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丁锡民
〔三明学院 海外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术语“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核心的范畴。一方面,翻译生态环境是对现代生态翻译的有效反思与科学积淀,另一方面,翻译生态环境和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的理念共生共长。翻译生态环境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多层次的视角,对于学科体系、理论基础、本质内涵的基本理解和掌握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
翻译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化、多元化的综合性概念体系,它与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生态环境是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赖以生存的基础,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的有效契合是翻译生态环境建构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核心目标。
有鉴于此,本文把翻译生态环境视作生态翻译学中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学科体系,对其本质内涵与现实价值进行系统、科学的深入挖掘与探讨,旨在为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契合理念提供更强劲的理论支撑。
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不仅是生态翻译极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翻译生态环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探讨与研究原生尊奉与自然仿生,首先来梳理一下翻译生态环境的内涵。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中最领先、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学界和译界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2001年,胡庚申教授指出,翻译生态环境就是原文、源语和目的语或译语所展现的全部,即语言、文化、交际,以及作者、读者、译者、委托人等共生共长、和谐共生、互联互动的统一体。
2013年,胡庚申又提出,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可以细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还可以分为语言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主体环境和客观环境,从而丰富和拓展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内涵和外延。2009年,许建忠认为,翻译生态环境就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诞生、生存和延续起着制约、调节和控制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2022年,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认为,翻译生态环境可以分为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翻译生态作为翻译生态系统大家庭中的一个子系统,可以分为适应性选择、翻译群落、文本选择、翻译生态道德伦理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共生共长。翻译环境分为语言文化交际环境、社会政治道德价值环境和自然生态经济环境[2]。
笔者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由各要素综合交织而成的,是一个系统、动态的概念,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赖以诞生、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社会的、自然的、生态的、人文的等因素汇聚和有机融合的总和。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最核心取向在于关注生态翻译中的原生尊奉和自然仿生。生态翻译中的原生尊奉既要尊奉源语生态,又要尊奉译语生态。
一般情况下,尊奉于源语生态,大多数表现为生态翻译过程中的高度异化翻译法,就是要通过保留源语的某些成分而有意打破译语(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用最大的力量来传递和凸显源语中的异质文化,从而传达原文的内容和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生态翻译过程中要高度适应和契合源语翻译生态环境。尊奉于源语生态,一般来说会使译文更准确地传达源语的意义和内容,充分彰显源语中的异质文化。
我们研究源语生态,就要充分考虑原文的句法和章法、原文的逻辑关系、原文的修辞、原文作者的写作思路或思想感情,以及原文的文化背景,等等[3]。
例如,人们一般把成语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译成“大海捞针”,很少译成“草垛里找针”。请看下面这段话:
The habitual thief ran quickly and disappeared in a sea of faces in the London subway,leaving the policeman with a job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
假如我们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对原句中的“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不做“尊奉”源语生态的处理,把它译成“草垛里找针”,虽然在语法和意义上没有错误,但从源语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的角度来看,其文本性、恰当性和逻辑性都比较差。为了适应和契合原文的翻译生态环境,就必须尊奉源语生态,采取异化翻译法,把“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翻译成“大海捞针”。相应地,该段话就应该译为“那个惯偷跑得很快,消失在伦敦地铁的人山人海里。警察要找他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很明显,这种翻译一方面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其“整合适应选择度”显然更高一些,更加准确地传达了源语的内涵,使源语中的异质文化得以充分地彰显。
何为尊奉于译语生态?尊奉于译语生态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高度的归化翻译方法。归化翻译方法指的是译者秉持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使源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目的语文化,要求目的语语句流畅自然,读者在译文里看不到翻译的痕迹,读起来有亲切感。采取归化翻译法其实就是要求译者高度地适应译语翻译生态环境。例如,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百〇三回,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们不妨采取归化翻译法把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因劳成疾病逝。此次战役,诸葛亮火困司马懿。可惜苍天助曹不助汉,天降大雨让司马懿逃脱。译文“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既兼顾了英语中的谚语翻译技巧,又忠实于源语中的文化信息,使源语文本符合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由此,诸葛孔明因为战争失利而发感叹,凸显了他深深的无奈。
由于译者高度地适应了译语翻译生态环境,译语生态也因而得以保持下来。尊奉于译语生态,一般来说会更好地照顾读者的价值取向和阅读习惯,使译文增加文学性、可读性和亲切感。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翻译方法或翻译技巧,上述所探讨的原生尊奉,不论是高度尊奉于源语生态,还是高度尊奉于译语生态,都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生态翻译中的原生尊奉对于处理某些文本,尤其是某些非常规的文本,是非常适用的。而从文本角度来分析,生态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文本移植”。译者在“文本移植”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源语生态和译语生态各自不同的特征,来选择尊奉于源语生态或译语生态。上面所阐述的高度尊奉于源语生态或译语生态的翻译问题,其实就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基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问题,两者并行不悖。这种“选择性的适应”和“适应性的选择”是生态翻译最基本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
生态翻译价值取向是翻译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生态翻译活动基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所体现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翻译矛盾、翻译冲突、翻译关系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生态翻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决定、调控、支配生态翻译的价值选择,是学界和译界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必须秉持的信念和准则。
