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

时少华

(北京联合大学 旅游学院，北京100101)

0 引言

伴随着休闲旅游活动的兴起，以城市中历史与文化景观为目的地的都市游逐渐成为居民的重要出游方式。对于都市旅游景区社区连为一体的目的地来说，当地社区参与程度与社区所获得旅游收益息息相关［1］。社区内部的经济状况、社会体制、权力结构、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和效果［2］。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和居民旅游参与意识无疑是影响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的内涵被认为是社会体制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人际网络，有利于促进协调行动，并能够改善社会效能［3］。可见，社会资本的内涵可以归结为信任、网络、规范及表现出的共同认同感和凝聚力等特征。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发现，旅游社区内居民的信任程度、人际沟通和谐与否、社会资本的不同类型与这些类型组合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4-9］。而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意识的积极与淡漠也会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重要影响［10-14］。同时，一些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旅游参与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15-17］。那么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居民参与程度3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如何，社会资本的水平高低和居民参与旅游意识强弱是如何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社会资本是直接影响居民参与旅游，还是借助于居民参与旅游意识间接影响居民参与旅游。基于这些问题，通过文献综述提出理论假设模型，并以北京什刹海旅游社区为个案，运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上述模型，并对数据结论进行分析讨论。

1 案例地选择与调查设计

北京什刹海社区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北京城景区社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社区。该社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临近北京城中轴线。社区内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沿岸文化遗产和老北京胡同民俗生活组成。社区内部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古迹等旅游资源丰富，是目前老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存最完好的地方。社区常住人口10.5万多人，从事旅游接待的居民占常住人口的25%，每年社区接待游客数量约600万～700万人次。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形式包括家庭旅店、做导游、开酒吧、餐馆经营、旅游企业中上班、做三轮车夫、卖特色旅游纪念品、老字号经营、经营胡同游公司等。数据收集采取入户问卷调查方式，于2013年3月和6月进行，调查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户，共调查了16个社区193户居民(表1)。调查问卷共设计了23个题目，均为李克特5点测量题，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社区旅游参与意识、社区旅游参与程度3个方面，分值越高表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社区旅游参与意识越强、社区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2 文献分析及理论假设

2.1 社会资本对旅游社区参与程度的影响

M.Stenseke的研究指出，高度的信任，和谐的人际沟通会对社区旅游参与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但信任、人际沟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4］。A.Stronza等也认为，社会资本丰富的旅游社区将会更好地管控当地资源，进而社区更能参与到旅游中［5］。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社区内社会资本较高，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较融洽，居民之间信任度较高，而这进一步促进了社区参与旅游的合作与发展程度［6］。除了上述对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关注外，一些学者更均衡地考量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旅游所带来的影响。E.Okazaki通过对菲律宾巴拉望岛调查研究提出，社会资本对当地社区参与程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社会资本类型的组合会导致社区旅游参与的冲突、排斥、应对与健康等四种结果［7］，S.Jones通过对冈比亚生态旅游社区的研究认为高水平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保护是有益的，但该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可能是不稳定的，它也可能危及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8］。国内学者李菁通过对云南鹤庆新华村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资本类型协同作用能够培育精英阶层，进而促进新华村社区参与旅游的深度和广度，但同时也会带来村民参与旅游业的负面影响［9］。综观国内外研究，社会资本对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社会资本水平高低、社会资本的具体类型或组合形式有着密切关联。

表1 什刹海社区居民户调查信息Tab.1 The survey information of community households in Shicha Lake

2.2 旅游参与意识对旅游社区参与程度的影响

C.Tosun认为，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主要受文化制约的影响，而衡量文化制约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识强弱［10］。Y.Wang等通过对中国海南的社区调查发现，除了一些客观指标外，政治意愿缺乏和对外部世界不关心也是束缚当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的重要因素［11］。刘昌雪等通过对旅游古村落发展过程中限制性因素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和旅游知识的缺乏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的能力与程度［12］。龙良富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能否真正实现社区的全面参与，并考察了经济发达地区2个村落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13］。吕君则指出欠发达地区影响参与旅游发展的6个因素系统，而居民素质影响因素中参与意识淡薄成为社区参与程度不高的主要成因［14］。旅游参与意识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重要制约因素，参与意识的高低将会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当地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3 社会资本对旅游参与意识的影响

