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郝峻锋
(西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在工作重心转变后,中国部分地区仍存在脱贫户发展能力较弱、返贫风险较大等问题[1-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经成为现阶段工作的重点和难点[3]。坚持开发式帮扶,不断提高脱贫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是提高脱贫稳定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4]。为此,生计资本作为农户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类资源的集合,既是农户持续增收的基础,又是农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5]。农户根据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选择合适的生计策略,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生计结果[6]。因此,探究农户生计资本的时空演变规律,对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计”是建立在资产、能力和活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方式或手段[7],主要针对解决贫困问题的研究。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所构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得到广泛应用[8]。该框架将生计资本作为核心内容,具体包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五类资本,各资本间存在紧密联系[9]。目前,学者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和评价,大多采用熵值法[10]、层次分析法[1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此外,分析生计策略[12]、生态补偿[13]、乡村旅游[14]、扶贫搬迁[15]等变量与生计资本间的关系,在探究变量关系时多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16]、Probit 模型[6]、结构方程模型[17]等方法。综上,现有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将生计 资 本 作 为 影 响 因 素[6,11-12]或 被 影 响 因素[13-14,17]整体研究,缺乏对生计资本内部关系的研究;且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学角度进行静态评估[12,15],关注动态趋势的研究较少,缺乏跨学科融合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最多的云南省,对原有DFID 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本内容进行改进,基于2012—2021 年相关统计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探究生计资本内部的耦合关系,以期为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和脱贫稳定性,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理坐标介于东经97°31'~106°11'、北纬21°8'~29°15'之间。气候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平均气温17.6℃,年降水量584—2 700mm,降水地域和季节分配极不均匀。全省共有地级行政区16 个,包括8 个地级市和8 个自治州,共计129 个县(市、区)。2020 年,云南省933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截至2021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 690 万,农村人口2 295.8 万,少数民族数25 个,2021 年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97 元,在中国省级排名倒数第4 位,有27 个国家级、30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较重。
本研究以2012—2021 年为研究时间段,选取云南省16 个州市作为研究区域。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州市统计年鉴及公报等国家和地方公开发布的统计资料,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补全。
在DFID 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生计资本量化的研究成果[14,18-20],并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按照科学性、可获得性、整体性等原则,将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和文化六类资本,选取15项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构建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所列。
表1 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1.全局熵值法
由于传统熵值法只适用于研究截面数据或二维时间序列数据,对指标—地区—时间的三维数据无法进行全面研究。因此,本研究在传统熵值法中引入全局的思想,将三维数据转化为二维数据[5],采用全局熵值法对2012—2021年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价。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构建全局评价矩阵。对n个评价指标t年内m个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价,按照时间顺序将每年的截面数据表Xt=(xij)m×n排列在一起,构成一个mt×n的全局评价矩阵,记为:
其 中,m=16,n=15,t=10,则1≤i≤mt=160,j=1,2,3,…,16。
(2)对全局评价矩阵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3)计算第j个指标下州市i占比:
(4)计算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
(5)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6)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由此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各项指标标准化后值与其权重的乘积为农户六类生计资本值,农户六类生计资本值之和为农户生计资本总值。
2.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个变量的观测值之间因观测点在空间上不同位置而形成的相关性。根据分析的空间范围不同,可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21]。
(1)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整个区域中邻近地区间地理要素属性的空间关联程度,可以判断某属性值在整个区域中是否存在空间集聚或分散特征,通常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来衡量[16]。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2],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为Moran'sI指数值;n为州市个数;xi、xj分别为州市i 和州市j 的资本值;为全部州市的生计资本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研究使用Queen式邻接矩阵)。I 的范围为[-1,1],当I>0 时,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为聚集状态;当I=0时,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为随机分布状态;当I<0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为离散状态。一般认为,将I 标准化为Z,进行显著性检验,当Z>|±1.96|时,表明空间自相关性显著;当1.96≤Z≤-1.96 时,表明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3]。
(2)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只能检验区域间是否存在集聚现象,无法指出区域内部各州市间空间的具体关联特征,因此构建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以测度区域内部的空间相关性[24]。常用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I)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25]:
其中,Ii为Local Moran'sI指数值,可以划分为高高集聚(H-H)、低低集聚(LL)、高低集聚(H-L)和低高集聚(L-H)四种类型。
3.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是用来描述多个系统间彼此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常被经济学领域用来判断系统之间发展是否有序[22]。耦合度虽能描述各系统间互相影响的强弱程度,但尚不能具体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20]。因此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6],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耦合度;U1、U2、U3、U4、U5、U6分别表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和文化资本值。