翻译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的、原生的、绿色的翻译最核心的有机契合体,对翻译的诞生、生存和延续起着制约、协调和控制作用。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务必处理好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翻译矛盾、翻译冲突、翻译关系,着力从原文或源语和目的语或译语这两个维度实现语言、文化、交际、作者、读者、译者、委托人等共生共长、和谐共生、互联互通。从译者的角度来看,在生态系统中,译者作为“翻译群落”的代表,有责任和义务协调“翻译群落”内部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各种翻译矛盾、翻译冲突以及错综复杂的翻译关系,保持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护生态翻译的和谐。
在生态翻译活动中,译者和译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是互联互动、互生互长的整体。不仅译文要接受“事后追惩”的考验,译者也要经受“事后追惩”的考验。因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译者的行为活动主导着整个翻译过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处于选择性和适应性的转换。
“事后追惩”是对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的根本要求和思想指导,而非具体的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它强调在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译者都要主动地去“操纵、控制、支配 、摆布 、重写”。也就是说,为了实现“生态的”“绿色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翻译,译者要去作适应性的选择。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 “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翻译群落”“优胜劣汰”的原则作出选择、评判、说教、警告、仲裁和限定。在翻译活动中,翻译文本决定了译者是否能够求得自身生存和实现自我发展。成功的翻译决定于译者的翻译能力,译者的翻译能力有赖于译者的自身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事后追惩”机制是对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有效制约和反哺。
因此,尊奉于事后追惩,要有“自然的”“生态的”选择、裁定、批评,对于译者和译文的“不适者”“弱者”“劣者”的淘汰,凸显了翻译活动的主导和价值取向,让“生态的”“绿色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 遍 地 开 花[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仿生的现象不胜枚举。例如,蝙蝠和雷达、蝴蝶和防伪纸币、海蜇和顺风耳。蝙蝠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回声定位”本领。根据蝙蝠的“回声定位”原理,研究人员发明了雷达。 蝴蝶翅膀上有很多下凹小坑,小坑底是黄色的,而坑的斜坡是蓝色的,当阳光照射在蝴蝶翅膀上的时候,产生了折射,人眼看到的蝴蝶翅膀就是绿色的。根据这个现象,人在纸币或信用卡上也设置了许多小坑,使得无论假币有多么逼真,都难逃光学设备的“法眼”。人们模拟海蛰感受次声波的器官,设计出精确的“水母耳”仪器,能提前15小时对风暴作出预报。
卢吉·科拉尼(Luigi Colani)是当代最著名、最具颠覆性的设计大师,他认为,仿生设计是一个揭示自然界生命体的领域,也可以称为一项翻译自然的事业。这为学界或翻译界把自然仿生引入生态翻译提供了科学的典范。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生态翻译中的自然仿生:一是仿生翻译。就是说,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要模仿自然界的、自然生态的形状,对某些特定文本采取特殊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体现出译文的“自然化”“生态化”的创意、价值或特色。二是翻译内容的自然性、生态性和仿生性,以及翻译文本(如翻译生态文字文本、翻译生态批评文本、翻译生态伦理文本、翻译生态思想文本、翻译生态价值取向文本、翻译生态哲学文本、翻译生态文明文本等)的自然性、生态性和仿生性。
笔者多年的生态翻译学研究发现,译者将自然仿生的理念融入生态翻译之中,能够通过趣味的自然仿生因子的培植和植入,使得译者在生态翻译过程中有效地适应和契合翻译生态环境的系列变化,提高生态翻译的效果,享受生态翻译活动所带来的成就感,习得生态翻译的技能。
人们有时将译文堆砌成“山”形、“花”形或“圣诞树”形,它们既可以被视作一种“创意拼字”的游戏,也可以被视作学界或翻译界从 “生态化”“仿生化”“自然化”的视角对译文所做的 “创意翻译形式”处理。请看下面的“山”形译例。
中文:
2022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果篮,篮内主花材选取了十种花卉和十种水果象征十全十美,体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喜迎党的二十大的美好寓意。
译文:
In the National Day of 2022,the"blessing of the Motherland"in the giant flower basket,the basket selected ten kinds of flowers and ten kinds of fruits to symbolize perfection,reflecting the beautiful meaning of flowers,fruit twelcom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山形)
为体现翻译生态环境,上面的译文堆砌成了“山”形,这样的译文自然会让人产生一种“仿生化”“生态化”“自然化”的效果。通过一个大花果篮,人们见证了时代变迁与国家的蓬勃发展,大花果篮盛满了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和无限热爱,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独特的国庆记忆。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运用斜体字、大写字、短横等,创造出“仿生化”“自然化”“生态化”的文字形象。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体现,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指南,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运用斜体字:The world is for all(天下为公)、Kindness is good for neighbors(亲仁善邻)、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天人合一)
运用大写字:Exercise Government by means of virtue (为 政 以 德)、Discard the old ways of Life in favour of the new(革故鼎新)、Appoint people on their Merit(任人唯贤)
运用“短横”: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自强不息)、having faith and promoting good-will (讲信修睦)、great-virtue carries all things(厚德载物)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的最本质、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系统的、整体性的生态翻译理论对翻译现象作出阐释的重要研究维度之一。自然仿生、和谐关系、生态理念是生态翻译最本质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要求译者要高度遵循翻译生态环境、原文、译文、翻译群落之间的共生共长关系,展现出翻译的人文关怀,唤醒译者回归自然仿生和生态,推动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原文、译文、翻译群落等要素之间的融合,追问译者的自然仿生性、生态本性,思考译者作为“仿生人”“生态人”所信奉的仿生理念、生态本性和生态行为[5]。这是自然仿生在生态翻译中最明显、最根本的贡献 。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5年9月23日,在对外公文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 统一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称英译为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带一路”简称英译为“the Belt and Road”,英文缩写用“B&R”表示。 由于“一带一路”出现频率较高,考虑到自然仿生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高度适应性、选择性和灵敏性,我们可以采取绿色翻译的方法,把“一带一路”灵活翻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类似地,中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就可以采取绿色的、生态的或仿生化的翻译方法,将其翻译成“going global”。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策略是为了使中国经济能够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熔炉。这些绿色的、生态的或仿生化翻译与整体的外部翻译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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