从政治学角度看，公民参与意识是公民参与的必要前提条件。社会资本对公民和社区参与意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可以促进社区参与意识的提高，也可能不利于社区参与意识的形成［18］。在旅游领域中，S.Wunder提出社会资本会对居民的环保意识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反之则不会对生态环保意识产生影响［15］。依据S.Wunder这一结论，刘静艳等提出社会资本对居民环保意识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设［16］。陈晓红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小庄村土族妇女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的提高使小庄村妇女整体从事旅游意识提升，参与旅游的积极性提高，从而促进了社区妇女参与旅游发展的深度与广度［17］。虽然社会资本对旅游参与意识影响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但从现有研究来看，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存在重要的影响。现有研究仍有许多不足，社会资本不同部分(如信任、人际网络、规范)对旅游参与意识的影响仍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2.4 理论假设

依据现有文献，提出理论假设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3个理论假设。

假设1:社会资本对社区旅游参与程度产生直接影响，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则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越高。

假设2: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社区旅游参与程度产生直接影响，社区旅游参与意识越强，则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越高。

假设3:社会资本借助社区旅游参与意识中介变量对社区旅游参与程度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社会旅游参与意识越强，则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越高。

3 研究设计

3.1 社会资本的操作化

从社会资本测量的角度看，可以从2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一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社会资本对于个体来说是可用的信息和支持等资源［19］;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制度规范、人际网络和参与程度等［20］。本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理解社会资本，从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3个方面调查了什刹海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本研究从这3个方面出发，借鉴相关研究［19-22］，具体设计了10 个题项(表2)。

3.2 社区旅游参与程度的操作化

社区旅游参与程度是指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人数、范围和程度等指标。该测量指标既可以使用客观指标，也可以运用主观量表测量［23-24］。在测量维度上，P.E.Murphy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由旅游规划和决策来衡量的［25］。D.J.Timothy［26］和 C.Tosun［10］则认为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表现为旅游决策开发过程和利益分配2个方面。P.L.Pearce等认为社区参与旅游程度包括旅游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分配等多个方面［27］，侯国林等认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应包括4个方面: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旅游经营管理参与度、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宣传教育参与度、旅游收益参与度［24］。本研究认为，社区参与旅游程度的基本测量维度应该包括旅游决策参与和利益分配参与2个方面。由于研究对象为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社区，社区内的胡同文化和历史遗产是社区内的重要旅游资源，对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文化资源的保护行为无疑也是体现什刹海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形式，鉴于此，将文化保护的参与度也作为衡量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借鉴相关文献研究［24，28-29］的基础上，具体设计了8个题项(表2)。

3.3 社区旅游参与意识的操作化

社区参与意识对社区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只有主动参与才反映社区参与的真正动机和需求。目前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比较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区旅游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参与程度范围小，程度低且被动。对于社区旅游参与意识指标的操作化，拟从旅游决策参与意识、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意识、胡同文化保护意识3个方面来衡量。依据相关文献研究［30-32］，具体设计了5个题项(表2)。

表2 测量指标结构及信度和效度分析Tab.2 The structure of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3.4 测量指标的内在信度与结构效度分析

为了测量量表题目的内在可靠性与结构有效性，需要对指标的具体题目进行内在信度与结构效度分析。二级指标克朗巴哈α系数接近0.6或以上，按照吴明隆的观点［33］，各二级指标内在信度仍可接受。结构效度方面，通过AMOS7.0软件，对各二级指标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协方差矩阵为输入矩阵，对模型中的3个概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指标在各自潜变量上(二级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均为显著，表明数据有较高的聚合性。各数据结构从模型整体拟合方面看，NFI、CFI、IFI、GFI、AGFI的值均大于 0.9，而 RMR 和 RMSEA 值接近0.05，表明数据理论结构与数据有较好的拟合程度。整体来看，数据有较好的内在信度与结构效度(表2)。

3.5 理论假设的操作化

依据上述所提出的3个理论假设，以及对理论假设中概念的指标操作化，可进一步对理论假设进行细化。

H1a:d(社区规范认同与价值观)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影响，d越高，则a、b和c越高。

H1b:f(社区信任)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影响，f水平越高，则a、b和c越高。

H1c:g(社区人际关系)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影响，g水平越高，则a、b和c越高。

