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治理：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权威构建逻辑——基于K县X、Q、S村的调查

陈 琳，缪关永

（1.中共开化县委党校，浙江 开化 324300；2.中共衢州市委党校，浙江 衢州 324000）

返乡服务型精英是指参与村干部竞选而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返乡人才［1］，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2018 年，***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2］。乡村人才是推进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返乡服务型精英作为乡村人才，在推进乡村治理有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于其构建的乡村权威。本文从适应性治理的视角切入，结合实证研究，围绕着“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如何构建权威”这一重要议题，从乡村权威的建立过程、特征、构建逻辑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学术界将乡村权威作为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切入口。截至2023 年3月，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乡村权威”关键词，可以检索到北大核心、CSSCI收录的相关文献70余篇，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关于权威类型的研究

张旺等立足乡村社会，将乡村权威分为宗族权威、精英权威，强调乡村权威是乡村秩序产生、维系的主要依靠［3］。陈兰馨等从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将乡村权威划分为内生型权威、嵌入型权威、复合型权威，其中内生型权威的主体是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嵌入型权威的精英主体中吸纳了乡村精英，复合型权威的精英主体包括通过政治吸纳机制而选入体制的乡村精英［4］。

（二）关于乡村权威变迁的研究

从微观角度，马华灵聚焦于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知识的正当化、等级化、公众化的变迁，作为乡村精英的绅士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威、政治权威、道德权威。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知识的出现，乡村精英面临着向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的权威也逐渐解体［5］。渠桂萍通过对20世纪20—30 年代晋西北乡村的研究，从基层政治角度探究代表乡村权威的乡村精英从士绅到权绅的转变［6］。

（三）关于乡村权威结构的研究

朱海涛基于现代国家建构视角，分析了乡村权威结构从“三维权威结构”、一元权威结构到多元权威结构的变迁，认为传统的绅士精英是“三维权威结构”的主体之一，通过政党寻找和塑造的新兴精英是一元权威结构的产物，在乡村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能人是多元权威结构的主体之一［7］。陈天祥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结合S村的实证研究，强调多元权威结构有利于乡村治理格局的稳定［8］。张中奎通过对贵州省民族村寨治理的研究，认为多元权威的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民族村寨的良性治理，其中尤为强调能人权威，认为它对民族村寨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9］。李雪萍等则从青年精英返乡的视角，依据中国乡村治理权威结构从传统权威占主导、法理型权威占主导到多元权威并存的演进历程，分析了青年返乡服务型精英的乡村治理权威结构由单一魅力型转向“魅力+法理”复合型［10］。

（四）关于乡村权威重塑的研究

学者们多以问题为导向探究乡村权威需要重塑的必然性及路径。李宁认为“内生性权威的流失”是当下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之一，他提出“重构乡贤文化，培育乡贤精英群体”的重塑路径［11］。赵银红认为目前乡村治理面临着“内生型权威”缺乏和“外嵌型权威”懈怠的双重困境，而新乡贤回归破解了内生型权威缺乏的困境并发展成内生型权威，采用的方式包括“内生型权威和外嵌型权威的融合”和“内生型权威对外嵌型权威的辅助”［12］。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乡村权威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围绕着乡村权威的类型、变迁、重塑及外嵌型权威的构建等。返乡服务型精英作为有别于本土乡村精英和外来乡村精英的群体，学术界对其乡村权威的建立过程、构建逻辑等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从适应性治理的视角，立足于“调整—认知—行动”的分析框架，结合K 县X、Q、S村的调查，围绕着返乡服务型精英应具备的要素、权威构建的过程及特征、权威构建遵循的逻辑等，研究“返乡服务型精英如何在乡村治理中构建权威”这一命题。

二、“调整—认知—行动”分析框架：基于适应性治理理论

（一）适应性治理理论

1.适应性治理的概念

“适应性治理”一词由Thomas Dietz 等学者于2003 年提出，那时“适应性治理”概念只用于环境治理领域，后来Carl Folke 等学者将此概念引入公共治理领域。适应性治理是一种以足够灵活的动态性和回应性来破解公共事务的情境性、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的新的治理方式，其关键在于强调对治理事务的深入观察和识别，在此基础上通过动态调节和适应学习，采取最匹配的方案以实现“因事制宜”和“属性治理”［13］。

