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理论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机制研究——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付梦宇，陈丽琴

（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53；2.海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08）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其中，乡风文明建设作为文化振兴的重要依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对推进农村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开展乡风文明建设也是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因此，乡村要振兴，必然要加强文明乡风建设，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明确乡风文明的战略定位后，就要明确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面对当前农村“空心化”的状态，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搭建她们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平台，提高她们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能力，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旨在赋予农村女性更多的使命和任务。政策下达需要基层的回应和互动，而经过赋能之后的农村女性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治理任务的最佳承接者。农村女性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的境遇不仅需要通过自身努力进行突破，更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来扭转这种局面；不仅要依靠政府对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重视，而且还要注重把农村留守妇女引入到公共视域之中。

本文以农村留守妇女为研究对象，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凝聚女性力量为例，通过研究农村留守妇女的赋能机制，助力农村女性实现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达成农村女性能力提高与乡村善治的双重目标。

二、文献回顾

（一）乡风文明概念的提出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该规划中的“乡风文明”更多表意为“健康文明新风尚”，内容主要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方面［1］。周秋琴（2021）认为，乡风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处事规则和当地的传统美德，乡风文明就是农村中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道德风尚［2］。根据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风文明的建设要求，刘欢、韩广富（2021）将乡风文明的内涵扩展为“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1］。乡风文明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村民关系融洽、生产现代化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二）乡风文明的内容

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来看，费孝通提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在广大农村地区，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仍是约束村民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姜姝（2018）从乡村中的人际关系着手，强调村庄的道德结构重塑和村民的道德行为方式改进，进而弘扬传统乡村美德［3］；雷若欣（2018）提出以宗族文化、家风家训文化、乡贤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为四大基石［4］；唐兴军、李定国（2019）认为要推进文化嵌入乡村［5］；刘欢、韩广富（2022）认为乡风文明建设内容包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行移风易俗［6］，通过乡风文明建设解决部分农村存在的乡风失范问题。

（三）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从乡风文明的建设路径来看，学界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化角度出发，提出要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7］；二是强调环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优化外部环境、增强内生力量两个维度的努力来加强乡风文明建设［8］；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引领，以创新培育机制和培育措施为牵引，建立公共规范的“硬”制度与声誉奖惩的“软”嵌入［9］，最终实现乡土、乡风一体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10］，进而再造“新民风”。

（四）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

从乡风文明的实践主体来看，学界普遍认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同的农民群体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不同。新乡贤通过外部资源导入，能够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1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女性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有多种形式，如“外嫁女”反哺家乡［12］、“女乡贤”的道德引领［13］、村庄妇女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实践［14］、乡村具有经济优势的“女性领班人”转型为治理精英［15］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乡风文明的研究侧重于建设意义和实现路径，对于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机制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农村女性为主体，从赋能角度探讨构建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简介与资料来源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创新实践村嫂理事会工作 畅通基层社会“微循环”》入选由中国妇女报社评选的“2022 年度妇女工作改革创新十佳案例”。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创新做法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扎根基层、建设乡村的生动案例，受到《中国妇女报》、新华社每日电讯等报道。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地处江淮平原，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县。改革开放以来，该县农村人口不断外流，该县农村逐步呈现“空心化”状态。为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2020年5月，颍上县成立村嫂理事会，吸纳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务。2020年12 月，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依照民政注册程序登记备案，成为党组织领导、妇女联合会指导的基层社会组织。根据《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在组织架构上，颍上县村嫂理事会成立县乡村三级组织，由同级的妇联主席担任理事会会长，村级理事会接受乡一级理事会的业务指导，并配合村委会工作。在职能设置上，理事会主要承担宣传政策法规、督导村居环境、引领乡风文明、调解矛盾纠纷、辅助村居治理、关爱弱势群体等职能；在人员选配上，村嫂理事会会员覆盖到自然村，按照人口比例，每百户左右配备一名“村嫂”。

