率是评判其优劣的重要指标，也因此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该类建筑类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宗教建筑是神圣化的建筑空间，除了受宗教本身的影响外，地方文化也会对其有影响，因此，宗教建筑是研究“宗教文化如何嵌入地方文化”的典型样本。

3 交流与共享

空间是服务于其内人员的，同时，特定的空间也限定了人们的活动与行为模式。因此，研究空间是为了更好地使得人与空间相互促进，以达到良好的工作绩效、空间绩效。对于工作室空间与学校来说，往往试图探寻一种良好的空间组织模式，以保证工作过程中知识能够得到有效的流通与共享，因此，在知识性产出的空间内，交流与共享往往成为空间组织的主要话题。

J.Wineman等认为交流在提升办公室效率方面是必要的，于是对2个基于实验室需要面对面交流产出的研究机构的空间布局和组构进行了探析，并对2个实验室的绩效和员工行为模式进行了追踪调研，发现在空间布局中处于更整合位置的会具有更高的面对面交流机会;在所有机构中，面对面的交流主要发生在办公空间，最多的是发生在团队领导者身上;在普通的区域上，更多的交流是发生在更整合的空间上，居于更整合空间上的人员具有更好的视域空间，就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未来可对交流次数和工作室的位置、实验空间的位置、工作空间的整体组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48］。

A.Penn等指出由于机构转变步伐的加速和商业环境中新技术需要机构尽快地作出回应转变，建筑需要在塑造新的组织结构和促进个人交往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仅关于组织结构本身和它是怎样影响交往的，也包括工作组织中空间模式是如何影响交流的可能技术手段。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证明了交流频度是对工作有影响的，这种模式是具有系统效应的，不是归因于个人的办公位置，而是由于整个空间系统的组构，在整体空间系统中人们每天在日常工作中移动，并且在建筑的一个区域内对于其他员工的有用性是可测量的。同时，作者指出整合度单一的空间不能够支撑灵活的工作，空间差异对不同工作活动类型的适应是必须的［49］。S.Bafna等进行了为期1年的办公室研究来探索办公环境的设计是否具有系统的特定句法，发现了2个出乎意料的结果:(1)设计决策几乎不能成为预测因素;(2)如果预测性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和局部尺度有关的，并最终探讨了在怎样的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句法预测的结果［50］。

M.Rashid等对被3个不同机构占据的3个办公楼层的空间进行了分析，以期获知组织结构与办公布局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些机构的一系列空间策略使得空间句法的空间描述与组织结构联系了起来［51］。P.R.Tsen对面对面交流互动和面对屏幕交流互动的交易场所进行了问卷分析和空间分析，发现了2种不同设计思路的场所在空间组织上的异同以及交流的情况［52］。J.Steen等对将近1 500名办公室员工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整合度在办公空间移动和交流中解释性较小，而可视性在办公空间的分析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临近原则增强交流性也不是都具有积极影响的，不同的工作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53］。

M.Greene等对4所学校空间使用、交流和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交流互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学校全局的隔离空间和局部整合相结合是构建学生占用开放空间和学术单元水平上个人认同的条件。同时，全局整合度在促使局部能够相互交流来达到创造新知识和团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动力机制是很复杂的，局部认同的规律在解决整体层面上各学科间交流较弱上是很有用的［54］。

总体上来说，对于知识产出性空间，其内部的交流与共享非常重要，然而这种交流并不是在所有的行业都是越多越好，要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合理地设置空间布局。在办公室空间中，已有研究与调查证实了交流频度对工作效率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其空间组构与交流频度之间的关系开展了较多的探讨，也探讨了不同位置上人员的工作效率问题;而在学校空间的配置中，不仅应该考虑整体空间组织的合理性，也应该充分考虑局部空间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嵌入问题。

4 结论与讨论

在空间句法的研究中，建筑层面的研究与城市层面的研究是两项重要的课题，这与空间句法在其创立之初就立足于探寻空间与城市、建筑之关系的初衷是一致的。在建筑层面的研究上，J.Hanson的成果具有旗帜性的作用，并在大量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国外已取得了基于自身建筑类型的丰硕成果。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大量特定类型的建筑，本研究从渗透与隔离、引导与暗示、交流与共享3个方面对国外在建筑层面的句法研究进行了纵观概述与分析，以期为中国在建筑层面的句法研究提供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私人领域中家庭空间的渗透与隔离性，使得空间与人们日常行为模式及社会文化背景实现了良好衔接，为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之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也为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家空间、家族空间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并为人们将空间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提供了启示。在公共领域中的博物馆、商场、停车场、宗教建筑等空间中，往往建筑需要具有较强的引导与暗示性，以满足广泛服务对象的需求，因此，往往需要对空间组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探寻更好的适应功能的空间模式。对于知识产出性空间如办公室、学校等来说，其空间需要具有较好的交流与共享性，以满足其知识产出的效率。对于校园来说，局部空间的嵌入性对知识的产出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不同类型空间特点与社会关系的归结为更好地在规划中理解此类特定空间提供了有益启示。

近年来，随着空间句法理论的日益发展，其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作为城市形态学者，虽然一直在致力于探寻空间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过多关注于形态自身的话题，而相对薄弱于空间组构、空间意义、社会文化等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除了形态与社会意义之关系的探讨外，也应该关注于空间意义是如何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才能使得分析更具系统性，也能更加深入地发掘空间的深层意义。

2010年，弗雷德里科(F.de Holanda)在空间句法The Journal of Space Syntax杂志上发表了“Sociological Architecture:A Particular Way of Looking at Places”(社会建筑学:探查地方的新视角)［55］一文，为理解地方建筑空间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建筑空间，可以从2个方面进行理解——作为因变量的空间和作为自变量的空间。建筑空间作为因变量，它是受所在的社会自然环境所影响的，即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决定了建筑空间，如南北方建筑的差异往往是把建筑作为因变量来解释;建筑空间作为自变量，它对人及环境是具有影响的，它可以限制或疏导人们的行为活动，也可以通过与周边环境的合理配置构筑一个新的场景，如贝聿铭先生在卢浮宫前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不仅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参观路径模式，也与周围环境构筑了一个新的场景。作为因变量和作为自变量是建筑的2个方面，其二者是统一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往往关注于单独某一方面而割裂了建筑空间的整体性。事实上，任何空间都是如此，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空间有其自身的话语和人为赋予的话语2个方面。只有从因变量和自变量2个角度去理解建筑空间，才能从微观上去理解地方，理解地方的社会文化，理解地方的人。这种反身性知识不仅为建筑师、规划师提供了对地方性思考的途径，也为人文学者提供了认识空间基本属性的方法，从而使得学科的背景不再是关键，关键是——看待空间的方式［56］。

在地理学文化转向［57］的语境下，空间句法的引入为城市特定类型的空间特征、空间功能及地方文化之逻辑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城市空间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发生的转变及这种转变所传达的文化内质与涵义，使设计者能够更好地将地方文化融入于空间的分析中。同时，在实践层面，可为城市规划中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空间与社会的关联性提供有益参考，并丰富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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