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明清清口枢纽为例

奚雪松1,秦建明2,俞孔坚1

(1.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北京100871;2.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西安710061)

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
——以大运河明清清口枢纽为例

奚雪松1,秦建明2,俞孔坚1

(1.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北京100871;2.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西安710061)

对运河遗产进行判别与登录,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运河遗产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揭示,则是深入认识运河遗产的根本要求。历史舆图直观地反映了古代运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运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历史舆图在表达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要素时准确性较差,给大运河遗产的判别工作带来了困难。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区域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依据。并且,同步集成的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数据库也为运河遗产的评估、保护与管理等后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平台与数据基础。

历史舆图;空间信息技术;遗产判别;大运河;淮安清口枢纽

0 引言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长度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长期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一直对维系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1-2]。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大运河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大运河先后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十一五”期间重要大遗址(100处)等重要名录清单。2008年3月,随着国家文物局扬州会议《扬州共识》的发布,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暨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目前大运河研究在水利史、文化史、城市史等方面都有着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对于大运河这样一条历史久远、线路绵长、构成繁杂、牵涉众多的跨区域性线型文化遗产而言,仅限于文献的钩沉索隐是不够的,对运河遗产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揭示,运河遗产的判别与登录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难以有效地支撑大运河遗产保护。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方法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江苏淮安段明清清口枢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大运河遗产判别方法有所启示。

1 历史舆图及在运河遗产调查中的作用

“舆”原意为车的车箱,有承载之用,大地亦载万物,故地谓之“舆”。古人称地理学为舆地学,地图谓舆图或舆地图[3]。我国舆图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晋武帝时期宰相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的六条舆图制图原则,即“制图六体”原则。后人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扩展,总结出了按比例尺绘制格网方法精确绘制地图的“计里画方”原则。“制图六体”、“计里画方”等绘图原则的应用,正确地阐明了地图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关系,对中国西晋以后的地图制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末清初欧洲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甚至是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始终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4-5]。

从作用与绘制过程看,历史舆图具有以下三大特征[6]:(1)直接深刻地反映了城市或区域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水利、交通、建筑等方面的状况。具有明疆域、晓山川、知城池、通学政等作用。便于地方官员熟知其管辖区域,以便按图施政,按地施治。(2)可以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与文字互为补充,义取互证。(3)表述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与质量。绘制者多是有一定学识水平的儒士,他们往往既修志也绘图,善绘能测。并且熟悉地情民情,资料多取材于野外的实际调查。

但曹婉如[7],阙维民[8]等学者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指出,地方志书中的地图除极少数外,都不是采用“制图六体”与“计里画方”原则绘制的。志书地图带有明显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烙印,以“经营位置”作为绘制的重要原则,着重表现的是地理要素的地图语言,即图符图注在平面上的相对位置关系,与图说的文字记述配合使用。缺乏现代地图投影数学基础并以山水画原则为指导的志书地图绘制方式使其表达主体的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信息的准确性较低。

水利一直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保障,是历代政权关注的重要工程。这是古代水利舆图数量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绘制地图来说明河湖特点、水利工程分布、结构以及运河沿线之状况,在古人水利著述中已经非常普遍。如果按水利工程的内容来区别,中国古代传统水利舆图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河工图、运河工程图、荆江防洪堤工图、水利泉源图和各地州县的河工图等类型[9]。

舆图在空间表述力上远远优于文字。绘制地图来说明河工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基本上成为水利著述的规矩,河臣章奏必须“具图以闻”。因此,从空间上直观地反映出历代河工水利设施建设情况的水利舆图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即时性的河渠水利及其沿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9-11]。尤其对于工程变动频繁、结构复杂的古运河及水工设施等的历史演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图1)。

图1 清道光时期清河县志所附淮安清口枢纽地区历史舆图[12]Fig.1 Historic map of Qingkou hi nge duri ng Qing dynasty Daoguan period