根据颍上县村嫂理事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 年，颍上县349 个行政村推选产生4 322名“村嫂”，其中党员418人，占比约9.7%。在工作补贴方面，理事会为每名“村嫂”每月发放200元补贴并购买个人意外伤害险，补贴由县乡两级共同负担，县级列入每年财政预算，乡镇予以绩效补贴。

（二）研究方法

2022年7月至2022年8月，研究团队从颍上县30 个乡镇4 322 名“村嫂”中选取20位“村嫂”（包括各级理事会会长和“村嫂”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因妇联干部和“村嫂”配备上有交叉，本访谈已包括乡镇妇联主席和村委会干部（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她们的年龄处于25～55 岁，主要集中在35～50 岁。年龄、工作分工以及时代背景的差异，造成这些女性在受教育程度、综合素质、思想认知等方面具有很大不同。通过对“村嫂”的访谈，了解村嫂理事会的运作机制和“村嫂”对参加村嫂理事会的态度。作为访谈对象，20位“村嫂”的基本情况见表1所列。

表1 访谈人物基本情况

续表1

颍上县村嫂理事会还创办运营了微信公众号，将理事会的日常工作发布到公众号平台上，内容丰富，具有较大研究价值。通过对20位“村嫂”的访谈以及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微信公众号内容的分析，将理事会的主要工作归为七类，具体见表2所列。

表2 公众号推文内容分类

四、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无论是“女乡贤”还是“女性领班人”，学界对农村女性的研究意在强调女性应该积极走向社会，在参与公共事务中提高自身能力，促进“乡村善治”，发挥女性作为“半边天”的力量。因此要发挥农村女性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要依靠赋能机制提高她们参与社会的能力。

（一）赋能的概念

赋能理论最早是为解决种族问题和反对不平等而提出，旨在提高被赋能者的自我效能感、社会参与能力和自我控制感，从而减少不公平感，提升竞争能力，促进社会的整体优化。赋能的本义为“赋权授能”，在牛津大辞典中，赋能译为“empowerment”，指赋予个人权力的过程；赋能在维基百科中译为“enable”，指的是使某个人或组织具有完成目标的能力，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赋能包含组织对资源或者权力的下放和个人对组织的能量回馈，最终的诉求目标是人的发展进步。赋能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从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关系来看，在组织给予个体自主权的过程中，个体也凭借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为组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实现集体的价值跨越。

（二）赋能的内容

学界对赋能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赋予权力、资源投入、能力提升、价值实现等展开。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赋能侧重于价值的凝聚和整合，权力的下放与委托要符合集体的价值目标，就是组织为个体赋能，个体为组织增能，增加的价值最终要在公共领域中展现出更大的公共价值［16］。赋能常常引申为“赋能增权”，赋能与增加权力密切相关，因此赋能被看作是减少无权感的过程［17］。郑广怀、赵培浩（2022）认为，赋能是赋权与增能相结合的过程［18］，这就意味着赋权先于增能，强调了赋能过程要有顺序，要通过改变客观环境，把平等发展的权利用制度赋予组织成员，确保组织成员拥有发展自我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赋权是后续增能的前提，增能是个人在与他人及环境的互动中，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以及促进资源和机会的运用，并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19］。钟国兴、郭一辉（2020）将赋能定义为给予组织成员更多有顺序的额外权力，通过分权使组织成员拥有更多的个人自主权，从而使组织和成员具备一种能力获得感［20］。

世界银行将赋能定义为增加个体或群体资产或能力的过程，主要包括结构赋能、能力赋能、心理赋能三个维度［21］，本文从这三个纬度来研究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赋能机制。

（三）赋能农村女性的分析框架

1.结构赋能的内涵

结构赋能是从组织层面出发，通过管理实践的改革，建立特定的环境系统或机制营造赋能氛围，以信息分享、参与决策和分担责任的方式使个体在该环境下可以获得资源和信息［22］。同时，作为具体行动载体的组织凭借其超越个人力量与条件的优势，能够在变动的时空环境中保持功能权变性和边界流动性，进而更好地吸引和留住组织成员［23］，具体涉及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的赋能。

