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方法与文学史辨的融通之作——评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杨 栋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文学史与研究史兼具

从事学术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熟悉原始文献，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的文献史料；二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知道某一问题前人有哪些观点，有无深入发掘的空间。 熟悉文献史料才能进而发现问题、分析材料、解决问题；了解前人的研究情况才能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相关问题， 提出自己的见解。 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们才有可能推进学术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曹道衡先生在《中古文学文献学》初版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一个研究者在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中要有所发现、有所推进，都必须充分总结前人的成果， 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发展。 否则要想取得较好的成绩无疑是很困难的。 刘跃进同志的这本《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撰作宗旨，正是为着这样一个目的。 ”［1］1《中古文学文献学》从初版到增订版都秉承着这一撰作宗旨，出色地完成了撰写目标： 一是将中古文学的原始资料交待清楚，二是评述历代研究状况。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既对中古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 又详细地介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不同的学术观点。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可以说既是一部中古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古文学研究史，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以《文选》为例，作者在充分利用原始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文体分类、选录标准、注释和版本等，使读者可以很轻松地掌握《文选》的基本文献情况。同时，在论述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又适时地引入前人的学术成果或不同观点，还专列“《文选》学”一节，梳理了《文选》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总结了《文选》的研究成就和学术观点，而且展示了当下《文选》研究的视角及新课题，为推进《文选》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再如《玉台新咏》，与《文选》一样，作者也专设一章，分别从《玉台新咏》的编者名称及成书年代、《玉台新咏》 的版本、《玉台新咏》的性质与价值、《玉台新咏》的影响等四个大的方面一一讲述，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论述深入浅出。类似《文选》《玉台新咏》这样的例子全书比比皆是，为中古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

更为可贵的是， 作者不仅罗列原始资料和综述前人的成果，而且常常有自己的考证和见解，并指出已有成果的缺失和不足，给予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关于这一点， 曹道衡先生在初版序言里已经举了不少例子。 增订版新增了作者的不少卓见，比如关于《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章，相较于初版，增添了很多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多是作者常年研究所得，展示了作者的新观点和新成果。

二、重视文献学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固然应坚持文学本位， 但文献学研究是基础， 完全脱离文献的文学史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升山采珠。刘跃进先生在读书治学中一直非常强调文献学的方法，认为：“文献学不是学问，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是进入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 就是文献学。 ” 他甚至说过比较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 ”［2］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涉及文献的成书与流传、作者与编者、版本与目录、校勘与辨伪、辑佚与编纂、接受与研究等众多内容，将这些内容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是大有可为的。

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3］刘跃进先生就特别重视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功用， 他说：“文献与目录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传统目录学经典文献和当代出版的高质量古籍目录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参考依据。”又指出：“传统目录学思想和方法是历代贤达学士治学智慧的结晶，譬如小序、题解对考证历史人物、 事件、 物品、 作品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在介绍或考证某一文献时， 非常注重爬梳该文献在相关书目中的著录情况，以此论述其作者、真伪、篇卷、流传、版本、文献性质等，进而探讨其文献价值和学术源流。这样的论述方式，可以说是对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真正实践。

版本对于文学研究同样重要。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 一书对于重要的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介绍其版本流传情况。 如《文选》，作者分别介绍了《文选》 的抄本和刻本， 其中刻本又详细论述了五臣注本、 李善注本、 六臣注本等不同版本系统的具体情况，使读者对《文选》的版本异同、优劣、递嬗一目了然。如此详细的版本论述同样见于《玉台新咏》《陶渊明集》《文心雕龙》等重要文献。这样的撰述实际上是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研究和积累之上的， 并不是泛泛而谈。像《文选》《玉台新咏》这样的经典文献，刘跃进先生都已经研读经年，著有《文选旧注辑存》《〈文选〉学丛稿》《玉台新咏研究》《〈玉台新咏〉史话》等专书。详细地论述经典文献的版本情况， 既为初学者阅读《文选》等书的文本提供了便利，也为该书的版本研究提供了路径。更有价值的是，作者除了介绍原始文献的古代版本以外， 几乎于每一种古书还特别推介了今人的点校、校注、笺释、辑录、汇编等古籍整理成果，极便于读者进一步研读。

