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

时间：2024-07-06

朱俊成，杨益明，黄继发

(1.咸宁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咸宁437100;2.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1804)

1 研究背景

1.1 国内外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呈现快速、持续发展但同时区域差距相对拉大的格局，中国区域发展基本实现由“点状经济”向“板块经济”转型的多板块群起群飞的新格局。东部与环渤海地区持续、高速发展，继续担当中国区域发展的领头雁，西部地区因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政策的支撑，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因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执行，也呈现快速振兴势头，中部地区因政策及多中心格局，导致中部各省“东投西靠”(如江西既嫁接长三角，又嫁接珠三角的“一女二嫁”，湖南嫁接珠三角等)，多中心同质竞争与矛盾明显，未能体现中部的相对比较优势与整合优势，发展速度缓慢，与东西部差距有所扩大。

纵观国内外研究，基本遵循非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两个维度，从差异构成与分解、战略分析、定量与定性研究、区域比较、经济收敛性等各方面展开:一是从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的角度研究中国区域差异及变化，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如魏后凯(1993)[1]、胡鞍钢(1995)[2]、陈栋生(1998)[3]、林毅夫(1998)[4]、厉以宁(2000)[5]等;二是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和探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如徐国弟(1994)[6]等;三是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通过利用区域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主体经济与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以林毅夫等(1994)[7]等为代表;四是基于基尼系数与泰尔系数的差异构成与分解研究，如杨伟民(1992)[8]、Kanbur(1999)[9]、徐建华等(2005)[10]等。

对中部地区的发展研究主要从区位、资源与要素禀赋优势，都市圈经济、城市化等角度展开:王冉(2007)[11]从区位、资源优势、农业优势的双重性等角度分析了中部崛起的政策;赵玮等(2006)[12]主张以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以城市化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提升中心集聚与辐射能力;王发曾等(2009)[13]从中部经济板块的区位、资源、产业等优势角度，认为加快交通通道建设，培育优势产业集群，组织现代流通体系，提升城市体系功能，强化区域创新能力，构筑促进中部崛起的三大战略支撑平台。本研究从城市竞争力差异与比较的角度，并结合多中心理论，探讨中部崛起的发展思路。

1.2 研究的范围及意义

中部地区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黄淮平原及鄱阳湖平原，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81个地级市，国土面积102万km2，占全国10.7%，承载全国30.07%的人口，创造全国生产总值的18.21%，城市化水平39.41%(低于全国44.94%的平均水平)。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东接长三角，西靠大西南，北傍京津，南临珠三角，是资源要素西进、东出、北上和南下的通道和枢纽。吴殿廷等(2006)[14]认为，中部是承接东西、连接南北的咽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国的脊梁，中部崛起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因此，从中国整体发展与板块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部地区是衔接中国东西、南北部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桥梁，是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盘活中国经济的重大战略举措。

2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2.1 研究方法

2.1.1 相关理论与方法。中心城市是区域发展的集聚与辐射中心，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支点，城市竞争力是衡量其集聚与辐射能力的重要指标。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内涵广泛，以城市经济功能强弱为核心，涉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具体体现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承载中心城市经济能级与经济扩张功能，也体现在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腹地区域的回流效应上。

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代表性方法与模型受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15]、世界经济论坛(WEF)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家竞争力模型[16]等影响，先后提出了网络互动关系模型[17]、城市竞争力迷宫模型[18]、复杂与混沌系统模型[19-20]、要素与分力模型[16]、内因外因模型[21]、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新城市竞争力模型[22]等。

2.1.2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基于城市竞争力内涵，依据科学性、可比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并考虑资料的权威性、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子，参照郝寿义等(1999)[23]的评价体系，以200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个别数据来源于研究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选择综合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人才和科技水平、基础设施4个方面14项评价指标，建立本研究的评价体系(表1)。

2.2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第一步，对经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表2)，矩阵显示，指标反映的城市功能信息有交叉与重叠，且SPSS分析表明，指标能较好地反映中心城市竞争力且适合主成分分析。标准化处理

式中:Xij*为标准化值;Xij为i城市第j指标原始值;Xijmax，Xijmin分别为其最大值与最小值。

第二步，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及累积贡献率。运用SPSS软件计算，结果见表3，表中前4项各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4.256%，信息损失约为5.744%，符合科学分析的要求，可作为主成分进行代表性分析，并令Ti(i=1，2，3，4)表示主成分。按照标准化后的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大于0.5和累计贡献率(即主成分解释的方差占总体方差的比例)大于90%的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