2 信息技术及在运河遗产调查的作用

空间信息技术(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技术,7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包括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等的理论与技术,同时结合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进行空间数据的采集、量测、分析、存储、管理、显示、传播和应用等。空间信息技术的出现,为人类研究时空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13-14]。由于在收集、处理多源、多分辨率空间数据方面的优势,正日益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发现、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5]。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目前广泛应用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成为短时间内动态获取高精度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位置信息的主要工具。在针对运河遗产这样一类构成复杂、范围宽广的遗产调查中,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能使调查人员在田野工作时方便、快捷、准确地动态获取历史文化资源点的空间位置信息,并在进行深入研究时实现空间数据的实时更新。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目前主要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规划、开发控制、环境影响评估、设施管理以及考古等方面[16]。在运河遗产调查中,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如下。

(1)海量时空数据的收集、处理、存贮与管理。GIS平台整合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与遗产专业信息数据库两大类型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测绘地形图,航片,卫片,DEM数字高程模型等地理信息。遗产专业信息数据库主要由空间信息(如坐标、高程、位置、范围等)与非空间信息(如遗产属性、文献舆图、现场记录、判别依据等)两大部份构成。GIS平台数据库的建立为运河遗产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所获得海量时空数据的收集、处理、存贮与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

(2)空间查询与分析。实现所有现场调查数据与历史地理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的挂接与查询是遗产判别深入开展的基础。同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所有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检验是运河遗产判别的重要手段。

(3)图形与交互显示。为运河遗产调查提供了一种良好的、交互式的制图环境,使得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状况的运河历史复原以及各种数据信息图示表达成为可能。

遥感技术(RS)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目前已广泛用于遗产及其背景环境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动态监测,遗址勘查、水下考古以及环境考古等方面[17]。本次运河遗产调查中主要是运用遥感图像。遥感图像可以为遗产的发现提供线索和勘探定位,解决一些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运河历经久远,很多遗迹仅利用现场田野调查难以在短时间内确定其位置与范围等信息。但通过航片与卫片的运用,则可以通过各地物在形状、大小、色调、阴影、纹理等方面的光谱差异将其很快分辨出来。这对于古河道、古堤防等呈线性运河遗产的发现尤为便利。并且,将几个时期的遥感图像进行空间叠合,就可以直观清晰地反映出整个地区运河河道水系与水工设施的现状分布、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等状况,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了线索与重要导引。

3 运河遗产调查中的方法结合

综上所述,水利舆图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即时性的河渠水利及其沿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于河道水系以及水工设施等的历史演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但由于其在绘制方法上的不足,导致了其在表达的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信息准确性较低的现象,从而给大运河遗产的判别以及随后的评估与保护工作带来了困难。

因此,找到历史地理信息与现代地理空间信息表述方式的一致性,将历史舆图与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时空序列进行历史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可以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直接依据。并且,集成了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的数据库为遗产的评估、保护与管理等后续工作提供扎实的工作平台与数据基础。结合框架见图2所示。

图2 结合方法框架Fig.2 Research framework

4 案例研究

4.1 淮安清口地区概况

江苏淮安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中心地域。淮安地区一直是京杭运河的关键地段,史称“南北襟喉,江淮要冲”[18]。“清口”一词①泗水入淮原有两口,因而清口又有大清口和小清口之分;明嘉靖初年后专走小清口,通常所指清口就是小清口[19]。本研究中所指清口即为小清口。,在1128年黄河夺淮以前专指泗水入淮河处的“泗口”。黄河夺淮以后,“清口”指淮河入黄河的“淮口”。明万历之后,清口专指洪泽湖入黄河口门,有时也泛指黄河、淮河、运河交叉河口区域[19]。

有史家称“清口,咽喉也;高堰,心腹也”,为保证明清两代每年约400万担漕粮、万余艘漕船在此平稳过淮、穿黄后驶向京城,淮安清口一带成为明清时期全国河务治理的重点,汇聚了明清两代大量国库积蓄以及全国最著名的能臣治士于此修建了大量工程,以解决泥沙淤积和漕船平稳过淮穿黄的问题。明清两代,清口枢纽集中了京杭运河沿线最为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管理问题[20-21]。