(2)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w1、w2、w3、w4、w5、w6分别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系统权重,满足各系统权重之和为1,考虑各子系统同等重要,各子系统权重均取1∕6。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0,27],并结合实际情况,将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具体见表2、表3所列。
表2 耦合阶段划分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由表4可以看出,2012—2021年云南省16个地级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户生计资本总值从2012年的0.2778 上升至2021 年的0.3643,年均增长3.06%。其中,昆明、昭通、楚雄、怒江年均增长率超过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的平均水平,其他州市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平均水平。可见,农户用于生产和发展的生计资本持续增加,但增长速率上的明显差异将加剧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发展的不平衡。
1.人力资本
总体上看,2012—2019 年各州市农户人力资本呈现普遍增长趋势,2019 年后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出现普遍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人力资本情况
2.自然资本
总体上看,除个别州市在部分年份由于自然气候条件影响农户自然资本出现起伏现象,大部分州市农户自然资本呈现缓慢增加趋势,如图2所示。这表明云南省采取的“兴水润滇”工程、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等举措优化了水资源分布,促进了农用地有效利用,提高了农户自然资本水平。
图2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自然资本情况
3.物质资本
总体来看,云南省16 个地级州市农户物质资本在研究期内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7 年),各州市农户物质资本大体上呈现稳步增加趋势;第二阶段(2018—2021年),2018年受牲畜价格、环境保护等因素影响,牲畜数量下降,加之农业机械总动力下降,使得农户物质资本值降低,但在2018 年后开始逐渐恢复。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物质资本情况
4.金融资本
总体来看,云南省16 个地级州市农户金融资本在研究期内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2-2021 年10 年间各州市农户金融资本值年均增长常介于7.79%~9.81%之间,具体如图4 所示。这表明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户金融资本得到大幅度提升。
5.社会资本
总体来看,云南省16 个地级州市农户社会资本呈现增长趋势,各州市的社会资本年均增长率介于3.97%~10.17%之间,如图5所示。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 方面的不断完善有关。
图5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社会资本情况
6.文化资本
总体来看,云南省16个地级州市农户文化资本在研究期内大体上呈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9年),除迪庆州出现大幅波动,其他州市文化资本得到不同程度提升;第二阶段(2020—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收入大幅度下降,农户文化资本降低。具体如图6所示。
图6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文化资本情况
为更直观地呈现云南省16个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情况,参考吴嘉莘等学者相关研究[25],本研究对云南省16 个州市10 年间的农户生计资本求出平均值,运用GeoDa 软件的自然间断点法将农户各项生计资本值以及总生计资本值划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四个等 级,见表5所列。
表5 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
根据《云南省“十四五”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的内容,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将云南省16 个州市划分为滇中、滇西、滇西南和滇东北四个区域。其中,滇中地区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红河及文山等6 个州市;滇西地区包括保山、大理、德宏、丽江、怒江及迪庆等6 个州市;滇西南地区包括临沧、普洱及西双版纳等3 个州市;滇东北地区仅包括昭通1 个市。由表5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户人力资本呈现出东部州市高于西部州市的分布特征,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较多地分布在滇中地区、滇东北地区,自然资本较多地区分布在滇西和滇西南地区,物质、金融资本在滇中地区的生计资本值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因此,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及“中部高边缘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分布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
1.全局空间自相关
由于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利用GeoDa 软件分别计算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文化及生计资本的全局莫兰指数和标准化统计量,以反映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的全局空间集聚状况。计算结果见表6所列。
表6 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全局莫兰指数和标准化统计量
从表6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在10年内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0,表明农户各项资本及总生计资本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即空间上存在聚集的现象。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10 年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云南省农户这三类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三类资本较高的州市在空间上各自聚集。从变化趋势看,三类资本中人力资本的这种相关性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总体呈下降趋势,而自然和社会资本的这种相关性呈上升趋势。金融资本在10年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空间自相关不显著,各州市农户金融资本空间上未出现明显的集聚现象。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除2019年外其他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州市农户文化、物质资本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但从变化趋势看,文化资本的这种相关性正缓慢增加,而物质资本正逐渐减弱。可以看出,尽管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空间相关性逐步增加,但受无显著集聚现象的金融资本以及空间相关性呈下降趋势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影响,云南省农户总生计资本仅在2013—2017 年及2021 年通过显著性检验,各州市间存在空间上的明显依赖性,且10年间的这种空间相关性呈现明显波动,总体增幅较小。因此,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以及各项资本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现象,并且空间相关性影响着云南省16个州市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
2.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探究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的具体空间集聚情况,本研究选取2012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4个年份作为代表年份,利用Geoda软件计算局部莫兰指数,并列出不同聚集类型的城市名称,结果见表7所列。
表7 部分年份不同聚集类型城市名称