2.心理赋能的内涵

心理赋能是从组织成员的任务动机出发，以改变他们对组织目标的看法和激发自我效能感为目标，强调组织成员的内在任务动机要与组织目标的发展方向一致［24］。美国心理学家Spreitzer（1995）从组织成员个人心理知觉出发，将心理赋能定义为“由意义感、能力、自我选择和影响力四个知觉因素构成的多维结构”［25］。“自我选择”表明组织成员对工作角色的积极主动的取向。组织对成员的心理赋能则要从组织环境、管理行为方面进行优化，进而引导“自我选择”方向同组织目标一致。从心理赋能的实施路径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生的自我效能激活，主要依靠精神激励赋能实现，女性心理赋能的本质是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把妇女的发展从福利中心主义扩展到妇女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上［26］；二是外界的行为赋能重塑赋能对象的心理状态，主要依靠物质激励赋能实现，具体包括创造良好的赋能环境、营造赋能活动的仪式感以及日常的例行活动维持赋能状态的可持续性。自我效能通过意义感和自我选择实现，而外界的行为赋能重塑则依靠赋能主体的“能量续航”。

3.能力赋能的内涵

能力赋能是赋能的直接目的，指以提高组织成员的综合能力为导向而开展的一系列技能培训、能力提升活动。相较于结构赋能和心理赋能，能力赋能是一个双向激活的过程。一是组织通过提高组织成员对组织行为和目标的“适应性”能力引领组织成员内塑自我能力［27］，实现成员个人的赋能成效；二是组织成员在能力得到提升后，其工作能力对组织目标产生持续的正向反馈，推动组织集体实现更好发展。

4.女性赋能的逻辑

激励的组织氛围、组织成员的进取态度、高效的办事效率是完成组织目标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需要通过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能力赋能来实现。首先，结构赋能不仅是心理赋能和能力赋能的前提，而且还贯穿整个赋能过程。赋能女性需要从组织层面出发，构建一个能够赋予组织成员能力、权限的氛围和框架。其次，心理赋能侧重增强赋能对象的自信，增进对组织价值理念的认同。心理赋能对组织成员能力的提升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内赋于心，表现在赋能对象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包括对创造公共价值行为的认同和对公共价值目标的追求；二是外化于行，表现为赋能对象精神面貌改观，进而自发走入公共事务场域。最后，能力赋能是整个赋能过程的直接目标。能力赋能侧重对组织成员的管理能力、专业能力等的关注。能力赋能处于整个赋能过程的核心地位，无论是结构赋能还是心理赋能，最终都要归于能力的提升。综上，女性赋能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女性赋能逻辑

五、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颍上县村嫂理事会成立之后多措并举，引导农村女性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和风采，取得了良好效果。根据赋能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可以将这些举措概括为结构赋能、心理赋能、能力赋能三个维度的措施。

（一）结构赋能——为“村嫂”拓建展演空间

1.外部结构赋能——政策注入

2020 年，颍上县开始积极探索发挥农村留守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2020年11 月，颍上县成立了由县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村嫂理事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妇联，县妇联主席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财政局、宣传部、民政局、农业农村局、妇联等14家单位“一把手”和各乡镇党委书记为领导小组成员，全力推进“村嫂”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颍上县成立了县、镇、村三级村嫂理事会。在政策支持上，县级财政给予每位村嫂工作补贴，乡镇政府负责绩效补贴；颍上县明确要求为“村嫂”配备“六个一”：县级为每位“村嫂”配备一部智能手机、一辆电瓶车、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乡镇为每位“村嫂”发放一本工作手册、一套工作用品（雨伞、雨鞋、太阳帽等）；行政村配备一处办公场所及办公桌椅和电脑设备。部分乡镇还将表现优秀的“村嫂”纳入村两委后备队伍，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认可。