“清口”地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西南以今码头镇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本研究选择了南北长8 km,东西宽6 km,总面积约48km2的地区进行深入调查。其中核心调查区域面积约23 km2。

4.2 案例选择依据

4.2.1 隶属于废黄河水系、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的无数河流、湖泊汇聚于此,水文关系复杂,水患重生。而运河却得以平稳地在其间穿梭,或趋之,或避之,或资用之,或防备之,体现了古人在水资源利用、水文规律的认识以及灾害防治等方面高超的智慧。明清两代全国的水利专家和官员“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在此地留下了浩繁的工程以及众多的名人轶事。无疑,清口枢纽是运河这一伟大的“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结晶”中的杰出代表。

4.2.2 本地区运河是中国农业文明时代至工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技术发展成就的缩影[22]。本区段内的运河共经历了5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第一,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陈瑄时期,以开清江浦、建五闸为其代表;第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李化龙时期,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为方略,修高家堰蓄淮,用淮治黄,开泇河避黄工程是其代表;第三,是清康熙年间的靳辅(含于成龙、张鹏翮)时期,以“疏海口导黄注海,辟清口障淮敌黄”,“避黄改运,以水刷沙”为方略,开中运河开洪泽湖尾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建百里夹水堤为主要工程成就;第四,是清道光咸丰时期的“倒塘灌运”,以修筑塘河,临清堰、御黄坝、草闸,开引河修涵洞等为主要成就,使运河又维持了相当时段;第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大规模淮河治理。最著名的工程有:开凿淮河入海水道、苏北总干渠、淮沭新河;兴建三河闸、二河闸等。

可以看出,运河一直都在“变”。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22]。这一“变化”的特质,不仅使其成为从农业文明至工业文明时期中国水利工程设施发展成就的缩影,更是大运河作为一种“活态”遗产的体现,同时也是大运河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体现,对大运河遗产的认识及其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2.3 此区域是对大运河遗产进行再认识的最佳场所。从水工工程的名称看,有坝、堰、堤、闸、木龙、桥、涵、引河、纤道等;从堤堰功能命名看,即有长堤、缕堤、遥堤、子堤、格堤、撑堤、戗堤、刺水堤等;从工程技术的名称看,即有石工、土工、版工、砖石工、草工、埽工等。有水利专家指出[21]:“无意之中,清口地区被塑造成为中国历史上水利工程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水工遗址众多,承袭关系清楚,发展脉络可辨,实可誉为中国水工历史博物馆”。并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各个水工设施不是零乱的,单一的,它们以“治河、导淮、济运”为目标系统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是“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倒塘灌运”等重要治水思想的物质载体,并与千百年来沿运河人们的村庄聚落修建方式、耕作方式、交通方式以及文化传统等交织在一起,共同讲述了一幅生动的、波澜壮阔的运河文化景观发展史。因此,对这一地区进行详实的调查研究无疑可以作为大运河其他地区遗产判别与保护的样板。

4.3 过程

4.3.1 历史场景定位。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指出:“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可见,运河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但并不是每一次变化都是重要的,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历史时期运河的变化都进行历史复原。因此,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等方法从舆图当中选取运河演变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是工作的第一步。代表性历史时期运河历史场景的选择应反映出这一时期古人在解决本地区运河复杂矛盾时所采取的高超的治水思想与工程应对措施。

