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的探讨

马佳，马莹

(上海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中心，上海201106)

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现代农业建设的整体推进以及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呈快速发展趋势，规模经营的主体也日益多元化。由于流转的区域与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输出状况密切相关，所以上海成为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流转面积达134.3万hm2，占延包总面积的53.7%。其中，流转后实行规模经营面积(按粮食作物30 hm2、蔬菜瓜果等作物15 hm2以上统计)为84.6万hm2，占流转总面积的63%[1]。因此，上海农地规模经营具有代表性。

上海郊区农地由谁经营?以何种模式经营才是最优的?只有分类研究、因地制宜才是合理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发展农地规模经营必须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从实际条件出发，提倡多种形式、适度规模。因此，有必要在深入了解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探讨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的模式优化问题。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1.1 理论基础

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理论[2]和制度变迁理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经营规模过大，劳动力和机械要素配置相对不足，则会导致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甚至抛荒等土地利用的不经济;反之，则会导致其他要素的闲置和利用低效，同样引起规模不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制度环境的变化需要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规模经营就是在这种制度创新的需求下产生的，它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克服了其不顺应时代要求的缺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收益增加的追求。

1.2 研究思路

农地规模经营是在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过程中与现有农场土地制度框架相适应的一种匹配形式，其本质在于实现农地经营对公平的尊重和对效率的追求。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土地的经营在最优的规模上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降低平均生产成本，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获取收益的最大化。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化最终是为了解决农地规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包含3个要点:一是农地由谁经营;二是农地的经营规模;三是农地经营的组织形式。本研究主要研究第一、三问题。

2 农地规模经营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现状与基本特点

上海郊区大多数的农地连片分布在城市周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具备良好的地理优势。在都市农业建设中，上海将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入力度，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这些都为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流转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进城务工或经商农民在城市有较稳定的收入后，一部分农户要求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愿意接受的农户或农业企业、经济组织经营的意愿明显;而另一部分种田大户或龙头企业、经济组织由于产业规模的需要，急需通过流转途径得到土地，以满足生产发展。

相对于传统农业，上海积极推进的农地规模经营优势十分明显。农地规模经营提高了效益，提升了科技。规模经营为进一步提高农业装备设施水平、农产品科技产量创造条件并带动市场，规模经营更有利于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如上海松江区叶榭镇的思通贸易公司，拥有紧密型蔬菜基地2个，松散型蔬菜基地5个，通过订单农业，产品直供上海高等教育集团27所大学，日销售量达到30t，同时还带动分散农户种植的1000多hm2蔬菜的销售市场。

当前，上海农地规模经营表现为以下特点:(1)上海正处在小土地经营向大土地经营转轨的过渡时期。农地资源的流动性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与基础。上海农地资源的流动性较大，农地流转水平较高。截止2006年底，上海本地农户中有33.1%的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面积占本地农户承包耕地面积的45.3%，有4.1%的本地农户租入、包入、转入耕地，面积为1.083万hm2。

(2)农地流转的形式多样。上海市农地流转主要有3种基本形式。其中，截止2007年底，上海市比例最高的流转形式是转包，达51.8万hm2，占流转面积的38.6%;其次是出租和转让，分别占流转面积的30.6%和28.7%，入股2.9万hm2，占2.1%。金山区廊下镇通过上海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为农户搭建土地流转平台，扩大了经营规模，全镇已种植食用菌80多万hm2。全镇的12个行政村中，90%以上的农民承包地发生了流转，其中10个村的流转比例超过98%，农民自耕地近4000 hm2，所占比例不到一成。

(3)农地流转进程加快，规模呈扩大之势。2003年以前，农户承包地流转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这一时期的土地流转没有协议、合同或协议、合同不规范，价格低。进入2003年以后，农地流转规模趋于扩大，流转进程趋于加快，农户承包地流转以委托流转为主。统计显示，至2007年底，上海市290多万hm2集体可延包土地，已延包落实到户的有250万hm2，其中已流转134万hm2，占延包面积的53.7%。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要，农村土地流转将进一步加快。

(4)目前规模经营中，出现了“非粮化”的倾向。主要是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经营主体缺乏种粮积极性。种植水稻的规模越大，外来农户的比例越高。上海郊区外来水稻生产者多进行规模化水稻生产。近郊地区规模种植水稻的区域属于近郊偏远地区，在农业区划时代是粮食的主产区。随着近郊耕地的逐年减少，土地征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而种植劳动用工较少、生产成本较低的水稻相对比较经济，因此种植水稻也成为不少近郊地区兼业农户的首选[3]。

(5)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主要有:家庭经营型、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型、联合经营型、农业产业化经营型等。