2.适应性治理的要素

适应性治理的重点在于“适应性”，Matin等人认为，适应性是指面对不确定性和新颖性时适当的认知、行为或情感调整，包括对内部心理的调整和外在行为的调整［14］。可见，调整是适应性治理的关键性要素，调整是治理主体根据新情况、新环境进行调节整顿从而适应新变化。而调整所指向的“认知、行动”是适应性治理的两大要素。其中，认知是治理主体在治理中对所遇到的现实情况通过心理活动来进行认识，行动是指治理主体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二）“调整—认知—行动”分析框架

调整、认知、行动三要素是构建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权威的理论基础。其中，调整是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构建的首要因素。在乡村治理中，返乡服务型精英需要根据乡村现实情境不断调整认知和行动，从而实现有效治理并逐步构建权威，使其在乡村中拥有高度的话语权、极强的示范力和号召力。为此，本研究基于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调整—认知—行动”的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以此厘清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构建的内在逻辑。

图1 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构建的分析框架

返乡服务型精英从不在乡村场域到重返乡村场域，通过竞选等方式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构建乡村权威的关键在于破解治理难题。对于乡村治理难题，返乡服务型精英首先要调整认知和行动，改变返乡前对村庄的认知，建立起返乡后符合乡村现实的认知。如果能够有效破解乡村难题，意味着治理取得成效，从而为权威构建奠定基础；反之，意味着治理进入曲折过程，需要反复调整认知和行动来适应乡村现实情境，最终有效破解乡村难题，取得村民认可。

从现实来看，返乡服务型精英由于长期离开家乡而产生对家乡的陌生感，必然会经历适应性的曲折治理阶段。在此过程中，调整是返乡服务型精英做出的首要回应，通过调整认知再调整行动。当然，这个调整过程具有反复性，直到返乡服务型精英有效破解了各种治理难题。

三、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性治理的实践图景：以K县X、Q、S村为例

K县位于浙江省西部，是典型的劳动力外流地区。其中X、Q、S 村是K 县乃至浙江省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村庄。2000 年前，这三个村都是“脏乱差”的贫困村。如今，X村已经成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截至2021 年底，X 村常住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8 万元，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达到367 万元；Q 村成为市级桑蚕专业村；S村成为高粱产业致富村。三个村庄之所以能实现完美蜕变，离不开三个村村书记的“头雁”作用（1）。

（一）返乡服务型精英的现实写照

X、Q、S 村三位村书记（下文分别称为“X 村Z 某”“Q 村Y 某”“S 村H 某”）都是返乡服务型精英，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返乡服务型精英，三位村书记具有一些共性，为其能有效治理乡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外出创业经历。X 村Z 某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外出做生意、办企业；Q 村Y 某因照顾孩子上学，曾在县城经营苗圃基地；S 村H 某16 岁就到上海谋业，后来又到安徽等地收药材。第二，为民服务家风。三位村书记的长辈都曾在村里担任“为民服务”的重要角色，并获得较好口碑，这种优良家风对后辈产生了重要影响。X 村Z 某的父亲是解放后村里的第一任农会主席，直到80 年代初还担任着村干部，Z 某常说，勤勤恳恳的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Q 村Y 某的母亲是村妇女主任，父亲是一位赤脚医生，都是在为村里老百姓服务；S 村H 某的父亲在村里当粮食保管员，因踏实肯干成为一个承包组组长，爷爷也是勤劳热心的人，很受村民认可。第三，过硬心理素质。三位村书记从上任到构建起权威的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他们凭借强大的心理素质将之克服。X 村Z 某上任时村集体负债18 万元，他直言说相当于现在的1 800 万元，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最终还清了债务，并改善了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Q 村Y 某刚上任时因女性身份被村民质疑，但凭着一股热情和韧性赢得了“拼命三娘”的美誉；S村H 某在寻找适合村庄的产业时，经历了各种失败，最终探寻找到适合村情的红高粱产业。

综上所述，返乡服务型精英构建乡村权威具有三个要素。①经济要素。外出创业经历使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收入在村里较为可观。②精神要素。父辈们为乡村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使其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并愿意为村庄发展做贡献。③社会要素。外出创业的丰富经历使其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回村后面临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曲折性时能够有效应对。以上三个要素为此类群体进行乡村治理、构建乡村权威奠定了前提条件，经济要素为其返乡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其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所以被村民所关注和认可；精神要素为其返乡服务提供了情感支撑和原动力；社会要素为其返乡取得治理成效提供了能力保障。以上三种构建乡村权威的要素见表1所列。