H2:j(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影响，j水平越高，则a、b和c越高。

H3a:d(社区规范认同与价值观)通过j(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间接影响，d水平越高，j越强，则a、b和c越高。

H3b:f(社区信任)通过j(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间接影响，f水平越高，j越强，则 a、b 和 c越高。

H3c:g(社区人际关系)通过j(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a(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b(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c(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间接影响，g水平越高，j越强，则 a、b和 c越高。

4 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运用AMOS 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模型整体拟合情况看，卡方值为 245.8 ，NFI=0.876，IFI=0.925 值均接近或超过 0.9，RMSEA 值 0.065，接近0.05，表明模型整体上拟合情况良好。另外，对模型的检验发现，如果模型中误差e50和e51之间建立关联，将使模型整体卡方值减少79.234，协方差增加0.399，可以使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得到提升，因此，模型在误差项e50和e51之间建立关联，2个误差项在P＜0.001水平上的关联系数为0.87，表示如果模型建立2个误差项e50和e51之间的关联，2个误差项具有显著的正向高度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将有效地提升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各测量指标的路径系数均在P＜0.05水平上显著，而未显著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则删除掉。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均为正数，且各系数误差方差为正数，并且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均小于 0.95，符合 J.F.Hair等［34］所提出的路径系数估计条件。为了进一步测量“旅游社区参与意识”是否为“社区信任”同“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之间的中介变量，本研究进行了4组变量之间的比较(表3)，前两组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将“旅游社区参与意识”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社区信任”同“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之间的净相关系数值基本上均比较低且统计上不显著，表明两组变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净相关关系;后两组变量将“旅游社区参与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中，“社区信任”同“旅游社区参与意识”之间存在正向显著相关，而“旅游社区参与意识”同“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之间也存在正向显著相关，通过与前两组系数值的比较，可以判定“旅游社区参与意识”是中介变量(图1)。

表3 变量间净相关系数Tab.3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bles

图1 结构方程模型Fig.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5 结论与建议

社区规范认同与价值观对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直接影响效应等于路径系数，即为0.60和0.70。根据路径系数可知，社区规范认同与价值观水平越高，则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越高，因此，H1a假设成立。

社区人际关系对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正向显著影响，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37，0.50 和 0.86。根据路径系数可知，社区人际关系水平越高，则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和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越高，因此，H1c假设成立。

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对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产生直接正向显著影响，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60和0.56，根据路径系数可知，社区旅游参与意识水平越高，则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越高，因此，H2假设成立。

社区信任对胡同文化保护参与度产生直接显著影响，直接影响效应为0.85，依据路径系数可知，社区信任水平越高，则社区胡同文化保护参与程度越高，因此，H1b假设成立。

另外，社区信任通过旅游社区的参与意识对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和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产生了间接显著影响，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53×0.60=0.318和0.53 ×0.56=0.296 8。从效应系数可知，社区信任对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的间接影响程度大于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的影响。因此，总体来说，社区信任水平越高，社区旅游参与意识越强，则社区旅游收益分配参与度、社区旅游决策参与度越高，所以，H3b假设成立，H3a和H3c假设不成立。

城市旅游社区中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程度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旅游参与意识是重要中介变量，正向调节社区信任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程度。因此，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识的培育。从理论上讲，社区参与旅游是公民民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公民民主参与的前提与核心问题就是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识作为一种公民参与意识对社区参与旅游有重要的影响。所以，首先，需要加强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相互团结信任和凝聚力，促进社区内部形成对集体事件的社区行动意识，在共同的意识指引下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其次，旅游管理部门要在制度上和投资环境上营造稳定的氛围，要让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获取持续性的，稳定的和预期的丰厚收益，吸引居民参与其中，从而使社区居民对当地旅游政府部门产生信赖感，进而增进社区参与旅游的意识。(2)重视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培育。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社区，居民之间互相信任，社区内部具有一致的规范认同与价值观并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氛围中，社区居民的集体参与旅游意识普遍较强，积极参与社区旅游决策和收益分配，并注重胡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相反，在社会资本较低的社区，社区居民间难以达成协作，相互拆台，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与认同，且片面强调追逐一己私利，集体性的参与意识很难达成，则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就低。因此，建立社区一致认同的规范与价值，并在社区居民长期不断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形成信任，不仅可以扩展社区关系，而且有利于社区居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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