针对“村嫂”的政策赋能主要体现在颍上县部分乡镇政府为“村嫂”提供政治进步机会，具体做法是：村级理事会将工作优秀的“村嫂”推荐至村委会，村委会向乡镇报备推荐，由镇级政府考察备案后，“村嫂”就被吸纳到村两委队伍或后备队伍，实现从“村妇”到“村嫂”乃至“村官”的转变。

2.内部结构赋能——建立平台

颍上县“村嫂”理事会按照民政注册程序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证书，是非营利的基层社会组织。颍上县将其纳入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明确了“村嫂”的“志愿服务”“参谋助手”的定位。理事会实行会长负责制，对会员则实行划片包干管理。在人员配备上，以户为基数，原则上每百户配备一位“村嫂”，负责该地区的服务，实现全县全覆盖。理事会内部制度的建立对于“村嫂”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制度上为农村女性有效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法理支持，让农村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序更为规范，参与村里事务更加理直气壮。

二是在创造赋能环境方面，该县政府为村嫂理事会提供了规范正式的办公空间。县级村嫂理事会成立后依托县妇联的办公场所开展多种活动，主要包括举办全县的“村嫂”培训大会、理事会大会、年度工作会议等。每个行政村的村委会都要提供一间办公用房，保障在村里工作的“村嫂”开会有地方、休息有场所。

（二）心理赋能

1.精神激励赋能

该县村嫂理事会通过开办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对“村嫂”工作进行记录。一方面，这种形式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嫂”知名度，通过网络宣传，让“村嫂”们切实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另一方面，让参与“村嫂”活动的“嫂子们”在网络上看得见自己、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了解家乡情况，有力地调动该县“村嫂”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提升她们的荣誉感，形成了“村嫂”参与乡村建设、推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广泛宣传，扩大了“村嫂”的个人影响力，这种荣誉感会自发地推动她们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完成“村嫂”工作，实现组织目标。

2.物质激励赋能

一是理事会提供固定的工作装备和工作津贴。为提升“村嫂”形象，当地政府还为“村嫂”统一配备红马甲、电动车、智能手机等设备，通过外在形象包装，把“村嫂”的形象正规化、统一化、形象化，同时“村嫂”的责任感得到提升、荣誉感得到更大满足。

“穿上红马甲就感觉自己身份不一样了，时刻就想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以身作则，不能让群众笑话，工作上我也要更加认真才行。”“村嫂”SY在本村工作或者有村民找她帮忙时，她都要穿上红马甲，以此亮明自己的身份。在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老人时，“村嫂”SY 仍是耐心回答老人的问题，“要是没有这个身份（‘村嫂’），我可能直接就敷衍了事走了，但是一想到自己是‘村嫂’，代表着公家形象，我就知道自己要耐下心来”。

“村嫂”WP 从便民的角度看待红马甲行为，“在农村有些人担心人情问题，想着你给我帮忙，我欠你人情，所以有些人即使有需要也不好意思找我们帮忙。理事会为我们配上专门的服装，穿上红马甲，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村嫂’，是为大家免费服务的，不存在人情问题，村民也很乐意找我帮忙，现在村民看到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天热的时候还让我注意休息。可以说‘红马甲’让我在村里出了名，也成了‘村嫂’的另一个代名词。配备的手机、电动车让我在村里也好开展工作，有通知就微信联系，有急事就骑着电动车赶过去，非常方便。”这是“村嫂”WP 在任职后明显感到的一大变化，她将自己在村里获得的较高声誉归功于“村嫂”的角色。