清口枢纽自明清以来共发生了5次重要的演变。明代的两次演变由于历史久远,本研究没有找到清晰反映其演变的历史舆图。而清康熙乾隆时期的“蓄清刷黄”以及随后清道光咸丰时期的“倒塘济运”,不仅是历史时期解决黄、淮、运关系的两个重要治水思想,而且在清口枢纽地区河道水系与水工设施的演变中得以清晰地体现。在清代《清河县志》、《黄运河古古今图说》以及民国《淮系年表全编》等所附历史舆图中均对其有明确的记述。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5个典型历史时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4.3.2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工作平台建立。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基础工作平台,利用GIS强大的数据叠合功能,将各时期的测绘地形图、航片、卫片等多元数据在统一的空间坐标系上配准、叠合。为现场工作的开展,文献与现场调研成果在相应地理位置的挂接,各种非空间信息的查询、检索、图示表达,以及海量时空数据的存储组织等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中将1928,1958年及1980年代1∶5万测绘地形图,1980年代1∶1万测绘地形图,1954年航片以及2006年卫片等多元数据在统一的空间坐标系上配准、叠合。地理信息系统工作平台的建立为文献梳理成果在相应地理位置的挂接,各种非空间信息的查询、检索以及图示表达,现场调研获取海量时空数据的存储组织等提供了便利。

4.3.3 历史地理信息的梳理与引导。找到历史舆图所表述的历史地理信息与文献记述历史地理信息的一致性是整项研究开展的基础。因此,对代表性历史时期舆图中的标志性地物进行分析与选取,对相关文献记述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和检验,是随后开展现场调查工作的依据与引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地理信息是解开典型历史时期舆图所反映运河及其水工设施功能作用的“钥匙”,是遗产判别工作“从已知推向未知”的基础。

研究选取了清同治元年(1862年)吴棠修,鲁一同纂的《清河县志》[12]所附清口地区历史舆图7幅作为底本,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麟庆撰《黄运河古古今图说》[23]所附清口地区历史舆图9幅以及民国十八年(1929年)武同举编《淮系年表全编》[24]所附清口地区历史舆图8幅为参考进行舆图历史地理信息的梳理。

同时,以各图所附文字以及吴棠修,鲁一同纂的《清河县志》中记述文字作为验证的主要依据,完成了“调查区域工程年表”。该表详尽地列出了运河河道水系、水工设施与相关附属遗存的区划、隶属、类型、位置、形制、始建年代、沿革以及地名索引等重要信息,为现场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引导。

4.3.4 现状遗存信息的调查与回馈。明确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的一致性是研究开展的根本要求。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与当地人交流访谈以及调查表填写等方式,不仅可以对“从已知推向未知”的预判信息进行充分的现场论证,而且能及时地对上一步工作中的不足或错误信息进行回馈与修正。同时,现场调查之后形成的历史信息数据库是下一步历史复原工作的重要数据来源。

研究基于前述“调查区域工程年表”所确定的历史地理信息,编制了“田野调查工作记录表”。通过现场工作对每一个历史信息单元进行快速而又详尽的记述,包括地址、位置、GPS坐标、类型、主体描述、现场访谈记录、保存状况以及平立剖面图示、相片/摄像记录等内容。

利用“田野调查工作记录表”所采集的信息,在地理信息系统工作平台上建立现场调查工作数据库是一项重要工作。不仅便于各次调查采集的海量数据查寻、分析与管理,而且及时地对上一步工作中的不足或错误信息进行了回馈与修正。同时,成为下一步信息检验与历史复原工作的基础。

本项研究工作在研究区域48 km2的范围内对约300余个历史信息单元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记录,随后进行的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信息检验就是针对这些历史信息单元开展的信息反馈与修正工作。

4.3.5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信息检验。通过前几步工作,空间信息技术平台上已经集成了各个历史信息单元准确的历史地理信息以及现状遗存信息,对这些历史信息单元进行信息检验是整项研究工作的关键。只有历史地理信息、现场遗存信息在现代空间信息系统平台上实现空间吻合的潜在遗产单元才有最终成为运河遗产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在空间位置、距离、坐标等方面准确性的特点以及在空间影像上全面直观的特点不断地对历史地理信息相互校验,再反复地对现状遗存信息进行核查,在两个方面均吻合的前提下进行下一步历史场景复原与遗产登录工作。