表1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含义Tab.1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ts meaning

第三步，确定主成分及其意义。根据样本资料，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得到主成分载荷矩阵表(表4)。

由表3、表4可见，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65.574%为最大，在X1～X12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均达到了80%以上，特别是在X2～X5，X10～X11这6项指标载荷达到90%以上，表明中心城市的城市整体功能状况良好，表现在经济、交通、社会、文化等方面尤为突出;方差贡献率为10.856%，是次重要影响因子，在X14上具有较大载荷0.695，表明对中心城市环境功能能级评定上具有正面影响;方差贡献率是9.349%，且在X13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解释成反映一个城市的城市医疗水平的指标;方差贡献率为8.477%，

在X9上正载荷很明显为0.765，可以解释成反映一个城市居民经济收入水平高低的指标。

第四步，计算主成分得分及中心城市竞争力得分。首先，确定主成分权重。根据主成分特征值占所选变量主成分特征值之和的比重确定

其次，计算城市竞争力得分:

式中:Ti为主成分;Yi为各中心城市第i项主成分的得分;Si为第i项主成分对应的权重。

3 省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差异分析

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竞争力与发展差异集中表现如下(表5～8和图1)。

表2 相关系数矩阵表Tab.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3 因子计算结果与数据表Tab.3 Factors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data

表4 主成分载荷矩阵表Tab.4 Principal component matrix

第一，武汉、郑州、长沙3个城市在主成分因子Y1项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主因子Y1表示载荷9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客运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公共电汽车数等指标。武汉、郑州、长沙

表5 2007年中心城市主成分得分及综合竞争力Tab.5 Central cities’principal component mark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2007

表6 2006年中心城市主成分得分及综合竞争力Tab.6 Central cities’principal component mark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2006

表7 2005年中心城市主成分得分及综合竞争力Tab.7Central cities’principal component mark and competitiveness of 2005

表8 2004年中心城市主成分得分及综合竞争力Tab.8Central cities’principal component mark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2004

图1 2004—2007年中部中心城市综合得分及变化雷达图Fig.1 Central cities’competitiveness radar curve of 2004—2007

3个城市(2007)在主因子Y1上的得分分别为2.34、0.76和0.29，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明长沙、武汉、郑州在城市经济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要明显优于其他城市，尤以武汉优势明显，区位与交通优势将是中部发展的重要优势与助推器。

第二，太原在主因子Y2项中得分高，2004—2007年得分分别为0.90、1.23、1.23和1.46，南昌在Y2项得分上均为负值。长沙在主成分因子Y3项得分明显高于其他5个城市。2004—2007年得分分别为-0.50、0.34、1.07和2.11。太原在因子Y4项上得分具有较明显优势，2004—2007年得分分别为0.60、0.58、2.09和1.78。主成分Y2在X14上具有较大载荷，主成分Y3在X13上、Y4在X9上有较大载荷，表明太原在中心城市环境方面投入较高;南昌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相对较少，发展生态成本高;长沙城市医疗水平较高;太原城市居民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等。

第三，2004—2007年，6个中心城市整体呈增长趋势，竞争力得到提升，尤其在城市群经济发展拉动下，发展良好，但差距明显，其中武汉、郑州、长沙综合实力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在政策驱动下发展良好。其中，武汉综合得分由2004年的0.78增长到2007年的1.76;长沙由2004年的-0.36增长到2007年的0.50。总体上，武汉、郑州、长沙综合实力明显要强于太原、合肥、南昌，城市间发展参差不齐，表明差距仍是影响协调发展的障碍，整合与互动是路径选择。

第四，中部各省内部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均衡。各省域中心城市因政策、区位、科技、人力等集聚优势形成增长的极强核心区域，其他区域因而处于劣势，区域内部与大区域间的马太效应比较明显，且呈明显的多中心竞争与割据发展的局面，区域发展的生态成本较高。

中部省会城市间在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发展模式、资源与要素禀赋、科技与人才、区位、基础设施等仍有较大差距，将成为影响后续发展的障碍性因子，多中心割据发展格局限制了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心核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发挥不足也将是障碍性因子，整合优势、互动与集群式、共生成为发展的必然路径。