其中，青浦区的水稻规模化经营率在75%以上。包括重固镇等4个镇和夏阳、盈浦2个街道，已实现了全镇(街道)农业种植用地的托底流转、规模经营。本研究选取了青浦区重固镇的5户种植大户进行了访谈，重点调查农户意愿。针对“您是否愿意继续耕种现在的土地”这个问题，在被调查的5户中，4户表示愿意继续经营，占被调查农户的80%。只有1户表示由于年纪大而不愿继续从事农业规模经营。愿意继续耕种土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种植大户的补贴，加上种植大户选择的作物适应市场的需求，有稳定良好的销售渠道，规模经营的效益凸显，经济效益提升，激励了耕作的积极性。种植作物的经济收益、政府对农业的政策支持都会影响农户规模经营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愿意继续耕种土地的农户，围绕“您是否愿意扩大经营规模”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多数农户不愿意。主要是因为目前劳动力缺乏，且劳动力价格上涨，甚至出现有钱请不到人的情况。再有就是种植业比较收益不高，对农地规模经营的驱动有限，更多的种植大户选择了维持现状。此外，农业存在较高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规模越大，风险越大。

2.2 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存在问题分析

2.2.1 农地流转受到制约。农地流转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起步较早。山东省滕州市西岗镇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土地流转的有形市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农地流转的供给方看，一方面，近几年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免除农业税和农业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等)的实施，农民种田纯收入有所提高，导致农民不愿流转;另一方面，农业就业保障不稳定，规模经营存在后顾之忧。非农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农民把土地作为最后保障。

从农地流转的需求方看，规模经营成本高、有风险，抑制了规模经营方的需求。上海郊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准价格平均已达到800元/亩，如此高的流转价格，规模经营单位感到十分棘手。如果土地集中后仍然种植水稻，则流转补偿费承担困难;如果种植经济作物，也受到规划布局的制约，同时还有市场销售风险。

2.2.2 农业资金投入。农地规模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上海郊区尽管经济发达，但农业比较效益低，投资回收周期长，受季节气候影响较大，风险较高，投资者不愿将资金投入农业。缺乏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供给难以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农地规模经营必须采用先进设施进行装备，需要资金支持，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力度较弱。目前也无法通过抵押土地换取贷款。

2.2.3 农村劳动力状况。农地规模经营受制于上海农村劳动者的数量和素质:缺乏现代农业经营者，现有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且老龄化现象突出，技术水平较低，大多为45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且郊区相当一部分规模经营由外地来沪劳动力承包，生产水平也不高。现有农业劳动者的水平难以较好地发展规模经营。

2.2.4 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不少经营户种植基本靠经验，科技含量低。尤其是种植水稻和小麦，机械化水平低，基本靠撒播，严重制约了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2.5 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规模经营成功的地方大多是经济价值高的水果、蔬菜等产业，这些产业对交通、排灌等区位和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基础设施的欠缺会阻碍规模经营的进程。

2.2.6 流通市场建设力度仍需加大。一些水果、蔬菜生产基地缺乏大型批发交易市场和便捷的信息服务网络，农民销售渠道有限，了解农产品供求信息及价格行情也十分有限，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任由当地商贩宰割。

2.2.7 政策环境不配套，规模经营缺乏有力支撑。农业规模经营不仅是土地的相对集中，而且需要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受经济杠杆影响，水果、蔬菜等经济效益高的产业，规模经营的动力较强。而粮油产业，尤其是种粮的规模经营激励不足。目前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农资、农技、保险、质监、用电等服务不配套。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问题尚未解决，各种费用成本居高不下，使规模经营陷入困境。

3 农地规模经营模式评价

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多样，主要有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股份制经营模式、合作社经营模式、企业经营模式、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模式、农业园区经营模式。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以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农民通过合同形式，承包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或接包其他农户转让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其最大优点是灵活性强，缺点是存在短期行为和不稳定性。松江区已成立了700多家家庭农场，经营粮田面积超过11万hm2，占当地水稻面积的近七成。每家规模一般在100～150 hm2之间。亩均收入达1 846元，除去成本和土地流转费，每亩净收入551元，户均经营规模达到146 hm2左右。松江在原有补贴的基础上，对家庭农场再给予土地流转费补贴。区财政给予贴息贷款扶持，水稻保险费由区财政统一支付。户均年净收入超过8万元(含补贴)。上海松江区新浜镇发展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模式，2007年，村委会在征得全村农户同意后，由农户委托村委会转包。根据区政府关于土地流转受让方准入条件，要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经济条件，实行“先押后包”，即先交纳每亩流转费押金800元，才能接包土地。全村有9户农户中标，签订流转合同。目前，已形成590多家户均耕作150～200hm2以上的家庭农场，经营面积达6000 hm2。上海松江新浜镇南杨村村民包100 hm2粮田，办起家庭农场，并尝试种养结合，养猪产生的猪粪经过处理送到田里养庄稼[4]。

股份制经营模式: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成立责任有限公司，按照股权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的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其主要特点:(1)实行资金入股和土地入股相结合的方式，规范化管理;(2)实行同一品种、同一育秧、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3)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机补贴等政策支持。在品种选购、农资供应、病虫防治、栽培技术等方面提供全程服务和指导，参加农业风险保障。该模式同样存在问题，如怎样充分调动集体和各股东的积极性等。