另外，作者还关注文献的真伪与写作年代、诗文集的辑录、作家的生平家世、文献的流传与接受等诸多内容。如关于苏李诗的真伪问题，作者详细梳理了前人的辨伪言论， 总结了今人关于苏李诗写作年代的不同说法，认为“苏李诗出于后人拟作无疑，但确实难以考证出现的时代”［1］548。对于《柏梁台诗》，作者认为其时代大抵不能早于魏晋之世［1］559。汉魏六朝小说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也众说纷纭，《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也都给予了关照。如《燕丹子传》的撰著年代有成于先秦、秦代、两汉、宋齐等不同的说法，《西京杂记》的作者有无名氏、刘歆、葛洪、吴均、萧贲等诸说，作者都一一评说。这样的爬梳无疑为初涉中古小说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文学总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刘跃进先生在上编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唐宋以来所编的中古文学总集， 分类梳理各个时代所编辑的诗歌总集和文章总集。 对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样的名著则详细介绍其优缺点及价值。 《中古文学文献学 （增订版）》还比较关注作家的生平家世以及作品的流传和接受， 从文献学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中古文学的诸多细节，让文学史研究更厚重扎实，也更立体化。

传统文献学非常注重目录、版本、校勘、辑佚与辨伪等，但作为专题形式的文学文献学，应有适合文学自身的撰写内容和写作方法。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一书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作者试图摆脱传统文献学的羁绊， 将文献学置于文学史与文学研究史的视野之中，使整部书既有文学史特色，又不乏文献学的厚重，为之后的“文学文献学”著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宏通的学术视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文献数量非常多。 如何将这些文献合理地分类论述， 以彰显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是作者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文献分类不合理，文学史的线索就会杂乱无章，显得支离破碎。

作者立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将《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分为三编：上编为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首先重点介绍《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总集的基本文献情况，又依次梳理从唐宋以讫近现代所编中古文学总集，涉及诗歌总集、文章总集、诗文总集等，还述及有关中古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诸如正史、其他史籍、类书、文献类编、书目文献等。另外还专设“中古文学的综合研究”一章，系统介绍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 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等。中编为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以时间为线索，以作家为中心，历叙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诗文研究，并对乐府诗、《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诗歌进行了相关考证。 下编为中古小说文论研究文献， 从作者归属、成书年代、文学价值、论著成果等多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文论文献作了详尽的论介， 其中第三章为“《文心雕龙》研究文献”，重点突出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地位。全书章节布局合理，详略得当，全方位地再现了中古文学史的作家和作品。 上中下三编合在一起，自成体系。 正如沈玉成先生所言，看似孤立的原始材料和研究文献，“在中古文学的研究体系中为这些材料和成果各个安排了恰当的位置，如登高望远，村落田园，历历在目”。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这样的整体规划，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总揽全局的宏通意识。 这样的视野和意识则是来源于作者对整个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总体把握， 将文学史的发展置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叙述和书写，具有清晰的历史意识。

同时作者又时刻关注今天的学术研究， 有很强的当代意识。 在书中常见到作者对于当今学界的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的观照，以及高屋建瓴地对未来的研究新课题的展望。 如在“当代《文选》研究的新课题”这一部分中，刘跃进先生从《文选》的文献学研究、《文选》的集成式研究、《文选》的文艺学研究、《文选》的文章学研究、《文选》的普及工作等五个方面给予了非常全面的研究规划［1］48-54，对于未来的《文选》学研究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陶渊明的诗作和诗风对后世影响较大，他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诗人。刘跃进先生总结出了学术界关于陶渊明的研究热点问题：关于名字、关于年龄、关于里居、关于折腰五斗、关于《诗品》“陶诗源于应璩”说、关于《五孝传》《四八目》、关于陶渊明的思想。 这样的著述风格真的是沟通古今，启迪后进，让人耳目一新。

刘跃进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他对域外文献流传与研究的广泛关注上。 《文选》至迟在唐代就已流传到日本，日本现在还保存有《文选》的一些重要版本，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加以研究。 《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特别关注到这一点，专门介绍了《文选》在域外的流传以及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玉台新咏》这一章也涉及了该书的域外流传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 刘跃进先生宏通的学术视野是建立在其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上的， 没有对基本文献的反复研读，没有对相关史料的爬梳整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样的文献基础又源于作者所倡导的“回归经典，细读文本”。 文本细读需要有文献的强大支撑，更需要文献的考订。 而细读文本的目的，不仅仅是材料的整理和阐释， 还要关注文本背后的深邃思想、历史规律，从而让文本细读、文献考订和理论思索三者找到最佳的结合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