二是绩效性质的物质奖励。固定的物质装备是为了保障“村嫂”能够把任务完成，绩效激励则是鼓励“村嫂”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一是实行积分奖励制度，“村嫂”完成日常工作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积分，累计的积分可以到积分超市兑换日用品，同时理事会对“村嫂”进行积分排名，营造“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二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每年评选出100 个优秀村嫂理事会、100 名优秀会长、500 名优秀“村嫂”，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促进理事会与理事会、“村嫂”与“村嫂”之间的良性竞争；三是部分乡镇会开展“最美庭院”“好婆婆”“好媳妇”的评选活动，“村嫂”参与此类评选会有一定的加分。

由此可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赋能直接影响到组织成员的心理情绪，这种情绪带入工作中体现在：第一，“村嫂”对工作充满激情和兴趣，会更主动去学习，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自我选择的方向与组织目标趋于一致；第二，“村嫂”与村民的良性互动体现了基层治理活力，有助于实现乡风文明；第三，内部驱动与外部引领为主要路径的心理赋能逻辑以加强农村女性的心理建设为出发点，进而改变农村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帮助她们闯过“心理关”，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三）能力赋能——提高“村嫂”综合能力

理事会的“村嫂”服务热情高、干劲足，但面临着文化水平不高、相关技能缺乏等不足。在调研中了解到，“村嫂”们在日常工作中勤奋认真，尤其在整治村容村貌、定期给辖区老人做家务等工作中表现得较为出色。但是，“村嫂”的年龄大多在40 岁以上，学历大多在初中及以下，有些“村嫂”在使用智能手机方面不够熟练。例如，52 岁的“村嫂”CYX，只有小学学历，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在村嫂理事会成立之前，她就经常帮助左邻右舍，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因此，在推选“村嫂”中，她以高票当选为本村“村嫂”。但是，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她因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造成诸多工作不便。“上级发消息能看懂，就是不会打字，不知道咋回复，平时工作有需要拍照的，登记工作表的，我就不会了，只能找她们年轻人。”经过结构赋能后的“村嫂”，有了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底气，同时规章制度也起到规范她们工作的作用。心理赋能则增强了她们的自我效能，使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但能力不足直接影响到整个赋能的效果，进而制约了组织目标的实现。

1.业务培训——提高“村嫂”业务能力

既然要发挥农村女性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女性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担当，那么提高她们业务能力是整体赋能过程的关键所在。当地妇联为解决“村嫂”能力不足的问题，出台一系列能力提升政策，为“村嫂”定期举办培训会，包括政策学习、业务培训等，着力补齐“村嫂”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短板。

2.相互交流——提高“村嫂”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行政村级的理事会每个月都会开展“家事月月谈”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组织“村嫂”针对当月的常规活动、重要活动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开展研讨；传达上级理事会和政府下发的工作任务；开展时政宣讲；就如何在各项活动中发挥“村嫂”的作用进行交流；对“家事月月谈”的工作机制进行研讨。在这些活动中，“村嫂”可以各抒己见、充分交流，以自身的工作经验发表意见或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村嫂”自动带入“干部”角色和承担工作责任，能够认真开展理论学习，很好完成业务部署，无形中提高她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六、提升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效果的对策

尽管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在实践中农村女性仍旧存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积极性不高、对乡风文明建设存在认知偏差、引领乡风文明建设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存在于女性自身，同时又有结构性矛盾。沿续上述的赋能路径进行分析，从结构、心理、能力三个维度入手，提出优化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结构优化：赋予农村女性更大的自主权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农民秉持多元主体共建的理念，在推进工作中形成合力，其中政府肩负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任务，要将乡风文明建设的资源下放到农村。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属于非营利性群众组织。在运行机制上，村嫂理事会同妇联在业务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村嫂理事会要在妇联的指导下开展行动，妇联负有鼓励农村妇女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村嫂理事会与村委会是相互配合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即村嫂理事会在基层政府或者村委会角色缺失的领域开展工作，展现出“村嫂”的治理能力、文化建设能力、村居环境整治能力，做文明乡风的践行者、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乡村经济的活跃者、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村嫂理事会要坚持党委领导，同时在具体的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将每年用于支持乡风文明建设和“巾帼”行动的经费交由妇联组织调配。在基层自治组织与农村女性的关系中，村委会要将村规民约的宣传、文化活动的开展交给有能力、有勇气的农村女性去做。