由表7可知,云南省内部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州市主要有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昭通、文山和迪庆,其他州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认为其不具有空间相关性,在研究期间无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从时间上看,2012 年,昆明、曲靖、玉溪和红河4 州市形成高高集聚,表明4州市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较高,空间差异较小,通过沟通联系、要素流动等发挥了对周边州市的带动作用。昭通市形成低高聚集,说明昭通市与周围州市空间差异较大,自身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较低,而周边州市较高。2015年,高高集聚的州市未发生变动,而低高集聚的州市增加了文山州,但此后又摆脱出来,由于迪庆州与周边州市空间差异较小,自身生计资本水平与周边州市均较低,形成低低集聚。2018年,高高集聚州市包括昆明、曲靖和红河,而低高集聚为玉溪、昭通2市,迪庆州仍为低低集聚。2021 年,昆明、曲靖、玉溪、昭通和红河5 州市为高高集聚。可见,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地形较好的滇中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围绕该地区能逐渐产生高高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说明近年来随着滇中城市群的发展,不断加深了与周边州市的交流协作程度,促进了周边区域农户生计资本水平的提升。
根据2012—2021年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值的计算结果,对生计资本各子系统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8、表9所列。
表8 2012—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位次变化
表9 2012—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位次变化
续表9
由表8 可以看出,10 年间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的耦合度均值基本在0.74~0.98之间,处于中度或高度耦合阶段,各州市耦合度位次变化较大,其中昆明、文山和德宏等3 个州市变化较大。与2012 年相比,2021 年除昆明外,其余各州市的耦合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表明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间处于较为紧密的状态,并且生计资本整体水平向更有序方向发展。从空间上看,除怒江、迪庆州外,滇西、滇西南地区的耦合度普遍高于全省其他地区。
由表9可以看出,10年间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在0.18~0.29之间,处于严重失调或中度失调状态,各州市耦合协调度位次变化不大,且在10 年内发展平稳。值得注意的是,与高耦合度相比,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虽具有较强的相互影响程度,但其内部存在着属性分异和结构失调问题,未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从而无法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从空间上看,生计资本内部耦合协调度分布与耦合度分布正好相反,滇中、滇东北地区高于滇西、滇西南地区。究其原因可能是:滇中、滇东北等区域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虽然自然资本缺乏,但地形较平坦,加之优化区域自然资源配置举措的实施,有助于农户各项资本的转化与提升,从而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整体发展;相反,滇西、滇西南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差,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受复杂地形、生态保护等因素限制,农户生计资本间的转化与提升受阻。
本文以2012—2021 年云南省16 个地级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对云南省各州市农户各项生计资本及总生计资本进行动态评价,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在时空上的规律以及各项生计资本间的耦合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时序变化来看,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现上升趋势。除自然、金融和社会资本均有一定程度提升外,其余三项资本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变化。研究期内各州市总生计资本及各分项生计资本增长速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时间变化,这种差异会加剧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第二,从分布特征来看,2012—2021 年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及“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特征,具有明显区域差异。具体来看,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呈现滇中、滇东北地区高于滇西、滇西南地区的分布特征;而自然资本与之相反,滇西、滇西南地区高于滇中、滇东北地区;物质和金融资本呈现出滇中地区高于其他地区的分布特征。
第三,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来看,2012—2021年云南省农户总生计资本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值州市之间相邻,低值州市之间相邻,且这种相关性呈增强趋势;金融资本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人力和物质资本虽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这种空间相关性呈下降趋势。
第四,从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来看,高高集聚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红河等周边州市;低高集聚主要表现在昭通等州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迪庆州。可见,云南省农户生计资本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滇中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能产生明显空间溢出效应,提高周边区域的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而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滇西、滇西南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小,需重视对这些区域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
第五,从生计资本的耦合关系来看,研究期内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总体上均有一定程度提高,处于中度耦合或高度耦合阶段。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虽实现平稳发展,但仍处于严重失调或中度失调状态,资本间属性分异较大,且耦合协调度分布特点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分布基本吻合。
第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合作交流,缩小发展水平差距。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发展近年来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受发展基础、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加剧趋势。因此,未来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同时需立足整体,结合各州市的实际情况,深化省内不同区域的合作交流,通过区域优势互补、产业协作、基础设施均衡化等方式,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从而减轻外部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缩小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
第二,结合区域空间相关关系,合理进行区域规划,形成良性发展局面。由于云南省各州市农户生计资本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州市间的空间相关性,合理规划省内农户生计资本发展,充分发挥滇中地区对周边州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发挥好对周边州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加强对滇西、滇西南地区的帮扶力度,形成以局部带动整体的良性协调发展局面。
第三,提升各项生计资本,缩小属性分异,促进各资本间的相互转化。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同时,需高度关注资本内部的耦合协调水平。因此,未来既要充分发挥各州市农户的优势生计资本,也要不断补齐生计资本的短板,优化生计资本内部结构,减少资本间属性分异。同时要为农户生计资本内部转化搭建桥梁,推进农户各资本间的一体化协调发展,提高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增强农户生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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