合作社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发挥集体优势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模式。其特点是: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合作社内部的合作机制等仍需完善。如上海奉贤区拓林绿都农业合作社，形成的是粮食、蔬菜、苗木、水产、葡萄等产业的规模经营基地，已有2个村1025户农民入股4 700 hm2土地，兑现土地使用权入股保底分配和效益累计达917万元，亩均2400元。以每户1.5个劳动力计算，入社纯农户家庭收入在21600元以上，是入社前的3.5倍[5]。

企业经营模式:农民将土地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给农业企业，企业通过向村集体租赁的形式获得土地，建立基地，为农民提供技术示范服务，少数有经验的农民在基地上成为农业工人，绝大部分农民与企业实行订单农业，接受企业技术指导。其特点是:农业企业可以有效推动现代农业步伐，解决部分农民就业问题。但企业目标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企业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较为平等的合作关系有待完善。在上海市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的推动下，龙头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数量不断增多。2007年，上海市涉农龙头企业已发展到286家，销售收入达到297.86亿元①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上海市统计局，上海郊区统计年。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面临的难题:一方面，订单农业中由于农民的逐利心理，如果市场有更高价格，农民有可能把按照订单生产的产品卖给价格高的收购者，导致违约，给经营订单农业的企业带来经营风险，且农民提供的农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农业企业的规模化经营需要的大量资金缺乏充足有效的投融资渠道。

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模式:根据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区位、技术等优势，通过组织规划、市场引导实现资源整合，引导分散的农户主动生产某一特色农产品，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转化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规模优势，进而再形成市场优势和竞争优势。其特点是:规模经营的形成有某种优势的支撑，单个农户在产销上有完全的自主权，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自行调整种养品种等。农户与营销组织可有某种契约，但双方是一种松散型的联系。政府在组织规划、资源整合、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可以较好地发挥作用，且成本低、收益大。但缺点是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约程度较低。如上海南汇区就以水蜜桃原产地著称，目前已形成8.5万hm2水蜜桃和10万hm2的田博、绿妮等品牌的西瓜、甜瓜生产基地。

农业园区模式:常见的有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生态园区等。其特点是资金投入量大、科技含量高，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由于其资金投入量大、科技含量高，一般农户无力组织开发，只能作为农业科技进步的示范。上海金山区廊下现代农业园区，由镇农技服务中心发起，注册成立了“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园区农户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各村委会已将农户土地成片流转给公司达2万多hm2，然后公司实行对外招标出租土地。目前，已有6家公司入驻园区租赁土地，进行粮食、花卉等的规模经营。浦东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奉贤现代农业园区都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4 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优化途径

4.1 优化目标

目标主要分2个层面:一是个体规模适合农户，让农户保证一个适当的种植规模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二是整体规模适应市场。

4.2 优化方式

从1993年上海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沪郊蜂业联合社”开始，上海郊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首先在南汇得到突破和推广。至2008年底，上海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1250多家，仅2008年一年就增加了540多家，合作社实现的年销售额超过35亿元。涉及种养、加工、流通、科研等领域，主要包含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畜禽养殖、花果种植、蔬菜种植、农机服务六大类型，已经成为上海建设新农村、发展都市农业的助推器。由此可见，上海郊区合作社经营的根基十分深厚。

农地股份制经营模式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能够较好地适应上海郊区农业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首先，上海郊区非农产业较发达，很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小规模种植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客观上有改变按人均包的要求，且由于非农就业相对稳定，在保证原承包户权益的前提下，农户放弃土地耕种的可能性较大;其次，上海郊区不少农户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实行股份制模式有较好的收益并具备可持续性;再次，上海郊区的农民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观念。这些都为股份制经营模式奠定了基础。

综上，在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目标下，以现有农地规模经营模式为基础，结合新农村建设，优化上海郊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其规模经营按照以合作社经营、股份制经营、家庭农场经营为主体，以农业园区、企业经营和特色农产品基地为延伸的总体模式发展(图1)。

图1 上海郊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优化模型Fig.1 The optimization modelofmoderate-scale farml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surburbs

4.3 优化途径

(1)土地整理和新农村建设。加大投入，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不断增强农业的产业发展能力，使各种要素之间有效配置和使用，为上海郊区发展农地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

(2)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等社会化服务型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领域的资金、技术、组织、信息等资源优势。

(3)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保证具体操作流程的规范有序及程序的合理合法。通过土地流转和政策引导将农地集中连片，发展家庭农场经营、股份制经营、农业园区经营等形式，走规模化经营道路。

(4)加快农场金融、保险等业务融入农地规模经营的步伐，为各种模式的农地规模经营拓展融资渠道，争取资金配套支持，同时降低或转移分散农业风险给农业经营主体造成的损失。

[1]顾吾浩.上海郊区农地流转调查报告:急不得也慢不得[EB/OL].(2008-10-20)[2009-10-12].http://news.sh.soufun.com/2008-10-20/2158716.html.

[2]毕宝德.土地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汪琦.上海市郊不同区域、不同经营模式下种植业经济绩效分析与评估[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4]李荣.上海农村种粮出现“家庭农场”新模式[EB/OL].(2009-03-01)[2009-10-12].http://news.qq.com/a/20090301/000835.htm.

[5]何德良.土地流转入股，农业综合经营[J].上海农村经济，2008(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