(1)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检验。在历史舆图与文献梳理之后会获得各历史信息单元在位置与尺寸等方面重要的空间信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测量工具,对GPS在现场工作中获得并导入地理信息系统的点位信息进行空间位置信息检验。如出现不相吻合的情况,马上对舆图与文献梳理信息以及现场调查记录信息进行复查,最终确定误差产生的原因并进行及时修正。同时,这种方法也是“从已知推向未知”的基本方法,某些历史信息单元往往采用先进行地理空间位置的预判再进行田野调查的方式,提高了判别效率。

(2)基于航片与卫片的信息检验。研究中多运用航空照片对地形地物进行判图校正。航片具有清晰地反映出水系与地貌特征的特点。许多地表已经不易发现的古水道,在图上呈现暗色条带;而一些古代的高地堤坝,则是相反的色调。在细心判图的基础上,在舆图与文献的历史地理信息相对应之后,就可以通过现场调研加以确定。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找到许多过去没有发现的河道水系与水工设施,如张福河等古引河、新大墩等等。

通过对300余个田野调查的历史信息单元的信息检验,确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准确信息的历史信息单元约97个,这些历史信息单元是下一步进行历史场景复原以及遗产登录的直接依据。

4.3.6 历史场景复原与遗产登录。取得历史地理信息与现代地理信息表述方式的一致性是研究开展的目标。重现典型历史时期运河各历史信息单元功能作用的历史复原工作是整项研究的重点。只有全面地对河道水系、水工设施以及相关附属建筑演变的时空序列进行历史复原,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已经确认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行现代空间信息表述方式的转译与解读,才能揭示出本地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乃至今后的遗产价值评估、真实性与完整性判断等提供依据。

在上述各个步骤不断循环反复的基础上,将最终遗产判别结果在现代空间信息技术数据库中整合登录。整合登录的数据库不仅是针对每一个运河遗产属性信息完整详尽的身份记录,而且实现了整个遗产判别过程信息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挂接,为研究在未来的深入扩展提供了条件。

研究以清同治元年《清河县志》所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个时期清口地区的7幅历史舆图作为复原的底本,并以《黄运河古古今图说》与《淮系年表全编》所附相应历史时期清口地区历史舆图为参考进行“舆图新绘”。《清河县志》所附这批舆图,正是前述未按“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历史舆图。图上要素与现代地图很难一一对应。因此,研究采用“从近及远,从易向难,由已知推向未知”作为“舆图新绘”的基本原则。

咸丰四年(1854年)是黄河北徙、漕运废止的前一年,同时也是黄、淮、运各种矛盾相对集中、各种水利工程设施仍发挥其关键效用的一个典型时段。研究将这一时段及其河道水系、水工设施与相关建筑物状况作为基本参照系。选择了位置相对固定的“三闸五坝”、惠济祠、文华寺、泰山墩(漂母墓)、七里墩等一批标志性点位作为“从已知推向未知”的参考依据。对舆图上每一信息都反复推敲,逐一校对。最后,在完成了该时段历史复原的基础上,向前推演,继而完成道光、嘉庆、乾隆、康熙等时期的历史复原。在对以上几个步骤不断反复检验、修正的基础上,最终通过“遗产登记表”的形式对58个清口枢纽地区的运河遗产进行了判别登录。遗产登记表包括遗产的现状空间信息、历史文献信息、主体判断依据、图示等四个方面组成,不仅是针对每一个运河遗产完整详尽的身份记录,在GIS系统中实现了遗产点各种信息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挂接,而且客观地反映出遗产判别的全过程,为研究在未来的深入扩展提供了条件。

4.3.7 结果。本次研究在48 km2的范围内共对300余处历史信息单元进行了调研,其中有效信息点97处。最终判别清口地区运河遗产58处。完成新绘古图7幅,包括《新绘咸丰四年清口图》、《新绘道光十八年清口图》、《新绘道光七年清口图》、《新绘嘉庆九年清口图》、《新绘乾隆五十一年清口图》、《新绘乾隆十年前清口图》、《新绘康熙四十一年清口图》。这7幅图,自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共跨时152年。这150多年,系从清初整治运河、使之大势定型始,至咸丰五年黄河北徙前运河尚在运用止,清晰而又科学地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清口地区运河的特征及演变规律。见图3,表1①因版面限制,仅选取康熙、乾隆、道光、咸丰时期有代表性的4幅新绘古图于文中图示。,图4～图6。