表1 X、Q、S 村三位村书记共性及构建乡村权威的要素

（二）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性治理的过程和权威的特征

返乡服务型精英对乡村进行适应性治理的过程，既是不断满足村民需求的过程，也是其权威构建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呈现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乡村权威具有不同特征，具体见表2所列。

表2 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性治理过程和各阶段权威的特征

1.呼唤回归

返乡服务型精英在返乡之前，由于个人外出闯荡的成绩、优秀的品质等被村里某些较有权威的长辈所认可，因此呼唤其回村参与行使乡村公权力。这个阶段是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构建的基础，没有这个阶段，他们就无法回归乡村或者暂时不能回归，这时他们在乡村的权威呈缺失状态。在调研中发现，X、Q、S村三位村书记之所以回归，关键在于家乡的呼唤，这牵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乡愁。X 村Z 某因其出色的商业经营业绩，在乡党委的动员下，他回乡参加了村书记选举。Q村Y某的吃苦耐劳、敢干敢拼的品格被前任村书记所认可，老书记亲自打电话让她回乡做带头人。S 村H某因父辈的良好声誉，在他19岁时，村书记和许多村民都曾叫他回村担任村主任；在他39岁时，村民们又盛情邀请，这时他决定回村参加竞选。

2.历经曲折

返乡服务型精英由于长期不在乡村场域，回村后想要取得村民的情感认可并树立起权威，必须要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但他们因长期离开乡村而产生对乡村的陌生感，包括环境、人际关系、村情等，导致他们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会经历“无效、错误、偏差”等曲折。而这则是权威构建的关键阶段，需要通过不断地调整认知和行动来逐渐地熟悉和适应乡村，权威构建在这个阶段呈现出波动性。当他们带领村民取得一些成绩时，可能会得到一定的认可，这时权威也会得以提升，但一旦实践中出现无效、错误、偏差等问题时，村民的认可度则会快速下跌，这时权威也会降低。波动性在这个曲折阶段是一种正常现象，也就是说权威具有不稳定性。返乡服务型精英如果能够顺利通过这个阶段，权威构建则会水到渠成，反之则会前功尽弃。如S村H 某刚担任村书记时就发现村里有很多荒地，他首先就考虑到把荒地整理起来种植农产品，以改善村民生活。刚开始，他带领村民种植高山蔬菜，期间有过一些收成，村委对村民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变强了，这说明在H 某带领下的村委在村民心中已经建立起一些权威。2014 年，村委班子又带领村民种植向日葵，但只开花不结果，村民没挣到一点钱，用H 某的话说“我们被老百姓骂死了”。后来H 某引进红高粱种植时，仍然得不到村民支持，说明在村民中的权威已经减弱。

3.获得成绩

返乡服务型精英在经历适应性治理的曲折过程时，逐渐对陌生的乡村熟悉起来。自此若能立足乡村的现实情况调整认知、行动并取得具有标志性的成绩，就能将村民心中已减弱的权威提升起来，这是权威上升的关键阶段，上升性尤为突出，此阶段为权威构建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一阶段是权威从波动性转为上升性的衔接点，也是返乡服务型精英对乡村从陌生到熟悉的认知转变的关键阶段。经调研，X、Q、S村村书记在历经曲折治理后，其权威性得以明显提升，关键在于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绩。S 村H某带领村民试种红高粱产业，刚动员时村民都不愿意参与，H 某只能带领20 多个党员带头试种240亩，并将其全部酿成红高粱酒，当年就卖了140 多万元，村民们便纷纷申请种植红高粱。2016 年，全村红高粱种植面积扩大到500亩，自此H某带领的村两委又重新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并且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这种信任感逐渐加强，权威得以提升。Q村Y某组织村民抗洪，洪水没有给该村人员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扭转了村民对她的评价，自此，村民们亲切地称她“拼命三娘”，意味着村民对她的认可度增强，在村民心里的权威得以提升。

4.大力发展

返乡服务型精英在做出标志性成绩后，其权威不断提升，他们往往会趁热打铁、持续推进，不断满足村民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进一步巩固已经提升起来的权威，这是权威构建的巩固阶段，这时的权威呈现出稳定性。如X 村Z 某带领村两委还清村里18万元债务，取得村民认可后，继续带领村两委为村里谋实事，如做大村集体经济、重新规划村庄空间、恢复水岸沿线景观等，使X 村荣获国家级生态村、国家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等荣誉。S村H某带领村民发展红高梁产业致富后，通过三产融合打造“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通过与全乡12 个村抱团成立强村公司，通过与其他地方公司合作使红高粱产业走向全国，S 村最终从K 县偏远的贫困村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致富村。至此，村民对他们的情感认可呈现出稳定性，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威得以巩固。