（二）心理建设：提升农村女性思想水平，充分发挥“她”力量

针对许多农村女性对乡风文明建设的错误认识，政府要通过心理建设引导农村女性转变看法，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逐步改变她们的思想偏见。农村妇女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主要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够、文化水平低，外部的心理赋能可以有效激发农村女性的内生动力。妇联作为帮助女性的群众组织，和女性有天然的亲切感，最能受到农村女性的信任。因此，妇联要利用其在女性工作中的优势将农村女性组织起来，进行心理赋能。

第一，为了改变许多女性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少数人事情的观点，妇联要组织农村妇女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同时兼顾老中青女性的兴趣爱好。心理赋能要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让农村女性从内心认识到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所以在活动中要对她们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让她们觉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既有利于乡风的改善，又能从中获益。

第二，妇联要注重利用青年女性对中老年女性的影响力。相比而言，农村的青年女性文化水平较高，很多人曾在大城市打工，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放，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快。因此，妇联要利用青年女性对中老年女性在观念上的潜移默化作用，抓住有文化的青年女性这个优势资源，从而带动农村整体女性思想观念的转化。

第三，妇联要转变工作思路，通过激励引导的方式动员农村女性积极参加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例如，在志愿活动方面，要采取适当的物质奖励措施，去激励农村女性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改变农村女性原有的“志愿者就是免费劳动力”的落后观念，消除农村女性对志愿活动的偏见。

（三）能力提升：补齐农村女性引领乡风文明短板

针对农村女性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的能力不足问题，当地的基层政府与妇联组织要联合行动。第一，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将乡风文明建设任务外包给当地的村嫂理事会，由“村嫂”完成动员农村女性走出家门的任务。第二，用榜样力量吸引农村女性。政府对当地在各行各业取得优秀成绩的农村妇女进行表彰，每年举办“巾帼”表彰会，宣传农村妇女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光荣事迹，提高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勇气。针对农村女性动员和组织能力不高的问题，要调动农村女性参加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将农村妇女参加公共活动的次数、表现作为评选模范家庭、模范女性的考核要求之一，激励她们主动参加村集体的活动。针对部分“村嫂”工作不够尽职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举措：其一，出台相关规章制度，设置村民评价环节，让村民为从事公共事务的妇女的表现打分，采取奖惩机制，将村民满意度作为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部分；其二，对具有政治身份但思想水平有待提高的农村女性，要加强思想教育。村委会要开展党建引领行动，以“党建+农村女性”的形式进行农村女性党员的党性教育。基层党委联合本地党校，围绕理论学习、素质提升、思想教育等制定一系列的能力提升培训计划，定期开办培训班，要经常给具有政治身份但道德能力不足的农村女性上“思想政治课”，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

七、结论与启示

从农村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政策目标来看，农村女性走进公众视野，不仅能够消解性别歧视，还能够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创新实践将“她力量”作为引领文明乡风的主体力量，用实际行动宣扬乡村美德，在集体行动中赋能基层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作为以女性为主体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的基层治理平台，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以一种柔性力量嵌入到基层治理场域中，使得基层治理更具“韧性”。村嫂理事会的工作从邻里之间、家常小事入手，推动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张网”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从农村女性赋能后开展的集体行动策略来看，集体行动成为个人与国家纾解发展困境的共识策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创新实践表明，农村女性个体走入公共领域举步维艰，但依靠群体行动则能有效缓解个人的内心压力，取得良好效果。在国家治理中，乡风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都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因此，无论是从女性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的目标而言，都要注重以共同缔造的价值愿景凝聚多元力量，吸纳个体汇聚成为群体，进而演变成为参与主体，以期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