图3 新绘清康熙四十一年清口图Fig.3 Replotting historic map during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表1 新绘舆图图示信息反映的重要治理策略与代表性工程[2,20,25]Tab.1 D isposal approach and representative engi neering depicted by replotting historic map

5 结论与讨论

空间信息技术由于在收集、处理多源、多分辨率空间数据方面的优势,正日益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发现、保护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于跨区型遗产保护方向的研究探索刚刚拉开序幕[25-26],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系统结合进行运河遗产判别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未来跨区域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判别及其以后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通过“历史场景定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工作平台建立—历史地理信息的梳理与引导—现状遗存信息的调查与回馈—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信息检验—历史场景复原与遗产登录”等一系列步骤与方法将历史舆图与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对大运河这类具有历史久远、线路绵长、构成繁杂等特征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遗产判别的重要手段。

(2)“舆图新绘”是历史舆图与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通过“舆图新绘”方式对已经确认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行现代空间信息表述方式的转译与解读,全面地对河道水系、水工设施以及相关附属建筑演变的时空序列进行历史复原,才能深刻地揭示出本地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乃至今后遗产价值评估、真实性与完整性判断等提供直接依据。

(3)取得历史地理信息与现代地理信息表述方式一致性是面向未来进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重要保障。通过历史舆图与空间信息技术结合,在工作平台上已经集成了每一个遗产点(线)的空间位置、距离、坐标等空间信息以及遗产属性、判别依据等非空间信息。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每一个遗产点(线)从历史到现状、从调查到登录的基本情况,实现了历史地理信息与现代地理信息表述方式一致性。这一成果使未来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大运河源远流长,变化繁复,对其遗产的判别、评价与保护应当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工作,任何新舆图或文献的发现、新技术工具的出现或是运河考古工作的新进展都可能对目前已有的认识与判断产生重大推进。因此,本项研究利用空间信息技术的特点,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将本次判别的过程进行全面记录,希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中不断地加以补充或修正。并希望以此成果与方法为基础,对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有所裨益。

致谢 研究与写作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院长,于冰处长,顾军所长;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李迪华老师,硕士研究生王欣、牛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谭徐明教授,王英华博士,万金红同志;淮安市政协荀德麟主席,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毛立发,刘志平等同志大力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图6 新绘咸丰四年清口图Fig.6 Replotting historic map during Qing dynasty Xianfe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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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storic Map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 Case Study of Qingkou Hinge in Hua i’an,Jiangsu Province

Xi Xuesong1,Qin Jianming2,Yu Kongjian1
(1.Graduat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Peking University,B eijing100871,China; 2.X i’an Cen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Xi’an710061,China)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Grand Canal heritages is the basisof the protection of all these heritages,while revealing the basic features and evolution laws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m.Historic map which directly reflec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is ancient canal is expect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canal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But for the limitation of the ancient ti mes,the historic map has poor accuracy when plotting the geo-spatial elements like location, distance,shape etc.,which brings out difficulti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Grand Canal heritages.Therefore,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ovide a solution combining the historic map and the modern spatial infor mation technologies by a new approach called“replotting the historic map”,which depicts the regional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heritages,and thus intuitively reveals the natural features and the lawsof evolution of Grand Canal heritages,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ir identification.In addition,simultaneously integrated database for both historic and present information can also provide a solid platfor m and data base for subsequentwork,such as heritage assess ment,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historic map;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heritage identification;the Grand Canal;Qingkou hinge in Huai’an

book=0,ebook=146

K992.6;TV147+.5

:A

:1003-2363(2010)05-0123-09

2010-03-30;

:2010-05-0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8年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业务经费支持项目

奚雪松(1978-),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景观规划与遗产保护研究,(E-mail)Xixueso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