（三）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性治理的效应

虽然X、Q、S 村三位村书记在乡村适应性治理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最终治理成效使村民受益，这为他们在乡村的权威构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对村干部、村民的访谈中，他们肯定了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性治理的成效。

从村干部角度来看，返乡服务型精英因多年外出创业经历而具备一定的资源、能力、眼界等，这为乡村发展带来机会。事实证明，X、Q、S村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实现了乡村的良好发展。第一，形成特色产业。X村依托环境优势，形成了文创产业；Q 村依托养蚕传统，形成桑蚕产业；S 村利用土地特点，形成红高粱产业。这些特色产业成为村集体的支柱产业。第二，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X村的旅游康养产业、Q村的采摘旅游产业、S村的文化产业等。

从村民角度来看，返乡服务型精英热心于乡村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并非满足其个人私心。同时，他们动员多方参与乡村治理营造出了乡村共建氛围，使许多村民能实现家门口就业和得到兜底保障。在共建方面，X村Z某为让村民参与村务，摸索出“三议三公开”制度，村民自治弱化状态得以改变，村民不再是徘徊于村务之外的看客，而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其自觉自主意识得以增强［15］。在就业方面，三个村在做大做强产业链中解决了大多数村民的就业问题，许多村民表示再也不用外出打工。X 村引进的文创项目等优先聘用家庭困难的村民；X 村的美丽风景、文创氛围吸引了不少游客，村民们可以在家门口开超市、摆地摊、开餐馆等。在兜底保障方面，三个村都制定了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制度。如X 村建共享食堂，Q 村建幸福食堂，解决了留守老人吃饭难的问题；S 村组织生产小组，增加了村里老人的收入。

四、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权威构建的逻辑

X、Q、S 村的村书记之所以能在曾经熟悉但已陌生的乡村环境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构建起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村委组织在乡村中的权威，既取决于吸纳其返乡的村庄的包容性，更取决于自身所具备的精准认知和有效行动等优秀素质。作为返乡服务型精英，他们要在适应性治理中构建起乡村权威，“调整、认知、行动”三要素是理解其权威构建逻辑的着力点。

（一）认识和行动构成主线，贯穿权威构建的始终

返乡服务型精英虽然作为内生型的乡村能人，即使父辈们在村庄中有良好的人缘，但其在乡村场域的长期缺席已是既定实事，加上乡村社会已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16］，村民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认知、熟悉、认可。要想缩短这个过程，返乡服务型精英需要尽快洞察和解决在乡村治理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与村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复杂问题，认知和行动共同构成权威构建的逻辑主线并贯穿始终。认知是有效破解乡村问题的前提，行为是认知无意识的外在表现。

认知的关键在于精准性，精准认知才能指导出有效的行为。精准认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问题类型，在诸多问题中认知到其中的重点、难点等；二是问题本质，无论哪种问题，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和规律才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如何做到精准认知？除了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基础，还需要熟悉认知对象的各方面情况。这就需要返乡服务型精英要对村庄有一个适应性的熟悉过程，这是权威构建的曲折阶段，其曲折性表现为认知和行动的不断调整。

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随着旧问题的解决，又会因新的因素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认知和行动不是短暂的阶段性现象，而是贯穿权威构建始终的长期性现象。可见，认知和行动是返乡服务型精英构建乡村权威的逻辑主线。从X、Q、S村来看，三位村书记在乡村中构建权威的过程，也是对乡村问题进行认知和行动的过程。

（二）作出反复调整反应，是权威构建曲折过程的明显特征

返乡服务型精英因与村民在身份、信息和利益上具有不同感知与倾向，这种“局外人”属性使其参与乡村治理面临一些困境［17］。就自身而言，返乡服务型精英具备思想、经济、资源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但与乡村社会的长期隔离致使其对乡村环境不适应、对人情世故不熟悉；就外部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因历史地理原因而形成的封闭性有所改进，但面临外来力量对村权结构的重塑、资源的占有、利益的分割时，村庄基因自带的封闭性将对这些外来力量进行排斥，加大了他们融入乡村的难度。这就意味着返乡服务型精英作为根源于乡村内部的外来力量，仍然面临回归后难以融入乡村的治理困境。他们要想在曾经熟悉的土地上构建起一定的权威，必然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适应性治理中的调整过程。