4 对策与建议

Cooper，C.Richard(1968)[24]指出很多个体都是以其集体行为，一方面通过竞争，一方面通过合作，间接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中部地区因区位、要素禀赋、结构性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存在个体竞争性，导致相互制约的不良局面。如何实现多中心互动与协调发展将是决定中部崛起速度与质量的重要因子，基于此，我们认为围绕创新促发展、发挥中心的集聚与溢出效应、构建以板块经济为中心的多中心互动与合作竞争发展是战略总方向，以实现竞争力的整合与放大效应。

4.1 培育自主创新能力，走合作竞争之路

省会城市间差距明显，原因主要在于优势不能互补、区域不能互动、要素不能交流、创新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等。因此，改革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之路是首要选择。创新是一种突破临界点的活动，是区域发展的原动力，人才与科技是创新的原动力，可以通过交通枢纽与网络的构建促进经济流在中心城市间的多向互动，实现优势整合，加强人才培育、技术开发、研发的交流与互动，培育和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开创创新经济发展与创新城市发展新格局。同时，有差异就必然有竞争，竞争是区域发展的必然，合作则是竞争的新走向，走合作竞争之路，有利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个体优势，培育总体优势，克服多中心巴尔干式恶性竞争。抓住武汉东湖高新科技园区被批准为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2009年12月)的契机，通过研发合作、教育合作、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与互动等形式促进合作性发展，培育创新能力，开拓创新与发展新格局。

4.2 以产业集群式发展为导向，实现产业转型

转型期内生性集群式发展是新型工业化基本趋势，产业集群式发展逐步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实力的路径模式，城市化则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平台与集群发展的基地，产业集群式发展同时促进城市化并拓展区域发展的地理空间。基于中部中心城市的资源、要素、区位、产业、技术与研发比较优势，以现有产业格局为依托，从产业链培育的层面构建与整合产业集群，重点培育高新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研发与创新集群、能源产业集群，其基本模式为“总部+分部+基地”多中心模式，基于合理分工与合作，着力培育一个核心，其余城市根据基地与比较优势担当分部与基地的角色。如充分利用武汉东湖高新科技园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的科技、资金、人才、区位、政策、产业等优势，着力打造光子产业集群与技术孵化集群，以武汉为核心总部，郑州、长沙、南昌为次中心分部，合肥、太原为基地。

同时，大力推动城市现代服务产业发展，如咨询服务、公共服务与NGO型产业，实现产业多样化，整合城市板块空间结构，着力培育中心板块，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整合区域发展的回流效应，引导城乡双向交流互动，培育新型城乡关系;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培育新的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体经济增长点。同时，注重经济发展的内涵拓展，发挥六大城市的文化优势，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培育和发展城市文化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软实力。

4.3 整合城市圈域经济体，形成多中心互动格局

随着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批准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部地区的崛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打破各自为政与多中心竞争格局，规划整合与互动发展将成为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目前，中部六大城市群已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区域发展规划，但限于其内部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论证认定，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契机，整合六大板块群结构，制定中部区域统一发展战略规划，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将规划重点放在需要跨省解决的重大问题与统筹城乡发展上。通过规划明确各城市群的角色目标，各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统一规划中部六省之间的公路，快速轨道、港口、机场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克服六大城市群以本地区为中心、相互隔离、孤立发展、只注重自身利益的局面，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弥合省际间的断裂，在六省之间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中部崛起一盘棋的观念，淡化各自为政、自为中心的独立多中心思路，在中部崛起进程中实现多中心互动共赢局面。

4.4 公共政策支撑转型，共谋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政策缺位、越位与错位是制约中部快速发展的限制性因子，从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中部地区发展格局，以信息流为媒介，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构建政府间互动机制，从中部地区整体的区位双重性、资源与要素优势双重性、产业优势双重性角度构建合作共赢、互动崛起的政策平台。着力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如公共管理平台的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构建、公共考核机制、资源环境效益评价机制、区域联动机制等，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出台，为中部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并提供良好的合作与协调平台，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绩效，构建多中心互动发展格局，按照循环经济与集约经济发展的要求，走资源节约型、产出高效型、投入—产出比较高的新型现代产业，减少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改善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环境，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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