上文已经阐述了有效破解的关键在于精准认识，反之则是无法采取有效的破解行动以致于出现治理无效、错误或者偏差。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构建的曲折性决定着他们将在适应性治理中对“无效、错误、偏差”等破解结果作出“反复调整”，从而获得精准认知，采取有效行动，最终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当然，调整的过程由认知和行动构成，调整的反复性决定了认知和行动的反复性。X、Q、S 村三位村书记在经历权威构建的曲折阶段时，正是通过反复地调整认知和行动，才逐渐熟悉乡村，并因此获得精准认知，采取有效行动，不断破解一些乡村治理难题。

（三）乡村治理的成效积累是权威构建的重点

返乡服务型精英通过适应性治理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是其权威构建的关键。治理有成效，才会得到村民的信任、认可并构建起在乡村场域的权威；治理无效则会被村民质疑、甚至唾骂，权威构建的难度则会加大。当其行动目标与村民实际需求一致时，村民对其的排斥感就会降低，他们就越能发挥作用［18］。也就是说，如果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与村民直接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取得治理成效，权威的构建则会更加明显。

从系统学的角度而言，构建权威的成效呈系统性，是由若干大大小小的成效积累而成，并非一个或几个，成效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会发生质的变化。从物质的独特性而言，这些成效并不是普遍类似的，其中总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效，这恰好迅速地捕捉到了人们的情感认同。从X、Q、S 村来看，三位村书记之所以能够构建起权威，关键在于他们回村后在治理中取得了许多成效。如X村Z某还清村集体18万债务、发展涉农项目为民办实事、强健村两委班子、完善项目推进制度、转变村民思想观念、坚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健全惠民制度等。这些成效逐渐积累形成合力，解决了乡村的许多问题，从而为其权威的构建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在这许多的成效中，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成效则是权威构建起来的转折点，直接衔接起“权威未建立”和“权威逐渐或得以建立”的脉络。如Q村Y某组织村民进行抗洪、S 村H 某带领村民试种红高粱成功，这既是Q 村和S 村具有标志性的成绩，也是Y某和H某乡村权威构建的转折点。

（四）获得村民的情感认可意味着权威得以真正构建

对于乡村治理的成效，常住于乡村的村民有着切身体会，掌握着绝对发言权。因此，被国家权力及个人权力所赋予的村治权威不等同于真正的权威，只有被村民认为具有正当性的权力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权威，村民认可度越高，权威的程度越高［12］。返乡服务型精英要在乡村中构建权威，取决于村民对其治理成效的认可。认可是最基本的标准，认可度越高，信任感越强，权威越牢固。所以，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必须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

***总书记指出：“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农村仍将有四亿多人口。”［19］这些留守乡村人员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返乡服务型精英要获得这类群体的认可，必须在乡村治理中始终维护他们的利益。

X、Q、S 村三位村书记之所以能在村庄中构建起稳定的权威，根本在于他们始终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维护村民利益。在物质层面，他们通过产业振兴增加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通过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品质；通过建设共享食堂等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需要等。在精神层面，他们带领村民外出学习，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注入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其精神面貌等。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人才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其乡村场域的权威构建与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关联。“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乡村治理中如何构建权威”是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通过对浙西K 县X、Q、S村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服务型精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些群体重返乡村场域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活跃度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观察发现，其乡村权威构建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些曲折。调整是返乡服务型精英适应乡村环境、了解人情世故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其乡村权威构建的普遍过程。返乡服务型精英通过不断调整认知和行动，寻找到破解乡村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取得具有标志性的治理成绩，获得村民的信任和认可。返乡服务型精英经反复实践，逐渐积累治理成效，不断巩固乡村权威。

（二）启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权威构建的研究对进行有效的乡村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像X、Q、S这样曾经“脏乱差”的贫困村，要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需要注重从内部挖掘人才。返乡服务型精英引领村庄治理是破解乡村内生型权威缺乏的重要路径，该路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从乡村外流人口中发现和筛选出精英群体，对其发展状况、乡土情怀、治理优势等格外关注；二是要创造包容性环境，从人文、政策、空间等方面来吸纳这类精英群体回归并参与乡村治理；三是依托这类精英群体的人格魅力、能力魅力，全面激活乡村的治理活力，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

注 释：

（1）资料来源于2022 年5 月25 日至6 月7 日的驻村调研。为遵循学术规范，本文对所涉及对象的信息作了技术处理。